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热恋时，一般会听取长辈的意见。怎样对待长辈的意见，态度却大不一样。
叶挺在给孙中山先生当警卫营长的时候，就与李秀文交上了朋友。1924年，孙中山命令叶挺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临行时，叶挺头一次向李秀文求婚。李秀文前去征求父亲的意见，没料到父亲却严厉地劝阻道：“叶挺是个有为的青年军官，目前正是你们共同求上进的时候，婚姻一定要作为鼓舞彼此前进的力量。”
妈妈偷偷地对女儿说：“你爸爸早就看上了叶挺，老人是想他当了团长以后你们再举行婚礼。”
这对恋人是如何对待长辈的忠告呢？
李秀文与叶挺全都欣然接受了意见，而且两人还立了盟约，互相勉励。叶挺毅然到莫斯科前去深造，在东方大学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熏陶，并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回国以后，叶挺就任第四军三十四团团长。不久以后，这对青年恋人终于在肇庆阅江楼举行了婚礼。
叶挺推迟婚事的事情，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在热恋的时候能冷静地倾听长辈们的忠告，不被眼前的卿卿我我所陶醉，而是能够从长计议，以事业为重。这个故事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来讲是个非常有益处的启示。
车尔尼雪夫斯基接受爱情
俄国文学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彼得堡大学毕业以后的第二年回到了故乡的一所中学里做了一名教师。
在那儿车尔尼雪夫斯基结识了医生的女儿奥尔加·华西莉也娃。
车尔尼雪夫斯基听别人说奥尔加在一次晚会上提出“为民主而干杯”，这也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想，让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奥尔加产生了爱慕的情感。
不久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却中断了他们的爱情。原因就是一想起自己就要献身于反对沙皇农奴制的斗争了，不应该在爱情方面分心。
这对于奥尔加·华西莉也娃来讲，无疑是很痛苦的，同时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是放弃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爱情，还是追随对方，投身车尔尼雪夫斯基所献身的事业中去呢？
真诚而且执着的姑娘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不再在痛苦中徘徊了，决心把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爱情溶入到反对沙皇的斗争里去。
姑娘的坚毅让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信了爱情不仅没有妨碍革命事业，还替自己增添了一个得力助手。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接受了华西莉也娃的爱情。
她为了能使丈夫专心工作，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以及亲戚朋友们的应酬。
她还在工作上尽量帮助丈夫。她懂法文，于是帮助丈夫翻译小说《小伯爵夫人》。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忙于杂志工作的时候，她就帮助车尔尼雪夫斯基抄抄写写，并且在1845年的时候完成了《现代人》杂志上半年的文章目录的编辑工作。
事实证明，不论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被监禁的苦难日子里，还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二十六年的漫长岁月里，华西莉也娃都保持着对于丈夫的忠贞。
