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在市场竞争中的“抱团精神”，是让全国人民感受最深的一点。遍布全国各地的温州村、义乌城、浙江街，没有一种“抱团精神”作支撑，是不可想象的。正是有了这种“抱团精神”，才有了浙商发展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合作、分工、信誉和诚信。浙江省内的5000多个专业市场和各地特色明显的区域经济，都是在有效的专业分工、合作，相互之间讲究信誉和诚信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浙江名目繁多的各类小商品，大都是以优质底价在市场上获得竞争力的。温州打火机行业能彻底打败日本、浙商商道浙商凭什么崛起韩国的同类企业，靠的就是优质廉价。而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因为无数家相关企业专业分工、产业配套、互信合作。在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浙江的金融业并不比其他省、市强，企业的金融支持度并不比其他省、市大，甚至可以说，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获得国家金融机构应有的大力支持。现代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没有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是不可能的，但是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来自于民间的强大的金融支持力。熟悉浙江经济的人都知道，在庞大的浙商群体内部，盛行着以私人资金拆借为表现形式的民间金融，被称之为“圈子主义”和“商业信誉”。“向银行贷款手续实在太麻烦了，在企业发展之初，银行也不愿贷款给我们。”这可能是所有浙商在谈到金融时都会说的一句话。“浙江商人在原始积累阶段，是不会向银行借钱的，也借不到。所以，一般要么向亲戚朋友借，要么入商会，”浙江商会秘书长陈康汉这样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研究测算，“十五”期间，浙江民间资本的形成能力，也就是实际民间资本增加额加上潜在民间资本总量，约8300亿左右。这部分资金就是全省可调动的民间资本。丰富的金融资源使浙江商人的融资相对较容易。据统计，浙江商人融资80%是靠民间借贷的。这80%的背后，沉甸甸地说明了浙商“抱团精神”的力量。说到“抱团精神”，并不是浙江人的独创，北有燕赵壮士，南有客家商人，在人们的印象中，比浙江人更加讲究“抱团”。但浙商的“抱团精神”在现代经济中能够获得成功，肯定有着它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内涵。这里除了“血缘”、“亲缘”、“乡缘”、“义字当头”等共性以外，我们观察到，浙商的“抱团”不是唯“缘”为是，更不会以“义”为大，不讲商业原则；相反，浙商在“缘”、“义”的基础上，更多的是考虑到“利”。他们用“利”来衡量这个“缘”和“义”的价值。一句话，浙商的“抱团精神”，“利”字当头，“缘”和“义”只在其中而已。大家熟悉的李书福与兄弟之间分分合合的故事，是最为典型的例子。浙商之间的你办厂我开店也好，产业链配套也好，相互之间的资金拆借也好，企业之间的股份合作也好，都是在“利”字当头之上的“抱团”。这种“抱团精神”是浙商独有的，是浙商崛起的重要秘诀。
4.浙商崛起的秘密内核——内纠错机制系统
通过大量的数据和调研，浙商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浙商们有一个完善的内纠错机制，浙商一路健康走来，不断发展壮大，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内纠错机制”。这个“内纠错机制”看起来是无形的，但却实实在在存在着。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真正把握到浙商崛起的秘密内核。
所谓的“内纠错机制”，是指一个有机系统，为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对一切来自系统内和系统外的各种失误、侵害，自觉地进行调整和纠错。任何一个有机系统，不论是生物组织还是社会组织或是经济组织，内纠错机制越自觉越敏感，这个有机系统的存在就越无碍，发展就越健康。
如果把浙商群体视作一个有机系统，我们就能在它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捕捉到它的“内纠错机制”。浙商的“内纠错机制”包含着浙商自身、企业组织、商人行会建设和发展环境等四个方面的内纠错能力。
一是浙商自身的内纠错能力。前面说过，浙商大多出生“草根”，文化程度不高。在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企业家自身的文化素质还无大碍，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企业家素质的决定性作用就必然要显现出来。浙商群体很自觉地感到了这一点，因此，随着浙商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浙商个人的文化素养也不断提高。鲁冠球、南存辉、胡成中、李书福、周成建等等一大批原来文化程度相当底的浙商，现在绝大多数都自费读了MBA工商硕士学位。多年来，浙江大学面向企业家的MBA班，总是处于饱和状态。国外著名大学在上海举办的MBA班，尽管学费昂贵，但来自浙江的学员远远超过了上海本地。为此，有一位学者质疑上海的企业家，为什么不在知本投入上学学浙商？