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李干诚和赵祥他们一再解释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破获****地下组织的需要。可是，赵祥的行为，全室无一人能够证实；就连那个范海根也是一口咬定，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而李干诚虽说系我委派，但对他偷出绝密文件交给共方；我却是一概不知道的。问钟泽敏，她倒是说几天前李干诚的确借出过这份文件；但看后即交给她归档了。谁想，那李干诚为了取得“陈书记”的信任，竟然一字未改，原封不动地将这份文件偷偷地给复制了一份交给了“陈书记”，这就坐实了他“通共”的罪名。
而且田武他们通过深入调查后，又发现，这个“赵祥”居然在当初也曾被捕过；那个时候，具体经办吩咐小特务们对赵祥搞所谓“交钱放人”的，竟然正是这个李干诚（在那些放人文件上签字的，全是他；幸好当初我留了一手，否则也会脱不了干系的，嗯，好悬啊！）。再加上，首长被抓获后又亲口指认了他们两位均是潜伏地下党。上述这一系列的疑点，引起了荀达愚深深的怀疑。他本来就是一个多疑的人；同时，他也知道，这李干诚上次也与那王秉聪一道参加了“倒荀”行动，本就已被他视为内部的叛逆，就更坚定了他对李赵二人的处置——杀无赦。
5
“误会啊齐主任，这纯粹是个误会！”赵祥一进门就扑到了我的脚下，抱着我的腿，哭诉道。
“哦，这不是共产党上海地下特委的赵副书记吗？”我不无戏谑意味地说。
“齐主任，你救救我，救救我啊！我赵祥对党国是一片忠心啊。此次我纯粹是想放长线，钓大鱼，抓共党啊！谁想那李主任，不，李干诚竟然把党国绝密文件给偷了出来，可那是他有异心，我没有啊！”赵祥哭诉道。
“赵副书记，你和我本属两个不同阵营。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看人各有志，这是怪不得人的。”我铁青着脸，奋力将腿从赵祥的手上挣脱掉了。
“可，可是，我对党国还是有功劳的呀。”赵祥绝望了，抛出了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哦，功劳，什么功劳，你说说看？”我平静地走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了。
“那，那天晚上；叫你们去，去抓安英的那个电话，是我打的。”为着活命，赵祥终于说出了这个压在他心底很久的秘密。
这我早就已经估计到了。范海根叛变后，打着安英的幌子说要开会。五个委员中，除了我和安英外，范海根叛变了；按说赵祥和那个农民委员就都应当被他们抓住。可是，这个赵祥却逃脱了。他为什么能逃脱呢？难道他真是喝酒喝多了吗？不是，这只能证明，他心里是知道安英出事了，他知道范海根这个通知有问题。可是知道安英出事的人，除了我和范海根外，就剩下这个打电话给警察局叫抓人的赵祥了。
虽然我早已估计到了，可是今天从赵祥的嘴里亲口得到证实，还是让我震惊不已。内心的悲痛，全化做了对眼前这个人的极端厌恶。不过，我还是努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平静地问道：“是吗？那你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呢？”
“我那个时候就想投奔党国了，那是我投奔党国的见面礼啊！”都这个时候，赵祥还在编织着谎言。
“投奔？范海根算是投奔，你算什么投奔？你知不知道，那个时候，你害我们找得好苦啊！”我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我这一拍，赵祥吓得打了一下冷颤。他情知无法骗过我，不得不低着头，说：“当时我在****的主张得不到安英的支持。我本是副书记，只有把她搞掉，我才有可能实现抱负。”
“你后来出卖你们新任的那个特委书记，怕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冷冷地说。
赵祥已经完全崩溃了。他一下子瘫在了地上，颓唐地点了点头。
6
遵照荀司令的命令，决定对这两名通共分子执行密裁。
在李干诚临刑前，我去看了看他。
“文藩，你说我这一辈子都干了些什么？这是为什么啊？我是辛辛苦苦地把自已送到了坟墓里的啊，我不服！我不服气啊！”李干诚喝下了一杯酒，叹了叹气。念在当年同学一场，我给他备了一桌酒菜，算是送他上路吧。
“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你有这么一天，自己早该料到了。稻子先生。”我沉声道。
