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书局
世界书局于1917年由沈知方在上海创办。1921年改为股份公司，设编辑所、发行所和印刷厂，在各大城市设分局30余处。沈知方任总经理。初期，以出版小说为主，从1924年起，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三足鼎立。1934年，因经济周转不灵，沈知方被迫退职，由陆高谊任总经理。抗日战争期间，林汉达主编的英文文学读本颇负盛名。1946年李石曾出任总经理，1950年宣告结束，共出书5000余种。
1912年成立的世界书局，一开始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书局，是以出版通俗图书，供小市民阶层阅读而发展起来的。1924年才开始出版教科书，被同业和社会认可。在当时，似乎只有出版“正宗”的教科书，才够得上是“正宗”的书局，就像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否则在同业中是排不上号的。从那时起，世界书局才跻身于书业的第三位，仅次于“商务”和“中华”。
世界书局的开创与发展，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绍兴人沈知方。沈除了精明，还有着大气魄。17岁时，他就在余姚一家旧书店当学徒，1900年被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看中，职务被聘为“干事”，实际上只不过是个“跑街”角色。沈知方就是从最底层的“跑街”做起，在积累经验之后，自己曾创办了几家小型的书局。但是，他仍不满足，一直在寻找机会，想大显身手。在辛亥革命前夕，善于洞察时势的沈知方早就预感到辛亥革命会成功，便暗地与陆费逵等人，秘密编辑为即将建立的中华民国准备新教科书。革命一成功，就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沈知方也便创办了中华书局，并陆续推出了适应形势的新教科书，结果畅销一时，声名大振。沈知方十分敏感地意识到，“世界”这一名称有着全球的意思，比起“中华”乃一国的范围要大得多，更具有包容性。于是，他便放弃其他名称，从此只用世界书局的名义出版书籍，世界书局的出版标记也便应运而生。其出版标记是一只非常直观的圆形地球，喻示“世界”，地球四周环绕云彩，正中竖写着“世界”两字。出版标记设计得很简洁，却有着一种飘浮于天际的豪迈感，这大概也是沈知方所向往并追求的一种境界。
世界书局出版标记的诞生，是与沈知方理想的实现紧紧相连的，一开始从底层于微弱之中起步，经过曲折坎坷，居然在出版投机类书籍的过程中，得到了“歪打正着”的结果，这也是沈知方始料未及的。“世界”之名，似乎成了沈知方的“护身符”。再加上他的经营头脑、懂行、技巧以及人缘，更主要的是他了解当时读者的阅读需求，能在读者还未感悟时，新的出版物已经摆在了读者的面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迎合小市民的5种鸳鸯蝴蝶派的消闲性刊物，如李涵秋、张云石主编的旬刊《快游》，严独鹤、施济群主编的周刊《红杂志》，严独鹤、赵苕狂主编的周刊《红玫瑰》，江红蕉主编的月刊《家庭杂志》，施济群、程小青主编的半月刊《侦探世界》，这些杂志很受小市民的欢迎。
沈知方虽然有着多方面的才能，但毕竟也有“失足”之时……最后，只好被民国四元老之一的李石曾所代表的官僚资本侵入世界书局，从而控制了书局。此时，沈知方也知“命数”将尽，只好辞去经理一职，改任监事，而让位于陆高谊。之后，沈知方再也无处可施展才华了。只好自己开了家启明书店，由其次子任经理。另外还自辟“粹芬阁”藏书室，聊以自慰。
世界书局自1921年成立股份公司起，到1950年被政府接管止，在近30年的经营岁月里，走过了一段自初创幼稚，到发展兴盛，到保守艰难，最终混乱衰落的历程。它的消长成败，反映了近现代中国民营企业在竞争中锐意求生，又在纷扰时局中归于黯淡的命运。纵观世界书局的历程，按其主持人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
