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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两性之争

一、合二为一的社会群体

1.隐秘的社会

从总体上看,远古社会群体的组织被排列成两个主轴:一个是差别上的中心轴,把能嫁娶的人与不能嫁娶的人区分开,从而把联姻与亲属分开;另一个是男人与女人之间性的二分法上的中心轴,它渗透生命的所有关系——劳动、场所、衣着、物品、食粮、时间、言语。玛丽。道格拉斯指出:“在原始文化中,几乎从定义本质上说,两性之间的区分在所有的社会群体的区分中理所当然地居于首位。这样,某些重要的规则总是取决于两性之间的区分。”在被允许的和被禁止的事物之间进行的选择,同时也是使两个构成要素都发挥作用,使之结合,以便鉴别相似与不同,区分自我与他人。鉴于从社会关系的观点而言的性别身份,亲属关系这一术语确定了允许他们之间结婚或不允许他们之间结婚的个人群体:男人的孩子能嫁娶他的姐妹的孩子,但是不能嫁娶他的兄弟的孩子;同样,两个姐妹的孩子不能结婚。这条规则不总是也不普遍这样直接起作用;然而,它却被广泛采用,足以证明联姻谱系的原则与性别等级上的社会原则相交叉。

后一原则不仅仅把两个以其归属于一个性别为特征的集团并列,它还从某些方面把它们分离,又从另一些方面把它们鉴别开,同时对男人的利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给他们自己的托盘上加上必要的整个砝码,并使它保持与力量关系所允许的程度一样的倾斜,男人们创立了具备必要的财产、地位和威望的联盟。男性的团结一致与巨大影响,构成了远古生活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些集团的思想观念、经济甚至政治都是建立于这个特征之上的。可能出现的种种变化属于程度上的变化,而不属于性质上的变化。在这个范围内,多少算是神秘的男性社会群体的出现,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不能不引起注意。这种类型的微薄或弱小的女性社会群体也同样不容忽视。男性团体在整个人类几乎都显示出优越性:美拉尼西亚、非洲、北美洲、马来西亚、波利尼西亚均是如此。哪怕只涉及一种情况,他们的招募与运转方式也值得简述一番。

在黑种族当中,已证明存在好几个社会群体,他们专门从事舞蹈和其他仪式,并且负责准备夏季迁移时用的临时营地。一个部落包括几个或更多的群体,他们都互称为“兄弟”,而每个群体都有一个特定的名字。每个群体都包括年龄看上去差不多同样的男人,但是他们只停留在这里四年左右,然后就转入到高年龄组的群体中,这时他们的位置被较为年轻的男人占据。虽然这些轮换同时进行着,但是“夏令营”期间,是兑现马匹、武器或衣服的个人间的交易给予申请者权力,使之可以占有这一位置并且具有他所接替的人的标志。继承者确保自己类似的升级以便每四年左右,除了老者之外,每人都进入高一级的群体。除了每个群体固有的习惯外,他们还行使组织“夏令营”的职能;其首领向部落首领建议迁移的路线和扎营的场所;两个或三个群体聚集在一起,负责监督这些迁移者,监督他们执行命令,遵守秩序;被任命执行这项任务的男人们在营地中间搭起他们的帐篷,夜间进行巡逻。群体也有责任注意水牛群的迁移情况,这样才有理由属于这些营地,并且他们也组织狩猎。部落首领明白,他们自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请求这些男人帮助。然而,成员的转移和群体的实际有效期的限定在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里是处于停滞状态的,这些因素阻止了部落首领在部落中发挥其优势的决定作用,也阻止了他们对掌权者构成威胁。

然而,这些群体在其出现的各个地方仍然产生巨大影响。他们拥有不容忽视的力量,享有宗教上的威望,因为他们是公众崇拜和接受奥义传授仪式的中心。他们在男人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优越于男人与女人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优越于男人与女人间的图腾氏族关系,这并非罕见;这种情况在澳大利亚尤其明显。那里,部落联盟的男人聚集,以便小心翼翼地进行奥义传说仪式,防止女人和非接受奥义传授者知道其中的秘密。因为养成习惯经常去会见其他氏族(“老鹰”氏族、“蝙蝠”氏族、“小嘴乌鸦”氏族和“青蛙”氏族)的男人,一个氏族例如“鹤鸵”氏族的男人就感到距离他们的关系比距离自己氏族成员的关系更近。