车尔尼雪夫斯基晚年想写杜勃罗留波夫传，奥尔加·华西莉也娃便四处替他搜集资料。
车尔尼雪夫斯基逝世以后，奥尔加·华西莉也娃挑起丈夫的重担，搜集有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遗作和文物等资料，参与筹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博物馆，对俄国以及世界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因为奥尔加·华西莉也娃的自我牺牲，促进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事业。看来，只要是真挚的爱情，只要是志同道合的恋人，热爱着对方的人，同样会热爱对方追求的事业，一定会将对方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
莫扎特的乐曲洋溢着爱情
在维也纳严冬的一个早晨，风雪纷飞，滴水就能成冰。所有的门窗全都紧闭着。透过一扇窗口，能看到有一对夫妇正在相拥而舞。
这对夫妇是谁呀？他们为何一早起舞呢？
这对夫妇就是音乐大师莫扎特与夫人。
不知道情况的人还以为他们有什么高兴事情呢。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欢乐而舞。他们非常贫穷，没有钱买煤取暖，夫人就用陪伴丈夫跳舞的办法来抵御风寒，叫他暖和过来以后继续进行创作……
18世纪80年代，是莫扎特一生里最有意义的时期。他贫困到了极点，不过所有重要的作品都在这10年里产生。虽然生活悲惨，不过作品却像春天一样洋溢着温暖的光辉。这是为何呢？人们解释道，这就是醇厚的爱情抚慰着他心中的每个音符。
18世纪的欧洲音乐家，差不多都是依附于贵族的保护而生活的。莫扎特四岁就能弹钢琴，五岁已经会作曲，六岁已经有了世界声誉，八岁作最初的奏鸣曲以及交响乐，十二岁的时候，便开始写歌剧，十四岁的刚侯通过了专门考试被选为波隆学院的院士。二十岁那一年，他再也不能忍受大主教的妄自尊大以及蓄意鄙视，辞去了乐职，从此贫困与不幸也接踵而至。就在他连饮食都不能周全的穷极潦倒之时，爱神降临了。
美丽的未婚妻是维也纳一位名优的女儿，同样擅长音乐。莫扎特将音乐和爱情和谐地编织在一起。他将新娘的名字作为自己正在创作的歌剧《后宫的诱逃》里女主人公的名字。他体会到新娘的性格与自己的性格有很多一样的地方，都不能容忍矫揉造作，都很善良、乐天、无忧无虑，都安于贫困。
新娘的性格就成了歌剧女主人的性格。他坚信，这样的性格可以帮助自己度过患难。事实证明，在婚后的困境里、夫人和莫扎特感情投合，互相慰藉，不但理解他，还帮助他。莫扎特的整个身心都遨游在音乐世界里面了，所以他的行动就像一个小孩子。夫人非常理解他的事业，知道丈夫的价值。
她深知莫扎特在生活上很粗心，因此每当在吃饭的时候，为了防止刀叉伤害莫扎特的手指，总是替莫扎特把肉切碎。每天早上，还帮助莫扎特穿好衣服。莫扎特和交响乐鼻祖海顿的感情非常好。他们是非常有趣的一对人物，经常在一起探讨音乐。每当这时，夫人总会坐在一旁倾听着，想像着美妙的旋律又要从丈夫的手指中倾泻出来。
18世纪80年代末期，莫扎特访问了柏林，威廉二世要邀请他为宫廷乐长，莫扎特不肯担任，宁愿和夫人做伴，去过贫贱的作曲生活。两年以后的晚秋落叶之时，他忽然对夫人说：“我想替自己作一首安魂曲。”未料到，这句话竟然真成了不幸的预兆。曲成的时候，莫扎特已经卧病不起了。生命的乐谱画上了终止符。这年莫扎特仅仅三十五岁。他死的时候，莫扎特的夫人同时大病在身。下葬那一天，家里连一点零钱都没有，夫人病得不能下床。他被埋葬到穷人的公墓中，没有一个亲属在身旁。两周以后，夫人来到墓地，那里已经难于辨认，不能找到莫扎特的遗骨了。
伟大的音乐天才，就这么结束了一生。不过，爱情使他能够傲视贫困。在爱情的抚慰下，他走上了成功之路。在莫扎特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也是婚后的十年里，歌剧《唐璜》、《魔笛》和奉献给海顿的六曲弦乐四重奏、《朱比特交响曲》等，依次问世。他的物质生活是异常悲惨的，可是他的音乐以及爱情都闪烁着春天一样的温暖。