自由竞争、成长兴盛阶段（1921-1933）。世界书局的创始人沈知方，原名芝芳，浙江绍兴人，1897年16岁时在绍兴奎照楼书坊当学徒，1898年在余姚玉海楼书坊，1899年到上海进广益书局，1900年由夏粹芳招入商务印书馆。1901年改入乐群书局，因出教科书侵害商务版权，乐群被诉失败，1902年复入商务，担任营业职务。十几年学徒生涯的经验积累，使年轻的沈知方具有精明的商业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当时正值晚清大厦将倾、革命风雨呼之欲来之际，沈知方和陆费逵等人审时度势，与戴克敦、陈协恭等人私下组织编写新教材，并着手筹备中华书局。1912年元旦，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中华书局应运而生，发行新编的《中华教科书》，成为一时之盛。沈知方在中华出任副经理，主管营业和进货，后因用公款大量购纸投机失败，使中华书局陷入困境，加之当时建设厂房、添置设备耗资过大，以致资金周转不灵，至1917年濒于倒闭。沈知方因债务纠葛不得不离开中华，另谋生路。1917年，沈知方在上海重操旧业，以3000元资本在上海闸北义品里及福州路青莲阁茶馆对面弄内其昌旅馆租一房间，作为营业基地。所出版的图书，比较正规的，用广文书局名称；属于投机的，用世界书局或中国第一书局名称，因自己无门面，委托大东书局代为发行。后因用“世界”名称的书销路最好，故只用“世界”一名，不用另两个名称了。沈知方个人办的世界书局（包括用广文书局、中国第一书局之名出的书）在1917至1920年之间，营业逐年增加，资金不够运用，沈知方乃于1921年夏季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在福州路山东路西首怀远里内，并在怀远里口租得店面，漆成红色，号称红屋，颇受世人注目。其时该书局已出版书籍二百数十种（包括用广文书局、中国第一书局名称的），并经售其他书籍，用廉价赠品方法，大事宣传，一时营业鼎盛。1921年至1923年间，全局共有职工一百余人，并设编辑所、印刷厂于闸北香山路及虬江路，又设分局于广州、北京、汉口、奉天等处。改组公司时资本为银币25000元，选出董事沈知方等五人，监察两人，其中一人是广益书局老板，其他均为纸号老板，可见沈知方在聚资方面是有其手腕的。业务负责人为总经理沈知方，下设营业部、信托部、会计部、分局事务部、门市部、批发部、函购部及编辑所、印刷厂，各部门有专人负责，可谓规模初具。
世界书局创业之初，势单力薄，赚钱立足是其第一要旨，故最早一两年的出版物，多是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社会新闻报道、礼拜六派的哀情小说、武侠黑幕小说和迷信命运等书。随后又出版了一批文白对照的《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学生作文、尺牍范本、社会人士所用的公文程式等书，以适应五四运动后提倡白话文的需要，极为学生界所欢迎。此外还出版了一些当时名人的传记，如《孙中山全传》、《模范军人冯玉祥》、《当代名人轶事》等，销路均佳，因借此起家。当时世界书局设的编辑所，从1921年开始到1937年结束，以编辑教科书和工具书为主，并辑注一些古书，而其他书都在局外组稿，其中以通俗小说的影响最为广泛。这些通俗小说主要指鸳鸯蝴蝶派的刊物及武侠、侦探小说，其中一部分是将旧说部加以整理，用新式标点排印，硬面洋装，廉价发售；另一部分是特约撰写章回体的作家，如严独鹤、不肖生、施济群、江红蕉、王西神、程小青、李涵秋等，出版长篇小说，这其中如张恨水的社会言情小说（如《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落霞孤鹜》、《满江红》、《美人恩》）、不肖生的武侠小说（如《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程小青的侦探小说（如《福尔摩斯探案全集》、《霍桑探案》）等，经竭力宣传，风行国内外，畅销多年。在出书的同时，世界书局也出版了大批定期刊物，以配合宣传，扩大影响。早期发行的，分别有严独鹤、张济群主编的《红杂志》（周刊），李涵秋主编的《快活》（旬刊），严独鹤、赵苕狂主编的《红玫瑰》（周刊），江红蕉主编的《家庭杂志》（月刊），张济群、程小青主编的《侦探世界》（半月刊）等五种。这五种刊物，都是深受小市民阶层喜爱的鸳鸯蝴蝶派刊物，除刊登短篇小说外，必有长篇小说二三种，每期连载，犹如连台本戏。长篇小说先在刊物上分期发表，刊完后又出单行本，这样互促互销，影响较远。就拿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来说吧，不仅为当年城镇青年男女所爱读，即如鲁迅先生，也每种购来寄给其母亲阅读。