2.男女有别

性别区分在进食上有一定反映。禁止一个氏族的男人食用其图腾的肉,这种禁止也适用于女人;但是尤阿拉洛尔人把褐色的秃鹫变成对任何氏族的女人都禁用的食品。因而,归属于一种性别优越于归属于图腾群组。在班克斯岛,两性之间的分离最大限度涉及到日常生活;男人在聚会食宿,谁不被容许进入那里,谁就蒙受大家的蔑视。被迫与女人共同进餐的人没有别的办法来缩短罗伊所称的“耻辱期”,而只能引起朋友的怜悯。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朋友以一大笔财富作为补偿,同意把他引荐到聚会中。这些男性联盟几乎总是拥有一些物品和防护面罩,这些东西是否被接纳,入教者只有权在某一仪式行列经过的时候在远处看到。其他时候,朝这些东西看上一眼,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罪恶行为,正如对于被拒绝参加公共仪式的女人来说一样。女人在某些情况下被允许参加仪式。例如,在新几内亚的亚特穆尔人中:“当女人参加仪式时,她们在做完全不符合她们的生活规范,但对男人来说却很正常的事;因此,在这些特殊的场合,她们采用了男性文化举止。她们被看作男人,并且穿着通常专为她们预备的服装。”

在古老的集体中,权力——神秘而独有的社会群体的生存方式中表现出来的——总是属于男人而不是属于女人。他们被组织起来进行狩猎,被聚集起来完成各种各样仪式的任务,也被组织起来使违犯集体规章的那些人,使法律行为、道德规范重新服从秩序。有时,人们难于估量执行规章时应按什么样的严格程度。至少,支配指定这样的规章的意愿是毋庸置疑的:一方面是孤立女人,另一方面用有区别的待遇惩罚她们。

咱们回忆一下有关这方面的一些事实。在许多群体中,男人和女人习惯单独用餐,而且食用个人独有的食物。人们在加勒比人中所注意到的语言或词汇,对于不同的性别,其用法可能是不同的。同样的标准主宰着居住条件的安排。在许多部落中,例如在莫特洛克群岛,首领和氏族的所有男人睡在村子中心的集体住宅中,其周围是供女人和女孩居住的比较小的房子。妻子不能与其丈夫住在一起,因为这些丈夫属于另一个氏族集团。在加利佛尼亚,胡帕人的房子是女人们的住所,男人只来这里进餐;当夜幕降临时,他们就去洗浴并在别的地方过夜。然而,人们注意到季节性的差异变化,夏季的分离就不是那么严格的。在马基斯群岛、所罗门群岛、班克斯群岛,隔离则更加严格,这是我刚刚提到的特殊情况。在阿拉斯加,爱斯基摩人有住宅,但女人被拒之门外。然而在北美的阿萨巴斯卡人中,人们把女孩与男孩分开,并且女人不能参加舞会。这种性别的隔离反映在氏族活动的具体细节中,正如盖扎。罗海姆所写的,男人组织仪式,“一群男人聚集起来为象征阴茎的一个物件举行祭祀礼拜,同时拒绝女人参加到他们的社会群体中”。

日常行为带有类似的偏见的特征。在萨摩耶人中,禁止男人接触女人用过的物品,而布须曼人如果不小心坐到了专门为女人准备的位置,他们就惧怕会损害了其男子特征。避开与月经有关的所有东西,这一忌讳是人所共知的,我就不再重申它的意义了。很早就开始的两性隔离,从青年时代起就几乎总是很严格的。在朝鲜、美拉尼西亚、新咯里多尼亚、加利佛尼亚的印第安人中,兄弟与姐妹到了结婚年龄时,就停止交谈。在缅甸的勒塔人中,交错而过的男孩与女孩被迫转移他们的目光。

无论埃米尔。迪尔凯姆(涂尔干)在这方面所作的解释的作用如何,他十分恰当地形容了使两性隔离并对立的关系。他写道:“人们意识到这些禁止与异族通婚间所存在的关系。异族通婚也包括对一种接触的禁止:它所禁止的是同一氏族集团的男人与女人的性接触。两性应该避免相互照管,就像应该避免相互照管,就像俗事避开圣事,圣事避开俗事一样;所以,任何违犯规则的行为都会激起厌恶的情感,这种情感与伴随着任何违犯禁忌的行为而产生的情感在性质上并非不同。我们会发现,女人于是被舆论授予可以说孤立绝缘的权力,这种权力不仅在性关系方面,而且在日常生活细节上都对男性群体敬而远之。”

