纪事
五一假期用四天时间步行绕密云水库一周。６-８月去山东乳山海边度假，试写《西方政治伦理思想史稿》草稿，腰疾复发，１１月起完全卧床近三个月。
道德哲学的可能性与限度
道德哲学能做什么？我们对道德哲学可以有何期望？我们也许可以在此列出人们通常希望它做的三类事情：（１）澄清道德概念及语句；（２）提供对道德规范的论证或为其奠基；（３）在反省人生方面提出一种说明或展示一种意义。人们对道德哲学颇能胜任第一类事情似疑义不大：即便是对其作用持强烈怀疑观点的人，也还是认为它在澄清道德语句方面颇有可为。甚至在第三类事情方面，似乎也还可以弱势地为之辩护说，对生命的反省总能显示出一种意义，即便这种意义并不是终极的。而对道德原则规范的论证看来是争议最大的，最让人怀疑的，虽然也是道德哲学最要紧的，因为规范必定要牵涉到他人和社会。这种对原则规范的论证也容易取一种整体论的结构：论证局部也就意味着要论证全部，反之亦然。本文想讨论的主要是这第二个方面，我们将首先察看伯纳德·威廉斯（Ｂｅｒｎａｒｄ Ｗｉｌｌｉａ ｍｓ）的有关观点，然后借助一个真实的个案来分析和探讨道德哲学的限度和可能性。但本文的主旨不在通过细致的论证得出某种结论，而在使一些重要的问题意识变得尖锐和鲜明。
一
对规范伦理学一个晚近的有力挑战者和怀疑论者威廉斯将“道德哲学”特定地理解为试图为道德规范奠基或提供论证的尝试。他在《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
一书中写道，“道德”应被理解为伦理的特殊发展，是特别发展出一套义务观念，而且有某些特别的预设。所以，他说，从现在起，他在大部分情况下将用“伦理学”做广义词来指代这一学科的确定内容；而用“道德哲学”标示较狭窄的系统。他认为有两种基本的道德哲学探究类型，一种是较形式和抽象的康德哲学的类型；一种是较丰富和具体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类型，它们都寻求一种道德的阿基米得基点。
威廉斯认为，自己的《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一书就是要探究一种哲学研究的限度。哲学研究的特征在于它是反思性的概括以及它声称具有理性说服力的论证风格。但我们不可忘记，我们现在并非生活在苏格拉底时代，因为现代生活是如此充满反思和自我意识，以致哲学不再区别于其他活动如法律、医疗、小说。他甚至认为，哲学实际上是倾向于破坏人们从其传统文化中继承的道德知识的，所以，伦理学仅当它在哲学上尚蒙昧时才是具有客观性的。但作者说他还是要集中关注道德哲学最重要的进展方向或最有意思的方向，虽然他对道德哲学的力量和作用深表怀疑，或更广泛地说，对道德规范和概念之哲学奠基的可能性深表怀疑。
他怀疑道德的价值及其间涉及的概念的可理解性；他也怀疑对伦理规范的哲学证明是可能的。他特别不相信哲学能向非道德主义者（ａｍｏｒａｌｉｓｔ）或怀疑论者“奠基”或“证明”道德。这并不意味着威廉斯自己是“不道德主义者（ｉｍｍｏｒａｌｉｓｔ）”或“非道德主义者”，他并不反对道德通常推荐的行为类型，也常常赞成道德常识支持的政治制度。他反对的是这一观念，就是哲学能通过阐释道德的概念来提供对它们的证明。
在威廉斯看来，遵循道德标准的动机只是一个人性的事实，一个大多数人都想要这样的事实。如果有人没有这样的想法或需求，哲学的论证也无法在他们那里植入这样的需求或向他们展示他们必须拥有它们。他以《高尔吉亚》中卡利克勒并没有被苏格拉底的雄辩说服为例，认为哲学论证至多能向那些已经有这些需求的人解释它们的蕴含和意义。威廉斯不仅认为哲学论证对说服非道德主义者无效，而且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即也无需去说服。我们或者能通过别的、非哲学的论据使人们行动得为我们大多数人所接受；或者我们只需依靠这一事实：大多数人将无需论证即能遵守这些规范。
