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１９７８年在内蒙古一部队机场任施工队副队长、宣传干事，１９７９年４月到上海空军政治学校理论教员队做学员，将主要的时间用来自学英语，１９８０年９月毕业分配到北京空军学院任教员，设法到北京一些大图书馆借阅英文书籍，主要阅读存在主义着作，因为几个年轻人的死，对伦理学发生兴趣。
日记选
１９７８年４月２９日，星期六
早晨起来，到田野里走了走。太阳被浓云蒙住了。我的心情也有点如此，有些闷沉沉的。但由于昨天晚上没有加班，休息得好一些了，心情似乎也略为快乐，而且这是在清早啊。
总是继续昨天的思想，我洗脸回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很想与我说话的样子，可能是看见我的神态欲言又止。我不由得就冒出这样的念头：难道十年以后，我就要变得和他们一样吗？为自己的一点口才而自得；为家有余裕而自豪；为营一小窝而忙碌；为四两名利而奔波。平平淡淡，没有激越、没有激情，永远是那么一种四方脸、四方的额头、骨节粗大的手……是的，是的，他们都是好人，是好人。但我愿意一辈子过这样的生活吗？
听广播里的《克拉玛依之歌》，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忧伤，在黑暗中有时甚至泪流满脸：
克拉玛依，我不愿走近你，你没有草，没有水，连鸟儿也不飞，你没有歌声，没有鲜花，没有人迹，啊，克拉玛依，你这荒凉的土地，我转过脸，向别处走去……
１９７９年８月１４日，星期二人活着就是因为：他愿意活着。这就是人生的意义，或者说不要再去追寻什么意义。……很多事都是因为我们的愿望。我们期望爱情就得到爱情；期望成功就得到成功。期望生——这就是生的最大秘密。
而且青春，多好啊。到老年了，“连你也使我感到孤单”。“我是一棵小草，剪掉多少长出多少。”卓别林去世了。多少探究人生的人都永远地离开了人世。我也会一样。对这点感到吃惊吗？
从来没有见过像卓别林这样把悲剧和喜剧这样好地融为一体。
“习惯过没有希望的生活。”——这就是老年。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６日，星期六
孤独。
在这周末的晚上。
离我不远的地方，就在这方圆五里的地方，一定还有一个人像我一样，在斗室里走来走去。
刚刚听了李斯特的几支曲子。
可是我们都不认识。一方面我使自己同外界隔绝，另一方面我又在渴望着朋友。
１９８１年３月３日，星期二
老杨家属走了，周围更加清静了。
今天超额了一点，看了十多页。另外到政理教研室翻了一下书目，杜威、胡克的书有不少值得一看。
晚上坐在桌前，突然在纸上涂了一首诗，尽管不自信，可是也可以像“小狗一样叫叫”吧……
１９８２年８月１７日，星期二
刚刚做完“八二年研究生英语试题”，不到两小时，得六十九分。错就错在有些动词时态不熟。重要的是完全有了信心，至多用一星期的练习，拿八十分是无问题的。
没处考试，就自己考试。自己长自己的劲！自己知道自己的价值。
今年全国只招了两名哲学的博士生。
不管它了，我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奇怪，我的梦常常会含一种悲怆，像一首悲凉、凝重的诗。中午就做了一梦。
醒来常常感到刚才脱开自身到那里去了。为什么都集中到一些人生的悲凉的画面上来呢？
“耐得住寂寞”。是的，当然耐得住寂寞，简直是自己给自己制造寂寞。目标大起来，于是许多小事，看病的、打菜的慢待也就不觉得是什么侮辱了。
“缺乏幽默感”，真的，有一点哪怕是黑色幽默，松弛我和周围人的关系的弦，使自己显得容易相处。
报上在讨论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还是有许多对“圆的人物”的“扁的评论”。
今天一天没上班，看了三十页，估计这礼拜能完成此书。没有回头看过笔记，但估计收获是不少的。
四个女孩
“文革”后期，那时我还在塞外一座大山的山脚下呆着，见到的人不多，更少见到生动的脸，但有四个女孩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个最小，是个出生不久的婴儿。记得我坐在门槛上，看她的父亲抱着她逗她玩。我试着瞪大眼睛注视她，看她怕不怕。孩子的眼睛总是那样清澈，黑白分明，瞳仁里闪着亮点，纯真无邪地望着你，她们大概是世界上最弱小而又最无畏的人了。她并不哭，并不躲避别人的眼睛，如果她不望着你了，是因为另外有个什么东西吸引住她了。她有时也会疑惑，嘴里“咿咿呀呀”地说着什么。她们的眼睛绝不会像大人的眼睛那样浑浊，鼓突、布满血丝，黑的地方发黄，白的地方发青。
“蓬蓬——飞！”当妈妈抓住她的小手，做出飞的动作时，她乐不可支，口水也流出来了。
她刚才还手舞足蹈呢，一会儿又睡了。母亲把她抱到了双人床上，上面轻轻地盖上一小领毛巾被，在大床上尤其显得娇小，她匀畅地呼吸着，小鼻子轻微地翕动着，我忍不住弯下腰来细细欣赏她的睡相了。
“她睡得多么甜啊！”我说，“吃晚饭的时候让她起来吗？”