这就是我们想要衬托出的关系。在这些集体中,女人被授予一种消极的权力,她们构成了一种威胁;同时也被排斥在男人之外。这几个例子使我们看到,用于加强差距的措施在个人的整个成年生活阶段都在使用,这些措施关涉到社会组织的所有方面,且遍及到所有的惯例中,而只是以附加的方式才与性接触有联系。男人不一定与神圣成为同一,女人也不与世俗同化;然而,这些范畴的使用便于让人看到,在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的混杂之外,还存在着加强在两性之间把劣势与优势分开的对比的倾向,以及避免混同的倾向。实际上,一个集体的任何一部分的确都不能损害与之有联系的另一部分的利益,而是绝对使自己的权力占上风。所有的男性群体都通过在可能会显示出来的个人意愿之上附加的自称为其保护者的社会,要求把某项纪律强加给女人和年轻人,以阻挠其自治的企图。正因为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所以这种行为具有两种形式:当具有这种可能性时,它是唐突的和直接的;当形势要求必然如此时,它是意识的和间接的。

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等人都曾观察到,与亵渎紧密联系的各种不同的禁忌的主要目的,是迫使女人在集体生活中行动得体。在严格遵循性角色等级的社会群体中,人们很少发现与亵渎结合成一体的性征。这位英国人类学家举出了澳大利亚的瓦尔比利人的例子。如同对于所有澳大利亚民族来说一样,社会结构建立于夫妻关系之上。在一块沙漠辖区上,资源稀少,生活困难,这就要求成员紧密团结,每个健壮的人为供养不能养活自己的人提供帮助。这种社会结构伴随着严格的等级制度,把年轻人置于老年人的统治之下,把女人置于男人的统治之下。由于离开了父亲和兄弟,已婚女人不能期待她可能有希望得到的父兄的保护。其丈夫掌管她的生死权,可以对她施暴而不受处罚,妻子的哀怨却无人理会。她找不到任何人保护她,甚至当她受到别的男人挑逗时,丈夫也不站在她的一边。而另一方面,瓦尔比利人却没有关于月经方面的禁忌,而且不相信这种血会玷污人。

大多数原始社会群体几乎没有什么办法来实行他们针对那些违反禁忌的人而规定的惩罚,当这些惩罚是来自于理性的统治原则时更是如此。再说,这关系到给予女人某种程度的自由,或者保护弱者以免遭受强者的暴力行为。性亵渎的准则在这里充分展开,月经血的禁忌广为传播,这使得男人把女人排斥在外。人们可以把这些禁忌与所采取的社会群体的隔离措施相提并论,这里违背被看作低下的社会等级或种族的利益的象征。有时组织一些祭礼,以颂扬在神圣事务领域内男性的优势,同时这些祭祀也保护男人,以免他们受到月经所包含的种种威胁,甚至还赞美男人的仅仅生育儿子的生育能力。

这些例子不该使我们惊奇。在我们所说的建立于平等原则和人权基础上的先进的现代社会中,不平等是通例,暴力是手段,财产所有制是通过相互重叠的阶段、种族、群体的聚合而成的集体结构及牢固的隔离这两者的兴奋剂。关于才智、工作热情、敬业精神、犯罪倾向方面的差异上的无数偏见——科学有时还不知不觉地支持着这些偏见——助长了西方国家把与黑人、穷人、未开化的人、阿拉伯人的接触作为一种耻辱进行描绘。气味、颜色、皮肤组织、面部轮廓、卷曲的头发;这么多的特征,如同月经血造成的亵渎一样,代表着一种不洁的侵害;拥有这些特征或违反规定的准则的人在纯正血统的集体看来,部分地失去了他的男人资格。隐瞒这些偏见的目的在于确保一个群体的完整及优势,在于严格的区分相似与不同,区分与之合法的有所属关系的人和最好与之毫不相干或无论如何都应使他们处于劣势为宜的人。

