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和玛丽结婚以后，废寝忘食地潜心于科学研究，将研究科学工作视为一切。巴斯德夫人十分理解丈夫的心思。她不仅爱丈夫，而且还热爱科学，成了巴斯德的助手、秘书以及生活的保护者。
巴斯德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忘记了丈夫的责任以及应有的殷勤。他曾经写过：“我已经到了神秘的门口，那遮盖着的面纱已经逐渐稀淡了。夜实在太长了，我经常被太太指责，不过我告诉她，我将会使她成为名人。”
巴斯德从事很多奇异的、差不多愚蠢的试验。巴斯德夫人整夜地等候他，真诚地、尤其是带着崇拜去信任着丈夫。她写信给父亲说：“您要知道，如果他今年从事的试验能成功，那就能成为牛顿或伽利略呢！”
巴斯德在试验成败的日子里，晚上常常在床上辗转反侧，对自己的太太诉说着失望或恐惧。巴斯德夫人常常安慰他。她什么都了解，也知道安慰并不能排除巴斯德的忧虑。那时候巴斯德的条件非常差，独自工作着，没有一个助手；连一个洗瓶的孩子都没有。虽然他精力过人，不过也难免顾此失彼。
在这时，巴斯德夫人经常守在他身旁。每天晚上，她都坐在直背椅上，身靠小桌，替他抄录科学论文。当巴斯德还在楼下抚弄试管以及瓶子时，她已经把他摘记簿里潦草的速记，整理成文了。她的生命就是巴斯德，由于巴斯德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工作中，因此她的生活也渐渐溶入到他的工作里去了。
19世纪时的欧洲，医药非常落后，依据著名英国外科医生李斯特统计，病员大概有45％死于伤口感染化脓。巴斯德在微生物学上的研究成果，就如同明灯一样照亮了整个医学界。是巴斯德通过实验发现了细菌是造成物质腐败的罪魁祸首；又是巴斯德，反复向外科医生讲解高温消毒灭菌的方法。
1874年，李斯特应用巴斯德的理论在外科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爱丁堡写信给巴斯德说：“请允许我趁此机会恭敬地向您致谢。感谢您指出了细菌的存在是腐烂的真正原因，依据这惟一可靠的原理，使我找到了防腐的方法。如果您到爱丁堡游览，您能看见，在我们的医药里已经有了大规模的设备。人类已经享受到您的工作所贡献的幸福了。”
巴斯德真的无愧于这种荣誉。他的名字，他的科学事业，始终是和夫人玛丽的辛勤努力永远地联系在一起的。
达尔文妻子帮助写作
伟大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和埃玛的婚姻非常美满。埃玛将每一分柔情全都给了丈夫。她忍受着丈夫因为疾病和神经抑郁而变为暴躁易怒的性情。在婚后长达四十三年的时间里，他们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争吵。
他们一共生了四个女儿、六个儿子，其中有三个在非常小的时候就已经死去了。在很多的子女群里从事科研以及写作是非常不容易的。达尔文定下了规矩，除了他本人和每天早晨打扫房间的仆人以外，他的书房里任何人都“不得入内”。埃玛亲自主持这个规定的执行，除非有重要客人来访以外绝对不会破例。埃玛嘱咐孩子们，路过父亲书房的时候要像老鼠一样默不出声。
人们只清楚《物种起源》是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一本名著，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部跨时代的著作里浸进了埃玛的汗水。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初稿写出以后，就重病缠身了，内心十分着急。埃玛于是劝达尔文说：“你休息吧，《物种起源》这部手稿，由我整理吧。”