列宁在斗争中获得伴侣
列宁是在革命斗争时获得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的。那是在1894年2月底，列宁与克鲁普斯卡娅在伏尔加河畔的村庄里革命青年聚会时头一次见面。后来，两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常常在一起交谈。相同的理想，相同的事业，将两颗心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列宁曾风趣地说过自己相爱的起因：他是在与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吃春饼时，准确地说，是在吃第四张春饼时爱上克鲁普斯卡娅的。不过，为了自己的革命事业，列宁始终将爱情深深地藏在心里。
到了1897年初，列宁由于“斗争协会”的案件被沙皇政府判处流放西伯利亚三年。列宁在到遥远荒凉的流放地以前，列宁再也控制不住相思之苦，就用牛奶给那时还在拘留所里的克鲁普斯卡娅写了一封情书，渴望她也能够争取到自己的流放地去。并且在这封信的末尾直率地指出：“请您给我当妻子吧！”
列宁的情书令克鲁普斯卡娅感动得热泪直流。她非常体谅列宁的处境以及心情，提笔回信道：“好呀，做您的妻子就做您的妻子吧！”
因此，男女双方都向警察局提出了自己的申请，要求准许他们流放到一起。
1898年5月12日，克鲁普斯卡娅在母亲的陪伴下，从彼得堡动身来到了西伯利亚米奴辛斯克县舒申斯克村，和列宁举行了婚礼，并且做了列宁的一位得力助手。
克鲁普斯卡娅能够在列宁政治危难的岁月与列宁结成终身伴侣，表明他们是一对志同道合夫妻！
玛丽钟情于贫穷的黑格尔
19世纪的德国社会风气很糟糕，金钱地位变成了恋爱婚姻决定性的条件。许多姑娘都想找一个金钱多、地位高的男子作为终身依托。
可是，就有一个二十岁的世家出身的姑娘玛丽·冯·图赫尔，冲过了家庭以及社会的陈规陋俗的阻力，在1811年4月16日接受了黑格尔的求婚。
玛丽的母亲知道女儿要嫁给黑格尔的时候，气得挤眉瞪眼。她为了能够捞到一笔财富，原本想将女儿嫁给一位经济阔绰的大学教授，但是女儿却爱上了地位卑贱的纽伦堡文科中学的校长，年薪仅仅一千古尔盾的黑格尔。在当时物价飞涨的纽伦堡，一千古尔盾是很少的，连最低的生活都很难维持。可是玛丽并不崇拜金钱和地位，她已经深深爱上了黑格尔。
黑格尔有啥值得玛丽深爱的呢？
“才华横溢和阅历丰富”，就是玛丽深爱黑格尔的原因。两人结婚以后，黑格尔的成就证明了玛丽的择偶标准是正确的。爱情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很难不受物质条件的制约。经济条件是青年男女恋爱过程里不能回避的问题。不过，爱情作为男女之间高尚的精神生活，就不能用物质条件的优劣作为转移，更不能以经济状况当成选择对象的标准。
甜蜜的爱情不但体现在物质生活的满足上，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精神生活里。物质条件毕竟是一时的，能够通过双方的努力获得的。
恩格斯爱上了纺织女工
很多年前，在号称英国纺织工业摇篮的曼彻斯特工厂区内，有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在一位纺织女工的陪伴下常常深入到车间厂房，走访工人的家庭。
这个青年就是恩格斯，那个女工就是恩格斯妻子的玛丽·白恩士。
恩格斯若论家庭的富裕，经商的需要，完全能像普通纨绔子弟那样，挑选“门当户对”的、以出入上层社会为荣的资产阶级阔千金来做妻子。可是恩格斯却未作这样的选择。1842年，恩格斯从德国来到曼彻斯特以后，就结识了纯洁的姑娘。
玛丽·白恩士在一家纺织厂里打工，比恩格斯小一岁，性格很爽朗、热情大方，极具革命觉悟。玛丽·白恩士是工人的女儿，强烈抗议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积极加入工人们为了改善劳动以及生活条件而进行的运动。恩格斯喜爱玛丽的革命精神；玛丽帮助恩格斯用22个月的时间全面考察了工人们的劳动以及生活状况，让24岁的恩格斯得以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杰出著作。
