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隐（1867-1922年），字遁庵，号石潜、潜石，浙江杭州人。他书工篆隶，极古朴，尤其以精制印泥而闻名中外。篆刻宗秦汉及乾嘉后诸家，印文取字较广，朱文风格上以浙派为宗，有丁敬遗意，如“昼锦堂”，白文具周秦古玺、封泥、单刀和满白文等风格样式，如“双研山房高氏书画记”，但他多数作品为临摹之作，个人创造明显不足，有《遁庵印学丛书》17卷和《印汇》152册行世。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
汪洛年（1870-1927年），字社耆，号鸥客，浙江杭州人。他寓居淮上，擅作山水，作印古朴浑厚，秀丽精致，严禁中有些许飘逸，有陈曼生意，如“燕赵慷慨悲歌之士”。
金城（1878-1926年），原名绍城，字巩北，一字拱北，号北楼，又号藕庐，浙江吴兴人。他嗜书画，擅金石，是一代大家来楚生的启蒙老师。篆刻以汉印为宗，“考威之印”四边留红，取赵之谦意，用刀厚重凝练，显示出汉印的古朴气息。
丁仁（1879-1949年），原名仁友，字辅之，号鹤庐，为八千卷楼主丁松生从孙，浙江杭州人。自幼耳濡目染，学有渊源。诗文古词、金石书画，无不精研，嗜印成癖。篆刻效法秦汉，兼取浙派遗风，功力精深。读其作品，笔意流畅，印风淡雅疏简，对章法尤为重视，著有《杭郡印辑》、《鹤庐印存》、《悲庵印存》和《秦汉丁姓印谱》等。
黄石（1879-1953年），字少牧、又字问经，小名多闻，黄士陵长子，黟县人。书法篆刻均受父教，但和黄士陵超人的成就相比则相形见绌，如“双玉玺印”，温润有余，劲挺不足；“强宦”比起黄士陵的金文印大为逊色；“人之砥钖”是直接临摹黄士陵的作品，缺少刚劲利落的风神，难继家声。但在民国时期寂寞的安徽印坛上是具有代表性的篆刻家。
楼邨（1880-1937年），原名卓立，字肖嵩，亦字辛壶，号新吾和玄根居士等，浙江缙云人。侨居上海，多与名家切磋，篆刻力追秦汉，得缶翁指点，作印现缶翁意多，如“辛壶”，曾任上海美专和中国艺专教授，刻有《楼邨印稿》。
李叔同（1880-1942年），幼名文涛，后易名成蹊，又名广平，号漱同、瘦桐，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世尊称为弘一法师，浙江平湖人。自幼从唐敬严学篆刻，后赴日本留学，初宗秦汉，以意行刀，冲和柔逸，自出胸臆，时人评为“闲云出岫，舒展绝俗”。在他从红尘超脱后进入宗教界，暮鼓晨钟，诸艺皆废，惟独书法篆刻伴其一生，足见其钟情之处，“李息”一印胎息秦汉，而“弘一年六十以后所作”是其逝世前所作，多见平淡。
马衡（1881-1955年），字叔平，别署无咎，号凡将斋主人，浙江鄞县人。早年即以学识渊博闻名乡里，30岁即位列西泠印社，1942年参与清室清理故宫物品，1933年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精于文物鉴定，一生致力于金石考据研究，能诗词，善篆刻，新中国成立之后任全国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1927年吴昌硕先生去世之后，被推选为社长，对抗战之后西泠印社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1927年辑《毓庆宫藏汉铜印谱》2册，1928年辑《凡将斋印存》2册，1944年撰《谈刻印》，颇多己见，力主治印“重在印文”，奏刀细腻，不失秦汉之风。篆刻平中见奇，用刀含蓄流美，竭能古法，如“不登大雅之堂”和“悲鸿”二印，而在“凡将斋藏碑”印款中说明“拟让之笔意”，足见他涉猎之广。综合来看，终究是学者所为，人品服膺众长，故缶庐仙游后由其续任。
张宗祥（1881-1965年），原名思曾，17岁后更名宗祥，字阆声，号冷僧，别署铁如意馆主，浙江海宁人。青少年时期即以过人的奇才引人注目，和马衡一样精通文物鉴定，在书法篆刻两方面都有建树。民国15年定居上海，专事抄较古籍，治学严谨。书法以家学为主，受颜鲁公影响最大。篆刻极为罕见，和马衡一样，也是学者所为，“张宗祥印”再现汉印风神，西泠印社第三任社长。有《书学源流论》和《冷僧书画集》印行。
夏丏尊（1886-1946年），名铸，字勉旃，号闷庵，后改名为丏尊，浙江上虞人。与李叔同交好，篆刻乃属文人雅士之爱好，所作“哀公”印线条古朴，有质感。
郁达夫（1896-1945年），名文，浙江富阳人。“五四”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极富民族气节，宁死不屈，1945年被日本人暗杀在苏门答腊。他和夏丏尊、闻一多和瞿秋白一样，印艺不凡，所做“郑振铎印”有封泥意蕴。
方节庵（1913-1951年），名约、文松，字节庵，以字行，浙江永嘉人。幼时好金石书画，栎秦入汉，多有所得。永嘉方氏共有三人，只惜天妒英才，38岁即去世，所以影响不及方介堪和方去疾。1935年在上海创立“宣和印社”。“方文松印”为自刻姓名印，篆法方整平直，近于古隶，布局安详，刀法洗练，浑厚天成。
