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是指从事于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的劳动力，从1996年的农业普查得知，我国畜牧业、林业和渔业劳动力为1880万人，根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我国农业劳动力约为322604万人，其中种植业实有劳动力为303804万人，占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为9417％。然而1996年种植业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6056％，所以目前乃至以后的一定时期内，农业的劳动力剩余主要来自于种植业，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实际是种植业的剩余劳动力。而且，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又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在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属于失业的剩余劳动力，大多数劳动力拥有土地，但又无法保证其充分就业，相当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处于“隐性失业”状态。这种状况，导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具体的数据上很难统计。本章将对隐蔽失业及其计量方法，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内涵以及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动力类型进行分析，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形式及内涵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形式一直颇受争论，具体到发展中国家，又与发达国家有显著的不同。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或理论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形式及其计量
1.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形式——隐蔽失业。隐蔽失业一词是J·罗宾逊1936年提出的，她以此来刻画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受经济衰退影响，而被迫接受一些技能、知识和经验得不到充分利用的工作。尔后，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在《东南欧工业化问题》一书中，把这一词引入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之中。此时，隐蔽失业已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含义。不少发展经济学家认为，“隐蔽失业”与农业剩余劳动力都是指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纳克斯对隐蔽性失业的这一解释受到了发展经济学家A·K·森的反对。在《就业技术与发展》一书中，森对自己的观点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人们也许会问，如果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为零，为什么还使用它们呢？这一点难道不与合理的行为相悖吗？”他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因为没有把劳动和劳动力区别开来。并不是在生产过程中花费了太多的劳动，而是使用了太多的劳动力。隐蔽性失业通常采取每人工作较短的时间的形式。”假定某一家庭农场每个工作日需要工作35小时，第35小时的边际产品下降为零；进一步假定，有7个人在农场劳动，每天只需劳动5个小时。在既定的技术和生产过程下，若其中2个劳动力离去，剩下的5个劳动力每天劳动7个小时就能保证原有的产量水平。这样，有两个隐蔽性失业的劳动力。因此，森指出：“不是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为零，而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边际上也许恰好等于零。”
虽然不同的发展经济学家对隐蔽性失业的定义有所不同，但大多数人都认为，隐蔽性失业通常与家庭就业或个体劳动者而不是工资劳动者联系在一起。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来看，如果我们不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概念，则是在一个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个体中，使一块原本只需两个人耕种的土地，在有剩余4个劳动力的情况下，而不得不由这4个人共同完成，这就是农业中存在的隐蔽失业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仍然是一个可接受的假定。
2.隐蔽失业的计量。
隐蔽失业是指就业人数多于生产某一数量的产品和劳务所需要雇用的劳动力，每个就业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及收入都低于可能的水平。那么，隐蔽失业规模是否可以计量呢？究竟怎样计量呢？国内外学者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各种计量方法不尽相同。我国经济学界通常以每个农业劳动力可负担耕地的数量，与实际拥有的可耕地数量相比较，来衡量剩余劳动力的多少。这样估计的只是一个经验数据。因为，每个劳动者可负担的耕地数量，因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异和生产的技术装备水平不同而不同，而且在农忙季节和农闲季节差别很大。
如何判断是否存在使劳动的边际产量为零的剩余劳动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考察相当数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离开的情况，看看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产出是否下降了。
性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剩余劳动力的数量的估计值将因地区条件而不同，也会因对正常工作日的理解的差别而不同。
性的，而且是常年性的。在这些情况下，隐蔽失业的计量依赖于观察者对潜在产出水平的主观判断。
二、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内涵
从理论上讲，农业劳动力剩余是指农业劳动力总量超过全部农用土地对劳力容纳量的部分。具体地讲，包含三部分：其一，绝对剩余劳动力即边际劳动产率为零的那部分劳动力，这部分劳动的增加不带来土地产出的增加。其二，相对剩余劳动力即边际劳动产率低于农民平均消费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的增加，虽然可以带来土地产出的增加，但却不足以补偿这部分劳动力的消费，即他们虽然同样消费社会产品，却不能做出相应的生产性贡献。其三，假性剩余劳动力即边际劳动生产率介于农民平均消费水平与非农产业工资水平之间的劳动力。从长远看，这部分劳动力是需要转移的，但在实际中，由于比较利益的驱使，他们也常常存在于转移大军当中。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判断农业劳动力是否剩余的关键，不在于判断“边际劳动生产率或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小于或等于零”，也不在于“边际收益小于或等于零”，因为这两种定义既没有体现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特点，又没有包括剩余劳动力的全部。因为，第一，在传统家庭组织形式下，农民家庭的区位是家庭中主要谋生者决定的，其他成员不能随意选择其他地方的别种就业。第二，传统的家庭式农场，是一个生产与消费合一的单位。因而它不是以资本主义企业行为的逻辑来支配劳动的。资本主义企业是不会在成本超过报酬的情况下继续投入劳动的。但对于一个存在劳动剩余和饱受饥饿威胁的贫困家庭来说，只要边际报酬保持在零以上，便值得继续投入劳动。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其他的生产部门的这种职业转移，可以从每人货币报酬的差异中得到解释。因为我们对于农业得到的收入难以进行精确的计算，我们只能说，除了新兴国家的农业经营者，殖民地国家的种植园主，以及少数欧洲的农业经营者以外（这些人只构成全部农业经营者中的很小部分），从事农业经营者所得的实际报酬，总是小于从事工业、商业及自由职业等所得到的实际报酬。当工商也在发展时，这种差异或间隔变得更大，且在工业化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货币报酬的差异，并非造成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转移的唯一理由。我们也要认清，即使是农业的货币报酬低得多，但仍然有许多因素补偿这种低收入，并使农业劳动力不致转移到其他生产部门。在这些因素中，我们可以举出：占有土地所具有的安全感，不像工业部门劳动者那样易于受人支配，以及由于种植作物、植树及畜养所得到的活生生的成果而产生的满足感等等。因此，判断农业劳动力是否剩余的关键，在于农民务农的收益与从事其他工作的收益比较，这里暗含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农民拥有选择其他产业的自由空间。在传统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除了务农以外，没有其他选择的自由，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也没有什么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流动性较高，城乡之间农业和非农业之间的劳动流动将日趋频繁，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应具有动态的特点，并且能够适应农业和非农业互动发展的情况，能够反映农民的意愿，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特点，且能符合公平和效率的原则。