“‘稻子’？我根本不是你们要找的‘稻子’。不过，现在，再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我死不足惜，文藩，念在我们同学一场；我死后，你一定帮我找着白小芳，找着我的儿子。你对他们说我对不起他们娘俩，今世欠他们的，只有待来世还了。你一定要帮着我照顾一下他们吧。”李干诚诚恳地说。
这个问题我沉吟了老半天，但见着李干诚那可怜、期待的目光，我的心还是软了；点了点头，答应了。
然后，李干诚沉默了；我也对他再无话可说。于是，就这么沉默了十来分钟。
我叹了口气，从怀里摸出了枪，放在了桌上；然后转过了身。
“干诚，念在我们同学一场；你再吃几杯酒，就自裁吧。”
李干诚停住了哭声，摇了摇头，他颤抖着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嗖”地一声喝下了肚。然后，拿起了那把枪，使劲地一拉套筒，将枪上了膛。
他将枪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此时，我闭上了眼睛。
“妈的，好你个齐文藩。你要我死，我他妈要和你同归于尽。”这时，却见那李干诚竟然将枪口指向了我。
“为什么？”我没有慌乱，仍然背对着他，冷静地问道。
“为什么？不为什么。就为你还活着。”李干诚绝望地笑着。
我沉默了，没有接话。
“齐文藩，你是个共党分子！”李干诚声嘶力竭地说。
“你不要血口喷人！”我冷冷地说。
“你跟我一起在莫斯科加入过共党，你就是个共党！我要面见荀司令，我要立功，我要检举揭发你！”李干诚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话吼出来的。
“是吗？这个事情，你们不是向中央党部检举过的吗？可你知道为什么就杳无音信了呢？”我缓缓地说着，依旧没有转身。
“……”
“因为这个事情，我早就向荀司令和中央党部，甚至是蒋总司令做过说明。的确，我加入过共产党组织不假；荀司令、立夫先生、蒋委员长他们全都知道。可是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什么问题。”我向李干诚亮出了底牌。
“什么？！”李干诚像输光了全部赌本的赌徒一样垂头丧气地沉默了，旋即仰天“哈哈”大笑了几声，只是这笑声有些苦涩，有些无奈，有些辛酸。不过，好在枪还在他自己的手中；他决定做最后一搏，他颤抖着说：“我管你是不是共党！反正今天我活不了，你也一样活不了！”这时，听见那李干诚猛地一抠扳机。
但枪并未响，因为我的枪里原来就没有装子弹。一个利己主义者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利己机会的；哪怕是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之类的说法，太天真了。
我这才转过了身，冷冷地看着瘫软在地上的李干诚。
“拖出去，行刑！”我冲着门外站着的宪兵吼道。
不过，李干诚的这一举动，更加证明了“党国”对他的制裁是无比英明的。因为，就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在做着杀害党国调统官员的努力。
处置那个赵祥，则要简单多了。不过，我决定亲自执行。因为我在心中曾经告诉过自已：一定要为“林妹妹”报仇，一定要亲手干掉这个出卖首长的人。
那是一个天黑的夜色，我开着车到了赵祥的关押地点。我吩咐几个弟兄将赵祥绑结实了；我又亲自验了验，然后便扔进了汽车的后备箱里。
我将车开出了城，又开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到了一个旷野后；我将车停了下来，把赵祥提了出来。
“遵照司令命令，对你实施密裁。现在，你还有何话讲？”我冷冷地对赵祥说，同时并将枪上了膛，紧紧握在了手上。
“主任，我冤枉啊！我冤枉啊！”赵祥有气无力地说。此刻，他的嗓子都有些哑了，说起话来声音都变了调。
“你是冤枉，你的确冤枉。”我说。
“这么说，我有救了？”赵祥有些喜出望外。
“我就是‘稻子’。”我不想和他多纠缠，径直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你就是稻子？你就是那个特委副书记？那，……那……什么？你，我……我要向上峰报告！我要告发你！”赵祥一下子来了精神，大声喊叫着。
赵祥的声音在这空旷的山谷中传来回声；他就是喊破嗓子，也没有人来理会。
我没有应声，只是默默地看着他。
就这么干吼了几声后，赵祥喊累了，同时他也确定，今晚，就将是他人生的终点。这时，他“噗”地跪在了我的面前，“那，‘稻子’同志，不，不，齐，……齐主任，要求，请你念在我们昔日同在党内的情份上，救救我？”此刻，赵祥的声音有些嘶哑，表情非常怪异；他用一种狰狞的眼神看着我，有着惨伤、但更有些期待。虽然有些绝望，但他却仍不放弃最后一线希望。
等他这一番闹够了后，我才开始缓缓地说话。