埃玛是一位善于体贴丈夫的妻子。为了不让丈夫烦躁，她不顾家务的疲劳，坚持给达尔文读书、读信以及抄笔记。当达尔文睡了以后，埃玛抓紧时间去整理《物种起源》的手稿。
有一天晚上，达尔文一觉醒来了，看到妻子还未睡，便挣扎着摸下床，来到了书房，看到埃玛在灯下抄写呢。埃玛突然抬头看到了达尔文，连忙扶达尔文坐下。她知道丈夫不放心自己，就把她整理的稿子念给丈夫听，达尔文听了很满意，不断地点头。埃玛深情地回答：“你既然觉得我整理的还行，那么，你就安心地去睡觉吧！”
1859年，《物种起源》终于发表了，指出了自然选择说以及进化论，利用确凿的证据推翻了神创论以及物种不变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变成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达尔文抱着新书，对妻子说：“这里边还有你汗水的香味呢。”
巴甫洛夫得到妻子支持
一天晚上，巴甫洛夫下定决心走出实验室，和未婚妻西玛会面。他们很难得能够在一起聚会，相见没有多久，巴甫洛夫就对未婚妻说：“快把你的手给我！”西玛还以为他要吻自己的手呢，因此高兴地把手伸过去了。
巴甫洛夫抓住了未婚妻的手，用手指按住她的脉搏，过了好一阵，说：“没有任何不正常的跳动，快放心吧，你的心脏一切正常。”
只要是女人都需要柔情。西玛没有料到，未婚夫竟然是这么一位缺少柔情的人，不禁伤感地离开了他。但是，巴甫洛夫却没有注意到未婚妻情绪的变化，又回到了实验室埋头苦干去了。
他们结婚以后，物质生活始终都非常贫困。实验室是一个由浴室改建成的小木房，他只能利用有限的收入来购买研究用的动物以及设备。为了确保科研工作的正常进行，他只好把妻子以及孩子送到农村的亲友家居住，以此减少生活上的开支。但他的妻子却毫无怨言。
巴甫洛夫在50岁以前就已经成了当时消化生理学派领袖，但是他还没有当上常任教授，仅仅是一个兼任教授，薪水很低，所以经济状况仍旧不好。
有一天，巴甫洛夫的学生们决心帮助老师与师母。他们借口有很多医师要求巴甫洛夫给他们举办特别班来讲心脏神经，已经收齐了大家公摊的钱，给巴甫洛夫作为“班上的开支”。巴甫洛夫非常高兴，把这笔钱替这些医师购买了一些动物：狗、豚鼠以及家兔。这个班办得非常出色，但学生们从经济上帮助巴甫洛夫的计划却落空了。
巴甫洛夫觉得：“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所以很少把自己的生命化成柔情贡献给妻子。巴甫洛夫的妻子却给丈夫全力的支持，承担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
巴甫洛夫终于成了“生理学的无冕之王”。在取得世界荣誉之时，他经常用激动的词句来感谢自己的妻子。
“我在生活的同伴里找到了一个好人，就是我的妻子。她忍受着我当教授以前生活上的一切不幸，一直都在保卫着我的科学意志。她将整个生命都献给了我们的家庭，就像我献给实验室一样。”
居里夫妇合作发现了镭
居里夫妇结婚之后，居里继续自己的结晶体方面的研究。居里夫人在1898年选择了放射性物质的研究课题，想去报考博士学位。
夫妻俩人潜心于自己的研究领域。
不过，当居里夫人看到在铀沥青矿石里含有一种比铀的放射性强很多的元素的时候，为了帮夫人一块寻找不为人知的新元素，居里就毅然决然地暂时停止了自己的研究。
夫妻俩在一所残破简陋的木板棚屋内，成吨成吨地炼制铀沥青矿渣，经过了45个月的辛苦劳动，他们在1902年提炼出一公厘纯镭，并且测量了新元素的原子量。在1903年，他们头一次荣获了诺贝尔奖金。
他们在发现镭的过程里，很好地合作了长达八年。
在写满公式的工作笔记本里，两人的笔迹不时夹杂在一处。
在发表的科学论著里，他们大多是签署着两个人的名字。而且他们常常运用这样的语句：“我们发现……我们觉得……”
