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转型时期知识分子负有格外的审慎责任
韩寒柳传志“突然转身”？
近期有两个一贯正面的著名人物，都因自己的言论问题而遭遇巨大的“形象崩塌”。他们是韩寒和柳传志。一贯以批判公权力为己任的韩寒，突然在2011年底连发三炮，写下《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高调宣称既要“杀戮”权贵，也要“杀戮”民众。韩寒尤其对革命深表怀疑，断言“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
多年来一直为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呼吁的IT巨头柳传志，也在两个场合高调宣称“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
此言既出，柳先生立即被网络民意斥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言人，斥为帮闲，甚至帮凶。更有网友恨屋及乌，号召抵制联想产品。
那么，到底是因为韩寒和柳传志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而倾向于保守？还是因为他们太聪明看清楚了这个社会和时代的底色？抑或是因为他们太糊涂，居然看不清楚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与自由大趋势？
不论韩寒还是柳传志，都是聪明人，同时都不是左右逢迎的墙头草。柳传志在批评一人一票之前，先声明说：“中国是需要改革与改良，把我们的价值观中一部分和普世价值有矛盾的，逐渐变成大家有共性的理念。”“韩三篇”也强调：民主，法治，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他宣布自己将以实际行动，开始讨价还价，“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都将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pí fú）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得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
我们正处在两极分化的节骨眼上
中国是个谜一样充满矛盾的国家，很多事情在大方向上社会有共识，一到具体路径和问题上就争得你死我活。其实很多时候，大的理念和方向只要是人就不会有分歧，因为人毕竟都有追求自由、民主的共性，但是具体选择什么时机、什么方式方法和路径，才是最终决定成败的关键。有时，一个细节或者时机的错误，就会导致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
在探讨柳传志的“一人一票”和韩寒的“先要自由还是先要民主”等问题前，先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经济上似乎高度繁荣，但是自然环境和人们的生存却倍感压力；法律和社会秩序混乱，礼崩乐坏，离心离德；贫富差距旷古绝今、独步天下；知识和财富精英竞相移民海外；平民阶层对腐败恨之入骨，却无能为力，并进而将富人和腐败一锅煮。在腐败盛行、贫富差距极大的时代，几乎没有人能够阻止占社会人口多数的相对弱势或曰相对被剥夺群体将富人和腐败混为一谈，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并要求权力对富人采取种种非理性、非法治的剥夺和限制手段。
《中国经济大洗牌》作者咸聊、冯好在书中写道：“纵观中国历史，历朝历代的轮回，其规律无非是：明主治世（自由的市场，复苏和繁荣）——盛世（贫富分化）——衰败（贫富分化持续发酵且恶化）——农民起义（对富裕阶层进行屠杀，转入共同贫困的社会）——王朝颠覆——进入下一个轮回。可以说，贫富分化是决定中国历史轮回的最根本原因。”
今日中国，正处在贫富两极极端分化的历史节骨眼上！
经济学家汪丁丁判断：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6，这是不能公布却很公开的秘密，也符合我们的日常观察。如果目前基尼系数达到0.6或者0.7，那么总财富的90%或者95%，一定被总人口的1%或者不足1%的人占有。
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根据黄金分割律，其准确值应为0.382。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中国大陆基尼系数2010年超过0.5，已跨入收入差距悬殊行列，财富分配非常不均。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过于公平；而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故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社会不安定。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为0.16（是绝对平均主义造成的），2007年已经超过警戒线0.4达到了0.48，目前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0.5。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中国实际收入的差距还要更高。中国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如日本基尼系数仅为0.23）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否则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造成社会动荡。
