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广州以后，虽然实现了部分战略企图，但并未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也未能迫使中国屈服。相反，由于东北抗日联军、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已在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了敌后解放区战场，迫使日军不得不同时对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进行两线作战。1938年，日本全部34个陆军师，除了在国内和朝鲜各留1个师外，8个师在中国东北，24个师陷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战场上。
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日本被迫在华停止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相持，由战略攻势为主，转变为政治攻势为主，由“速战速决”转变为“长期持久战”阶段。
在新的形势下，日本对其侵华政策和军事战略作了重大调整，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分化瓦解抗日阵线；停止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改为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转移其主要兵力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提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方针，改变了它在同年1月16日声明中提出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声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11月30日，日本统治集团制定了《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提出了所谓实现日满华“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
的三原则。同月日本政府成立了“兴亚院”，作为侵华战争中实施政治谋略的指导和决策机构，其任务是配合作战行动，加强“治安”和建立伪政权工作，瓦解国民党政权和军队，争取并收买其头面人物与日本“合作”。1939年3月，在北平、张家口、上海、厦门建立了兴亚院联络部，以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侵略。
1939年9月1日，欧战爆发。日本政府声明“不介入，专注予中国事变”。日军大本营下令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华北、华中、华南的全部侵华日军。至1939年底，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共统辖25个师，加上在中国东北部署的9个师在内，侵华日军占当时全部陆军41师的83％，初步完成了对华“长期作战态势”。与此同时，日本又重新建立起了同重庆国民政府的联络路线，开展代号为“桐工作”的诱降活动。由于在中国承认“满洲国”、日本在华驻兵及蒋汪合作三个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到1940年l0月初，“桐工作”最终结束。
日本诱降国民政府的活动遂告失败。
日本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制订的新的对华政策，除诱降国民政府、加紧“围剿”解放区外，第三项重要内容就是扶植一个“新的中央政权”，以取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汪精卫是国民党内亲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1937年9月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1938年4月任国民党副总裁。“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实行妥协退让政策，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又兼任外交部长，打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旗号，推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极尽妥协退让之能事。“七·七”事变爆发后，汪派宣扬“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极力主张对日妥协投降，组成所谓“低调俱乐部”，散布投降主义空气，酝酿(一)日本的战略转变与汪精卫的卖国投敌
策划对日“和平”运动。南京陷落后，汪派开始与日本勾结，并竭力促使蒋介石对日妥协。1938年1月16日声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发表后，汪精卫集团更加活跃起来。在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指使下，高宗武、梅思平等继续在香港与日本进行秘密勾结。武汉沦陷后，加速了汪精卫集团叛国降日的步伐。他们按照日方关于汪精卫等脱离重庆政权另组政府的意图，连日举行秘密会议，拟定了与日本实现“和平”的草案，并精心制订了叛逃计划。11月3日，日本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后，汪精卫等立即要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同日方代表影佐祯昭上校、今井武夫中校等在上海举行正式会谈。会谈地点是上海新公园北侧东体育会路七号的一所空房子。这所房子会谈后即作了土肥原贤二的住所，命名为“重光堂”。因此又把这次会谈称为“重光堂会谈”。“谈判”从11月12日进行到20日，签订的文件有《日华协议记录》、《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另有《日华秘密协议记录》、《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等虽未正式签字，但双方代表都一致同意，并保证努力促其实现。其主要内容是：(1)日华缔结防共协定，承认日本在华驻军，内蒙作为防共特殊区域，为确保内蒙及其联络线而在平津地区驻扎日军；(2)“中国承认满洲国”；(3)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领土上有居住和营业的自由；(4)关于经济合作，必须承认日本的优先权，特别是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给日本以特殊的方便；(5)中国应赔偿日本在华侨民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6)本协定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在日华两国恢复和平之后，立即开始撤退。双方商定：上述协定一旦公开发表，汪精卫等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并俟机成立新政府。
