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朝“车同轨，书同文”和汉武帝用儒学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汉代进一步在礼俗的层面上实现了“大一统”；礼制文化的下渗和普及，对社会风俗的礼制控制趋向严格；社会的相对安定和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使社会风俗事象曰趋定型；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儒家生活风范的推行，促使社会风尚逐步由尚武任侠向尚礼重文转化，统一化、礼制化、定型化、儒雅化，这就是秦汉时期汉族风俗变迁的主要轨迹。而统一化、礼制化、定型化和儒雅化之间又是相互关联，互为促进的，是同一方向的几个不同的侧面。秦汉时期的汉族风俗正是在“大一统”的框架之中，沿着统一化、礼制化、文雅化的轨道，逐步趋于定型，并以其顽强的惯性延续了数千年。
三、秦汉汉族风俗文化的主要特点
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历史上的第一个鼎盛时期，也是汉族风俗文化基本定型的时期。考察秦汉时期的风俗文化，不但种类众多，范围广泛，内容丰富，而且从宏观上看具有以下的时代特点。
1．定型
在汉族社会的风俗文化中，有些风俗事象已历经数千年，其中有相当部分系形成或定型于秦汉时代。可以说，秦汉以后风俗的演化和变迁，都是在秦汉风俗的基础上损益和增减。
先秦时期，以农业文化为特征的华夏民族风俗圈已基本形成。我国农业时代的各种风俗活动已具雏形。但由于先秦时期的人们的风俗活动一方面往往与原始宗教密不可分，风俗的形式及内容都被宗教的外衣所包裹；另一方面，许多社会风俗又被神圣化、规范化，并演变上升为礼俗，受到“礼”的束缚，因此，风俗文化要得到自由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进入春秋战国时期，长期战乱不息，社会动荡不安，历史环境不利于风俗文化的充分展开和显现。因此，风俗文化的整合和定型只能留待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当局出于统一大业的考虑，倡导封建思想和礼教，努力使风俗文化尽可能框定于儒家的伦理道德系统之中，而那些不符合统治者要求的风俗事象则遭到扬弃。譬如，传承已久的祀高楳、会男女、“奔者不禁”的婚俗，便受到严厉的冲击，野合婚遭到荡涤；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方式则得到统治者的提倡，其婚礼程序亦有了一整套的仪式规范。如汉平帝元始六年，诏“刘歆等杂定婚礼，四辅、公卿、大夫、博士、郎家属，皆以礼娶，亲迎立轺并马”[16]。这是第一次以国家名义制定的婚礼制度。先秦时期，“婚礼不贺”，禁止设宴。而到了秦汉时期，人们认为结婚是“大吉也，非常吉也”[17]的喜事，所以，到汉宣帝时，“诏曰：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可以行礼乐也。”[18]从此，婚姻相贺，洋溢着喜庆气氛，婚俗文化的趋向定型。非但婚姻习俗，其他诸如生育、丧葬、社交、饮食、信仰等习俗也均于秦汉时期趋向定型。
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岁时节日风俗。汉族社会现今仍流传不辍的元旦、元宵、上巳、寒食、端午、七夕、重阳、除夕等主要节日的风俗内容均基本定型于这一时期。在先秦时期，岁时礼俗的诸多元素已经滋生，但并没有孕育成严格意义上的节日文化，节期、节俗内容均未能固定化和模式化。到了汉代，汉武帝颁布太初历确定以夏历正月为岁首后，汉族社会的许多节日才趋于有固定的日期。同时，许多节日的节俗内容也趋向定型。以年俗为例，最能显现年俗文化内涵的事项，主要是贴门神、挂桃符、逐傩和放爆竹。汉初即有了用桃作厌胜之具的风习。“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鱼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也。”[19]此外，除夕夜还要举行一种击鼓驱鬼除瘟疫的舞蹈仪式——逐傩。汉代傩舞不仅流行于民间，而且传人宫廷，成为一种规模盛大、仪式隆重的驱鬼逐疫的仪式。张衡在《东京赋》中就写到“卒岁大傩”，堪见当时已盛行于京城。至于放爆竹，汉代人虽无福聆听火药制成的鞭炮，却在堂阶前用火烧烤竹节，使其噼噼啪啪发出巨大的声响。年节习俗的主要元素均已具备，足以说明汉代的年节已经成形。
秦汉时期，尤其是汉朝，在国家大一统前提下，政治相对开明。汉初，统治者采取了清静、无为、宽简、放任的治世方法，为培养民力和发展生产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从而导致了当时物质资源的相对丰富，这就为风俗文化的定型化打下了坚厚的物质基础。同时，随着科学的昌明，在一定程度上抑止了先秦沿袭下来的盲目的自然崇拜，原始宗教相对消淡，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转向世俗和现实，于是风俗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就有了民间生活的铺垫。仍以节日风俗而言，就由一些世俗神代替了某些原始崇拜的内容，成为节日的主体，如后稷、屈原、介子推、伍子胥等。在思想文化方面，汉代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天神、谶纬、神仙术等仍风行于世，神话传说相当活跃。神话传说的风行不仅为风俗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有些风俗本身就来源于神话传说，而且，神话的注入又使一些风俗的内涵得以固定，为风俗趋于定型奠定了内在的基础。如山魈神话为元日鸣放爆竹风俗提供了依据，牛郎织女传说给“七夕”风俗注入了恒常的意蕴，等等。
