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此时饥荒已经流行全国，许多食堂吃的已经只是一些用植物纤维和极少的粮食混合制作的所谓代食品，许多食堂甚至连代食品也不足，人们只能围着一锅清汤流口水。而几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得最快的省份已经频频向中央发出关于饿死人的绝密电报。看来，这些所谓的“共产主义幼芽”的命运值得担忧，固守这些“社会主义阵地”也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此情况下，****中央还是转发了******批示的贵州省的报告，并且随后又转发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等文件。这些文件说，抓公共食堂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要求全国普遍学习贵州、河南，要求“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食堂的发展方向是“向全民食堂过渡”。前河南********吴芝圃在《红旗》1960年第1期上发表《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非常自豪地宣布：河南有29.8％的生产队实行了免费伙食供给制；有46.9％实行了免费粮食供给制；有19.1％实行了基本口粮供给制和口粮半供给制；4.2％实行工资加照顾的制度。在社员分配总额中免费供给部分总计占40％。吴芝圃还指出，一般来说，全国供给制度只占公社社员总收入的20％到30％。
到1960年4月，据14个省市统计，参加公共食堂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88.9％，人数占总人口数的88.6％，比较“先进”的河南省达到99％。
作为“社会主义阵地”，人民公社坚持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而公共食堂却在1961年的夏天就“夭折”了。
竭力保钢
农村非正常死亡的加剧，使****中央逐渐意识到农村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进行农村政策的调整。但由于******始终把钢铁产量看作******的基本标志，同时也由于1960年6、7月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取消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卡中国的脖子，并在世界范围内攻击中国，这又使******决心要炼“争气钢”，要搞实力政策，钢的产量无法降低。于是，全国各行各业咬牙大炼“争气钢”，给毛主席争气，给国家争气。
由于工业已经疲惫不堪，虽然尽了相当大的努力，1960年1至8月份累计只产钢1137万吨，平均日产量只有4.64万吨，这样下去，就连1840万吨也无法实现。而中央这时已经下决心要实现2040万吨的第二本账计划。
1960年8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提出：当前摆在全党面前的紧急任务是鼓足革命干劲，掀起一个群众性的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9月7日，****中央又批转国家经委党组《关于以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的紧急措施的报告》。10月8日，**********再次发出关于狠抓钢铁生产的通知。
为了实现2040万吨钢的第二本账计划，安排1960年后4个月的生产计划为：9月份平均日产5.5万吨，10月份平均日产6.6万吨，11月平均日产7万吨，12月平均日产7.5万吨。到11月，钢的平均日产量终于突破了6万吨。但到后来又跌了下来。同时，铁、煤的运输也逐日下降。这时，第二本账2040万吨显然已经没有实现的可能，就连完成1840万吨的第一本账计划也有很大的困难。
12月3日，中央再次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强调指出：“今年能不能完成184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立即抓紧时机，扭转生产下降的局面，那么，全年钢铁生产的任务就有完不成的危险。而一旦发生这种隋况，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对于明年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都是不利的。”中央要求12月份钢的日产量平均要确保6.2万吨，争取达到6.3万吨。并决定采取统一调度等一系列措施以保证钢产量指标的实现。
经过4个月的奋斗，终于完成了1866万吨钢的生产计划。
城市人民公社的萌生
1960年******的一个重要象征是城市人民公社的兴起。早在1958年，城市人民公社就在最早产生人民公社的河南省省会郑州诞生了。在其中一个公社中，人们写了3万首诗歌来赞颂这个新的社会组织。其中一首写道：
人民公社是百花园里的一朵鲜花；
她的芬芳飘入万户千家。
我们一起工作，无忧无虑心花怒放；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欢呼：
党是我们的好领导。
人民公社伟大坚强。
由于城市居民的反对，城市人民公社没有能够普遍推行。庐山会议后的反****运动中，城市人民公社再次被提上******的日程。
1960年1月，****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提出经济建设高指标的同时，要求1960年在城市和农村大办公共食堂，而且要求把城市人民公社也试办和推广起来。
3月9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批示》中说：对于城市人民公社组织的试验和推广，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看起来，以大工厂，以街道，以机关学校为中心，而又有各种所有制（国有制、社有集体制、社以下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于一个社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好的。城市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以职工家属及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吸收其他一切自愿参加的人，在党委领导下和职工群众的积极赞助下组织起来的。它以组织生产为中心内容，同时组织各种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和服务事业。《指示》要求：1960年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下半年普遍推广。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则应一律挂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于是，城市人民公社在许多城市挂上了牌子。
就像论证农村人民公社的合理性一样，人们对城市人民公社也进行了一番论证：城市人民公社的优点之一是可合理地动员新的劳动力，尤其是可以通过开办公共食堂和幼儿园使广大的妇女劳动力解放出来；优点之二是开办利用边角废料的小“工厂”，为大工厂生产零件，或者生产一些日用品；优点之三是可以推行广泛的福利事业，可以改善家庭关系，等等。
如果说农村人民公社勉强还维持了一段较长时间的话，那么，城市人民公社的寿命显然要短的多。事实上，城市人民公社的牌子很快就不得不摘了下来。