在形成人性的象征性特征的这些姿态、道德标准的背景下,总是突现出强有力的世俗权力的框架。这些或隐或现的障碍在社会体制内部用以分隔好几个社会群体,好几种文化。很少有过这样的民族:在那里,最低等级或多或少被排斥在人们认为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之外,并且被迫有自己的“社会”。已经授予女人的或者是积极的但是例外的,或者是消极的特征,曾经属于她们的实际地位,曾试图使她们所处的隔离状态,这些都出现了类似的结果。男人社会曾为此不断努力,用尽办法。人们想要保护的有关他们的奥秘,及他们的优美、文雅或恬然自得的气派所引起的狂热崇拜,都是人们递给他们的多面镜的反映。这些建成同样有障碍,但却是略带诗意,巧妙加工的障碍。埃米尔。迪尔凯姆提醒道:“但是,从一方面看,如果很久以来被忽略的理由没有使两性决定相互分离,并且从某种方式上在社会重构成两个群体,那么,我们可能早就不了解这些需求了;因为,无论是在一种性别的构成中,还是在另一种性别的构成中,没有什么使得这种分离变得必不可少。”

二、男人之间

1.成为男人

我们已引证了各种事实,勿需大量注释,就明确了两性各自的情形。男人与女人之间的非相互性是为了接纳参加祭礼而通过孩子才具体化的,正如属于不同群体的男人间的相互性是为了婚姻问题而通过女人才具体化的一样。诚然,把接纳参加祭礼与婚姻相提并论,是有点夸张,而且从很多方面看,二者的对照显得简化了。其他的因素——代与代的划分、劳动力再生产的迫切需要等等——这些因素的介入属于一种有倾向性的相互性的范围。在社交对话中,建立男人对女人交流的婚姻规则所使用的普通语言,同时又是男人与女人对孩子尤其是对男孩子非交流使用的圈外人听不懂的秘语。

社会准则以征象的形式显示出来,而征象以社会准则的形式隐讳起来:人们就这样把不相等的——女人——变成等值物,而把相等的——孩子——变成不等值物。这些各种各样的活动最终能够巩固和加强男人群体的力量,同时保证其地位及其数量上的优势。

社会现象被关闭在一个无可指责的规整的模子里,这是很罕见的。接纳参加祭礼的现象当然不例外。这些现象似乎从一开始就尤其关系到男人,并且求助于他们。接纳女孩参加祭礼时有发生,但它仍然是一个次要的社会活动;其概括性与广泛性都较小。从某种角度看,接纳男孩参加祭礼确实意味着被并入狩猎团体中,承认其体质与技术上成熟及逐渐获得的本领。成为男人,就是成为狩猎者,而且青少年一定意识到在仪式中实现了他很早就抱有的一种理想。女孩不被接纳参加祭礼,或者与男孩相比,她们被接纳参加祭礼时表现的特征很不成熟,这属于随着环境变化而她们的才华与交流各自进行自然繁殖的条件。然而,人们必然发现,在这种待遇的差异中,女性受着失宠的打击,这是确实如此的;其实社会生活与宗教生活中的启示留下的仅仅是被接纳参加祭礼的人,所以,女人必然被排斥在外,并且从她们年轻时起就被局限于家庭事务的范围内。

为了理解这种归依,阻止它的障碍,我们研究一下接纳参加祭礼的仪式。它们包括考核和礼仪两部分。考核关乎体质和道德:年轻的男孩遭受戏弄、刁难、痛苦的惩罚,有时甚至是手术。应该检验他的耐力及其男子特征。他无权接近女人,并且人们尤其把他与其母亲及其姐妹隔离。成年人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使他感觉到他们的权威。庆祝群体的团结与永恒的宗教仪式,包括整整一系列庆典和礼拜仪式,这些仪式祝贺个人转到一个新的社会地位,祝贺他参加宗教活动,祝贺他进入到在那时对他还属于禁止范围的知识体。在火地岛,到一个女孩的发育期时要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盛宴过后,把被涂上一层颜色的女孩幽禁在一个住所里,撇在一边,由女人们教给她今后应有的品行。一个男孩的发育期则展开在一场宗教仪式的时节,这个仪式包括把专门留给男人们的秘密进行奥义传授,并进行严峻的体质考验。两种性别的个人被分开,一些戴面具的、化了装的萨满教教士和一些成年人在集中起来的群体面前,扮演着恐吓女人和孩子的超自然的人类,而这些女人和孩子认为他们在与神灵接触。相反地,这些“神灵”向男孩显露他们的身份,同时又要求男孩发誓保守秘密。接受奥义传授的年轻人事先已经禁食,然后人们迫使他们在雪中躺卧二十四小时。他们接受了关于其成年角色的详细的教育。最终,在一顿盛宴过后,群体重新开始惯常进行的活动。

