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美，前汉属张掖郡，后汉改属武威郡，地在张掖、武威二郡之间，故可改属。《三国志·魏书·张既传》：（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凉州卢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扰。文帝遣京兆尹张既代邹岐为凉州刺史，率军由金城渡河，潜由揟次出武威，“胡以为神，引还显美”。“既已据武威，遂前军显美，大破之，斩首获生以数万计，河西悉平”。从卢水胡退却路线和张既进军方向看，显美在凉州以西无疑。因此后世史家据此把显美确定在武威以西和永昌以东。《大清一统志》、《新斠注地理志集释》、《汉志释地略》 以及乾隆《甘肃通志》 和民国《甘肃通志稿》 均持此说。乾隆《永昌县志》 还进一步指出：“显美城今名古城子，在县东北一里。” 今人李并成考察了多座古城，认为地处武威市西约20公里的朵浪古城为汉显美城的可能性较大。但上述地区或距武威太近，或距永昌太近，均与“悬泉里程简” 所记载的里距不合。根据该简记载，姑臧去显美七十五汉里（即32公里），由姑臧西北32公里处正是今天的丰乐堡一带。这里位于甘新大道必经之地，地处西营河出山口的洪积冲积带，东距朵浪古城7公里，而海拔比朵浪城低10米。《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裴注：“帝初闻胡决水灌显美，谓左右诸将曰：‘昔隗嚣灌略阳，而光武因其疲弊进兵破之。今胡决水灌显美，其事正相似，破胡事今至不久’。” 这里，就地势而言，引水灌显美当言之不虚。
《汉书地理志详释》 云：“显美，当为今宁远堡，在边外昌宁湖南水磨川东岸，直山丹东百里。后汉属武威郡。” 该书虽名“详释”，实则“疏略殊甚，殽误实繁，与名不相符。” 释郡县名义，就字面曲为解释，不通则假声近之字附会之，再不通，则展转通假附会之，甚而至于妄改郡县之名，加字以为训，谬误实多而不可凭信。这一点早为后人所诟詈。
总之，根据“悬泉里程简” 的记述和有关文献的记载，汉之姑臧县治即今之武威县城，张掖县治当在今谢河乡武家寨子，鸾鸟县城当在今古浪县城以北之小桥堡一带，苍松县城当在今天祝藏族自治县的安远镇，显美县城当在今武威西北之丰乐堡。
注：本文在资料搜集方面，得到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简室有关同志的帮助，谨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图片和释文见《文物》，2000，（5） ．[2] [10] 河西走廊历史地理 [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3] 敦煌学辑刊 [J] ．1987，（1） ．[4]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8） ．[5] 前者见，西北史地 [J] ．1986，（3） ．后者见，兰州大学学报 [J] ．1985，（3） ．[6] [7] 居延新简 [M] ．北京：中华书局，1994．[8] 李均明，何双全．散见汉简合辑 [M] ．北京：文物出版社，l990．[9] 汉之武威县并不在唐之武威城，该书记述之混乱由此可见。
载《敦煌研究》 2000年第3期。
唐前期河西社会经济发展探析
魏静
隋末丧乱后的唐初河西经济凋敝残破。贞观年间“秦陇之比，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旧唐书》 记载：“河西氓庶，积御蕃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条，五年不复”。由此可见，唐初河西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远远不如前代。然而经过唐初一百多年的安定局面，到玄宗开元、天宝（公元713—756年） 年间，河西却变成了一个农桑繁盛，士民殷富的地区。《通鉴》 记载：
“天下称富庶者莫如陇右”。唐在河西设有凉、甘、肃、瓜、沙五州，据新旧唐志所载，五州共有十七万两千余人，加上凉州境内等八州一万七千余人，整个河西当时应有人口近十九万。这一数字是两汉后河西人口的最高数字，河西进入它经济文化的第二个迅速发展时期。那么。是什么因素带来了河西地区的这一变化？唐前期政府在河西推行了怎样的政策？这些政策有哪些特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笔者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1． 唐前期中央政府及时调整了对河西的经营政策，在河西大规模实行屯防、屯粮、屯牧，由此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唐政府之所以及时推行足食足兵政策，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起着促进作用。
首先，中央政府对于河西给以特别的重视。以关中为根据地的历代王朝都将河西地区视作肘腋，河西地区是中原王朝的“强兵足食之本”，褚遂良曾上疏云：“河西者，中国之心腹”，魏征也提出“中国既安，四夷自服” 的观点。基于这种认识唐王朝异常重视河西地区。河西地区处于唐王朝的西北边陲，北邻突厥，南连羌戎，地带狭长，形势险要，是军事要冲，此其一；它与西域诸国接壤，也是中西交通的孔道，国际贸易的中转处，此其二；河西地区土地肥沃，水草丰美，适宜放牧，可资耕种，因而又是边缘游牧部族经常骚扰的地方，此其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唐初河西在全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以河西屏卫关中，可以构成对吐蕃的强大威慑，造就一个维持丝绸之路进而经营西域的可靠后方，同时发展西域经济，可以减轻内地粮食转输河西的负载。所以唐政府对河西地区加强守备进行政治、军事经营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唐初全国的战略形式要求政府予以河西高度重视。经过隋末战乱，到了唐代立国之初，全国与唐为敌的武装力量有十部之多，其中河西有薛举、李轨两股割据势力。唐政府采取了及时西向用兵的政策，因为中原诸强正在火并，一时无力进逼唐都，一旦消灭了薛举与李轨，就可获得狭长而险要的战略要地，获得进可攻退可守的回旋余地，然后背靠宜耕宜收的河陇，全力打击东部强敌，这是唯一正确的战略选择，因此收复并经营河西就成为唐初政府的当务之急。
