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大了，西屋更老了，老得像拄着拐杖都会摔倒的老奶奶。可令我感动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老奶奶”却为家里立下了汗马功劳。
西屋太破了，我那时一直希望母亲能把修缮西屋纳入家里的议事日程，可我母亲就是不肯。直到前几年二哥盖新房子时，才把西屋拆了，盖成了宽敞气派的大门楼子。西屋连站加蹲少说得有五十年。但在我梦里，西屋还是原来的样子。每次梦回西屋，我心里都有强烈的愿望：西屋千万不能倒，因为灶火就建在一进门、母鸡总把蛋下在靠里面的麦秸上，连我也会在母亲生气时，躲进西屋。
西屋具体盖于哪年，我没问过母亲。只听说西屋是给奶奶盖的。那时我们一大家子缺吃少喝，母亲怕奶奶跟着一起遭罪，便盖了两间土坯小西屋，让奶奶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本来就是土坯垒的西屋，很难承受风雨的侵袭，可地震偏偏又跑来作乱，只有十六岁的大哥前脚把已是八十多岁的奶奶背出门，西屋后脚遭受了强震摧残，好在西屋只是南墙稍稍向外倾斜，其他并无大碍。奶奶去世后，西屋成了除冬天以外，一年三季的厨房。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二哥和三姐因为吃饭而大打出手的一幕，时常在狭窄的西屋里上演。记得有次下学一进门就看到母亲从西屋跑出来，手里掂着擀面杖追赶二哥，而三姐用一条白毛巾拖着左半边脸在西屋灶前哭。但见母亲距离二哥还有三步时，手中的擀面杖却提前到达，只听二哥“啊”的一声惨叫，搂住了手腕粗的绒花树。受二哥的猛力冲击，如羽翼般轻盈的绒花应声散落。我站在门口吓得像个木偶，直到母亲喊我：“傻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扶你三姐去找小老李上药去！”
后来我才知道二哥要喝稠乎乎的玉米面粥，而三姐没答应，二哥转身到院里抓起半头砖大小的一块红薯，投向三姐，那红薯不偏不倚砸在三姐太阳穴处，血顺着三姐脸颊流到脖颈和衣服上。
还有一次母亲因为三姐和二哥吵架的事殃及到我，我假装到外面躲避，后趁母亲不注意时，悄悄溜回家躲进西屋。担心母亲发现，我还用松软的麦秸盖在头上。眼看夜晚扯下它无边的黑袍，母亲仍不见我人影，她急忙发动左邻右舍四处寻找，可挖地三尺，都说没见我人影。母亲一屁股坐在地上，责怪自己不该让我受牵连，此时，知道戏演得有些过头的我，没顾上摘去发辫上的麦秸，怯生生站在母亲跟前。母亲把我从头看到脚，确定真是我时，破涕为笑。日后母亲问我：“你不是怕黑吗？怎么还跑到那里面待着？”
我这才想起其实自己最怕黑，莫说西屋，即使亮堂的北屋让我一个人待着，浑身也起鸡皮疙瘩，怎么在西屋里就没一丝恐惧呢？西屋虽然破旧，可我偏偏喜欢它。至今我还记得当外面热浪扑鼻时，迈进西屋的那瞬间，就像钻进摇着蒲扇的母亲怀里的那种惬意。由于长期做饭的缘故，西屋屋顶被熏得乌黑油亮，墙壁也呈现出一片棕黄，但我不觉得它丑，反而觉得它像一个冻得瑟瑟发抖的人，一下子闯进了生着火炉的屋子里——周身上下被无限的温暖所包围。
我想西屋一定把这些看在眼里、记在了心上，只是它不能像人一样对事情发表喜怒哀乐的看法罢了。天气闷热，母亲把一张芦苇席铺在西屋门口前，我躺在上面，缠着母亲讲我早已耳熟能详的牛郎和织女的故事；秋收季节，母亲在西屋摇曳的灯光下搓玉米、擦红薯片。母亲必须不停地忙，可即便这样也不能保证一家四口人吃饱肚子。
我长大了，西屋更老了，老得像拄着拐杖都会摔倒的老奶奶。可令我感动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老奶奶”却为家里立下了汗马功劳。家里要翻盖北屋，母亲把能搬进西屋的，统统都搬了进去。不能搬的，用一块大苫布苫在西屋门前。从三月开始，到忙完夏收，新房子的墙面一直没干透，我和母亲及二哥一直挤在西屋里。在母亲九十多个不眠之夜里，西屋硬挺着为我们迎来一个个曙光、送走一场场阴霾。
到我离开家时，西屋还颤巍巍站在秋风中，不舍地目送着我，直到我在它的视野中消失。
每一年，我都更加相信生命的浪费是在于：我们没有献出爱，我们没有使用力量，我们表现出自私的谨慎，不去冒险，避开痛苦，也失去了快乐。
——约翰·B·塔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