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学的命运，正遭受来自传统启蒙话语和当代消费经济的双重挤压。在这篇短文中提出这样一个大问题，无疑是不合时宜的。但这就是目前纠缠着文学界的问题，我们无法回避它。讨论的方法有两种，一是“辩证对话”的充分展开，也就是无休止的详细研究和求证，这是学术的任务，它的对象是研究机构和学院的学者。二是先将问题的简单纲要提出来，它的对象是更为广泛的受众。第二种方法很像新闻的叙述方式，先交代5个W，并引起进一步关注的兴趣。
今天的文学界正在疯狂地冒泡，俨然一个巨大的沼气池。它试图用一种热闹的假相掩盖内心的空虚和恐慌，把孤独和危机这种精神状态，转化为一个又一个行为或公众事件。这些文学泡泡究竟是“历史”在发酵，还是“现实”在胀气？眼前热闹的文学泡泡，就是生活的废料，在现实的“沼气池”胀气的结果。我们可以预言，“文学沼气池”，将和多年前那种试图为中国农民提供能源的、由垃圾和粪便构成的沼气池一样，以失败而告终。它根本不能为人提供能源，只能造成污染，甚至还会带来安全隐患。
在消费的狂热中，文学经典在“青春小说”、“大话文学”、“戏说历史”面前已经溃不成军。在文学教室里，PowerPoint演示中的动画、flash，取代了对细节的描绘和对情节的叙述。在公众接受领域，图像复制品的蒙太奇跳跃结构，取代了意义逻辑和思考的连续性。事实上，真正的文学一直在不断地向它的底线退守。这个底线是——已经不敢指望文学具有真正的“审美”意义，已经不敢指望文学能够通过个人经验的整体性抵御神话和强权的整体性，而只希望文学能保持最后的效用，即对叙事连续性（将现在当作过去和未来的中介）的关注。这种连续性（历史的和叙事的）无疑正在崩溃。当底线失守的时候，当叙事变成了放纵的身体和感官的碎片的时候，当蒙太奇结构成了唯一的思维模式的时候，当阅读只能依赖于图像刺激的时候，叙事连续性就终结了，“历史”也将因此而终结。文学正像断线的风筝，将自由和毁灭集于一身。
我们已经看到，“超女”的尖叫，正在嘲弄歌唱的声音，这种尖叫将借助于广告和利润的诱惑，激起更大的狂欢。放纵而随意扭动的身体，正在嘲弄练功房、嘲弄对身体的训练和约束。我由此想到了人类发明的最具“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食物和玩具：鸦片、酒精、麻将、电子玩具。在鸦片和酒精面前，痛苦消失了。在麻将和电子玩具面前，时间消失了。在大众媒体面前，喧嚣取代了“孤独”，聒噪取代了“沉思”。自由终结在“自由”实现的地方。意义终结在“意义”唾手可得的地方。历史终结在“历史”目的尽头。这就是“解放”的归宿。从肢解的身体的放纵，到破碎的语言的嬉戏，最后是“批判”和“希望”的双重丧失，正是当代文学的症候。旧的“一元化”尚未完全结束，新的“一元化”正接踵而至。人们指望在商品的、交换的、娱乐的、撒娇的“一元化”之中幸福地终老。世界或许真的像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所说的那样，将要“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
2
作为高度理性的市场有机结构中的一部分，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实践中的“娱乐致死”，或者“游戏致死”，就像是一次穿着自由盔甲的“死亡”游戏。游戏者在“死亡”的阴影笼罩下尽情狂欢，给人一种“非理性”的“自由”的假相。文学的姿态更为暧昧，它带着一副“叙事”的面罩，仿佛具有历史感一样。但它骨子里却隐藏着一种向大众文化献媚的诉求。消费市场中的“大众文化”不是民间通俗文化，而是对后者的利用。民间通俗文化面对强权逻辑和理性法则，用自己独特的诙谐性、肉体性与之对抗（参见M。巴赫金），而不是依附它。真正的民间文化有用不着论证的自足性。如果说它的自足性遭到质疑，那是因为它与“现在”、与目的论、与“进步”格格不入。
