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尼托·奥蒂斯·雷博亚多，互济会的会员，有一天喝得醉醺醺的，讲起了发生在巴西的那件事，堂·安塞尔莫听得津津有味。
大陆的老人们——检查员、药剂师、牧师——惊异地张着嘴、瞪着眼望着他。在他们看来，胡安尼托·奥蒂斯·雷博亚多是最了不起的人物。
年迈的海员们……
胡安尼托这样开始了他的故事：
我被逐出巴西时当局说，如果我不搭乘从桑托斯港起锚的第一艘轮船离开的话，就把我投入牢狱。于是我上了又脏又热，像个黑女佣那样喘着粗气的“月光号”，在迈阿密，金色的迈阿密上了岸。
在美国，我谁也不认识（我的科芬氏表兄弟们不可指望，因为那时他们连招呼也不愿意跟我打了）。但是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倘若“月光号”驶向南非、火地岛或斯匹次卑尔根群岛，那就更糟了。这种欣慰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愿望。
上岸时我身无分文。现在，当我回忆起使我挣到头一个美元的工作时，我痛苦地想到在“月光号”的食品库里粘在我身上的那股咖啡的香甜味道，想到了那些喝黑啤酒和其他廉价饮料的酒鬼们让我尝一口的大面包块。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时间过去了，我在露天里睡觉的一个个夜晚和在围墙里偷香蕉时警察对我的一次次追赶，终于把我的外套和汗衫上散发的那股扑鼻的香味驱散了。
诸位算得出，十年来一个到处奔波的人的外套会改变过多少次颜色！一个到处奔波的人会换过多少次外套！
我是在黄昏时分下的船。“月光号”在早晨9点左右就靠了岸。但是当我准备上岸时，海关上一位穿白衣服的先生大概认为我不十分适合同美国的公民接触，便毫不客气地（的确如此）对我说，我不能上岸。
我当然进行了分辩。但是海关的先生换了一副表情，把一支雪茄塞在嘴里，对身边的一名活像拳击手的警察使了个眼色。
那个家伙揪住了我的脖子，就像酒吧的看门人揪住酗酒的年轻人那样，把我揪回到跳板上。鉴于他的用意十分明显，穿的又是带毛驴矗点的衣服，最好还是别惹他。我想，最明智的做法是保持冷静，不吱声，回船上去，并假装比一只母猴还害怕，还羞愧。我必须故作镇静，因为上帝很清楚，我只要小有冒犯，那个野蛮的家伙就会打断我的腰。
我回到“月光号”上后，船员们对我爱理不理。我没有能够付足船费，他们用那种仇恨的目光望我，就像船长怒视流浪汉。那种目光，让人一生都不能忘，它本身就表明了他们的意图。
最使船长恼火的是，不能把混上船的人丢到海里去。海水很脏，像美国的港口那样漂着油污。可以猜想，水底下一定有鲨鱼或巨鳐在可怕地游动……
我们可不敢异想天开！
我郑重地向船长（一个比巴科酒量还大，至少跟堂奥帕斯一样不忠实的爱尔兰人）保证，太阳落山后我再去试试能不能有运气上岸。然后我便在厨房刷锅或烧火，免得开饭的时候厨师把我忘在脑后。
一到傍晚，我就告别厨师（多奇怪啊！他对我并不那么坏），顺着靠岸的船舷慢慢腾腾地走来走去，同时望着码头：阻拦我的那个警察（或许是另一个很像他的警察）仍然站在那里，站得比松树还挺。最后我等得不耐烦了，便把心一横。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念了一声“阿门”（这是实话），纵身跳了下去。
我还记得跳进水里时产生的那种恐怖心情，因为我当时想到了巨鳐浮到水面上把水搅得哗哗响的情景。不过，我是个游水的好手，衣服又不碍事，因为我穿的只是那时流行的时装，那种低级闪光绸很轻，用手帕一捆就能叼在嘴里。我很快游到灌了半船水的小船下，恐惧的心情才消失。我没有表，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才把小船里的水淘干，但是我估计一定不止五六个小时。
淘完水后，我在海边上选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向那里划去。我用的是单桨，为的是不弄出太大的声响。划到那里后，我才彻底放了心。
我不知道哥伦布登陆时是不是像我这样感到兴奋。想到美国那么大，美国的警察那么渺小，巴西的警察那么遥远，我一时觉得快活极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时刻。
我把衣服脱下来晾上，然后坐在一块石头上，就像亚当坐在尘世的乐园里，只不过身上觉得更冷些罢了。
在我对面，“月光号”的货物已经卸了一半，露出了它的红色吃水线……
月亮悬在天空中，警察立在码头上，鲨鱼在海里游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