民国初年，教科书市场基本上为中华、商务所独占。沈知方自然不会放过这一巨大的潜在市场，1924年，世界书局开始出版小学教科书。其时除广东已有孙中山的革命政权外，其他省区尚处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出版教科书须送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审定，这在发行推销上才有号召力和合法性。世界书局为了易达审定的目的起见，请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仁源为教科书审订人，在教科书上刊用他的姓名，并获得当时北京教育界知名人士如马邻翼、黎锦熙等的赞助，所以向北洋政府教育部送审时，得到了许多方便。这是最早出版新学制教科书的事。由于世界书局出版教科书，改变了商务、中华两家垄断局面，成为三家竞争之势，从而使教科书内容不断有所革新，售价也比较低廉，这是当时教育界和社会公认的。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孙中山在广东领导革命军酝酿发动北伐战争，世界书局鉴于大革命形势为全国人心所向，由广州分局搜集宣传性小册子，分批寄到上海编辑加工后，用广州世界书局名义大量出版，如《全民政治问答》、《农民协会问答》、《不平等条约问答》、《三民主义浅说》等书，随着北伐军的进展，首先发行于南方各省。世界书局之所以在北伐军尚未到达长江流域和上海之前，即胆敢出版配合大革命的宣传书籍，一是沈知方的商人本性，觉得出这类书可名利双收；二是总机构在租界，可依赖租界作护符。北伐胜利后，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世界书局除改编小学教科书、增出初高中教科书外，并注重一般新书的出版。其中由徐蔚南主编的《ABC丛书》一百余种，有沈雁冰、杨贤江、陈望道、夏丏尊、洪深等进步作家撰稿，曾风行一时。其时沈雁冰、杨贤江因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而流亡日本，生活不能自持，世界书局由徐蔚南经手接受了两人书稿14种，解除了进步文化界人士一时之忧，被传为书坛佳话。这正是世界书局成长兴盛、蒸蒸日上的时期。
共赴国难、勉力维持阶段（1934-1945）。1931年东北沦陷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世界书局的虹口大连湾路总厂因在日军控制区域内，总管理处、编辑所暂迁福州路发行所内办公，印刷厂停工。国难当头，进步文化界人士为抗日御侮奋力疾呼，世界书局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931年，世界书局出版的《世界杂志》第2卷第5期上，登出马伯相所写《为日祸敬告国人》一文，号召共赴国难，抵抗暴日，并刊印了日寇侵略的照片，随后又出版了《日军侵略满蒙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各国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等书，吹响了抗日御侮的号角。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8月上海地区抗战开始，世界书局总厂被日军占领作为军营，厂内财物损失巨大。大批教科书被没收，送回造纸厂回炉作原料；经史子集国学名著、小说名著等被劫往日本；书籍的金属品底版被熔作军火，其中如影印的《十三经注疏》、《铜版康熙字典》、《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等锌铜版被毁。沦陷期内，日伪找到已退居幕后的沈知方，要求沈知方合作，遭其断然拒绝，致为日伪所恨，1938年11月日军把定时炸弹携入当时公共租界福州路世界书局发行所内，炸弹爆炸，职员一死一伤。当时沈知方还在病中，遂预立遗嘱，有“近遭国难，不为利诱，不为威胁”等句，体现了其民族气节，次年9月沈知方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