浙商诞生于家庭工厂或乡镇企业，浙商商道浙商凭什么崛起他们现在能有效驾驭规模庞大的现代企业，与他们不断学习、不断接受新知识、不断否定自身大有关系。对一个企业家来说，没有比善于自觉纠错自己身上的弱点更为重要的了。二是浙商企业组织的内纠错机制。浙商在起步阶段，企业组织相当原始，管理阶层全是亲族朋友，几乎完全依赖血缘、亲缘关系来维护整个企业的管理系统；同时，企业的组织形式毫无讲究，有的是凭经验，有的是凭个人权威。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这种原始的企业组织管理方式，很不适应企业发展的要求了。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浙江企业纷纷引进国内、国外的先进管理模式，企业质量标准认证、A管理模式等等，一时曾成为浙商最关心的话题。还有一点，浙商善于在从商业实践中学，善于向国内外竞争对手学。温州打火机行业一度曾经内部恶性竞争严重，导致全行业混乱无序，几乎所有企业都无利可图。这个时候，有个别温州打火机企业老总，放眼长远，大胆向日本的竞争对手学习，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模式，以贴牌加工的低姿态，让日本人获大利自己赚小头，并冒着被人骂作“汉奸”的道德风险，忍辱负重，全心学习，最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老师，击败日本竞争对手。浙江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是家族制企业，在创业初期和企业较小时，家族制是一种很有效的管理方式，但当浙江民营企业整体上进入“二次创业”阶段时，家族制的弊端日益暴露，相当程度上还严重制约着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近几年来，浙江民营企业都在自觉地设法消解原来的家族制组织形式，正泰集团是这方面的典型。在今年3月份举办浙江百强企业家论坛上，浙江的企业家和理论家不约而同地对如何有效消解家族制弊端进行了探讨。浙江民营企业从小到大，从家庭作坊发展到现代企业，最关键的就是企业家能自觉地按照企业发展的需要，对企业组织管理模式进行及时、有效的纠错。三是商人行会建设对浙商群体发展起到有效的纠错作用。商业行会是浙商活跃的舞台。到目前为止，经登记注册的浙商行业商会、行业协会有2300多个。从1987年第一个浙商行业协会至今，虽然只有10多年时间，但浙商的各类各级行会做了不少事情，对浙商的发展壮大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些行会，从发动企业家捐款做善事到在国际舞台上显身手，已经日益成为行业发展的设计者，行业经济运行的协调者，行业政策制定的建议者，行业利益的维护者，行业成员的服务者。一些行会还独立举办大型展销会、开办大型市场等，直接促进本行业的发展。回顾过去的十多年浙商行会的发展历史，温州服装商会的成立，是温州服装业由低档产品向中高档定位的转折点；温州烟具商会首赴欧洲打CR官司，成为我国民间组织与国外经贸组织进行游说和交涉的成功蓝本；而有政府背景的浙江国内企业家联合会，更是在浙商参与西部大开发、投入振兴东北战略等领域，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四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发展环境建设上的内纠错机制。浙江民营企业的自主意识和自主行为比较强，但无论怎样，在以政府推动为主要特点的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浙江各地政府在经济发展环境建设上的纠错能力，对浙商的崛起和强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些专家和学者断言，浙江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得感谢具有个人胆识和政治魄力的浙江高层敢于在政治钢丝上跳经济舞蹈的官员们。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沈祖伦就是其中的一位。沈祖伦的出色不仅表现在他是浙江个体私营经济的鼓吹者和支持者，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沈祖伦作为一省之长，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顶着政治上的巨大压力，用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激励着浙江省的民营经济。沈祖伦用个体私营经济在实践中所创造出的一个个辉煌，驳斥了当时对个体民营经济的种种“奇谈怪论”。沈祖伦认为，浙江走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道路没有错，这条路将是一条康庄大道。为此，已经退居二线的沈祖伦，获得了“浙江民营经济之父”的特殊荣耀。省长如此，浙江各地的政府官员更是不遗余力地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是浙江经济发展环境的大前提，是浙江民营经济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中脱胎出来的最大的内纠错机制。在浙商的发展历程中，浙江各地政浙商商道浙商凭什么崛起府的内纠错行为，有以下几件大事值得记取：一是温州的“二次创业”，一扫温州产品假冒伪劣的形象；二是浙北地区的企业所有制全面改革，给原来以乡镇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浙北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三是发端于温州波及全省的“效能革命”，为浙江经济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四是“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战略的确立，切实提升了浙江吸收外资的能力和可能。我们有理由相信，由浙商自身、企业组织、商人行会建设和发展环境等四个方面组成的“内纠错机制”，必将在浙商进一步发展和强大的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哲人说，真正能打败你的，只能是你自己；对于浙商，因为有了这个“内纠错机制”，必将会减少在前进道路上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失误。