1845年，恩格斯与出身低微、一无所有的女工玛丽正式举行了婚礼。他们的结合，不管在经济上还是在地位上全都是不符合剥削阶级的“门当户对”条件的。他们的结合，完全出于志同道合。爱情，只有和共同的事业以及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能产生出牢不可破的伟大力量。恩格斯对自己忠贞的妻子说：“我的妻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爱尔兰无产者，她对无产阶级有着天赋的爱，对我也是无比珍贵的。在关键的时刻，这种感情对于我的支持，比起那些有教养的、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阔千金的细腻小聪明给予的要多得多。”
马克思燕妮患难与共
普通人处理婚姻大事，一般选择在生活最顺利之时，可是燕妮和马克思结婚，是在马克思的革命活动处在最困难的时候。
1843年6月，当马克思成了德国政府最痛恨的革命家时，马克思被解除了《莱茵报》主编职务，并且处在流亡国外的困难时期，出身于普鲁士的名门望族的特利尔城里最漂亮、聪慧的姑娘燕妮，毅然抛弃了豪华的贵族生活，与马克思结婚了。从此以后，她把马克思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成了马克思终生的伴侣与战友。
他们结婚以后一直到1856年的十多年里，曾经三次流亡到国外，过着十分贫困的侨居生活。常常伴随着他们的就是饥饿、寒冷以及商人和房东的逼债、典当衣物的窘迫等。贫穷陆续夺走了的三个心爱孩子的生命。
燕妮在《动荡的生活简记》里描写了这段生活的悲惨情景：“1852年复活节，可怜的小弗兰契斯卡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可怜的孩子与死亡搏斗了三天后，受了很多痛苦，在我们生活最困难的时期死去了。我们的德国朋友们这时候也无力来帮助我们……那时候，我跑到一个住在附近、不久以前曾经拜访过我们的法国流亡者那儿，求他接济我们一下。他非常友善地送给了我两英镑，这才付清了购买小棺材的钱。这时可怜的孩子正安然地躺在小棺材里。小女孩出生的时候没有摇篮睡，死后好久又得不到小棺材。当我们将小女孩送到坟墓里时，我们是多么伤心呀！”
燕妮出身于贵族，原本是一位法官顾问的的女儿，竟然跟随马克思过上了极端穷困的生活，真所谓门不当，户不对，在人们心里是不能被理解的。那到底是什么力量在鼓舞着燕妮呢？燕妮在写给朋友魏得迈的信里说得很清楚：“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所造成的烦恼已经将我压倒，我清楚地知道，在我们的斗争里，我们决不是孤单的，并且我是少数幸福者里的一位，因为我的身旁有着我那亲爱的丈夫，是我生命的支柱。使我痛苦万分的是，我的丈夫也不得不经受许多琐屑的苦事。”燕妮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痛苦能够锻炼人，爱情能够给人以支持。”
燕妮与马克思在生活上患难与共，可贵的就是用高度的自觉以及炽烈的热情来支持马克思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和理论研究工作。燕妮首先了解到马克思的事业社会意义，并且首先肯定马克思的学说的正确性。在政治斗争中，不管面临着多么严峻的考验，燕妮都站在马克思的一边。这种来自于最亲爱者的无私支持与鼓舞，带给马克思无穷的力量，以至于马克思对燕妮终生感激不已。马克思常常把手稿交给妻子看，还很重视燕妮的意见。
同时燕妮也将出任繁重的秘书工作看成是自己“一生里最幸福的时刻”。所以，他们的小女儿爱琳在回忆父母时说：“没有燕妮，马克思也就不是马克思了，这绝不是什么夸大。两个生命能够结合得那样紧密，互相取长补短，是闻所未闻的。”
共同的革命理想，火热的斗争生活，将马克思与燕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组成了美好的爱情。
燕妮曾经忠告过女朋友，说：“当你打算与那个人一起生活，白头偕老时，不仅要变成一个贤妻良母，还要成为他的同志，他的策划人。”马克思称赞燕妮的一生是“与自己共患难，同斗争”的一生。
巴斯德夫妇名字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