再次，河西地区自古便是游牧部族争雄的舞台，在这里民族摩擦及战争仍较频繁。其中，吐谷浑和吐蕃与唐政府的军事斗争最为频繁。史书上记载：“凉州南北，不过四百余里，突厥、吐蕃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这些少数民族企图摆脱唐政府的羁绊，为了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维护河西的安定局面从而保证河西社会经济的良好发展，如何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成为唐政府的头等大事，加强河西边防也势在必行。
从以上三点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河西重要的经济、军事战略地位以及特殊的民族地缘关系是推动唐政府经营开发河西的潜在动力。
2． 既然经营河西已成为唐政府的既定方针，那么唐前期政府究竟在河西推行了怎样的政策，换言之，采取了怎样的措施使河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其一，创造良好安定的社会环境。唐政府首先是消灭薛举和李轨的割据，再是或战或和地处理好民族关系，最后集中精力加强河西屯防。武后时期，陈子昂到河西巡视，发现甘州是“河西扼喉之地”，于是在甘州北部设置了宁寇军。睿宋景云二年 （公元711年），唐政府在河西设置节度使、支度、营田等使。河西节度使职责在于“断隔羌胡”，“管兵七万三千人，马九千四百匹”。开元年间，增设了朔方、陇右、河东诸节度使，分别统领诸镇驻军，其中河西节度使较其他节度使统兵要多，统辖九军二守捉，分布在凉、瓜、沙、会等州，治所在凉州。玄宗时，河西地区已是“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正所谓“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玄宗时期，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裁汰老弱军官，选拔年轻干练者，同时下达《恤缘边兵士诏》、《量助长征家口营种诏》、《给年满兵募程粮诏》，对河陇等边防士兵及家属的生活疾苦表示关怀，解决了边防士兵的后顾之忧，安定了军心。玄宗时还特别重视军队的训练，颁布了《令河西陇右等处防边诏》，告谕河西陇右边军：“咸宜裹粮坐甲，秣马厉兵，明教队伍，远为侦候”。另外对军队的奖罚制度也有明文规定：“有能斩获吐蕃赞普者，封异姓王，斩获大将军者，授大将军；获次以下者，节级授将军、中郎将，不限白身、官资、一例酬奖。”这对激发军队的斗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以上这些措施为河西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尽管间或有游牧部族的骚扰，但大多在周边地带，极少攻占城池或毁坏农田，更未长时间占据城池，和唐立国之初相比，河西的环境要安定的多。
其二，屯田的推广。唐在西北的屯田始见于《旧唐书·吐蕃传》。关于屯田的原因，史书上记载：“贞观中，李靖被吐谷浑，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置四镇……于是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增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娩羊马”；《旧唐书·黑齿常之传》 记载，黑齿常之“以河源军正当贼冲，欲加兵镇守，恐有远转之费，遂置烽戍七十余所，度开营田五千余顷”；《新唐书·陈子昂传》 载，河西诸州“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盗，内得以营农，取数年之收，可饱士百万。则天兵所临，何求不得哉”。从以上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随着河陇地区驻军的增多，物资供应成了大问题，仅靠从内地运转是不行的，因此，在河陇戍守，需另谋出路，就地解决粮食问题。甘州、凉州是唐王朝控制河西，抵抗吐蕃的粮食基地，在此屯田，向西可以援助瓜州、肃州，向南可以缓解鄯、廊等地的问题。总之。河西局势制约着全西北的军事形势，粮食生产是制约河西局势的首要条件，这是唐前期政府在河西推行屯田最主要的原因。其次，河西优势的自然条件也给屯田造成了有利的因素。例如当时甘州土地广阔，绿洲肥沃，有河西最大河流弱水灌溉，“水泉良沃，不待天时，岁取二十万斛”，“田因水利，种无不收”。关于唐前期屯田的目的、地域以及屯田类型等，史书均有记载：“凡军州边防镇守，运转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唐开军俯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前世屯田皆在边地，使戍兵佃之”。这些记载说明：唐前期屯田的目的在于增加军粮，并且以军屯为主，屯田的地点多在边防，是驻军一带的荒闲之地。另外，唐初屯田还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关于这一点，许多史料都互有记载，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其三，和籴政策的推行。这一政策对河西经济开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何谓和籴？白居易说：“凡日和，则官出钱，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也。”也就是说，国家出钱向农民购粮，以为战略之用。其先决条件是该地区生产比较发达，农民有粮可征。此外，粮价也要定得合适，以略高于市价为宜，这样既能保证军粮，又可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和籴还使粮食价格相对稳定，抑制兼并，减少了富商地主盘剥农民的机会；和籴制度还扶助了小农经济，丰年增价而收，灾年减价而出，充分保证了小农的经济利益。
