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风雨飘摇，满清政府对中华大地的统治已走入末路穷途，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怀有共和理想，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抱有独裁野心，为决定中国的前途命运，两派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较量……
枪声响起来
历史进入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清帝国在经历了庚子之变、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后，已经是内外交煎、风雨飘摇。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响起了革命的第一枪。这可不得了，汉人竟敢“造反”，朝廷当然要派威武之师戡乱。这就给宣统皇帝的亲爹——摄政王载沣出了一道难题，究竟派哪支军队呢？
载沣所统率的八旗禁卫军，基本成了老爷兵，斗鸡遛狗在行，打仗估计不成，而且这些根正苗红的纯爷们还“肩负拱卫京师保驾”之责，不可轻动。综观全国，当时能够迅速调动而又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只有北洋军。
如果启用北洋陆军的话，谁来担任统帅呢？这在朝议中再次引起了一番争论。有人跳出来建议用袁世凯，理由很简单：北洋军是在他的手里建成的，这家伙人气旺。
虽然提出这建议的人估计平时是受了袁世凯不少好处，但说的倒是大实话。自从小站练兵，袁世凯通过一系列怀柔手段，又是结拜又是发钱，逐渐将北洋各镇（师）军队培养成了袁家军，一时间军中“只知有大帅，而不知有朝廷”。北洋军这种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状况让载沣坐不住了。他老袁想干什么？想当活曹操吗？于是赶紧联络爱新觉罗家的人一起倒袁。当然，铁板一块的北洋军使得摄政王载沣清算袁世凯时投鼠忌器，只是借口袁世凯患“足疾”将其开缺回籍了事，没能砍掉老袁的脑袋。
当年好不容易把老袁赶下台，现在怎么能又把钢刀递到他的手里去呢？所以，载沣和满族王公大臣一致强烈反对让袁重新出山。
这些居庙堂之高的文臣武将们吵来吵去，到底也没能拿个章程出来，最后，载沣一拍脑袋，说，荫昌兄啊，这次又少不得要辛苦你了。
荫昌是谁？根正苗红的皇族子弟，爱新觉罗的子孙，被视为中兴爱新觉罗王朝的骨干力量之一，他做过北洋武备学堂的总办，在北洋里也算是人头很熟了，刚刚又新任陆军大臣，指挥军队作战名正言顺。朝廷现在已经在国内失尽了民心，在国外丢尽了脸面，载沣实在是不放心那些征调的汉族军队，就怕那些个北洋重将玩阵前倒戈，或是黄袍加身。最后，他决定从北洋各镇中挑选精锐部队组成战时混合军，利用他们互相牵制，再由自家人荫昌掌权，以防发生意外。
再说荫昌，虽被任命为统帅，但从来没上过战场。这可不比到承德去打野兔子，下人们敲锣打鼓地把猎物赶到你身前来让你爆头，稍有不慎，爱新觉罗家的江山就不稳了。所以，还得跟他挑一个负责具体军事指挥的合格副手。
冯国璋就这样进入了朝廷大员们的视野。
一来冯国璋是北洋军的元老，在剿灭义和团时可是拼了老命，将那些个所谓刀枪不入的拳匪杀了个鬼哭狼嚎，对朝廷可谓忠心耿耿；二来他跟皇族良弼关系很铁，在北洋诸将中可靠；当然，最重要的是，皇族子弟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习惯了天天溜鸟听曲的黄带子中无人可以担此大任了。