在智利,亚戈的印第安人中,应该被授以奥义的男孩穿上特殊的服装。他有三个“教父”(介绍人)。考验是严峻的:教徒被迫使用鸟骨饮酒,使用棍子擦痒;他学习职业上和伦理道德上的训诫和歌曲。包括诗歌和舞蹈的仪式之后,紧接着是一场虚构的在两性之间的交战和一顿盛宴。只有那些已经被授予过奥义的人才被看作成年人,而且只有那些经过两次的人才能了解这种仪式的奥秘,这个仪式经常是在接纳奥义传授仪式之后进行的。同时让人想象,这些群体已经交换了他们的惯例。基纳象征着一个虚构的时代,那时,女人通过在灵魂中化为肉体而统治男人;男人发现了藏在这种化身背后的欺骗,于是就开始统领社会,统治女性。他们通过乔装打扮而使年轻人和非接纳奥义传授的人心惊胆战地参与这场大戏。

参加祭礼常常伴随着割礼。安哥拉的威果人为进行割礼而在村落外边建造一个小屋。它象征着男人与女人之间达成的协议,使男孩成为名副其实的男人。在这期间,亲属之间禁止发生性关系;母亲把男孩让给父亲,父亲与男孩成为同一。这种代与代之间的差距在化了装的男人们进行的舞蹈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在分别象征男人与女人的小屋与村落的对照中,在被授以奥义的男孩被看作从女人那里夺取的这一事实中,两性的冲突更加强有力地显示出来。对女孩来说,从没有接受奥义这种事情。女孩们被划入女人之列,如同未被接纳奥义传授的男孩们一样。接纳奥义传授使男孩脱离了母亲,离开了母亲的茅屋;他再也无权接近她,并且母亲被禁止看见她儿子的性器。他作好结婚的准备,有权与男人们坐在一起进餐,他可以参加诉讼并进行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仪式的主要目的也是用男人群体取代母亲,把年轻男人并入父亲的氏族集团中。有时,在举行仪式过程中,父亲充当着把孩子与母亲分离的角色。接纳奥义,其目的是把男孩从女人群体中转移到男人群体中,其气氛是两性之间对立的气氛,其结果男人取得对女人的胜利,其主要角色——女人群体与男人群体——很显然是确定的。一本写得很好的书——《萨拉之死》,书中作者讲述的是在乍得的一个部落中,他本人被接纳奥义传授的情景。作者罗伯特。罗兰十分生动的描写了这一惯例,同时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它的本质。我记住了最意味深长的几个要素部分。

仪式以最机密的形式举行,不让女人知道准备工作。为了恐吓女人和新教徒,男人们借助各种各样的手段,尤其使利用响板的声音,可以发出鸣笛般的呼啸声,发出嗡嗡隆隆声,发出猫头鹰叫声使人联想到风吼声。这个工具用于模仿去世的先辈的呻吟声和嘶哑的喘气声,成年人在召唤她们的儿子归入男人群体时也模仿他们的声音。将要被授以奥义的男孩们总是知道进行欺骗的内情,不管是关于响板的声音、各种各样的恐吓声,还是其他的。双重性是仪式的本质所在,同时用来使女人处于无知状态,并令她们产生敬意。话语、声音、动作在接纳奥义传授仪式中并不真正起作用,但是却有保护这种差别的功能。接纳奥义传授意味着处决——先辈的神灵吞食着孩子——和复活。因为孩子们被男人们解救后,他们带着先辈的资质和知识重新展现在众人面前,也就是说他们变成了他们父亲的孩子。接纳奥义传授的行为无论对于被接纳者以象征性的方式,还是对非宗教者以确切具体的方式,都经常具有分娩的特征:通过在蒙昧年代使用避开女人的魔法般的艺术这一手段,一个男人抢占一个孩子并使他变成男人。如果女人是这些艺术的目击者,也就是说如果她们揭示出男人生孩子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些艺术就可能失去一切威力。通过否认女人分娩和承认男人分娩——这是想要女人对不真实的事情信以为真的否定与肯定——而确立了占为己有的合法性,而男人和孩子一定程度上了解这种伪装和惯例的内情。

整个仪式的真正目的就是把女人与她们的孩子分开,因为,孩子为了进入男人圈而离开女性环境,这与其说是身体上自然的分离,不如说是社会学上的分离。如果男孩拒绝离开他的母亲,那么他的行为就可能妨碍他成为一个社会人,并且这可能相当于乱伦。这是冒犯整个部落而犯下的罪过。在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有可能是女儿从母亲那儿转到父亲那里而获得儿子的身份。