“赵祥，你要知道你今天的死，不是因为别人；而是因为你恶劣的个人品质。国共之争，实属主义与信仰之争；绝非人品与人格之争。国民党内也有好人，共产党内也有坏人。为了满足你个人的一己私利，你甚至不惜以出卖自己的同志为代价。你的手上沾满了多少革命同志的血，恐怕你自己都数不过来了。幸亏你叛变，要是你这样的人继续留在党内，不知党还要为你而蒙受多少损失。像你这样为着一己私利混入党内，以满足个人欲望为入党动机的人；我看国共两党均留你不得，你是死不足惜。今天，我代表党组织，代表上海特委，为着安英，为着首长，为着那些被你出卖的同志，宣判你死刑。”
我说着，便猛然抠动了扳机。
清脆的枪声划过沉沉的黑夜，这个罪恶的灵魂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就在李干诚被“密裁”后不久，王秉聪便接到了中央党部召其回去的电报。
王秉聪是坐晚上的火车离开上海的。他走得很诡秘，和谁也没打招呼，只是提着他的那箱子佛经和衣物，神色仓皇地离开他住的那个小庙。
本来我提出还是要为他举行一个盛大的欢送餐会，让室里的各位同仁与他叙叙共事之谊的，可他却婉拒了。我知道，他此时的心情，真可用“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来形容。回到南京，等待他的，恐怕绝非是赏赐和拔擢，而很可能是申斥和重责。
本来他订的是普通卧铺包厢，可是他为着清静，竟然将这间包厢里的铺位全买下来了。可能，他知道，他的这一行，肯定不会是那么的太平。
的确，从上车起他就被人盯上了，中间发生了什么不晓得；反正车到下关，乘务员试图打开房间叫醒沉睡的乘客时，却发现王秉聪血肉模糊的躺在他的那一堆佛经里。他人倒是还没死，只是下身的那个物件却被人用刀生生给割走了。
关于这个轰动一时的事情，后来最为让大众接受的说法是：桃色事件。
不过，从此以后便没有听到关于王秉聪的任何消息了。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他出家到庙里当和尚去了，也有人说他是学唐代的那个唐玄奘四海云游或到西天取经去了。
王秉聪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我确是不知道的。只是有次那赵红奎喝醉了酒，给我透露过片言只语。大意是说因看不惯王秉聪构陷于我，叫了几个弟兄“教训教训”了他一下子。
王秉聪走了，李干诚死了，他们那“三驾马车”就只剩下了荫培宗荫专员了。党国不是提倡“精诚团结”吗，我依然对着那荫培宗和颜悦色，和和气气。大约那荫培宗也知道他在那调统室是大势已去，心思也就没放在那“剿匪”抓共产党上了，倒是一心求去；可是，除了抓共产党外，他倒又不会点别的，离开了党政机关又恐怕找不着工作；便就这么一天天混着，对那抓共产党，也就得过且过了。最近，好像对到股票交易所里搞机甚感兴趣。
既然连荫培宗也不愿意多管事了，这样我在市党部和调统室里，与一帮子弟兄们混得也就更加顺风顺水、如日中天了。看来，大家都喜欢我这个能够给他们带来实惠的“腐化分子”，其实，我也知道，在他们的心中，我是不是“共党分子”并不重要；别人是不是，也都不重要——这可真是“党国”的悲哀。而像王秉聪、荫培宗这样的党国忠臣，要想在“党国”官场上混出点名堂来，倒真算得上是奇迹了。
当然，在政商两界，我仍旧按照着“党国”体制下的“规矩”在快乐地游走着。作为一名有着良好信誉记录的商人，和我打交道，几乎是包赚不赔，利润可观；作为一名“乐于助人”，肯为朋友消灾难解并帮助“运作”权力的官场小政客，只要投其所好，几乎也没有我办不成的事。我就这样滋滋润润地沐浴着“党国”阳光雨露生长着——虽然血腥、虽然恐怖，虽然压抑。
我的兴趣仍在水稻种植和栽培，除了与赵红奎、张羽等几个兄弟照旧这么混着外，我还是常常爱到田里去看看。
也只有与我的稻子在一起的时候，我才会感到我与安英、与首长的灵魂是挨得那么的近。我想，要是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一定会重返实验室，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吃饱饭。
有时候，我也会把郭莉莎、黎琼他们拉到我的田边，让她们看着我在田里劳作。这个时候，我没有言语；只和稻子们亲近。我对郭莉莎、黎琼而言，彼此之间都已熟悉到无需多言的地步。但是，我知道，她们也一定会感受到我活得并不快乐或者说很悲苦；但这，我无法言说。她们或许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的女人，但在我的今生里，已无缘分。
“齐主任，你看这是什么？”我还没到办公室，钟泽敏便老远叫我。
这是中央党部的电文。电文中称：齐员文藩，忠贞于党，老成谋国，可堪大用；特任命齐文藩为上海市党部书记长，仍兼调统室主任。
哦，我又升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