威廉斯认为，某种特殊知识的怀疑论可能导致所有人都拒绝这种知识。但是，伦理怀疑论不会导致整个社会都拒绝伦理学，虽然它能导致一个人拒绝一种伦理生活。伦理怀疑论者不同于对科学知识的怀疑论者，伦理怀疑论者可以承认有一种伦理知识，但是，否认它有任何力量（ｆｏｒｃｅ）决定一个人的行为。对伦理学的怀疑论就是对其力量的怀疑。和一般怀疑论者不同，一个伦理怀疑论者可能只是想脱离所有道德讨论，但他还过他一直过的生活。没有理由认定不想要一种伦理生活解释的所有人都一定想要过一种非伦理或不道德的生活。但他想为各种各样、乃至非伦理的生活留下余地。所以，问题不在于对怀疑论者说什么，而宁可说，我们可能想要向已经在伦理生活中的人解释伦理学，我们还可以给他们提供一种支持这种生活的政治制度。的确，威廉斯的怀疑论不是一种普遍或极端的怀疑论，而是一种温和的怀疑论，他说，“归根结底，一个怀疑论者就只是一个怀疑论者，他尽可能地不肯定也不否定。”
威廉斯问道：有没有一个道德哲学的阿基米得基点？亦即，有没有一个坚固的基础使哲学能用所有人都接受的方式证明道德，并有力量使所有人都接受伦理标准？康德认为这一基点是“理性”行为的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那是“特属于人的生活”的观念。威廉斯特别质疑的是康德伦理学，他怀疑所有拒绝道德的人是否都是非理性或不通情达理的。他虽然看来同意社会如果没有道德就不可能维持自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拒绝道德语言和实践的人就是不理性的。比方说，他还可以研究数学、逻辑地考虑生活的其他方面，理性地计划他的未来。这样的人也可以理解道德的语言，但还是认为道德语言对他的行为抉择不起什么作用。威廉斯也批评功利主义，但根本的立场还是拒绝几乎所有一般的使用哲学论据的道德理论。他的意思也许是“哲学应当在伦理规范前止步”。他并不赞成利己主义或自我主义，并不认为拒绝道德理论就会采纳利己主义，但还是倾向于认为个人规划比某些伦理目的重要。威廉斯在论证说没有上述的阿基米得基点之后，希望有一种思考方式可以鼓励人们采取合乎人道的规范：即通过真理、真诚和个人生活的意义。
不过，我们在此关心的主要是威廉斯对道德哲学质疑的一面，这也是他观点中最有活力和挑战性的一面。于是，最初的问题就更集中地转变为：道德哲学能对行为规范提供论证或基础性的支持吗？在威廉斯看来，这是不可能的，甚至也是不必要的。因为道德哲学的论证说服不了那些伦理怀疑论者，但即便它说服不了也没有关系，因为那些怀疑论者一般还是会循规蹈矩，在行动上遵守道德规范，而只是在理论上保持一种对探索的兴趣或对真理的考究。道德哲学家不仅事实上不能，乃至也不应当、或没有必要去说服他们，去打扰他们，就让他们这样好了，他们并不会严重地威胁到社会。一种相对主义也许是一种特别的“时代病”、“反省病”，在结果上于人甚至于己都没有多少好处，但一旦“知道”了你也不能让人们不再“知道”，一旦“清醒”了你也不能让人们不再“清醒”。而且他们是很少数人，大多数人甚至不会产生这样的怀疑，也没有接受和遵循道德规范的需求。所以，道德哲学家能够说服的只是那些已经潜在的倾向于被说服的人们，只是告诉他们心里已经有的东西，虽然这些东西在他们那里可能有些晦暗不明，而对于内心全无这种体认的人，你不可能通过哲学的反思和理性的论据说服他们，也没有必要去说服他们。
以上的陈述也许有我的过度引申，和以前的怀疑论者相比，威廉斯的论证的确是颇有点怪异的，但也是贴近现实人性的，并且注意到人性中的差别，尤其是注意到我也深感兴趣的一种差别——多数与少数的差别。那么，道德哲学是否应停止对实质性的伦理规范的论证呢，或至少对怀疑论者停止？但这种论证是不是本来就主要是想对怀疑论者而发？因为，怀疑论和相对主义者不仅会自己信守其观点，也还会影响到他人？是不是还有许多处在中间状态的人，道德的争论和辨析实际上主要并不是为了说服对方，而正是为了争取这些中间的听众？无论如何，言说的少数还是会影响到沉默的多数。道德哲学如何回答在知识论上怀疑其可能性的人们？而对于有意在行动上违反和否定这些规范的人们，道德哲学又能做些什么？