3． 以上简要分析了唐前期政府在河西地区推行足兵足食政策的原因以及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这些措施推动了河西社会经济的发展，收到了广泛的效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开垦了大量耕地，创造了以军养军的成功典范，促进了河西农业经济的繁荣。
陈子昂在谈到甘州屯田时说过，甘州土地肥沃，四十余屯，“每年收获常不减二十余万”。
甘州刺史李汉通置屯开垦，“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粟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在推行和籴以后，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唐政府从河西收购了三十七万一千余石粮食，占当年全国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强。由此可见河西富庶的一斑。
其次，河西的开发促进了中西交通的繁荣，推动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融合。贞观初年，玄奘西行，路过凉州时曾说：“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番，葱左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可见凉州已成为当时中西交通要道上重要的贸易集散地，甘州、瓜州、沙州等地都是丝绸之路上贸易重镇。这种繁荣景象和唐政府在河西的开发是分不开的。唐前期，中央政府虽同周边少数民族频有战争发生，但是并未中断友好往来。与吐蕃“岁时往复，信使相望”，与突厥，唐王朝曾送给“种子四万余硕。农器三千事”。这些都表明了汉族与少数民族曾出现的融洽局面。在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各少数民族深受汉民族的影响，长期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大家庭的形成。
社会史研究存在问题之我见
邓慧君
社会史自20世纪80年代复兴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史学领域围绕社会史展开的讨论到目前仍在继续。社会史研究为什么会在史学界引起广泛持久的争论，以至于连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在学者之间也难以达成共识。以笔者所见，主要原因是对社会史的概念和研究对象缺乏准确的定位，而对其缺乏准确定位的原因则是对唯物史观的狭隘理解，这使诸多学者思想上存在困惑，导致学术上分歧较大。本文就这一问题谈谈粗浅的认识，祈望能抛砖引玉。
一、社会史研究争论的主要问题
社会史研究自兴起以来，展开讨论最多的是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 关于社会史概念及研究对象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存在以下几种观点：较早涉猎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冯尔康等学者提出了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以人们的群体生活和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的观点。他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相当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法制史等专史。具体言之，就是社会生活史、生活方式史、生活行为史。乔志强认为：中国社会史应以中国历史上的“社会” 为研究对象。这个“社会”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社会构成（人口、婚姻、家庭等基本社会元素和细胞）、社会生活（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和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宗教信仰等精神生活方面）、社会职能（教育、赡养等方面的社会控制和社会病态的防治等）。蔡少卿主张：社会史的定义可以从社会结构———功能及其运行机制静态及动态两方面展开，其广义定义是再现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其狭义定义可以是研究社会结构变迁时普通人的经历。陈旭麓认为：社会史才是真正的通史。经济史、文化史毕竟以古史为归属，其论旨和范围都有限度，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以上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都从不同的角度，定位了社会史概念，搭建了社会史研究的框架，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由此也形成了社会史研究的几种代表性观点，直到现在这几种观点仍然在持续。无可非议，社会史发展到今天得益于这些学者们的艰苦努力，他们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中搜索、梳理，从具体问题入手，研究曾经被忽略的社会史方面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