一番吵吵之后，最后的任命是这样的：荫昌为督师，冯国璋为军统，从北洋军第二、第四、第六三镇（相当于师）中各抽调一协组成战时混合军开往武昌。同时，清政府又命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长江水师助战，形成水陆并进之势。对比之下，朝廷戡乱之师水陆并进，陆军的兵力也远超乱党，强弱对比还是很悬殊的。因此，对于武昌首义，满清政府虽然感到惊慌失措，却又认为荡平乱党指日可待。在这种忐忑的心情下，戡乱大业开启了。
载沣哪里知道，这冯国璋前脚领命，后脚就直奔袁世凯“养病”所在地——彰德，将北京的军事调动情况一一向自己的带头大哥禀报。
钓的不是鱼
慈禧老太婆归天之前，遗诏小醇王爷载沣的儿子爱新觉罗·溥仪继承大统，载沣则为摄政王辅佐皇帝儿子。这样一来，袁世凯失去了慈禧这个靠山，加上在推行新政时将满清皇族几乎全得罪了，政治上孤家寡人一个。而摄政王年轻气盛，一向将袁当作加害自己亲哥哥光绪皇帝的罪人，几欲除之而后快。载沣摄政后，在皇族权贵的叫嚣下，立即着手清算袁世凯。如果不是著名贪污犯庆亲王奕劻和官场老狐狸张之洞力保，袁世凯差点就被砍了脑袋，最后落得个以“足疾”开缺回河南项城老家养病的下场。
袁世凯被载沣赶下台后，奉命回籍“养疴”。一到老家彰德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过起了闲云野鹤的生活，貌似是被批斗怕了。袁世凯虽然已经回家，清政府还专门派人“随身保护”，这就是告诉他，老袁，咱可盯着你呢！袁世凯对这位“监察官”招呼得相当姻亲，好烟好酒伺候着。监察官吃人最短，自然会在上司面前美言。
袁还嫌自己不够低调，一会儿装诗人，一会儿装渔翁，表示自己与世无争。
袁家在城外洹上村修建了个别墅，门前洹水流过，架一小桥以通往来，题名曰“圭塘”。袁世凯此时还不过五十来岁，却自称“洹上老人”，经常跟一批亲朋幕僚饮酒赋诗，有天又玩起了角色扮演，化装为渔翁，披件蓑衣拍了一张照片。还作了一首诗，题曰《烟蓑雨笠一渔翁》。
其实，这不过是做做样子。袁世凯无时无刻不在眼观四面耳听八方。选择彰德为驻地，其实也大有深意——彰德在太行山脚下，是京汉路经过的地方，交通十分便利，对于接收情报、会见亲信十分方便。他跟庆亲王奕劻、北洋军各级将领以及英国公使朱尔典等人的关系始终保持不断。他的老朋友徐世昌以及谋臣策士杨士琦、杨度等人，经常跟他暗通消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在北京农工商部挂了一个右参议的官衔，事实上是“驻京办主任”。他家中设有电报房，经常跟各省督抚大佬拍电报交流感情。
昔日的袁大帅时刻保持着与时俱进，只等有机会便再次出山。
就在接受清政府任命的当天，冯国璋就急匆匆赶到彰德向袁世凯汇报请示。袁摸着光溜溜的脑袋，跟冯国璋说，别赶那么急，这拼的可是咱自己的本钱，北边没摆平之前，先不要和南边硬拼，不划算！这个意思以六字真言概之，叫做“慢慢走，等着瞧”。在袁看来，这是要挟朝廷的良机。
说来也巧，就在冯国璋走后的第二天，奉命督师南征的荫昌也来到彰德。
荫昌跟袁有老交情，此番路不免前来请教一番。在荫昌面前，袁世凯发挥了自己大清国最佳影帝的功力，一会给荫昌打气，说荫昌英勇盖世，乱党不过乌合之众，此去定能一战而定；一会又信誓旦旦冯国璋和北洋军肯定会三军用命。男配角荫昌的表演也十分到位，被这一针鸡血打得五迷三道，也假惺惺地恭维了袁世凯一番后，带着快爆棚的信心登车而去。
冯国璋充分领会了袁世凯“慢慢走，等着瞧”的精髓，大军一路上磨磨蹭蹭，荫昌多次催促也无济于事。到了湖北境内后，荫昌计划一鼓作气打下汉口，向清政府报个头彩，不料北洋军的先头部队借口兵力尚未集中，不肯展开功势。同时，后续部队走一站停一站，武胜关以南各站挤满了兵车，前面的车子不走，后面的车子过不去，乱糟糟挤作一团，乱得像现在的春运似的。指挥不动，荫昌只有拼命向冯国璋施压。逼得急了，冯国璋就耍无赖，跪在地上说自己无能，请督师大人治罪。荫昌无可奈何，冯国璋转头就派人在军中制造舆论，非袁大帅亲自指挥，不然局面无法收拾。