新教徒进入被接纳奥义传授的圈子内,那里,死者的真相属于活人的秘密;而且,既然在那里他已作为男人来为人处世,所以他要战胜许多考验,这些考验是消除关于其性别的一切疑惑的。他同时进入了使用男性言辞的社交界,那里拥有自己的语言——人们教他秘密语言(暗语),拥有自己的计谋——他知道内情,参与秘密,并且拥有自己的禁区。他学习永远不该越过男人界限的知识,学习对女人一直隐瞒的知识。这就是以下事实的原因:在举行仪式过程中,男人总是尽力使他们的动作极其习惯做法的意义避开他们的妻子与母亲的目光,并且声称,在接纳奥义传授仪式中寻求并获得的东西表明“男人征服了自身和物质世界以及家庭范围;然而,当时系统的又深受称赞的肯定对于女人而取得的胜利,夹杂在其中的是一种带有计谋的举止,它似乎本身就具有矛盾,同时表明了与其说是关系到对女性的征服,不如说是关系到因摧毁了女性的权威而使之协调的行为”。

因而,幸亏了这样一些有效方法,社会关系的神秘变化的结果是,父亲通过单性生殖而生育他们的男孩;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这种变化就把父亲变成“社会意义上的母亲”。它也完成了一项有益的活动:通过使母亲把接纳奥义传授的习惯做法当作真实的事物,在剥夺了她们的儿子之后又迫使她们不得不付出必要的代价,如果她们在仪式之后想从一文不花就得到了儿子的父亲那里赎回儿子继续照顾的话。

2.理性的计谋

这些仪式证明了两方面的交叉。一方面,接纳男孩入教就等于改变其面貌,确定其性别——之前,有时他被认为具有女性本质——就等于强加给他许多任务,这些任务把他另有安置,抹去他过去的痕迹,同时借此机会向他指明成年人优越于年轻人。从他出生那时起,在众人眼中确定他性别的地方,这些仪式没有举行过。所以,在萨摩亚,青少年时期没有接纳奥义传授仪式,这是由于孩子从断奶时起就离开了女人的小圈子;与忌讳哺乳相应的是,他开始与男人一起进餐,因而本身成了男人。为了使分离很明确,为了使男孩意识到他进入的新世界,通常人们派他进行长途跋涉,在荆棘丛林中一走就是几个星期,他应当无所畏惧。通过战胜体质上的障碍和表现出足够的心理耐力,这样他才被接纳到男人群体中。

让男孩们遭受虐待和考验的意义并没有得到正确理解。童年时期和被接纳奥义传授之前,青少年很可能与女性、姐妹或母亲成为同一。就是根据这一点,他开始涉及礼仪。

关于雅特穆尔人,格雷戈里。贝特森写道:“在某一范围内,尤其是接纳奥义传授的最初阶段,他们扮演着女人的角色。”因为新教徒代表另一性别,所以他们受到侮辱、刁难、虐待,而且,奥义传授者让他们摆弄他的性器并把他们指定为自己的“妻子”。这些场合中常用的词汇倾向于涉及男女关系的词汇,奥义传授者与接纳奥义者之间的关系与两性的关系类似。仪式一方面趋于让人具体感受到已经变成现实的两性对立,另一方面趋于通过为男性所包围的女性一方驱邪而暗示不可避免的结局。仪式传授着一项社会法则,通过确保一方的失败与另一方的胜利,贬低女人并赞扬男人,以便保护仅仅包含真正男人的群体成员的纯洁性。

对于男孩来说,家庭中的天真年代结束了。人们向他揭露秘密,教给他从前曾经禁止的事,赠给他具有象征性价值或具有神奇效用的物品。这是他的年轻生命的真正开端,也是使他印象强烈的庄严时刻:“新近被接纳奥义传授的年轻人非常渴望进入仪式生活中,并且领会其部落的神秘习俗及传统中蕴涵的意义,这种渴望是很明显的。年轻男人兢兢业业地进行长辈们的歌舞活动。当他在远处正与同伴们狩猎时,他就最勇敢地投入到历险中,然而他从不会忘记回过身来擦去留在地面上的足迹。这是可能引起一个女人或者一个长辈注意的足以暴露他行踪的痕迹。如出现这样的情况,他的粗心大意可能会使他遭到谴责或惩罚。他不断外出,走遍长途路程,以便观看奥义传授仪式和其他宗教礼仪,这些仪式有时在离其部落的人常去的地方很远的地方举行。他的狩猎技巧,他对周边地区食物采集地点的认识就这样异乎寻常地得到发展,并且他会发现那些神话和传说中的地方,迅速掌握其隐含的内容。”