2．奢侈
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各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产品，通过国家“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和“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的运输和沟通，使人们的消费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社会消费市场骤然扩大。因此，也诱导了当时社会奢侈风气的形成。秦时，秦二世曾毫不掩饰地称曰：“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终吾年寿。”[20]充分道出了统治阶级恣意享乐的心声。到了汉时，史载：“汉世富人，率多逾侈。田蚣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万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史丹僮奴以百数。后房妻妾数十人。内奢淫，好饮酒，极滋味声色之乐。张禹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马融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堂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21]汉代上层社会生活风俗之奢侈，由此可见一斑。
奢侈之风，必然导致对“利”的追求。汉时，统治者虽然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可据王符言：“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22]商贾们致“富”之后，必然转而求“贵”，越礼僭制的社会风气便应运而生。正如贾谊《治安策》所曰：“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而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两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这种庶人着帝服、倡优佩后饰的现象绝非仅有，而是带有普遍性，甚至连地方官吏、分封诸王也时有发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23]这种以小僭大、以贱愈贵的现象，对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也成了此时风俗奢侈的主要表征之一。
在秦汉时期，尤其是西汉中期以后，奢侈之风同样也蔓延至下层社会。王符《潜夫论。浮侈》曰：“今民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以相诈绐，比肩是也。或以谋奸合任为业，或以游敖博弈为事，或丁夫世不传犁锄，怀丸挟弹，携手遨游。”民好逸恶劳、世风日下的现象绝非一地，而是带有普遍性，据《汉书·地理志》载曰：秦地“郡国辐辏，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在服僭上，众庶仿效，差不相及”。社会上下，风气皆奢汰矣。
全社会弥漫的奢侈之风，大大刺激了工商业的畸形发展。秦都咸阳，汉都长安、洛阳，“四方辐辏，并至而会”[24]。城市中出现了专门经营高档奢侈品的专业户，或以此暴富，或以此受宠。巨鹿人陈宝光妻专织高档的散花绫，“机用一百二十蹑，六十日成一匹，值万钱”[25]。长安巧工丁媛“又作七轮扇，其轮大皆径尺，递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皆寒凛焉”[26]。显然，这是中国最早的手摇风扇，然而却是奢靡世风催生的产物。
3．迷信
秦汉是神鬼横行、谶纬迷信的时代。如果说先秦时代的迷信仅只是由原始自然崇拜、巫术禁忌发展演变而来，那么秦汉的迷信则有了完整体系的理论依据，更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从社会上层到乡村僻野的平民百姓，无不笼罩在一片神秘的迷雾之中。如妖异、灾变、求雨、卜筮、巫蛊等迷信活动随处可见。“神仙”成灾，方士泛滥。巫婆、神汉、方术士，招摇过市，被统治者待若上宾，虔诚的信徒们奉之如神。汉代统治者出于加强王权的需要，大肆宣扬巫术迷信。由于尚巫能够推进政治，所以西汉诸帝仍苦心孤诣地编造巫言，以达到神化的目的，以致汉代诸帝对巫无不顶礼膜拜，诸凡政治、军事、经济甚至婚姻各项措施，都以祭神占卜来决定是否推进。汉武帝“为伐南越，告祷太一，以牡荆画日月北斗登龙，以太一之星，为秦一缝旗，命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27]。文帝以代王人据汉天子时，为证实自己是顺天应命，故意犹豫不决，而“卜之龟，卦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大王，夏以启光。”[28]上行下效，当时迷信的流毒之深可想而知。
秦汉时民间生活也处处充斥着巫术迷信，即便是在良辰佳节亦是这样：年节放爆竹、祀门神、挂桃弓苇矢，皆是在驱鬼；元宵节祭祀太乙神，上巳节女巫在河边进行消灾除邪、祓楔疾病仪式，端午节除恶禳毒等等，各种活动莫不如是。秦汉时齐地方士辈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齐地民间方士巫风之盛。当时齐地流行一种特殊的“巫儿”民俗，即“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29]。这可称之为家家有巫了。
4．儒化
