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性艺术性历来是构成文学作品基本要素，近来，内地有论者在思想性艺术性之外又提出观赏性之说。这是一个颇有新意的见解。
严格来说，观赏性是可以包涵在艺术性范畴之中的，但在现时，在中国，把观赏单独提出来强调它的重要性是大有必要的。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正在发生由计划经济转轨的巨变，作为反映这一巨变的上层建筑的文学理应去适应这一变化。同时，在这场变革中，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文学作品的商品性（请注意：不是商品化）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越来越明显了。我们的作家们不必慨叹这是对神圣的文学事业的亵渎。文学走出文人的象牙之塔投入到大众的怀抱拥有越来越广泛的知音无论如何也是一件好事。既然文学也具有商品属性，那它就不得不面对市场的抉择。而观赏性就是当前市场对文学的要求，其实也就是读者对作家的要求。正如消费者是厂家的上帝一样，读者是作家的上帝。许多明智的作家说读者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这决非只是自谦之辞。
当前文坛的现状如何呢？在涌现出大量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精品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忽视观赏性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诗歌不必说，大量朦胧、晦涩、不知所云的分行文字充斥着诗坛，使得诗歌在我们这个素有诗国之称的国度里逐渐成为极少数人自我陶醉或互相欣赏的准贵族艺术。有一位不知应该称为第几的诗人写下了题为《流水》的诗：“跪下的人/从望远镜背后看见了天象/一只蝎子倏忽而过咬住了一把石斧/空气在颤动/他手中的吉祥的蝴蝶也飞入烟尘/如流水/行止何处啊 蝎子 作客的好人/栈房里堆放着木头/深山的磷光塗在车轮上……”思维的无序跳跃，意象的杂乱，既无诗意也无诗情，题目与诗句风马牛不相及。这除了有意难为读者造成解读困难以显示自己高深莫测之外，很难作出别的解释。文学评论呢？请看这一段文字：“从差异性的替代链条和差异符号永无止境的游戏过程中拚命挣扎，摆脱话语膨胀和表征成了此诗的一大特色。”拈断数茎须也不知他说了些什么。小说这种最应是大众消费的文学样式也并没有对观赏给予以足够的重视，一些作家只是一廂情愿地在向域外“借鉴”，在技法上“创新”在追求自我的“个性”，而不愿也不屑去努力符合中国百姓的美学趣味和欣赏习惯，以为这是一种俯就。这就使得一些作家呕心沥血创作出来的本应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作品门庭冷落，这是大众对于他们轻视读者作法的无意报复，是市场规律对于他们的惩罚。但我们的这些作家还是振振有词地说什么“严肃文学没有追星族”，“严肃文学如同高能物理一样，只有少数人能懂”。似乎越看不懂的东西就越是严肃的，看得懂就是不严肃的。其实，“曲高”和者有可能寡，而和寡者，未必就一定“曲高”。贝多芬、莫扎特的和者不是早已超越了时空么？为什么非要把文学的严肃性和观赏性对立起来呢？《红楼梦》不严肃么？《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不严肃么？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讲过这样一一个故事：“有汪孝廉以诗投余，余不解其佳。汪曰：‘某诗流行五百年后方有人知。’余笑曰：‘人人不解，五日难传，何由传到五百年耶？’”这个故事是不是应该对我们有所启迪呢？看来，古往今来，有使命感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都无不对作品的观赏性予以足够的重视。为人民大众而写，写给人民大众看，首先要让人喜闻乐见，就是要有观赏性；而观赏性首要因素 就是要让人看得懂。纵观流传至今的中外名著，不注重观赏价值的作品几乎是没有的，有些甚至是用在当时为一些自命清高的文人不齿的“引车卖浆者流所操之语”写成的通俗作品。
走出封闭的个人书斋，力戒自命不凡孤芳自赏，冲决准精神贵族的小圈子，把视角调整到“上帝”即读者这边来。这样，用一句现成的套话来说，或许我们的文学创作可以“上一个新台阶”。
(原载香港《大公报》1998年1月27日）
也说虚伪是如何产生的
