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最后一个字，我终于如释重负了，并且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崇高感与神圣感。我用心阅读亡人留下的遗迹，用心倾听别人讲他的故事，就仿佛是进行了一次灵与灵之间的对话。
在决定书写原山西省晋中地委书记裴庆生这个政治人物时，我已做好最坏的打算：没有一个出版社愿意出版，没有一个读者有兴趣阅读，因为此书既非时尚的政治黑幕，也非二奶小三情场角逐，而是关于理想与信念的话题，是一个人一生坚守公约，清贫守志、廉洁奉公，励志图强的人生画卷。这是我的一个心愿，因为我崇尚光明的人性。
大约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那时候上学没有压力，找工作没有压力，我们一切听从组织有序地分配，也从不会挑肥拣瘦，我们把自己交给社会，让管辖我们的领导量才而用，只要好好工作我们就是模范、标兵，被众人学习的榜样。只要爱学习、肯上进，是金子总会发光。
那是一种真正的荣誉。荣誉是至孩童时代起就有的一种存在价值，但没有人用钱买，伸手要，必须是当之无愧、货真价实基本由众人认可。那时候没有奖金，只有奖状，但我们对荣誉非常珍惜，奖状虽是一张薄纸，但重如千金都会认真贴在墙上，时时提醒自己好好工作，因为你是大众的楷模。那时候虽然物质贫乏，但精神是饱满的，对未来充满希望。
并不是过往的都该淘汰，每个时代的文化正负有之，但文化需要革新而不需要革命。当时像裴庆生书记这种自律廉洁，公道正直的干部并不罕见。我们就是沐浴着这样的领导作风滋养着成长。然而这种文明却没有渗透到文明当中去，时至90年代，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提高了，精神却萎缩了，人自身的智巧素质提高了，但固有的文化下降了。政府权力突出了，政治品格下降了，一切向钱看，一切向权看。“钱权”主宰一切！有钱就是荣誉，有权就是资格。在这样的“荣誉”和“资格”面前人人低头。干部的作风也随着“开放”而“开放”，而裴庆生书记始终如一坚守“公仆”这个神圣的约定，彰显了独特的政治品格就格外让人起敬。
随着时间的流逝，裴庆生这个名字已渐渐远去，那些恶声恶气的负面语言听不见了，剩下的只是怀念和感叹，说这样的好干部已经很少了。
而这样简单的说法却总是触动我的心。十八年后笔者重访裴庆生的家属时，房子是比以前大了些，但屋里的摆设依然老旧，并没有添置多少新物。而裴书记的爱人原玉兰已经满头白发，衣着朴素，过着简单的生活。
更让我心动的是：偶然发现她刚洗过的袜子，后跟处还打着补丁。
我的眼圈红了。
人们说，裴庆生的廉洁，还在于他的妻子原玉兰堵死了贪欲的后路，截断了受贿的后门，全家人筑起了廉洁的长城才成全了裴庆生的心愿。
笔者觉得言之有理。
当我们驱车到裴书记的家乡长治市北石槽村时，这里是一派新农村的气象，整齐划一的街道，两边都是小二楼，只有裴书记的院落还是三间瓦房。极像在高岸的“峰山”之间伏身在山脚下的一道“川谷”，从中我仿佛看到了一种生命的状态：它默默地伏身在最低处，不左顾不右盼，沉静而谦虚，以沉默的姿态保持着精神的高度，在沉默中饱含着宽厚，在沉默中抵达生命的最深处……在这里我看不到一人当官鸡犬升天的任何痕迹。
原玉兰女士说，裴庆生去世那几年弟兄们翻盖了这三间房，这房子的前身是一门进去两耳窑，坐在炕上，头就触到了窑顶端。裴庆生家的五男二女都是生在这孔土窑洞里的，1992年的时候弟兄们商量拆了窑洞重盖房子，他的父母都是在这所院落老死的，四个兄弟都靠自己的能力有了独自的住处，这所院落留给裴庆生了。裴庆生活着没有守过父母亲，死后我把他的骨灰起回父母身边。他的照片，他喜欢的东西，旧货市场买回的两把椅子，我都给他拿回来。家里人提议把这房起成小二楼，孩子们正在建筑各自的窝，我一月两千块钱刚够人情礼往花销没这力量了。孩子们将来有余力让他们自己盖吧。
在这所低矮简陋的房子里，裴书记生前的留影，挂满了墙壁，这正是他人生的足迹，他和工人们围桌吃饭，饭桌中间有一盆馒头；头戴柳壳帽在井下与工人谈笑；脚穿老北京布鞋和老农民坐在一起畅谈农耕；离开大同时，好多人送别的场景都令人感动。他的衣着，他的姿态，他的笑容永远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最后我感谢原玉兰女士为笔者提供了亡者生前的日记、自传、信件、笔记以及家庭成员的大量资料，感谢长治裴氏兄弟们为我提供了采访的便利，也感谢各界人士的帮助，更仰仗于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叶相周、毕怀恕主编的《人民好公仆裴庆生》一书的丰富资料提供了大量的写作依据。值得说明的是，书中涉及的一些人物除家庭成员或个别必要人员是真名外，书中人物基本采用化名或不提名。因“纪实”不同于“记录”，笔者本着在事件真实的基础上，采用非虚构小说的手段，在时空和事件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润色，如有不当之处请见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