在物质意义及社会意义上,因为男人们的身份对他来说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范畴,而是变得确实可靠了。但是这种身份阻碍着他。他几乎一下子就成了以任何借口都不该泄漏其内容的密码的持有者,成了在任何场合他都应该保持完好无损的权力的掌握者。认识的深刻意义对他揭示出来:认识与其说是感知陌生事物,不如说是理解被禁止的事物,与其说是发现事实,不如说是撕破伪装。对于已获得权利并接近它的人来说,认识是光明与解放,条件是只要对于被拒绝给予这种权利的人认识婚姻是恐怖与黑暗。这表明了认识的双重性,认识是与隐瞒分不开的:主体的理性是计谋,而唯有通过计谋,主体才获得其理性并得以成为主体。言辞、规章及社会法令制度是两面性的,其字面解释与其含义不一致。所有被当作真实的事物都应该用故事、神话来掩饰,以防其含义毫无掩饰的表达会损害公众生活。

但是,在这方面从未达到明晰的程度,知晓和不知晓事实的双方与一种共同的不确定性有关联:被认为一无所知的那些人(更确切地说那些女人),难道不知道事实吗?知道事实的那些人难道就对事实的另一方面一无所知吗?社会现实作为宗教仪式的反面显出了轮廓。所要求保守的秘密,结束了二难推理法,并没有解决这一难题,它使习俗变得有效,然而却没有为它确保一个基本轮廓的根据,因为这个秘密是计谋、借口,并且是模棱两可的。同盟关系要求对同伴必须毫无裂痕的忠诚。即使今后婚姻之路向人类打开,其深厚的联盟也与男人们同在,因为其权威和短暂的生命就取决于他们。人类已经战胜了死亡与谎言的考验,以便获得生命与现实。童年的那一页也是接纳奥义传授或分类上属于女性特征的那一页,它今后就被轻易地翻过去了。个人尽力远离在现在和事实中代表这一页的东西,这是由于渴望加强对比,表明自己新的忠实性,无论如何也在与其自身仍然根深蒂固的东西作斗争。

另一方面,接纳奥义传授很显然属于女人与男人之间的对立与鸿沟的范围中。孩子们构成其中的赌注,这是关于避开母亲,以便被男人们吸纳的赌注。这一转变过程与行为上和语言上的某种暴力密不可分。行为与仪式,歌曲与滑稽剧都体现出男人对女人的斗争;男人获得胜利,而后就行使统治权:这充分表明了传授宗教奥义教训的印象。仪式赞美分裂与斗争;在恐怖的威胁下,女人被命令尊敬使她们服从的续订的协约。事实证明了的确中止了性交易,证明了两性间个人的相互回避,同时确保了在由儿子将来变成男人的这种特别的社会行为面前,他们各自的地位。之所以这种行为充满这样一种光晕,是因为“所有接纳奥义传授仪式的目的,都是把儿子与母亲分开,并把他们归并到父亲的社会群体中”。

这并不是关于一个青少年的简单的成长,或是现在的核心家庭中的父亲与母亲间的约定俗成的一种正式转让。本来能够与母亲协作,成为其助手之一的孩子却被无偿地从她那里夺走,被归并后服从于男人群体。很可能因为他们意识到远古的人群所构成的这种掠夺,而后又掩饰它。这些行为和神话求助于先辈,求助于死者的恩惠,求助于父亲给予的生命,而且在众人眼中,无论是在父母还是在孩子的眼中,都创立了一种权利并使之合法化。

如此重大影响的事件要求人们长期为此做好准备,以便不论社会还是个人都能够承受这些事件而毫无重大损害。这就是禁止所起的作用,同时它们在预防成年人再现真正对抗的发生。他们感到恐惧,并重新体验到这种可能性,正如我们有时重新感受到曾经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某种灾难一样,同时又极其强烈地感受到从来没有发生过且由于我们曾相信其可能的唯一的理由而引起激动的事情。既然如此,很可能因为母亲对父亲的巨大影响表示置疑,所以她们留住男孩。越是避免了最坏的事情、毫无困难的克服了障碍,那么庆祝征服胜利的喜悦就越强烈;而且男人们再次胜利的结束了明确防止青少年蜕变的斗争。根据住所和食物的分离,把对男孩的拥有由母亲转移给父亲的接纳奥义传授仪式,是女性从属于男性进程中的一个步骤。