“不！”她父亲说，“她什么时候醒就什么时候不睡了。”
“她什么时候醒就什么时候不睡了。”我一直觉得这句话很好。
第二个女孩子五岁，是我在回部队的火车上遇到的。我下车的地方是个很小的车站，天刚下过雨，我一下来就踩到泥泞路上了。我手上拎着沉重的行李，虽然努力躲着水洼走，鞋有时仍不免沾上泥浆。当我从站尾往站中走，终于踏上水泥路时，后面逐渐加速的火车追上了我，就在这“轰隆”作响的火车从我身旁一闪而过时，我看见了我在列车上遇到的那个小女孩，她站在两个车厢之间的过道上，脸刚刚够上还沾有大粒大粒雨痕的玻璃窗，两只手放在脸旁，一动也不动地望着我。
我的心头一震，我与她在车厢里已经道别过几次了，我们的友谊也很短很短。
早上我醒得晚，然而一会儿就注意到车厢里走来走去的她了。她大概是半夜上车的，我拉住她的手，问她话，她用带浓厚土腔的普通话回答我，她说她叫“叶家名”，“五周岁六虚岁。”当我们都因她咬字不清而笑她“六十岁”时，她也笑，她笑的时候老把脸埋在手掌里。我给她戴发夹、穿袜子，听她讲她的故事，看她跳舞做操。一会儿，她又离开我们，跑去数车厢的卧铺号码，还打一个谜语给我们猜。说了两遍我才听清，而一听清也就猜中了，是“猪”，“一条辫子在后甩”嘛。我又让她把一个手指放在鼻子上，然后我喊什么，她的手马上指什么。当碰到我喊“眼睛”，她的手却紧张地错指到“耳朵”上去的时候，这回连邻座那庄重的老头儿和另一位矜持的母亲都欢笑起来了。
第三个女孩子叫小霞，大概七八岁了，是一位即将转业的干部的女儿，暂时就住在我的隔壁。她是个乡下女孩子，说着淮北那边的土话。逗她玩，她太腼腆了，高兴时只用手指甲掐着你的手。有时她恰好站在家门口，我停在门前掏钥匙开房门时对她一笑，她就羞得躲进去了，可是当我拿出一个排球来，在地上拍几下，她又探出头来，然后慢慢蹭到我身边，玩了几下，马上就又笑又喊了，这时，她才变成了一个孩子。可惜这样的时候并不很多，大多数时候她是沉默的、怯生生的，因此得到了一个外号叫“小童养媳”。她有一双灵巧的小手；我看过她做的一个小布人，剪了两小块圆圆的黑绒布做眼睛，穿出一点红线结成了嘴巴，头上还戴着一顶用开司米细绒线结成的小帽子，下面是一块红碎花布做成的小裙子，靠脖子下边不远，一边开了个小洞，露出两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手。
有一天，我坐在窗前，听见她哭泣着，她父亲粗声威胁着要她闭嘴。我想象得到，那眼泪一定已经流到了脖子。我深深地叹了口气，心里换了件事情想。她长大了会记得这小时候的事情吗？记得迢迢千里来到这塞外吗？记得这总是晴朗明净的天空，记得当大半个中国都裹在暑热中时这凉快的一角吗？记得她父亲常忙碌着，把什么都往里塞的笨重的行李箱吗？那箱子缠上了几道粗铁丝，再用草袋裹上，用厚实的木条稀疏地钉成最外面一道保护层。
第四个女孩最大，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大概有十三四岁了吧。那天我走过堤岸，正好看见一队妇女去上工，她也走在中间，从脸相上，我记起以前见过她两次。
四年前，她和一群小女孩在一起玩，那时她瘦骨伶伶，但脸很秀气，圆脸，端正的鼻子，小巧的嘴唇，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并透露出几分灵性；过了两年我又遇见她一次，她已经是在上工的队伍里了，拿着和她身体很不相称的镢头。我猜想得出：
也许就在不久前某一天她正要上学去的早上，父亲叫住了她：“该自己挣饭了。”自此，就走上了上工的这条路。而今天看到她时，她已经与她们有着同样发胖的腰身，同样粗大的手脚，同样的脸色，脸上肉很厚，眼神显出呆滞。
时光又过去了很久，当年的这四个女孩子，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们了。
原载《美文》１９９３年第９期
给洋溢的生命力一个适当的出口
《当代英雄》的主人公皮却林是一个易遭非议的人物。我们得感谢作者莱蒙托夫，他以明快有力的风格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以致使《当代英雄》成为这样一种书，它会使人发出赞叹：我一辈子能写这样一本书也就够了！
仅仅这一本书，就可以使莱蒙托夫在１９世纪——一个俄国文学史上群星璀璨的时期，也仍然保持足够明亮的光辉。
皮却林是个什么人？一个在百无聊赖中渴望冒险和新奇事物，不断寻求新鲜刺激的军官，一个对什么事都不再动心的虚无主义者，一个大胆有为的宿命论者，一个恶作剧者，一个玩弄别人感情者，一个游戏人生者……这样一个人能说是英雄吗？他值得写吗？是的，正像书中所说的：“人的心灵的历史，哪怕是最渺小的心灵的历史，也不见得比整个民族的历史来得少一点兴味和少一些用处。”历史哲学家为了方便地解释历史，抓住某种共同、一般的东西而不得不舍弃许多细节，因此常常牺牲掉历史的丰富性。文学家注意的则是“这一个”，而只有在个体那里，才保存着生命的全部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