日、汪重光堂会议所达成的上海协议，标志着日、汪勾结的成功。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陈壁君(汪的老婆、国民党中央监委)、曾仲鸣(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逃离重庆飞抵昆明。次日，汪与先期到达的周佛海、陶希圣等人飞往河内。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策应汪精卫的叛国活动。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通电(“艳电”)，表示接受近卫的三项条件“为和平原则”；要求日本在汪政权建立前每月供给活动费300万元；彻底轰炸重庆，进攻长沙、南昌、潼关等地。1939年5月6日汪精卫潜赴上海，5月31日飞抵东京与日方首脑会谈建立伪中央政府事宜。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汪记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推选汪精卫为“主席”。1940年1月16日，汪精卫发表“铣电”，继续对蒋介石劝降，表示愿与蒋介石同心戮力，实现中日全面“和平”。1月24至26日，汪精卫与北平“临时政府”头子王克敏、南京“维新政府”头子梁鸿志一群汉奸在青岛会谈，筹备成立伪中央政府。3月30日，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周佛海任财政部长兼警察部长；温宗尧任司法院长，梁鸿志任监察院长，王揖唐任考试院长，等等。11月30日，汪伪政权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全面接受了日本在中国驻军以及航运、通商、产业、金融、交通、通讯、资源开发等方面的种种特权，妄图使中国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
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降活动给中国的抗日战争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民族义愤。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使日本诱降蒋介石集团结束侵华战争的企图未能得逞。
1938年底，日本首相近卫文发表声明，提出所谓日中“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
1941年10月东条英机继近卫文任日本内阁首相，兼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军需大臣和总参谋长等要职。
1940年4月，汪精卫政府成立典礼。汪精卫政府人员(左侧)，日本方面人员(右侧)。
浙江黄岩海门镇(今浙江省椒江市)的人民群众痛恨汉奸卖国贼汪精卫。他们制作了汪精卫夫妇的石雕跪像，并将其置于街头，让这对卖国贼遭到过往行人的唾骂。图为1941年4月19日，日本法西斯军人在海门镇登陆后观看这一对雕像的情景。
1940年1月26日，日本特务机关把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等傀儡召集在一起，在青岛开会，合议组织以汪精卫为首的南京伪国民政府(前排左四为汪精卫)。
1941年12月20日，汪精卫访问日本，感谢主子的恩惠。这是汪精卫（右）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左）握手。
南京伪政府主席汪精卫（中立者）1941年6月赴日访问，在东京发表卖国声明。
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侵华日军为了策应其在华北、华中对敌后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作战及对国民政府的诱降活动，向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发动了有限目标的局部性进攻。同时，出动航空兵对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衡阳等城市进行大轰炸。日本还迫使英国一度封闭了滇缅路。
1941年，日军一方面对我国东南沿海进行封锁作战，另一方面向豫南、上高、晋南和长沙等地区发动进攻。中国守军进行抗击，并在局部地区打退了日军的进攻。
一、南昌会战
1939年2月，日本华中派遣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决定进行南昌作战，目的在于截断浙赣铁路，切断江南皖浙两省的主要联络线，以维护其长江中下游的交通，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3月17日，日军以第6、第101、第106、第116师及海军陆战队等，由赣北的星子、德安、箬溪一线，向南昌、武宁发动进攻。驻该地区的是第9战区和第3战区部队各一部，共10个军(33个师)20余万人的兵力，直接参加了抗击日军进攻的作战。中国守军在武宁顽强阻击日军达10天之久。29日，武宁失陷。3月26日，日军第101、第106师攻占南昌外围，27日猛攻南昌城，与中国第32军所部及南昌警备部队展开激烈巷战，当晚占领南昌。4月16日，蒋介石下令反攻南昌。21日，第9战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指挥10个师的兵力向南昌地区发动反攻，一度攻克南昌机场和火车站。由于日军在航空兵和炮火支援下不断反扑，中国军队伤亡甚重，第29军军长陈安宝牺牲，于5月19日奉命撤出战斗，南昌会战遂告结束。
二、随枣会战
1939年5月初，日军第11集团军为消除鄂北、豫南方面对武汉的威胁，向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该地区中国第1、第5战区驻军共约16个军，以据守桐柏山、大洪山地带，确保要点，集结主力一部，伺机给日军以反击的方针，与敌展开激战，称为随枣会战(日本称为襄东会战)。5月1日，日军第3师由信阳及应山以西之徐家店分三路发起进攻，连陷吴家店、万家店。2日，日军一部向高城附近之第13军阵地进攻，激战两日，占领塔尔湾和高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