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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南方一座喧嚣的城市的远郊，我们扮演成两只鼹鼠，在摩托飞驰、叫卖声四起的小镇街道边缘徘徊，在洞穴门口用手搭起“凉棚”四处张望，在洞穴中不停地忙碌、激烈地争执。偶尔，我们也会结伴进入那座庞大的城市。城市就像一个用众多绳索吊在立交桥上的吊篮，晃动得厉害，让人有失重和晕眩的感觉。每次返回住地，我们都气喘吁吁，心神不宁。我们将在城里吞食的老火汤、凉茶、叉烧、凤爪吐出来，变成一堆堆奇怪的词汇。我们将这些奇怪的东西当成心爱的玩具，码放、拆散、打乱、组合，乐此不疲，一会儿摆上自制的木架子，一会儿丢弃在垃圾桶。人群对那个“洞穴”充满好奇，经常停下摩托，找各种借口往里面窥视。我们在门口挂上一道竹帘，再在里面的门上挂两道布帘，将居室装扮成地下洞穴的模样。
不能够和人群融为一体者是危险的。这既不是道德上的高下，也不是趣味上的雅俗，更不是经济上的贫富。仅仅是“游离”这个理由就足够了，就足以成为“敌人”而不是“朋友”。两个闯入者，两个与南蛮之音不相容者，两个忙碌方式有别者，两个游离的异类，这就足够了。就这样，我们在一种“融为一体”的渴望中与世隔绝，自绝于人群。夜晚看着从机场起飞的飞机，看着从小河的铁桥上飞驰而过的北上的列车，逃亡的念头骤起。但仅仅是一个念头，因为逃亡的道路几乎被切断。两人面对孤寂而幽暗的洞穴，听到隔壁传来数钞票的哗哗声，听到窗外火凤凰花落在潮湿热毒的土地上的沙沙声，听到此起彼伏的BP机声，我们相对无语，“噗哧”一声笑了。身在南方，魂在北方，皮肤与骨头的剥离声，构成了她的诗歌的旋律。她的偏头疼就像一首流行歌在脑子里嗡嗡作响，我的关节炎就像一朵黑喇叭花紧贴在膝盖。黄昏，在小河边的田埂上，我们一起吹响“黑喇叭花”，自娱自乐，观赏着人群的白眼。
诗歌的90年代，那是一个拒绝的年代，也是一个垂死挣扎的年代。风雨中飘摇着一面摇摇欲坠的个人主义的旗帜，它在众声喧哗的商品队列的边缘，显得孤单而又滑稽。我们一度将失败的荣耀珍藏在个人的洞穴，自我欣赏，彼此安抚。但我们坚信，死去的人活得最长，没走的人走得最远。每当坚持不住的时候，书架上古老而庄严的“僵尸”就扑下来声援。和“僵尸”结伴一起抵抗，这就是90年代诗歌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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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着几袋换洗的衣物，还有数十箱散发着潮湿霉味的书籍，我们在市区一幢老得骨头咔咔作响的房子里安家了。据说这是50多年前的“广州欧美同学会”的房产。居室很小，但有气派，巨大的落地拱形窗户，马赛克地面，木质的墙板，墙缝里的老鼠仿佛整天说着洋文，最后全部死于铁面无私、公事公办的粘鼠胶。每周都有那么一天，凌晨，我踩着梦一样的节奏陪她赶往越秀公园门前的车站，送她乘上开往郊区的班车，然后梦游一样回到那所老屋子。
房子的正门是文德路，集中了许多生产文化赝品的国营单位。街道上全是出售各类文化赝品的档口，主要是失业的美院学生临摹的劣质西洋名画。在街道的拐角处，鬼鬼祟祟地聚集着一堆堆假古董商，手里捧着用硫酸浸泡过的铜质菩萨雕像，还有用泥巴擦过的玉器，刚刚从坟墓里挖出来的一样。挣了钱的广州商人在这里流连忘返，大批大批地购买文化，去装点他们的资本和新居。房子的后窗，正对着一个古老的荒废的院落。院落中间有一个微微突起的小丘，上面有几棵老榕树。这就是“禺山”，也就是广州最古老的城区中心，当时称“番禺”（“番山”在不远处的仓边路）。我们搬到这里不久，就在附近的中山四路与文德路交界处，发现了南粤王的行宫旧址。
南方的老榕树的须根，终于迟缓地垂到了我们的窗台，带着一股古老的生鱼腥味。渐渐地，我们开始适应这座晃动的城市。我们还善于在晃动中寻找安宁。在我们的鼻子里，那种古老的生鱼腥味，渐渐与前门街道上的汗味儿融为一体。能够在这两种味道中发现相似之处，说明我们能够开始慢慢地识别这条街道。有时候，我们突然在早茶和夜茶的点心中发现那种味道。条件是，胃口非常好，消化能力非常健康。一旦这种能力减弱，比如消化不良的时候、拉肚子的时候、胃口欠佳的时候，那种味道就会消失无踪，凤爪仅仅是凤爪，叉烧仅仅是叉烧。这种飘忽不定的感觉，使得我们时而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时而与它相隔千里。经验是那么渺茫，唯有语言是真实的？