浙商中国第一创富集团
为什么“三无”（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起步，“五低”起飞（起点低，知名度低，文化程度低，企业组织形式低，产业层次也低）的浙商，会成为全国第一创富集团？资源不怕少，企业不怕小，身段不怕低是他们的特色和优势。浙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经济的共生共荣，小企业和规模经济的统一，本土化和国际化的互动，专业市场和特色产业区等，这些现象不是浙商的首创，就是浙商做得最好。“草根出身”的浙商很可能是中国各省发展民营经济最有借鉴价值的“样本”，事实上，浙商已经成为很多兄弟省市学习的榜样。最重要的是，浙商最具可学性，也最容易模仿。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苏州工业园区只可能有一个，但浙商的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却“全国通用”。
因为浙商是真正的“平民”、“全民”，他们最大众化，一则他们十之八九是普通老百姓，发达前往往是农民。二则他们“无资金、无技术、无市场”，白手起家，从“草根”开始生长。浙商中的大佬也是如此，他们有的知识和资本，你也完全可能拥有。赤手空拳打天下规模可大可小，资金可多可少，不要担心自己缺什么，进入门槛很低。他们的经验主义，他们的组合才能，他们的三流人力做出一流效益的本事。小业主可以从中得到借鉴，大老板也可以从浙商的低调内敛的经营实践中，悟到许多正面的启示。
1.浙商——奇迹与顽强并存
中国过去的20多年中，有经济奇迹，但难有成功的企业，自然也难有成功的企业家。唯一的异数是浙商。
浙江人的经商意识是渗透到骨子里面的，即使是菜市场上卖菜的年轻人，也从未把自己看做是一个谋生活费的小贩，他们认为自己是在经商，是在做经理，甚至有名片、有手机。浙江商人都有比较强的市场意识，很会寻找机会，作为商人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其次，浙商有着一股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他们永不满足。在浙商眼里，没有办不成的事，而且还喜欢不断地给自己设定新的目标，不等不靠，相信市场，相信自己，因此浙商的自立性比较强。温州商人是浙商的代表。人们常常喜欢用“草根经济”来形容温州民营经济形态，同时也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比喻他们的生命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目前的浙商正经受着新一轮的考验与挑战。
2006年6月2日到4日，杭州召开了浙商大会暨浙商论坛、首届浙浙商商道浙商凭什么崛起商投资博览会。以地域性商人群体作为会议的兴奋点，确实十分罕见，但这也让人们得到再一次仔细地观察浙江模式、尤其是浙江商人群体特征的机会。中国经济相当奇怪。过去20多年出现了惊人的增长，但伟大的企业家却似乎是空白。深入分析会发现，这是一种排斥企业家的经济模式。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增长模式是政绩驱动、官员主导、投资带动，其实是一种寻租经济。垄断企业自然不用说，即便是那些跨国公司，其业绩中很大一部分，也来自政府所设立的“租”：免费的土地，异常低的劳动力价格，几乎由存款人倒贴钱的信贷，还有政府的牌照，所有这些，转手倒卖傻子都可赚钱。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尽管中国的法制并不健全，财产权也没有稳定保障，官员相当腐败，地方保护主义仍然盛行，但跨国公司头头们却无不连声称赞中国的投资环境。在这样的政经环境中，可以催生经济奇迹，但难有成功的企业，自然也难有成功的企业家。中石油、中国移动的高管不是企业家，房地产开发商也不是企业家。越是在所谓的高端行业，在政府大力鼓励发展的那些行业，寻租的成分就越大，越没有可能形成企业家。在这些部门，企业成功靠的是权力，企业高管们的主要智慧就在于，知道如何与政府打交道。但有一个异数，那就是浙江的市场经济，尤其是温州模式，及珠江三角洲的一部分经济部门。在这些地方，驱动经济增长的是经济学教科书所列的那些正宗因素：企业家精神，知识的增长与传播，分工的细化、深化，笔者对浙江私人企业和企业家成长的四个基础性制度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其一，发达的民间金融体系，即历史悠久的“合会”制度。自私人经济在中国再度出现以来，就始终面临资金瓶颈，且在现有金融体系及监管制度下，也不大可能有解决之道。但浙江商人却例外地找到了解决方案，那就是传统的合会制度。研究表明，20世纪50~70年代台湾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合会为企业提供了大约一半金融资源。对于浙江私人企业来说，合会的价值更为宝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