与此同时，与袁交好的英国公使朱尔典也北京扇风点火，大肆吹捧“袁精通军事，北洋军又是他一手练成，必须起用他，否则英国朋友不放心，会质疑清政府的执政能力”。美国公使嘉乐恒也声明自己是袁的铁杆支持者——不知老袁许了多少好处，老外们把他吹得跟诸葛亮似的。
收了袁世凯不少孝敬的庆亲王奕劻也在朝廷里面敲边鼓，朱尔典是谁啊？大不列颠的公使，这大不列颠是世界第一强国，当年可是把咸丰爷逼死在承德，这个“友邦惊诧”起来可不得了。
摄政王载沣虽然极力反对，但实在没有人能够指挥得了北洋军，只好向隆裕太后请旨定夺。
隆裕只是一个久居深宫的妇道人家，哪有什么见识和魄力，也拿不出主意，于是决定召开御前会议，征求满族王公的意见。奕劻在御前会议上极力称赞袁世凯忠心耿耿，力主请袁出山，其他皇亲贵族眼泪婆娑长吁短叹。于是悲悲戚戚开会后，清政府捏着鼻子下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叫他配合荫昌指挥前方各军。
（资料1，“袁世凯与北洋新军”）
正好落井下石
现在问题摆得十分清楚，武昌革命爆发后，能打仗的只有北洋军，但朝廷对这支军队的控制力太弱。本来决定让袁世凯靠边站，可是荫昌到湖北还不过一天，就下不了台，又只能请袁出山。这样袁世凯不过是荫昌手下的一员副将，整个兵权不在他手中。这就是宫里那些贵族想出来的制袁之策了。
同时，朝廷也采用了一系列人事调动来牵制袁世凯，就在诏命发出的同一天，清政府起用了打入冷宫已久的岑春煊为四川总督。这岑春煊因为在庚子之乱中护驾有功，深得慈禧信任，他以国家忠臣自居，一向敌视北洋，是朝廷上反袁的急先锋，被袁视为逮谁咬谁的疯狗。后来袁略施小计，运用高科技手段伪造了一张岑亲切会见戊戌乱党梁启超的照片，慈禧一怒之下罢了他的官。此时朝廷任命这个过气官僚督管四川，其用意也十分明显，就是监视和防范湖北的北洋军队。
朝廷的这些手段怎能瞒过袁世凯这个沉浮宦海多年的官油子。在彰德接到诏命后，袁世凯一面山呼万岁，感恩不已，一面又说自己足疾未痊，一时尚难启程。这真是个绝妙的讽刺，以前朝廷硬说自己患“足疾”开了自己的缺，现在我袁某人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你载沣等人哑巴吃黄连。反正现在爱新觉罗的江山需要我袁某人来保护，此时不把条件讲好，更待何时。传旨的官员没办法，只好又拿着圣旨屁颠屁颠回北京复命。
朝廷赶紧又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面对袁世凯乐在其中的表演，载沣知道袁世凯这是存心要朝廷难堪，气不打一处来，但请又请不动，杀又杀不得，真是毫无办法。
这时，又是庆亲王奕劻出面了，他力主对袁世凯还是要多加抚慰，老袁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坏心倒是没有，有点怨气还是正常的嘛，被你们前几年整了一出，换谁也怕你们卸磨杀驴啊！那个谁，徐世昌，你和老袁关系不错，就辛苦一趟，到彰德去问个明白。
这徐世昌是个八面玲珑的人，在袁世凯还未发迹时，就与袁私交很好，而且正是袁说动这位兄弟投笔从戎，襄助自己小站练兵。正因为在练兵方面的成就，使得徐世昌为官场所重视，从此青云直上，官至巡警部尚书、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甚至在清廷设皇族内阁后，徐成为仅有的四名汉人内阁成员之一，任协理大臣。
在奕劻看来，徐是两边都能说上话的人，这份差事非徐莫属。但实际上，徐世昌是袁世凯的心腹，就像无间道里的那个卧底。
