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后人尊崇的普利策不是报业巨头的普利策，也不是百万巨富的普利策，而是有着“现代新闻之父”殊荣的普利策。
这顶“现代新闻之父”的桂冠不是任何人的封赠，他来自普利策在新闻出版业中毕生坚持的三项原则：趣味性、刺激性、教育性。
趣味性作为办报原则之一，并非指报上专刊登花边新闻或以华而不实的戏噱文风来勾引读者。普利策的趣味性首先是大众趣味，当时纽约的《先驱报》、《太阳报》等也有趣，但那是贵族式的，有良好教育的人具有的趣味。大众对高尔夫球、马术、皇室姻亲、高雅的古典艺术不甚了了，也说不上什么兴趣。相反，生活中的善与恶、美与丑大众却更关心。趣味性在普利策看来与可读性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他推崇简洁、精练、口语化的语言风格。《世界报》自称为“简洁、明了和具体”。在《世界报》编辑部的墙上，大写着普利策的口号：“准确！简练！具体！”
在行文中，他喜欢标新立异的标题，简明精练的句子，铿锵有力的动词，体裁紧凑的结构。“把文章缩短、再缩短！”普利策时常在报社对下属这样大声吼叫。普利策认为，要有趣味性，写稿的人就要有语言上的新颖与立意上的与众不同，这样才能动情。实际上，普利策对自己的工作是全身心的投入，他时常出入意料地来到下属的办公室，同他们讨论文稿，他动作敏捷、侃侃而谈，粗黑的短发也会飘舞起来，眼镜片也在闪光。如此投入的工作，怎不煽起读者的阅读欲望和引发对文章的兴趣呢？
刺激性是普利策办报的第二大原则。普利策认为，寻求新鲜与刺激是人之本性。比如，一遇到打架，孩子们就会停止玩耍蜂拥而至，围观胜败。成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普利策时常在他的报上挑起论战，主动对别人发起进攻。这即是他天性中不可抑制的好斗性格在作祟，也是他办报谋利的一种策略。策略与本能如此天衣无缝地结合一体。无怪乎在《世界报》或早年在圣路易斯的《西方邮报》上，人们总会发现有永不停止的攻击性言论或论争在上面。大至带头反对石油垄断，直至国会通过反托拉斯法，小至对本市某一案件的审判是否公正提出反对看法。这些都紧紧地抓住了读者。普利策的报纸中经常有惊心动魄的战斗。
当然，普利策的“刺激性”也包括报道内容本身的出奇、荒唐，同时也还包括使用耸人听闻的言辞来渲染事件。这方面，普利策在当时属于超一流高手。当时的报纸相当谨慎，谁也不敢把《一位名人丧命手姘头的怀抱》这类桃色新闻用大黑标题放在头版。普利策正是这样干的。比如，他当年在圣路易斯，把耸人听闻与鞭挞黑暗、肮脏结合起来，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从大陪审的报告中搜集材料，列举了圣路易斯许多富翁把他们的房子用作嫖娼的情巢。这类在当地不登大雅之堂的新闻，确实让人们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趋之若鹜。按普利策的说法，他是先钓住读者，然后才教育读者。
人们司空见惯的东西不会引发大家的兴趣，习惯的文章体裁、标题也吸引不了读者。当时的报纸以稳重的内容、匀称得体的标题为规范，而普利策的报纸上却充满了新鲜与刺激。如报道一则杀人犯时，按当时常规应当是“杀人犯×××”为标题，在普利策手中，变成了正标题《杀人犯的最后一夜》，副标题《他猛摇牢门，要求伸冤》，此外，诸如《花花公子喝酒》、《当丈夫不在的时候》、《可怕的火光》、《爱上她的钱》这类在当时正统报业人士看来粗俗不雅的标题，却被普利策放在报纸显眼的版面。
当时，为了引人注意，甚至可以如同今天的愚人节新闻一样，夸大或编造一些新闻，在事后予以澄清。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们习惯于道听途说，言不及义。这类夸大、编造新闻的做法除了引人注目、刺激外，还显得有些幽默感和有趣。
教育性是普利策办报的第三个原则。他的教育性是通过不断地向公众披露社会的罪恶，鞭挞权贵的腐败以唤起善与美的观点，建立良心和道德。同时，普利策还认为报纸应为社会指出改革方向。这是普利策一生中最为后人称道的行为。当时美国正处于大工业化的启动期，自由竞争中劳动者得不到保护，欧洲每年有约50万移民涌入美国，联邦政府力量薄弱，无法顾及民众的生存。贫富差距极大，自奉为机会均等的美国，却无法实现社会公平。普利策的报纸，几乎是当时唯一让大众发表自己心声的地方。其他报纸只是泛泛论及这些不平等事实而已。普利策第一个刊登并抨击了墨洛山和下西区贫富之间的悬殊差异，并呼吁人们采取正确的社会措施和行动。《世界报》自始至终抨击“上层阶级”、“暴发户”、“假贵族”们的丑恶行径。普利策的这种教育性是一种十分深刻的社会批评。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使用舆论来引导社会向健康的方面发展。新闻作为大众喉舌这一做法，应当说是由普利策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