这个进程控制着他们,并把他们当作两个不同的社会范畴来对待,而且据此把他们连接在一起。在集体组织和亲属关系不固定的地方,如同范畴之间的关系一样,这种两性之间的关系及其本来的基本特征有力地烘托出来。玛丽。道格拉斯写道:“无论哈德扎人在哪里,而且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总是处于性别区分的控制下。这种划分分离出了两个对立的集团,其中每一个都有机会能为了防御或为了攻击另一个而组织起来。性别差异这种异常强烈的仪式,显示了哈德扎人历来达到的唯一稳定不变的组织水平。”

实事求是地讲,在这样或那样的特殊群体方面,这种差别渗透到所有意义深刻的艺术表现或社会表现,从语言到行为,从思维到习俗,从集体的空间安排到任务的分配。这种差别对性欲不无影响;性欲冷淡症有时显示出被迫处于从属状态的女人,在其有抑制性作用的被动状态中的一种孤独。这种性欲冷淡症同时又让男人重新激起他那已泯灭的冲动。同样,男性气概和男性威力是作为对女人征服与统治而显示出来的颠倒了的影像,而女人在这方面只是为了肯定这些影像,而且她是自愿的。

但愿这些关系会改变,但愿女人能摆脱依赖。罗伯特。勒。维纳引证了约鲁巴人的情况。从他们身上,他得以观察到的这种紊乱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某些结了婚的男人中确实存在着的阳痿现象,这成为了一些人的忧虑所在,而且在交谈中占有很重大的比例,正如这是成年人的忧虑一样;另一方面,通常促使男人们装扮成女人的这种礼仪和习俗。于是,祭司为了礼拜的需要而穿上女人的衣服,戴上女人的头饰,并且男人们聚集在一个“俱乐部”中,它要求其成员在每年的节日中化装成女人。他写道:“这些很不协调的标志性片段,让人相信,在约鲁巴人中,传统角色的改变已达到了一定阶段,这时,男人们不仅感到了对女人的愤恨,而且感到这削弱了他们的地位,他们憎恨这一点。”

这种反应充满着对现时问题的教诲——存留于性关系中的非相互性和敌对性——它也对过去进行了阐述。之所以女人是作为亲属关系体系中的客体与标志,而且从很多方面看,她仍然这样,是因为这时以这些社会所承担的需要长期努力的一项劳动为代价,而且这种劳动没有丝毫懈怠。因为这些标志和客体对象也是有骨有肉的生命,是能够反抗另一部分或者能够撕毁主人们设置的伪装的有区别的部分,所以当作赌注而发挥作用的机制就经常被强烈感受到。结果,人们从中看到了一种对于社会准则体系、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男性原则,从而对于很短暂的人类与社会秩序造成威胁。社会公约的不断更新——这是每个人都熟悉的,也是接纳奥义传授的部分理由——取消了威胁,恢复了秩序。人们假定一种性别为给予和接受的资源的一级——妻子、女儿和姐妹——而另一种性别为赠与人与受赠人的一级——丈夫、父亲、兄弟——与此同时,在人们想要显得很自然的关系背后,转换了的、合理化了的、形象化了的两性之争以多种方式显出轮廓来,在我们的机体、我们的心理、我们的历史中其迹象是如此强烈。

这种斗争集中于远古社会中心,它给我们描绘出的这些社会情景,并不比我们所拥有的社会更平淡、更明晰。相反,这种斗争使这些社会出现于自己的史册中,能更加充满活动地投入到自我创造的努力中,而不是局限于因为生存而才对严格要求的生物学和无收益的环境起反作用,这种斗争是通过以上手段来减弱这些相对于我们“无所不有”的社会而言的。在亲属关系准则的名义下,在自然与文化分离的假想下——实在的讲,为女性世界与男性世界的分离——通过成为其言语的神话传说以及确立的法规制度,这些社会的科学知识发觉了这种斗争是其真正的客体对象。所以,人们应该承认,在禁止乱伦——其他禁止的脊柱,把性的二分法转变成社会等级的操作者——与两性之争的一种关系的存在。这种关系在真正意义上——我在上一章已陈述过,并且现在应该更清楚地表露出来的——与集体等级规模中男人与女人的同源中关系烘托出来。但是,还应该研究已经使准则所要求的关系及其持有者变得必不可少的种种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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