在强权暴力王国和理性法则王国的垄断下，德国启蒙批评家席勒曾经寄希望于第三个王国，也就是文学艺术（审美）的“游戏王国”和“虚构王国”，认为这种游戏式的创造性冲动，能够使人摆脱权力和蒙昧的枷锁。文学（审美）因此成了一个重要的“中介”，通过它，最终指向的是社会和政治自由。文学（审美）就是自由的先头部队，或者说“审美理想”是“社会理想”的先头部队。这是一种更为隐秘的功利主义文学观。我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从“文学革命”入手的。作为自由的“中介”的文学，一直在语言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开始是将“语言”当作革命的“燃烧弹”，后来又将“革命”变成了“即兴诗”，目的是试图实现审美自由向社会自由的转变。由于民众大部队步履蹒跚，迟迟不来，文学先头部队渐渐成了大部队的“异物”。如今，实用的种子已经结出了新的果实。大部队这个自由的跛子（仅仅体现在消费和娱乐方面），却抢先一步冲到了时代的前沿，以进步和自由的名义及时将先头部队悄悄地吃掉。文学不过是现实大餐的佐料，像现实切片面包中的果酱。将文学吞食的方法，就是“绝对的模仿”，模仿神话，模仿诗史，模仿抒情，模仿叙事，并通过“去神秘化”的方式使之产生交换价值。消费狂欢的表象之下，是一种理性法则在支配。这正是神话的结构。
“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是启蒙自身的产物。”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几十年前说出了我们今天的现实。作为启蒙的一部分，文学本来是神话的对立面，试图将人们引出蒙昧的圈套，引向回乡之路。现在，新的“神话”仿佛变成了故乡。就像《美丽新世界》中的丽英娜一样，将那座数字化控制下的银色大楼当作自己的故乡，将保留地原始居民的生活场所当成不堪忍受的异己之处。真正的文学正面临一项极其艰巨的自我否定的任务，既要否定神话，也要否定诗史和抒情，甚至否定叙事。它的最终结果就是将文学自身否定。除了与那位“自由的跛子”同归于尽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
3
文学真的终结了？或者说，文学将变成什么样子？预测“未来的文学”，是一个类似于算命打卦的问题。但我们可以将它转换为“文学的未来”这个历史哲学范畴中的问题，它的答案，将由文学史辩证发展的线条及其延伸趋势提供给我们。如果文学发展的趋势顺应了历史线条的走向，我们就能够预测“文学的未来”。如果这种发展趋势遭遇了断裂，我们就只能面对历史的断垣残壁。毫无疑问，这不是文学的要求，更不是历史的要求。
纳波科夫说，一位大喊大叫着“狼来了”的孩子身后如果跟着一匹狼，那不是文学的叙事；如果这个喊叫的孩子身后没有狼，那就是文学的叙事。他无疑在强调文学是一种能够“引人注目的陌生化的虚构语言”。其实，这位自以为是的贵族文学家等于什么也没说。在今天的现实背景下，在这个“符号经济”的时代，符号及其结构的语义已经被抽空，只剩下符号自身在历史的T型台上“走秀”，政治学和经济学都变成了表演艺术，“自由”当然也同样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虚构或表演。由此，文学，作为诸多叙事中的一种叙事，其独特性已然消失，文学和非文学的标准消失在这个表演无处不在的时代的尘埃之中。它只能是普通叙事中的一员。它只能在使历史变得清晰可辨的工作中担当帮工的角色。也就是说，它必须放弃它一度拥有的贵族化的美学规定性，从而依靠“历史的合理性”为生。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启蒙的开端，从席勒开始：“如今‘需要’支配一切，沉沦的人类都降服于它那强暴的轭下。‘有用’是这个时代崇拜的大偶像，一切力量都要侍奉它，一切才智都尊崇它。在这架粗糙的天秤上，艺术的精神功绩没有分量，艺术失却了任何鼓舞的力量，在这个时代的喧嚣市场上，艺术正在消失……科学的界限越扩张，艺术的界限就越狭窄。”同时，席勒将国家组织和政治自由看作是人类最完美的艺术作品：“时代的状态迫切地要求哲学精神探讨所有艺术作品中最完美的作品，即研究如何建立真正的政治自由。”文学艺术要和历史叙事一起，参与到整合破碎的“现代性”的使命中去，必须具备“公共特征”，而不是纠缠于个体教化过程中的审美等级及其纯粹性。因此，文学依附在“历史合理性”这一公共事业之上，不但不会感到委屈，甚至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一新的起点，是我们进一步讨论文学命运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