过了几天，徐世昌从彰德跑回来，在朝议上也不禀报结果如何，奕劻再三询问，徐也只是唉声叹气，做出说又说不出口的一副窘态。等到奕劻问得紧了，他装出一副又丧气又生气的样子对奕劻和满朝亲贵说：“那袁世凯真是不知好歹，他竟提出条件，他说：要我干未尝不可，可是必需得听我意见。我看还是叫荫督帅快赴前线去吧，死了张屠夫，不吃无毛猪，没有他袁世凯不见得就不能打仗。”
奕劻问徐是些什么条件，徐这才把袁世凯提的六个条件摊出来：（1）明年召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开放党禁；（4）宽容武昌起事人员；（5）宽筹军费；（6）授以指挥前方军事之全权。
这六个条件，归纳起来透着三层意思：君主立宪不能再等，革命党那边还是招安为上策，把全部兵权交给袁。
招安革命党这一点倒不是问题，这几年革命党人闹得越来越厉害了，朝廷已经懂得革命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用怀柔手段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当天，朝廷就下了一道“上谕”，对于“从乱者”一概不究既往，嗣后官方如再查获党人名册，一律予以销毁，以示概不株连。
但是另外两点就在朝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如果真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那现在皇族内阁中的阁员包括载沣、奕劻等人统统都要下野，按照目前形势，负责组阁的非袁世凯莫属，那朝政大权就全部拢在袁手中了。把全部兵权交给袁世凯，那么袁世凯调动军队就名正言顺，再要扳倒他就不容易了。所以这六点条件提出后，平日反袁最力的满族王公大臣都气急败坏，叫嚣朝廷绝不可让步。
朝廷还在争论不已，前方的战事却不等人。袁世凯暗中命令北洋军将领按兵不动，不听荫昌的指挥。汉口前方发生接触，北洋军没放几枪就一哄而散，败下阵来退守滠口。萨镇冰所率军舰也退往武汉下游。此后，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纷纷宣告独立。而独立就像流行病毒蔓延得那么可怕，革命的声势一天大过一天，北方各省也酝酿着要学习南方。
清政府被吓破了胆，只得降旨将荫昌调回，命袁世凯以湖广总督兼任钦差大臣，节制冯国璋、段祺瑞两部以及水陆各军。
这意味着清政府对袁世凯表示屈服了，虽然只接受了他所提的第六个条件，但却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从此，袁世凯重掌军权，他在与清政府之间的博弈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袁世凯本来就是漫天要价，算定了朝廷会落地还钱，军权在握，自己也该出手了。
袁世凯再次受到朝廷重用，就在他的新命发表的这一天，北洋各军接到袁的秘密指示，要拿点颜色给那些没辫子的革命军看看。这下北洋军爷们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精神了，拼命向前推进，冯国璋为了抢攻汉口，甚至架起大炮地摊似轰炸，无数平民因此丧身。
当然，袁世凯不可能倾全军之力为清廷卖命。他当然懂得如何养敌以自重，既利用革命军来威胁清廷，又要暂时保全清廷对付革命军。他这时还在彰德的洹上村悠然自得，一方面给清朝尝一点甜头，一方面给革命军看一点颜色。钦差大臣和前方军事的指挥大权，对袁来说还不过瘾，他要在这鹬蚌相争的局面中得渔翁之利。
就在冯国璋炮轰汉口的时候，袁世凯启程南下了。这次突然亲临前线，一方面是与荫昌办理交接手续，另一方面袁怕冯国璋一时兴起，将革命军扫平，那自己的戏就唱不下去了。当然，此行的主要目的还是亲自主持借平乱要挟朝廷的大计。
