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一些具体史实的逐渐澄清，社会史研究进入了各种观点的整合和通融的阶段。学者们开始综合全面的观察社会、解剖社会、分析社会，以明晰社会运行轨迹。社会史研究不再停留在对社会现象的叙述，而是向理论分析和抽象概括的方向发展。关于社会史的概念和研究对象问题又有了新的突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赵世瑜认为：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是历史研究的视角和“范式”。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强调社会的整体性，提出了整体社会史的概念，认为整体社会史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人类学等内容。整体社会史是把社会作为整体来解析的，它的出现使学者们实现了综合、全面的观察历史的愿望。问题是历史上的“整体社会” 以什么作为划分标准，这一问题目前仍然在讨论。
学术界不管是从社会的某一方面入手对社会构成和社会现象进行叙述和研究，还是注重整体社会史对社会现象的综合的、全面的分析。他们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就是希望社会史研究能够全面地涵盖人类历史的方方面面，真实地再现历史的全貌。但在具体概念定位上却分歧颇多，主要原因是没有弄清社会史和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的关系问题。在过去简单地把唯物史观社会矛盾运动理解为阶级斗争，中国历史好像就是阶级斗争导致的王朝更替，再无其他内容的时期过去以后，如何准确理解唯物史观的内涵，仍然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尤其是社会史研究复兴以后，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了。社会史研究的内容是否仍受唯物史观的指导，在唯物史观中应占据怎样的地位等种种疑问使社会史的研究者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他们想拓宽史学研究领域，又怕社会史较少直接反映社会的矛盾运动而与唯物史观相左；继续注重以社会矛盾运动来研究历史，丰富的历史内容就有可能被忽略。人们思想上的困惑造成对社会史的概念难以定位的局面。
（二） 今天的社会史是否是近代新史学的延续
今天的社会史与近代新史学的关系也成为社会史研究者争论的又一话题。20世纪初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穷途末路，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也面临种种危机。在史学领域，适应民族主义、民权观念的新史学应运而生。代表人物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 中指出，新史学不是写“一人一家之谱牒”，而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后他撰写《新史学》 一文，批判旧史学的弊端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号召掀起“史界革命”。他给历史下的定义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 梁启超的这一创举使旧史学走出了低谷，将历史研究对象从朝廷移向人民群众，借鉴的是西方社会科学的观点，为综合的、全面的、理性的研究历史开创了道路。
梁启超引发了史学革命的呼声，为近代史学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一些学者接受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从此，近代史学与近代中国的政治都处在不断的探索中。
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改造传统旧史学，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20年代兴起了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从宏观上探索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这一时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等。
近代新史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整合后，基本出现了两种治学趋势：一部分是广义的社会史研究者，他们受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探讨人类社会的演进轨迹，以研究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为主，是社会发展史。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审视历史，产生了一些用唯物史观观察历史的著作，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 等。另一种是狭义的社会史研究者。他们主要探讨社会生活、社会在某一方面的存在状况和现象、社会分类及组织、结构等，这一研究领域产生的社会史著作有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黄现璠的《唐代社会概略》、高达观的《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 等。这些著作基本停留在对反映社会某些存在状况和现象的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分类排比阶段，至多作一些简单的说明，还不能将诸多反映社会生活的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和理论概括。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说指导着史学研究领域，宏观上的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而微观上的社会史研究却无人问津。
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历史研究走向了一条僵化的狭窄的路子。
由于社会史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史研究与近代的宏观上的社会发展史和微观上的社会史是否有联系，也成为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大部分学者认为今天的社会史是近代以来新史学的复兴，问题是它复兴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开创的社会发展史，即社会物的发展史；还是另一批学者致力研究的微观上的社会史。如果说是前者，今天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否仍然属于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史；如果说是后者，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史是否对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研究仍起一定的指导作用。今天的社会史和近代新史学的关系问题也成为社会史研究者争论的焦点。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如何理解唯物史观和社会史研究的关系，这和前面一个问题的困惑是一致的。
学术界关于社会史研究的争论，并不是简单的学术争论，是中国近百年社会变革在史学研究领域的反映。随着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可以这样说，今天的社会史是对上个世纪以来新史学的继承和发展，它继承了新史学在宏观上和微观上注重普通民众的史学思路。但当时这种向两个方向发展的史学思路还没有来得及整合就因为社会的急剧变化而中断了。目前的社会史研究正在对两者进行整合，也就是在发展近代史学。
二、解决社会史研究存在问题的思路
综观社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一是对社会史概念及研究对象不清楚；二是对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存在困惑。要想解决之，首先要准确定位社会史概念和研究对象；其次，就是正确理解唯物史观对社会史研究的指导意义。应该说这两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前面一个问题顺利解决了，后面这个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一） 准确定位社会史概念和研究对象
社会史是借鉴了社会学观察社会的方法，来分析社会的历史。以社会学的观点，社会的基本含义是由人组成的群体，故社会史就是研究群体的历史。马克思从有史以来人类物的生产方式为切入点来观察社会，得出了五种社会形态的矛盾运动说，揭示了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的客观规律。今天的社会史应研究以什么为纽带形成的社会群体呢。作为史，它肯定有时间，而某个时间段上的社会，以什么来划分它的组成，以民族来划分，以权力系统来划分，以具有共同特征的区域来划分，还有以某文化圈来划分。前面谈到的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几种观点，都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方面为切入点对历史上社会构成和社会存在状况进行了研究，应该说这些都是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但他们各有侧重。
要想用综合的、全面的眼光再现社会的历史，把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提升到理性思维的高度，这种各有侧重的研究视角则显得单薄不足，力不从心了。因为历史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各种社会现象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比如以唐代社会物质生活的研究为例，就会发现社会生活并不是孤立的。从唐代的服饰可以看到许多社会存在状况，从面料可以看到唐朝丝织品的技术；从宽松舒适低胸露颈的样式可以看到妇女的社会地位，以及唐代人们观念开放的程度。由此牵涉到了许多社会史研究方面的其他问题，社会婚姻的开放程度及女性的地位、民族的融合及对外的交流等。
20世纪90年代应运而生的整体社会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那么，整体社会史的“整体社会” 概念又是什么呢。以近代中国为例：乔志强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时间是近代，而区域是中国。实际上，这一段历史之所以构成了所谓的整体社会，除了时间和区域这一社会史研究必备条件外，主要是这一时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性质使然。在这一社会性质下，社会各构成和社会存在状况之间分化、合流、斗争、变革加剧，各种矛盾尖锐。
这一时期的社会特征就使这一时期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