这种飘忽不定的感觉，是我们时常处于焦虑之中的根源。有时候，我们会到文明路上的那座教堂去度过周末。一对年轻的夫妇是教堂唱诗班的，他们发誓要将我们引上正途。当我试图要纠正他们引用《圣经》时的错误时，他们微笑着说，基督教的最大敌人就是“知识”和“傲慢”，要放下那些东西。说得我背脊冒汗。但我们并不打算屈服。每到周五下午，我的BP机就响起来了。我说你看，“上帝”又在呼我了。这种情形持续了整整3年，最终，“上帝”失败了，生活胜利了，我们几乎就要幸福地成为广州的夜茶和靓汤的俘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张贲思“秀庞幺”（小朋友）高兴地来到了人间。他成了我们欢乐的最大理由，也成了我们投降的最大理由。为了欢迎他，为了保证“尿不湿”的档次，我们白天黑夜地为小资本家炮制伪劣书稿，为小报写口水文章，为广告商出谋划策。周末经常到上下九路去瞎逛，参观老骑楼和十三行旧址，吃“鸡公榄”和“猪油鸡仔饼”，欣赏相貌丑得可爱的“西关女”，到沙面的榕树下去听退休老人唱粤曲。在古老历史、西来信仰和现实生活的多面夹击之下，我们依然顽强地生活，内心还在顽强地抵抗。书籍、词语、诗歌成了抵抗的工具，当然还有将这些穿在一起的共同的经验、感受和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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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要开始适应南方的炎热和潮湿，北方的寒冷和干燥就突然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偏头疼和关节炎再一次光临。与南方的生鱼味道相比，北方古老坟墓中的文物气息更让人窒息。方庄给人一种假模假式的城市的景象，但到处都传来老居民咳痰的声音，遍地都是新兴中产阶级的狗粪，还有烤串的膻味儿。大方家胡同给人一种假模假式的宫廷的气派，到处都传来“喳——”一般的吆喝；隔壁的桂公府已经改造成了一家餐馆，服务员依然是一副宫廷家奴的嘴脸。铁狮子坟给人一种假模假式的文化的信息，周围不断传来“文化哮喘病”的呼啦声。据说它的地下水含磷量严重超标，常常导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而人们宁愿说是他们自己不注意身体，劳累而死。实际上是慢性中毒。
这是一座老太婆一样缓慢的古老的城市，一座城市包围农村的拼贴的城市，一座急速蠕动的现代化城市。它越到外围越现代、越都市；越到中心越古老、越农村。据说，长期在四环边的立交桥上转悠，最后会找不到北；长期在二环里的胡同里转悠，最后会找不到南。反正我们是从南到东，从东到北，花了三年时间逆时针转转了大半圈，目前方向大致还是明确、南北分明。我们一直不习惯，就像患上了某种顽疾。“慢慢就习惯了”，这是一位老京油子对我们的教诲。什么时候能够习惯呢？我们一致认为，快了，快了，就要习惯了。我们没别的优点，就是有耐心。
这座城市最大的特点还不是气味，而是声音，一种前现代的声音，公交车上售票员的吆喝声就像戒严的声音一样，严肃得令人惊悚，日常语言中都带有意大利美声。地铁口站着两个验票员，俨然俩石狮子。餐馆服务员一直紧咬牙关，将脾气往肚子里吞，以免发作而影响服务质量。刚开始的确不习惯，不习惯是因为你不懂它的妙处。它能够舒缓商品、金钱、技术带来的压力。它只保留权力的压力。地下仿佛传来先王严厉的咳嗽声，将那些“后现代”器物吓得魂飞魄散。它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权威的震慑力，而不是物质滑稽而残酷的挤压。渐渐地，你可以从中得到一种受虐般的抚慰。这种抚慰，消解了词语的玩世不恭，阻止了随意分行的混乱逻辑。它要求整齐，就像广场上的队列，整齐划一，很有力度。老城墙的砖土中偷偷地放射出一种白色的、晶莹剔透的硝元素，辐射一样渗进了词语。古老的物质让词语既洁白得很干净似的，又暗藏着阵阵杀机。这不是随便一座城市就能给予的。
在传统的、天桥集市般的嘈杂声中，我们渐渐学会了啃羊蝎子、喝臭豆汁儿，嚼生大葱，蘸着豆瓣酱吃欠拍的黄瓜，冒着风雪在路边吃烤串儿。生活正在改变我们的肠胃和口味。当我们充耳不闻的时候，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最初那座诗歌的小镇，像两个游离的异类。其实我们也很不一样，她是减法，我是加法。我试图将她的意象阐释得更加清晰，这需要很多废话。她试图让我的理论语言更加简洁，像箴言一样。这无疑都是奢望。为此我们经常互相折磨。这是诗歌的另一代价。
“2006年3月29写于北京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