《杂文月刊》今年第三期刊登了孙玉祥先生的一篇文章，影响颇为广泛的《报刊文摘》以《虚伪是如何产生的》为题摘登了这篇文章。该文讲述了一个早已听说过的历史事件：1934年的一天，斯大林和全体政治局委员审看作家阿？托尔斯泰的剧作《彼得大帝》，同时参加审查的还有红色教授学院的一批教授。整个演出过程中，斯大林同志始终一动不动，没有任何表情，而且在演出尚未结束就提前退场。这批红色教授们似乎从中揣摸到了斯大林对于这出话剧的态度，演出一结束，剧场立刻就变成了声讨会场，有40位教授请求发言，前11位个个显得义愤填膺，指责这出话剧反动透顶和不可救药，一个比一个激烈。然而，当大家得知斯大林同志对这出话剧的评价是“剧本写得很好”时，第12位教授的发言立刻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说任何语言都无法表示我对前11位发言人的愤慨，他们竟然敢如此诋毁如此优秀的话剧。正如斯大林同志英明出而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剧本写得很好。接下来所有的发言人全部赞同第12位发言人，而全力批判前11位发言人的反动言论。写到这里，孙玉祥先生感叹道：虚伪，就是这样立竿见影！
虚伪么？当然是虚伪，脑袋不是长在自己的脖子上，嘴里说的不是心中所想，仰人鼻息，看当权者的脸色，这岂只是虚伪，更是可悲。孙玉祥先生对于这些红色教授的指责一点都没有错。然而孙先生不过只是议及这件事情最为表浅的一个层面，教授们表现出来的虚伪仅仅是这件事的表面现象，远远没有触及到事物的本质。
其实作为一个自然人，没有谁愿意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因为随心所欲坦率真诚是很快乐而且符合人的本性的，动物和婴幼儿就从来不懂得虚伪。然而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一部分人的命运为另一部分人所掌握，聪明的人类出于利益考虑，才逐渐学会了虚伪，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趋利避害的选择。虚伪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乃至于今天仍然时时可见。个人是否可以率真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社会制度文明进步程度的标志之一。中国从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文字狱到文革时期的动 得 直到今天百姓基本可以不因言论获罪，就经历了这样一个从野蛮黑暗向着文明进步逐渐发展的过程。
还是回到1934年关于话剧《彼得大帝》的那件事吧。我们说，那40位教授决不至于对这出话剧没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他们头上毕竟顶着教授的头衔，但为什么大家对于一出话剧的评价这样一个看来纯学术的问题都表现出百分之百的言不由衷？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当时定然是一边观看演出的时候一边不时地在注视着斯大林的表情，而且不断地根据领袖情态的细微变化迅速地在决定着自己对于这出戏的褒贬 否，甚至默默地在心中组织着语言。他们个个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不是没有见识的普通人，而是堂堂的教授；不是一个，而是整整40个。在我们今天看来，真是可笑可悲而又可怕。40位高级知识分子，整整一个知囊团，竟然没有一个敢于稍稍表达自己的见解，真是难于理解。但如果我们联系到苏联那个特定的国家和苏联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设身处地地为这些教授们想一想，就又会觉得对他们并不是不可以情有可原。敢于与斯大林持不同意见在那个年代即使不身败至少也会名裂。没有资料表明那前11位发言人最后的下场如何，但最起码当场便得了个敢与斯大林分庭抗礼听罪名是千真万确的。伟大的斯大林同志无意间和他们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他们像一个心急的赌徒那样迫不及待地想赢，就像在玩“跳蚂蚱”，明明看到桩家把红色的牌放在了中间，便把全部赌注一古脑儿押了上去，最终落得个血本无归。
（原载香港《大公报》2003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