经济学家陈志武说：“看到贫富差距恶化，人们普遍寄希望于抑商和所谓的‘二次分配’，而不认为这与特权、与权力有关。实际上，‘特权’的本质是影响收入分配、财富分配；如果特权不能决定利益分配，特权就无意义；特权之所以被诉求是因为其对财富分配的决定性。为纠正贫富差距，首先要政治改革以限制特权，这是问题之根。”
作家北村说：“不持有绝对价值观，当经济危机时，人很容易放弃个人自由，换取和寻求庇护，有时甚至是专制的庇护。”
资深媒体人杨海鹏在其微博中写道：“想起六年前，会《读卖新闻》加藤君，问中国未来的发展。我答：最担心的是，一旦觉得自己不为世界认可，再加上经济危机，很可能发展出激烈的民族主义，最后或会出现日本30年代后的状况。当时，不少人觉得我的想法，是不经之论，现在看，中国已在岔路口，两条路，一条正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运动，都是伴随着经济危机而崛起，再就是弱势的中央政府。一是要把国内的危机，归诸腐败、寄生阶级，如德国指责犹太人，日本指责文人政府，抢占道德制高点；二是激化国际矛盾，不断强化民族主义，将失败转嫁为外国的歧视和压制；三破坏法律制度，尤其是程序，以民粹名义挟持舆论压制精英。”
今日中国最大的危险就来自贫富两极分化。在两极分化面前，社会情绪很容易将富人和腐败混为一谈，并且要求权力机构对此采取非正常措施。现在的富人和腐败的确也有很高的重合度，因为在现有体制下，腐败本身也有一些“被迫”的成分：在一个不干净的池子里，没有几条鱼是能够洁身自好的。今天的行政垄断和政府管制以及特权过多过大，已经导致了部分企业家“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法生存”的逆淘汰现象。行政垄断无远弗届和行政管制权力过大的结果是，中国的很多企业家要么委曲求全，要么卖身投靠，过度依靠权力而不是依靠法律致富，致富以后对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护也不是依靠法律而是要依靠权势。结果，一旦社会两极分化引起穷人仇富，有产阶层不是成为穷人革命的对象，就是成为权力打击以讨好穷人的对象。呼吁对富人更多的“限制”，实际上是在呼吁行政力量拥有更多更大的权力对付富人，从而使权力拥有更多更大的腐败机会。因此，你越想限制你想象中的不干净的富人，结果是不干净的权力和不干净的富人越来越多！
财经作家吴晓波基本上用了整整一本书——《浩荡两千年》，梳理缘何在中国两千年的文明中，中国的企业总在王朝的政令中沉浮，“从来没有当过主角”。而如同在《激荡三十年》中所论述的一样，中国企业总是背负沉重的原罪：几乎所有人的发家史，均和政府之间有着不清不白的关系。中国企业说到底乃是风箱老鼠，被政权视同家奴与钱囊，而民众仇富成性，王朝变乱之时，“打土豪分田地”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便是他们。
结合当今中国社会上的仇富现象，不难理解韩寒、柳传志的担忧。如果我们不是限制特权，而是反过来限制富人，反对保护产权和自由市场，鼓吹回到公有制，我们只会走向贫富分化持续恶化并且财富精英集团纷纷持续外逃的噩梦中无法自拔，庞大的海外移民群体中，既包含最具创造力的企业家集团，也包括腐败的掠夺集团——他们害怕被清算，且在现实的权力争夺中也难免被清算。
中国的现实威胁是权力与民粹合流
今天，“一人一票”和底层革命并不是现实威胁，真正的现实威胁是权力与民粹的结合，大规模“杀戮精英”，形成了事实上的“一人一票”的幻觉和对有产阶层的现实“革命”。主要表现为四种形式：
一是国有幻觉。把贫富差距归结于市场经济，主张回到公有制。世界银行2012年2月27日公布了该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著的《2030年的中国》报告，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对该报告进行解释的演讲稿中指出，敦促中国须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强民营部门，开放市场以促进竞争和创新，确保机会均等。在报告中，世行提醒称，中国目前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须完成向市场经济转型。如不进行深层次改革，可能会面临经济危机。报告敦促中国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使之在运营模式上更接近商业公司。
自称“独立学者”的杜建国现场抗议这份报告，同时当场派发他的文章《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21世纪网报道说国资委激烈反对这份报告，并称降低国企比例违宪，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并要求与相关机构展开辩论。但这份报告却是由财政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世界银行发布的。执笔学者亦为国研中心专家，且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也出席了发布仪式。这说明，政府体系内部，对于国企改革的认识再次出现重大分歧，改革必将遭遇利益集团的坚决抵制。