当时，袁世凯手下的一班攀龙附凤之士，有的上条陈，有的打密电，都主张乘此大权在握，早日黄袍加身，取清朝的天下而有之。他们所持的理由是：武汉三镇一鼓可下，大清朝的锦绣河山也已残破不全，此时不取，更待何时？
但是袁世凯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民主革命闹得甚嚣尘上，即使把武汉三镇打下来，北洋军也坐不长久，南方革命党和北方清廷很有可能联合起来弄死北洋军团。那还当个屁的开国天子？而且清政府虽然风雨飘摇，但它究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保存这个“正统”工具，利用它发号施令以巩固北方的阵地，同时又利用它向南方讨价还价，可谓稳赚不亏。
此外，就北方形势而论，朝廷内还有不少的异己势力，必须有一个足够的时间，先巩固北方阵地，然后集中力量对付南方革命军。就在北洋诸将纷纷献计如何攻下武昌时，袁世凯深锁双眉、慢条斯理地道：“说你们智商不够吧，目前的问题不在南方，而在北方。”
因为就在袁世凯赶往前线的途中，他接到消息：滦州兵谏了。
该出手时就出手
武昌起义前，清廷就计划于辛亥年举行秋操，秋操地点就选在永平和滦州一带，所谓秋操，就是在秋天举行军事演习，分为东西两军操练。东军总统官冯国璋，下辖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西军总统官舒清为，禁卫军咨议官田献章。
东军驻滦州以东至山海关一带，西军驻开平以西至丰润一带。操演计划是这样的：东军由秦皇岛沿海登陆西进，西军由通州方面东进。两军相遇后“厮杀”，战时东军先胜，最后胜利则属西军，“战罢议和”作总阅兵式。东军多数汉人，西军多数为满人，朝廷的意思就是“即便汉人造反，咱也有能力平叛！”
其实就在这秋操的军队中便潜藏着革命党，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早就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他们与军中同志秘议，秋操时以“实弹射击”，将满人军队打散，然后迅速杀入京城，镇压汉人起义？让他们做梦！
如果这个“宏伟”的计划真能实现的话，这些军中猛将没准将清廷中枢一并给剁了，颇具冷幽默的是，就在计划酝酿中，武昌起义爆发。
清廷自然不傻，很快觉察新军不对劲，赶紧下令禁卫军撤回北京，停止秋操。这时恰遇清廷运送大批军火到湖北前线，途经滦州，负责押运军火的革命党人秘密通知张绍曾，不如将这批军火扣下。
张绍曾暗忖反正朝廷对自己已经起了疑心，干脆联合吴禄贞人等发电向清廷提出12项要求，主要的几点是：召集国会，由国会起草宪法、选举责任内阁，清皇族不得充任内阁国务大臣。
“滦州兵谏”对清廷来说比武昌起义更为严重，因为这支部队就在河北，转眼就能杀到京城。这下可把清廷吓得不轻，摄政王载沣甚至有赶紧跑路、迁都热河的打算。清廷匆匆忙忙地命令资政院起草宪法；下罪已诏；释放自戊戌政变以来的所有政治犯；同时下诏准革命党人依法组织政党；对张绍曾嘉奖，授以侍郎衔，并派张为长江宣抚大臣。
此时袁世凯已经到了湖北孝感，他略加考虑，便拿定三个主意：谏阻清廷迁都、稳定南方情势、清除北方肘腋之患。
袁世凯不能容忍的是，“滦州兵谏”是以北洋新军为主力，这支队伍居然没跟自己打招呼；更令袁感到可怕的是，这次行动已经带有比较浓厚的革命色彩。
南方的革命党暂时翻不起大浪来，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肃清北方，建立一个稳固的后方。要想扑灭这股革命的浪潮，就要着手对付这次兵谏的两个发起人：张绍曾和吴禄贞。