1960年的******就如同精疲力竭的最后一跃，其势已不能像1958年那样振奋人心，更不可能取得意料之中的那些成就。强弩之末，其势已不能穿鲁缟了。但是，1960年******所造成的危害却是巨大的，它严重地加剧了本来就已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加剧了3年困难时期的困难程度。这在当年就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了。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面对******的灾难，******发出“领导干部要做调查研究”的号召，全国上下形成规模空前的农村调查热潮，一些相关政策也得到了调整。
1960年冬，农村中的严重问题已经大量暴露。11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提出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开展整风整社。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作出《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就在会议的最后一天，1月13日，******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这次会议为14日至18日召开的九中全会作了准备。******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我们党制定比较符合实际晴况的政策，比较有效地纠正当时已经认识到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正在中央全会结束的时候，一篇题名《调查工作》的文章，出现在******面前。毛非常高兴，这是他30年前写的一篇文章，早已丢失，多年来一直念念不忘。这篇文章是田家英亲自送给他的。文章的发现经过是这样的：1959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到各地收集革命文物，他们在福建龙岩地委收集到这篇文章的石印本。1960年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从革命博物馆借来。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篇重要文献，但对于它在******思想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它的真正价值，是估计不足的；这篇文章的重新发表，对于后来我们党的思想建设会发生那么大的作用和影响，引起研究者那么高度的重视，更是想不到的。这个文献被田家英知道，立即送给了******。
对这篇文章，******在1961年3月11日专门写了一个批语，接着在3月广州会议的两次讲话中又都提到它，并作了说明和解释。从批语和两次讲话中可以使人们了解，这篇文章是为着什么写的，是怎样写出来的，以及毛是如何地喜爱它。
1961年3月11日的批语写道：“这是一篇老文章，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教条主义’这名称，我们叫‘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夏，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在1961年3月13日广州会议上说：找出了30年前我写的一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我自己看看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1929年冬天，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对这场斗争作了结论。这以后，也就是1930年春天，写了这篇文章。前几年到处找这篇文章，找不到，今年1月找出来了。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
在1961年3月23日广州会议上说：
这篇文章是1930年春季写的，总结那个时期的经验。这篇文章之前，还有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释文：参看******1964年3月25日所写的批语，见后。）这篇文章是最后找出来的。别的东西找出来我不记得，这篇文章我总是记得就是了。忽然找出来，我是高兴的。******在3月23日会议上对这篇文章的解释，我认为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点，在解释第三个问题“反对本本主义”的时候说：这里面包含一个批评、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是好的，比如六次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六大决议有部分的问题，有若干缺点和错误，就是正确，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第二点，在解释第六个问题“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依靠外国帮助我们打胜仗。这还没有料到后头的王明的路线，立三路线还没有出现。我们有一个时期依靠共产国际给我们写决议，给我们写纲领，向我们作指示。
《调查工作》恰好在刚刚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时候，被******重新发现，这是一件大好事。它的重要价值被重新发现，成为推动全党搞调查研究，较变思想作风的有力武器。
这篇文章尽管如此重要，但******对于是否公开发表持谨慎态度。他在3月23日的会议上说：我不赞成现在发表，只在内部看一看就是。他说：现在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文章会有些人不懂得。为什么呢？因为讲的是当时民主革命的问题，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向看文章的人说明这一点。他再三提醒人们说。这篇文章发下去的时候，有些要解释一下，主要是讲基本方法。民主革命时期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仍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要进行调查研究。这个方法是可取的。这个文章是为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不是这个问题。就讲清楚这一点。
******这些话本身就包含着辩证法的精神和反对教条主义的精神。
1961年3月11日******将《调查工作》印发参加广州会议的同志时，把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作了少量文字修改，如把“布尔什维克”改为“共产党人”，把“苏维埃”改为“政府”，“六次大会”改为“党的第六次大会”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作用和意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党内许多同志要求公开发表。1964年经******同意，在《******著作选读》一书中首次公开发表了。此文收入选读本时，田家英又作了一些文字修订。为了敲定文章写作时间，他3月25日晚送请******最后审定这篇文章时，写信说：“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希望主席再回忆一下，如果能记起在什么地方写的，或者写作前后有什么较大事件，我们便可以根据这些线索，考订出比较准确的写作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