在1906年4月，居里在赴实验室的路上被马车撞死了，居里夫人在万分悲痛中仍然牢记着居里的话：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哪怕一个人成了没有灵魂的身体，他还要照常工作。”
居里夫人挣扎起来，接受法国大学的邀请，当了该校第一个登上讲台的女教授。
居里夫人开始了讲课，从丈夫居里讲课时的最后一句话讲起：“在观察近年来物理学上的进步的时……”
1908年，居里夫人出版了居里的著作。
1910年，居里夫人编写了一本971页厚的著作《放射性论》，还发表了“放射性元素分类”、“放射性常数表”和预备镭的第一个国际标准单位。
1911年，居里夫人荣获第二次诺贝尔奖金。
张曜向妻子行拜师礼
清朝有一个武官叫张曜，因为苦战有功，被破格提升为河南布政使。可是因为他幼年失学，胸无点墨，经常受到朝官的歧视。御史刘毓楠称他为“目不识丁”，就将他改任为总兵了。张曜为了争回这口气，于是立志发愤读书。张曜想拜师求学，可是谁又愿意收张曜为学生呢？张曜想起自己的妻子非常有文化，回到家里以后就要求妻子教自己读书。妻子回答说：“要教你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行拜师之礼。”
张曜一口答应下来了，立刻穿起了朝服，叫妻子坐在孔子的牌位前面，恭敬地对妻子行了三跪九叩的礼节。
从此，张曜在公余的时候就在妻子面前读书。每当妻子摆起老师的架子时，张曜就立即躬身肃立，认真听讲，不敢有半点怠慢。同时，张曜还命人刻了一枚“目不识了”的印章，常常佩带在身旁以为警戒。
因为妻子认真教，张曜发愤苦读，几年以后，张曜终于成为很有学问的人。张曜在山东做巡抚的时候，有人参了张曜一本，称他“目不识丁”。张曜就上书皇上要求皇上亲自面试。面试成绩很好，令皇上以及很多大臣都大为惊奇。张曜在山东筑河堤修道路，广开厂局，精于制造，做了很多利国利民的事情。由于他勤奋好学，死后皇帝还给了张曜“勤果”的谥号。
徐特立夫妇白头偕老
徐特立与妻子，真可谓是一对白头偕老的伴侣。他们从成婚至1960年徐太太病故，七十多年来始终都是相亲相爱的。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以及全国解放的前夕，徐特立阔别妻子二十几年。他们尽管长期异地分居，音讯都没有了，可是徐特立不管到了武汉、延安，还是到了日、德、比利时等国，不管在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浪潮的冲击下，还是大城市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徐特立一直对妻子保持着忠贞的爱情。
新中国成立以后，徐特立命人把夫人接到北京一同生活。这时候，徐特立的妻子已经是七十一岁的高龄了，而且还没有一点文化，并且又是小脚。徐特立生怕老伴有了自卑感，为了避免妻子受到刺激，就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如果真的尊敬我，就要尊敬和照料我的妻子。”看戏的时候，徐特立拉着老伴一块走；外出做客时，总会携带妻子坐在自己身旁。徐特立到外地参观时，一有机会就会带着妻子一块去，还经常合影留念；工作的时候经常陪着老伴坐一坐，有些时候还会给老伴梳一梳头发；吃饭的时候，有好一点的菜，总是先叫老伴吃。家里的钢丝床有一边毁坏了，徐特立就睡在坏了的一边，将好的一边留给妻子。
徐特立生怕儿子厚本去世的事情会让妻子伤心，就始终瞒着妻子几十年，还托人用厚本的名义从国外寄信来读给妻子听。
妻子去世以后，他就把和妻子合影的照片放到口袋里，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甚至照片上面都留下了深深的折痕。
联想到现实生活，一些人一般年轻时夫妻爱情深厚，一旦老迈了却情感淡薄，甚至常常会发生口角。对比徐特立夫妇的恩爱深情，怎会不有愧呢？