民国浙江印坛，学吴昌硕和赵之谦的最多，绝大多数篆刻家都是饱学之士，书画印兼善，篆刻在专业人士之外，还有一些文人雅士介入，虽不多作，但多见巧思构想，别有情趣，使浙江印坛增色不少。
此外，民国时期印坛还有安徽寿县张树侯，早年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工作，于政事之外对篆刻颇有钟情。其余还有姜筠和张祖翼等人，所惜影响不大，未达到专业化水准。
三、当代
随着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处于新观念的接受时期，篆刻作为古老的艺术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传统的师徒传授的狭隘形式为工作室、函授站和培训班所替代，金石考据资料也不断地被发掘，提供了更多的可资借鉴的取法对象。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文艺的审美功能被削弱，灌输了过旺的政治热情，篆刻作为文人自写心意的艺术形式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自身艺术规律被忽视，从注重线条、意境、刀法和吟风赏月的刀笔情趣演绎为记载时代思潮。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书协成立，篆刻展的举办和推动，使得篆刻除寄生在书协之外，还有大量独立的印社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篆刻逐渐地从自由、散漫和盲目走向回归。印坛中一大批新生代的中青年篆刻作者在书法热的大环境中应运而生，群体已有相当规模，并涌现出一些在全国具有相当影响的中青年篆刻家。在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是童雪鸿，他继承了优秀的传统，形成自身独特风格，对篆刻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陈年（1876-1970年），出生时为孪生，取其半，号半丁，一作静山、晴山，别号山阴道上人、鉴湖钓徒、稽山半丁、蓬莱山民、竹环斋主人、半丁翁、半野老和藐世头陀等，浙江绍兴人。寓居北京，弱冠之年即拜谒任伯年和吴昌硕，水墨淋漓，书宗老米，篆刻师法吴昌硕、吴让之，上溯秦汉，“陈半丁丙子双生千秋”犹见缶翁遗意。1918年任北京美专教授，和齐白石为至交。解放后任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印名为画名所掩。
马一浮（1882-1967年），原名富田，号湛翁、蠲戏老人和蠲叟等，浙江绍兴人。天资聪颖过人，好学不倦，一生勤黾于学问，在文字学、古典文学及哲学方面博古通今，是一代国学大师，一生淡泊名利，学富五车，篆刻为余事，但有戛戛独造，“廓然无圣”隐见黟山遗风，令人渊然有思。并且尚以佛理来述篆刻：“吾与华严悟刻印二道，华严宗有要语二，曰：行步不碍圆融，圆融不碍行步，刻印之道尽此矣。自近世周秦古玺间出，益以齐鲁封泥、殷墟甲骨，而后知文、何为俗工，浙皖为小家，未足以尽其变也。印人之高者，皆弃纤巧而趋朴茂，愈拙愈美，愈古愈新，斯其术益精。凡艺事之胜劣，每以时俗为升降，今俗益敝，人之所以为益卑，独治印者能超然入古，一洗凡陋，斯能运其俗而全其好者也。”发一般人所不能悟得之见解。
高时敷（1886-1968年），字绎求、弋虬，号络园，浙江杭州人。髫龄既爱金石书画，以古为新，栎秦烁汉，清新明快，耐人寻味，实有大朴不雕之感，如“高绎求印”置于汉印中当不逊色。
汤临泽（1887-1967年），初名安，又字邻石，1937年改名韩，字陵石，浙江嘉兴人。曾从胡钁学篆刻，因为师门原因，深受赵之谦影响，所列“臣忠录印”可看出明显地赵之谦的创作手法。精于金石书画的鉴定，工于古物复制，所仿几可乱真，曾应聘为暨南大学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著有《石鼓文句释》和《万华阁刻印》等。
马公愚（1889-1969年），原名范，字公禺，后改为公愚，以字行，晚号冷翁，别署耕石簃主，浙江永嘉人。马公愚金石书画无一不精通，篆刻宗秦玺汉印，自刻小印犹见古韵风神，后以诏版文字入印，面目一新，名震一时，拙朴自然，为蔡元培所刻姓名印尽显汉印之真醇。
潘天寿（1897-1971年），原名天授，字大颐，号寿者，别署古竹园丁、阿寿、朽居士和雷婆头峰等，浙江宁海人。美术大师，理论家，篆刻得经亨颐启蒙，请益缶翁尤多，常有奇思异想，不主故常，籍丹青妙手，治印宽博苍穆，气势不凡，虽不多作，多见巧思，如“潘大”和“天寿”等印，品印如赏画。“潘大”印中“潘”字之大和“大”字之小对比强烈，而“天寿”印出人意料地将“天”字横放，形成奇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