由于我国农民的素质较低，再加上体制的原因，农民进入城市只能从事工资收入较低的“边缘行业”的工作，这一点在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不会产生根本的变化。因此，我们将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为：家庭内务农边际收益（收入扣除成本）低于预期农村非农业和城市“边缘行业”劳动力边际收益的农业劳动力。这里的收益不仅包括货币收入，还包括实物收入和一些精神方面的收益，比如，学习技术和管理才能，开阔眼界，享受城市生活便利等。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及弊端
本节将通过具体的数据来描述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并总结原因。
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进程
1978年以来，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从数量和转移路径上皆是如此。
1.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变化。农业劳动力包括从事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的劳动力，但限于资料及我国种植业劳动力占农林牧渔业劳动力的比重达95％左右这一现实，本文所指农业剩余劳动力仅指种植业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的数量，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可知其大概：
1952～1955年间，由于1952年农业基本上维持一个人的活一个人干，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资源基本上保持平衡，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很少；1956～1960年间，由于大跃进、全民炼钢、大办工业、集体大锅饭现象出现，基本上自1978年以后，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出现稳步增加趋势，由1978年的129103万人增加到1991年的1983722万人，增加了692692万人，年均增加53284万人。以后又逐渐下降，1996年为1759649万人，1997年后又逐渐上升，2000年底增加到1832441万人。不难看出，虽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耕地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下降，但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引起的。
2.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性。
（1）传统体制下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与劳动力转移停滞。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依靠计划经济体制下强有力的资源动员能力，在城市推进了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工业体系，在较低的人均收入下达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在1952～1978年的26年间，我国社会总产值中，农业所占份额由454％下降到204％，年均下降3％，而同期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份额只由835％下降到738％，平均每年仅下降047％。从工农业产值的比例来看，我国已明显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农业国，但从工农业的就业结构看，我国还是典型的农业国。这也表明建国后近30年，我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处于半停滞状态。
（2）双重体制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开始启动。1978年以后，我国农村推进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务农与做工经商的收入差异成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动力。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政府逐步放开了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并部分开放了生产资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这种准自由市场体系的建立，为农业剩余劳动的转移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经济环境。总体来看，1978～2000年间，在社会总劳动力的年增长率明显高于前一时期的情况下，我国农业劳动力就业份额迅速下降，非农就业份额迅速提高。可以看出，1978～2000年，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开始阶段（1978～1984）：这一时期我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在农村，伴随农村经济改革的全面展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开始启动。1984年底与1978年底相比，第一产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下降了65％。
快速转移阶段（1985～1988）：这一时期，我国进入了全面改革的新时期，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1988年底与1984年底相比，第一产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又下降了46％。
停滞阶段（1988～1990）：从1988年9月开始，为了控制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家收缩经济规模，全面治理整顿，我国乡镇企业受到巨大冲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处于停滞阶段，甚至出现了“逆转移”现象。1990年底与1988年底相比，第一产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07％。
加速转移阶段（1991年以后）：从1991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新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呈现加速势头。2000年底与1990年底相比，第一产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下降了101％，而且，第一产业劳动力的绝对数也在下降，从1990年的38428万人减少到2000年的35575万人。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劳动人口的增加是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加的主要原因。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的原因
1.权威解释。从理论上讲，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形成有几种较权威的解释：
（1）刘易斯认为，由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很低，为零甚至为负，从而形成隐蔽性失业。
（2）舒尔茨认为在过渡型农业阶段，由于现代生产要素的引入或重组，引起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产生了农业剩余劳动力。
（3）费景汉与拉尼斯提出劳动边际生产率小于制度工资以及季节性剩余导致剩余劳动力。
（4）托达罗则将这种过剩人口的形成归因于城乡实际工资差距和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找到工作的概率。
2.形成原因。
我国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形成更多地表现为自身特有的原因及其复杂性，分析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人口快速增长。农业劳动力相对有限，耕地资源过剩。建国以后，我国人口增长迅速，从1953年的59435万增加到2000年的126583万，第一产业劳动力也从17317万增加到2000年的35575万。与人口膨胀相对应的却是由于城镇建设和住房建设用地增加以及土地沙化，使本已有限的耕地不断萎缩，目前耕地面积仅为13004万公顷，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负担耕地不到5亩，为世界年均水平的1／4，美国的1／280，加拿大的1／376，澳大利亚的1／406。这就导致了巨大的劳动力供给与有限的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这种日益严重的人地矛盾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
（2）我国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与小土地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