李四光夫妇肝胆相照
地质学家李四光从事蠖科化石研究的日子里，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觉。女儿出世时，他仍旧像往常一样，到晚上九点多钟才离开北京大学，饿着肚子来到医院里去探视。
在医院里看到夫人，每回只说两句话：“你昨晚睡好没有呀？”“今天好不好？”接着，就坐在那儿写东西了。夫人总会发出嗔怪。李四光经常笑嘻嘻地说：“你嫁错人啦，我不能陪你玩呀。”
有一回，李四光答应在星期天陪同妻子女儿到颐和园游玩。当时交通很不方便，需要骑一头毛驴才行。夫人在星期六就雇好了毛驴。谁知道第二天李四光临时改变了，说：“真对不起，我今天有一件要紧的事不可以陪你了，你们自己去吧！”说完就向学校跑去。
夫人非常生气，觉得李四光“只爱石头，不爱妻子”，只得自己带着孩子，骑着毛驴上路了。但是，到了颐和园以后，李四光忽然又跑来了。李四光说：“见到你生气，心里很不是滋味，也不能集中思想工作了，只得前来向你道歉。”
事实上，李四光的确爱石头，但更爱妻子女儿。女儿小时候经常闹肚子，他下班以后总会将孩子抱在怀里暖着，而且还要提笔写文章。每天清晨四点，孩子就会哭着要求吃奶，他不想叫醒保姆，更不想惊动夫人，常常自己动手调好奶粉，把孩子喂饱，抱在自己的怀里，使女儿安然入睡。
而夫人呢，虽然有时候会生气，其实是很理解丈夫的为人，支持他对事业的不断追求，李四光在北大的六年里，经过刻苦钻研，写成了《中国北部之蠖科》一书，在1928年出版，同年还获得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博士学位。那时候请人代领博士文凭，要花十八个英镑购买一套博士服以及帽子穿戴才可以。李四光对夫人说：“我做研究工作，并不是为了名声，这东西我不想要了，而且还得花钱。我想去信感谢一下他们的好意，同时说明不需要这个学位了。”
但是夫人没有征得李四光的同意，偷偷汇了钱去，领回了博士文凭。在李四光跋涉于科学崎岖之路的艰难岁月中，正是有夫人跟随着他，一块经受着排挤与刁难，承受着地质研究里风餐露宿的艰辛以及每一次发现、每个科学成就的喜悦。
1934年，李四光到英国作学术报告。两年以后在回国的途中，他和夫人来到了美国。美国有许多风景名胜，李四光却对夫人说：“来一回美国不容易，一定要借这个机会看一看美国的地质。”他们不去看那些名胜风景，却爱去爬那光秃秃的荒山野岭。白天爬山，晚上住在美国乡村的板房里。回国以后，哪怕在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李四光也没有放弃过地质科学。在非常艰苦的生活困境里，李四光的夫人凭借着一架小石磨和饲养几只老母鸡，维持着非常低的生活水平。
李四光案头的小油灯，就是凭借着夫人积攒鸡蛋换回来的豆油，才不会熄灭。李四光能够得以创立地质力学，成为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是和李四光夫人的肝胆相照、全力支持离不开的。
“请你选择一下，是专心于事业的人好呢，还是只能陪你玩的人好？我有我的工作，现在年轻时不干，年纪大了就干不成了。”这就是李四光结婚以后，对夫人提出的问题。
事实上，这个问题也是每个青年男女都要提出的生活课题：爱情的幸福，是否必须双双漫步林荫，小憩花园，整日卿卿我我呢？
真爱穿过外表的浮华
我们在人与人之间设立了太多的屏障，甚至于亲人、爱人之间也不能以真实面目相对。除去外表的浮华，卸去心灵的伪装，方可达到真正的人与人的融合。
雍容华贵、仪态万千的公主爱上了一个小伙子，很快，他们踩着玫瑰花铺就的红地毯步入了结婚殿堂。故事从公主继承王位、成为权力威慑无边的女王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