道德哲学是否也可以径直撇开他们？我们不妨再来观察一个可能是比较极端的真实案例，看看在那些行动上极其否定道德规范的人那里，道德是不是仍然具有某种力量。对社会伦理构成实际威胁的也主要是这类行动的否定者，因为，如威廉斯那样的理论的怀疑论者实际上在生活中会循规蹈矩乃至行为高尚。但是，后者与前者还是有一种联系，后者的思想还是有可能深深地影响甚至支配前者，就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老卡拉玛佐夫的大儿子伊凡始终在琢磨一种理论：“上帝死了，是否什么都可以做？是否甚至可以去杀人乃至弑父？”但他实际上当然不会什么都去做，然而，老卡拉玛佐夫的私生子受这一理论的影响，却把父亲给杀了。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重申并坚持另外一种可能比较传统、但保持着一种规范的力量的道德理论和哲学呢？而且，即便在这样的行动的否定者那里，是否也存在着使这种道德哲学可以起作用的契机或善端呢？
二
据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０号的《新京报》报道，被控在去年１０月制造了北京东城区北新幼儿园命案的密云男子付贺功，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抢劫罪、故意杀人罪、盗窃罪、强奸罪、强制猥亵妇女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当三十一岁的付贺功被带上法庭时，人们注意到，这个满脸络腮胡子的男子只赤膊披了件黄色号服，套了一条短裤，趿拉着一双橘黄色的拖鞋，眼神中充满了不屑。虽然有些清瘦，但长满黑色汗毛的双臂却发达有力。在法庭上付贺功的反应始终很平静，他眼睛半睁半闭地听着法院宣判，不时地朝左右瞟上几眼，但脸部平静依旧。当听到法庭判处他死刑，他对是否上诉的问题回答说：“不上诉。”并耸了耸肩，提高嗓门说，“判得不重，正好。”据其辩护律师说，在上月案件开庭审理中，付贺功在陈述时就要求法官判处自己死刑。
付贺功无疑是一个“罪大恶极”、十分残忍的凶犯。他为了价值几百元的财物就杀死妇女与儿童，并且是多次作案。他从十八岁成年起就以盗窃、抢劫及杀人、强奸罪“三进宫”，前两次出来后照样以盗抢为生，谁要是妨碍了他，他就毫不留情地杀死谁。他的存在似乎就是一个对社会的挑战，虽然按他的说法，他本来并不想与社会为敌，但他至少对社会是相当轻蔑的，他对自己的行为、处境也是相当清醒的，不抱任何幻想。
判决之后，付贺功在面对媒体的提问时，一个他最常用的关键词就是“没什么”。当被问道：“你为什么杀人？”他回答道：“没为什么，想杀就杀呗。”“为什么连孩子都杀？你怎么下得了手？”“不为什么，下不了手他们怎么能死？”“你一点悔意都没有吗？”“没什么可后悔的。”“想对被害人家属说什么？”“没什么可说的。”“你以前坐过牢并出来，没想过重新做人吗？为什么重新犯罪？”“没什么。”无论什么在他看来都“没什么”，都没有意义，没有分量，包括他自己的死，包括他自己偶发的善意，包括他向警察坦白其他罪行，统统没什么，他统统不作解释。他不为自己做任何辩护。也许他早就知道任何辩护都无济于事。
我们的确看到过不少人在犯罪之后不同程度的悔意，甚至有内心愧疚和忧伤而死者，这时候道德哲学对他们是可能发生作用的，他们甚至会主动关注伦理学，这时候，道德哲学或信仰对他们开始发生重要的意义，即便他们过去对之嗤之以鼻。但是，对付贺功这样一个人，道德哲学能做什么呢？的确，道德哲学或者说任何哲学、甚至任何信仰在此都可能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的心灵仍然是完全麻木的，或者，即便是他有自己的想法、甚至很特别的想法，他也至少是绝对封闭，不向外开放的。理论上当然是任何人只要活着，他就还会有改变的可能，甚至一种乐观的教育理论会认为：只要生命能足够久地延续下去，任何一个人都是可以改造好的。但是，这个人很快就要被处死了。他将如此死去：带着他的罪名，也许还带着他的秘密。他已经死了。
付贺功的犯罪看来并没有明显的时代或社会的原因。他只说自己是属于“最次的一种人”，说他杀人没有原因，更不是仇恨社会。他生活的北京密云并非是穷困的地区。这意味着，这可能是一种在任何社会都会有的罪犯类型，虽然这样的人绝不会多，而只会是很少数，但在任何社会里，都可能会有数量不同的具有这样反社会倾向的人。在幸运的社会条件下，他们有许多人可能不会实际地犯罪，但即便是一个再理想的社会，也不可能完全免除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