二是调控迷觉。正因为贫富两极分化太大，所以大部分普通老百姓觉得物价、房价太高。但他们不知道物价高房价高是因为政府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导致的，因为政府投资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节约也不讲效率，必然导致通胀、腐败和两极分化盛行且积重难返。但老百姓不懂这些或者不管这些，他们只要求政府加强管制以控制物价、控制富人投资等，结果是政府腐败机会继续增加，而权力的手在市场中摸来摸去，市场不像市场，权力不像权力。就跟楼市调控一样，目的达不到，却把市场搞乱了，与房地产相关联的上下游几十个行业都不景气，失业增加，房价却越调越高。这都是精英迎合民粹惹的祸。正如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所说：“房地产调控有两种方式，民粹主义（作秀）的方式和民生主义（做事）的方式。如果只是为了一时地讨好百姓，不择手段，实际上是一种民粹主义的方式，最终对老百姓有害无益。建立土地的现代产权制度，建构符合市场经济的中国房地产制度模式和发展模式，让老百姓最终享受实惠，才是民生主义的方式。”
三是打黑错觉。重庆模式就是典型。名为打黑，但不排除黑打，甚至更多的可能是黑打（详见童之伟教授的重庆打黑专题报告）。采取类似“和珅一倒，嘉庆吃饱”的方式，把30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积累的企业家财富，一夜之间搞“秋收”，用其中一部分来讨好民众。另一部分则组建国有大投融资机构，大肆向未来借钱。前者可以得一时好评，但不可持续，因为最具创造力的企业家要么出逃要么被关被杀。后者即组建超级国有公司则一开始可以作秀，但最终难逃腐败低效的覆辙，同时大量债务最终还是由老百姓背。个人认为重庆没有什么模式，都是前人失败的经验教训，无非是以高尚的口号行卑鄙龌龊之事，一开始会收到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不讲程序正义只讲目的正义的结果，只会导致大量社会精英或被消灭或被迫出逃，最终使当地陷于“死地”。而“重庆模式”之所以能够受到一些底层百姓的欢迎或期待，无非是因为贫富两极分化过大导致民间社会形成“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错觉。
四是以反腐败的名义进行劫掠。典型如吴英案和太子奶的李途纯案。吴英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官方可以不经法律和财产拥有者本人许可，随便找一个莫须有的理由，就处置甚至瓜分公民的财产。吴英案，就是11个给她借款的人都不承认自己被骗了，但是地方官员却坚持吴英集资诈骗，先将其限制人身自由，然后在其被捕之后，她的巨额财产有相当一部分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和法院裁决的情况下就被强制拍卖了，而且是非常廉价的拍卖！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权力对公民财产的劫掠过程！不仅是对吴英这个“非法集资者”的劫掠，而且是对另外11个被吴英集资的“非法集资受害人”的劫掠！
打造太子奶品牌的中国乳酸菌行业标准制定者李途纯，比吴英幸运的是不仅没有被判死刑，而且近日摆脱了牢狱之灾。长达15个月的拘禁，换来了一纸“不起诉”的决定。但他与吴英同样不幸的地方在于，在其被拘禁无法行使原有大股东权益的时候，太子奶被破产重整，其一手创办的企业已与自己毫无关系，个人多年心血付之东流！
从吴英案，到李途纯的遭遇，说明一个相当严峻的中国现实——民营企业家辛苦经营螳螂捕蝉，往往有黄雀在后虎视眈眈！一旦发现企业有什么问题，甚至只要觉得企业做大了，有油水了，就会有人借权力之手，磨刀霍霍向猪羊，对民营企业实施“杀猪策略”，不经法院审判、不经财产所有者本人同意，首先把企业瓜分了，再来兴师问罪。
总之，对上述公有制幻觉、调控迷觉、打黑与反腐败错觉，不明就里的老百姓往往都在高声叫好，甚至不断呼吁官府“加大力度”。殊不知，达摩克利斯剑砍向的是整个社会；而且，这种权力与民粹的结合，带来的只是更多的腐败和社会更加快速地衰退。
如果民主没有市场经济做基础，没有完善的私人财产权利、自由市场权利等法律保护，一定会走向共同贫穷而不是共同富裕的道路。市场的还给市场，个人的还给个人，民主只能管公共事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时时提醒一下自己，要给权利和自由以足够的空间，要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以足够的时间和机会。
房龙的《宽容》一开篇就说：在无知的山谷里，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愚昧无知的人总是一看到打黑、反腐、民主、正义、公有这些大词就浑身亢奋热血沸腾。古往今来，多少阴谋和邪恶假借这些高尚的名词大行其道甚至倒行逆施。
著名法学教授贺卫方先生曾在其《具体法治》一书自序中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