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孜州）列美平措（藏）
坐在新华公寓五楼的办公室里，我的目光从沿河东路、折多河、沿河西路、情歌广场，一点点地移到了康定剧场，我并不是对康定剧场有多么大的兴趣，而是康定剧场之前的大礼堂，其实也不是对大礼堂有什么兴趣，而是大礼堂修建之前，这片叫白家锅庄的地方。作为康定四十八家锅庄之一的白家锅庄，就坐落在今天康定剧场的位子。这就是说：康定剧场是拆掉白家锅庄后才修起来的。当年的锅庄阿佳去了何方，我不知道。1961年3月，我就在白家锅庄的一间小屋里出生了，小时候父亲常常调侃我，说我是白家大小姐逃跑后被他们捡来的。那时很多州级机关的干部们都住在这里，白家锅庄是作为州级机关干部们的宿舍被征用的。
而此刻我所在的新华书店的地段，就是老康定叫作大石堡的地方，这也是我的祖屋所在地，祖父是个泥水匠，这在当时还是一个不错的职业。俗话说，天干三年饿不死手艺人，祖母靠给锅庄及大户人家背水，同时也给各家锅庄当搬运工，并且置下了这份房屋，后来祖父过早离世，就靠奶奶一人含辛茹苦地养大了父亲四兄妹，这四兄妹中，有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共产党的县委副书记和县公安局长。
父亲排行老三，老大是大哥、老二是姐姐、最小的是我幺爸。爷爷奶奶把更多的心血花在了大伯的身上，辛苦地供养他上学，好在大伯还算争气，读书用功，国立师范校毕业后，进入西康省党部工作，后来派到乡城县，当了国民党的党部书记，只是旧时代的官场，大伯发迹后并不理会祖父祖母的艰辛，也不关心仍然生活艰难，连书都读不起的弟妹。记得父亲曾谈起当时给大伯牵马，别人看着兄弟俩长得很像，大伯却说父亲是他的马弁。大伯后来参加了西康省的起义，但因旧时官场养成抽鸦片的坏毛病，并没被新政权留用，他把奶奶屋里能卖的东西都卖光了，急得奶奶找到当时的军管会主任帮助管管，大伯被送到新都桥监狱劳教，在那里戒掉了大烟，之后就在监狱就业并在那里去世。二孃没能读书，嫁了个修路的工人，后在大炮山修路时去世，年纪轻轻就守寡的二孃，带着表姐就跟着奶奶一起背水当搬运工补贴家用，生活坎坷的二孃，在解放后的1954年去世，她比奶奶还要早走半年，六岁的表姐从此由我父亲母亲养大。作为四个子女中最小的幺爸，断断续续地上了几天小学，后就一直在康定街上卖油糕、油条，1950年，十三岁的幺爸给白玉县第一任商业局长当通讯员参加了工作，后因长期的公安工作，风餐露宿，搞坏了身体，比我父亲还要早走几年。父亲能读上书，确实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因为从小就很懂事，也很孝顺，个头又是四兄妹中最矮小的，从小就得到爷爷奶奶的疼爱，再加上当时国民党西康省长刘文辉比较重视教育，******也兼任国立康定边疆师范学校的校长，康定有国立师范、省立师范、教会学校、简易师范等许多学校，勉强读完小学后，像国立、省立这样的学校，父亲是读不上的了，而当时的简易师范则是不要钱的，只要考试合格即可，就是这样，也得经过当时的镇长同意。于是奶奶给镇长送礼下跪，才得到同意父亲参与考试的资格。而父亲仅考了个备取第8名，好在那个时候康定人员流动较大，有跟着家长走了的、有嫌学校不好花钱选了好学校的、还有的藏族人家不愿学习汉文的，正取的学生中很多没来报名，父亲这个备取第8名也就读上了个初师。
现在这个新华公寓是当时我家和其他七户人家居住的地方。1963年，我们一家都不在康定的时候，康定的老屋被国家拆了，建起了新华书店。那个时代，没有一分钱的补助，甚至没有任何的说法。1960年，父亲被派往南路检查工作，在完成巴塘的工作后到达义敦县，一纸电文已经等待着他，帮助义敦县工作三个月，可是还没等到三个月，正式的调令就下来了，父亲被任命为义敦县委组织部长，后担任了副书记。在我两岁的时候，母亲也调到义敦县财政局工作，过后，我与姐姐也被接到义敦，直到1973年，因为父亲工作的再次调动，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康定。
1978年以后，各项政策的落实，很多家的房屋都得到了政策性落实，当时被拆房屋的六户人家找到父亲，让父亲出面呼吁解决。但父亲是个从不给组织添麻烦的人，他没答应，也在这时，父亲的弟弟出差到康定知道此事后，埋怨哥哥不为街坊邻居说话、不为老百姓说话，因为毕竟不只是我们一家人问题。父亲这才同意找相关人士说明一下情况，好在当事人都还在，时任州委副书记的裴孝贤也是当时分管文教的领导，这七户人家房屋修建新华书店的事他都清楚，于是责成当时的新华书店经理朱德万负责落实政策。
在将军桥附近，有一处过去的老新华书店，也就是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人民桥旁边的新华书店修好后，一直作为州新华书店职工的宿舍使用，几经周转，此时已没有人居住了，经过重新培修，作为落实政策返还给我们三家人。其余四户或补偿或异地安置，都得到了相应的安排。就这样，从旧中国的商务印书馆，到新中国的新华书店，都与我产生了联系。
2012经过拆迁以后，将军桥边的老房子，变为了今天的溜溜城的一部分。
此刻，我坐在新华书店五楼的办公室里，快要下山的夕阳强烈地照耀着我，看着情歌广场上熙熙攘攘的人流，心里生出无限的感慨，父亲离开我已8年，母亲也离开3年了，作为革命人，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的事业，一生勤勉，朴实做人。留给后人的决不仅仅是一套房产而已，每每想起父母的一生，后悔生前为他们做得太少了。遗憾已成过去，怀念将伴随着我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