秦汉风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儒化。纵观秦汉史，从社会上位文化而言，是儒学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渐趋确立，儒学思想原则成为维护专制主义帝国政治秩序的基本纲纪的历史，而从风俗史的角度看，则又是儒家文化逐渐向民间生活渗透的历史。
儒家正统主张民间风习应持重、舒雅，反对轻浮急促。《礼记·玉藻》曰：“君子之容舒迟。”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要求生活节奏徐舒有致、雍容有度。西汉中期以前，官民士庶均崇尚“驰逐”、追求“风发飙拂”，整个汉族社会充满“尚武任侠”之风；但到了东汉时期，社会上急进风尚几乎荡然无存，人们处世办事讲究重让敬贤、守礼尚节，出行好坐牛车，缓缓而行，显得舒徐有度。这种重让守礼、崇尚舒缓社会风气的得以兴起，不能不说是儒化的结果，或者说是儒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显现。
即使是迷信习俗而言，在“独尊儒术”的前提下，人们也尽量从儒学经典中寻求根据，以求取得统治者的认可。东汉时期儒学与谶纬神学的高度统一，即是明证。具体到祭祀习俗，王充就曾根据儒家经典提出：“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入事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以下，报功之义也。缘生人有功得赏，鬼神有功亦祀之。”[30]将祭祀罩于儒学的光环之下。
至于日常生活习俗的儒化现象，更是普遍。以饮食风俗为例，秦汉时人认为民间那种“淆旅重叠”、“众物杂味”的大摆宴席，不符合崇俭黜奢的儒家礼制，所以主张应恢复以往“乡人饮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酱一肉，旅饮而已”的饮食制度[31]。筵宴过程最重长幼、尊卑、亲疏、贵贱有序、有别。再如婚姻风俗，更是完全纳入了儒家的礼仪规范之中。婚仪之“六礼”自不必说。即便是离婚也有“七去”、“三不去”的原则。这些离婚原则实际也完全是儒家礼制模式。
可以说，在秦汉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儒化是无孔不入的，已渗入到民间风俗的方方面面，左右着人们的行为举止，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当时社会风俗文化的儒化特点。
四、秦汉汉族风俗文化的基本构架（上）
1．以农为本的生产风俗
秦汉时期，以农为本，全社会均重视农业，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农耕风俗渐趋丰富。起源于殷商、发展于战国的牛耕风俗，汉时已在北方地区逐渐普及。甘肃武威磨咀子西汉末年的木牛和木犁模型[32]，山西平陆枣园村新莽时期的壁画[33]和江苏睢宁双沟的东汉画像石[34]的牛耕图，都直观地反映了当时牛耕的情景。（图17）南方稻作地区，秦汉时尚未流行牛耕，而是“火耕水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曰：“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
此时习惯种植的粮食作物，北方有黍、稷、菽、麦，南方有稻。其中麦和稻的种植比先秦更为普遍，甚至北方部分地区也已推广种稻，如西汉哀帝时，贾让曾建议“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故种禾麦，更为粳稻”[35]。这就为秦汉以后我国北麦南稻基本格局的确立打下了基础。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出现一年二熟的种作风俗。郑玄注《周礼·地官》“稻人”曰：“今时谓禾下麦为荑下麦，言芟刈其禾于下种麦也。”很明显是一年二熟或二年三熟。
水利设施的修建已得到社会的重视，修渠引水灌溉农田成一代风俗。在广大丘陵地区，则是利用地形修建各种小型陂池塘潴。随着提灌工具的改良，凿井灌溉之俗流行；并创造出独特的“井渠”技术[36]。提水用具已有翻车、渴乌等。章怀太子注《后汉书·张让传》“又作翻车、渴乌”曰：“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如筒，以气引水上也。”今人刘仙洲先生认为，翻车即后世的龙骨水车，渴乌即虹吸管[37]。
这一时期，园圃风俗普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有“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和“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等记载；《四民月令》记载当时的园圃作物，仅蔬菜一项就有瓜、瓠、芥、葵、芙菁、姜、韭、葱、蒜等二十余种。在畜禽饲养方面，当时的役畜主要有马和牛。东汉时，中原地区则已有使用驴和骡的记载，时称“骡，驴父马母”[38]。肉畜和家禽主要有鸡、猪和犬，当时一些地方“循吏”“劝民农桑”，提出的理想就是户养“二母彘、五鸡”[39]。（图18）羊的饲养还不普遍。这一时期以渔为业者，已遍布全国，陂塘养鱼相当普遍，并出现了大面积的人工养鱼池。（图19）《水经·沔水注》曰：襄阳侯习郁，“依范蠡养鱼法作大陂，陂长六十步，广四十步”，其陂池中“常出名鱼”。此时的蚕桑业十分发达，业蚕桑者遍布全国。当时全国各地对蚕架、蚕箔有众多的不同称呼，西汉扬雄《方言》曰：“槌，宋、魏、陈、楚、江淮之间谓之植，自关而西谓之槌，齐谓之样。”“簿，宋、魏、陈、楚、江淮之间谓之笛，或谓之麴，自关而西谓之簿。”等等。可见当时蚕桑风俗之普遍（图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