当然，对张、吴两个人要区别对待。张绍曾是个温吞水，其率领的第二十镇，本是从北洋六镇各军中抽调一部分合编的，即便上层有革命意识，中下级军官仍然是北洋军系，他们唯袁宫保之命是从。
而吴禄贞就很难驯服了，他本人就是同盟会内激进派，对于北洋军在武汉的军事行动也不遗余力地进行抨击。北洋军攻下汉口纵火焚烧，吴禄贞就曾电劾冯国璋。清廷早知他有大志，但投鼠忌器，不敢把他逼上梁山。在滦州兵谏中，吴有一番言论震动了整个部队：“荫昌已经领清兵南征武昌，北京城内空虚，各位如果愿意听从我的话，我们这时高举义旗，掩袭北京，必可兵不血刃，然后绥靖士兵，变易帝制，传檄东南，释甲寝兵，开天辟地的大事业由此而定，何必谈什么君主立宪。”
所以，袁世凯认为，只要解决了吴禄贞，北方还是北洋的天下。他立刻派人收买吴的部下、第六镇第十二协协统（旅长）周符麟，周符麟得了好处，指使某小角色枪击吴禄贞，吴不幸遇难，死时年仅32岁，“滦州兵谏”就此瓦解。
（资料2：出师未捷吴禄贞）
此时，袁世凯可以放心大胆地实施自己渔翁得利的大计了。
就在袁世凯肃清北方的同时，南方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促使清廷不得不完全向袁世凯屈服——上海被革命军攻克了。本来吧，革命军失去了汉口，把载沣一帮人乐得手舞足蹈，谁料想两天后革命军就得了比汉口更重要的上海，这真让朝廷傻了眼。
就在革命军攻克上海之后，惶惶不可终日的清廷为遏制革命军，保住满清江山，不得不答应了袁世凯的所有条件。摄政王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请袁北上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
袁世凯喜出望外，暗道这革命党人打上海还真是时候，老天助我老袁啊。朝廷都低头没二话，他立刻率领大批卫队浩浩荡荡地进京。第一件事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逼摄政王载沣退位，恢复醇亲王封号退归藩邸。袁送走载沣的时候意味深长地笑了笑“王爷，您还是回家带带孩子、晒晒太阳，多好。”载沣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
三日后，袁世凯组成了责任内阁，名单如下：
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
外务部大臣梁敦彦，副大臣胡惟德。
民政部大臣赵秉钧，副大臣乌珍。
度支部大臣严修，副大臣陈锦涛（辞不就）。
陆军部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
海军部大臣萨镇冰，副大臣谭学衡。
学务部大臣唐景崇，副大臣杨度（辞不就）。
司法部大臣沈家本，副大臣梁启超。
邮传部大臣杨士琦，副大臣梁如浩（梁士诒署理）。
农工商部大臣张謇，副大臣熙彦。
理藩部大臣达寿，副大臣荣勋。
在这份煞有介事的内阁名单中，有许多君主立宪派的人物，如梁启超、张謇都名列榜上，但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到北京来就职，有人对此嗤之以鼻，有的想来却身在海外赶不回。袁世凯的用意是以他们充门面，把他们作为君主立宪和责任内阁的点缀品，同时告诉南边的革命党和民众：日月换新天，这个内阁比清政府大大进步了。
朝廷的行政权力已经抓在手中，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把军事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袁世凯在军队和官场摸爬滚打多年，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不能控制着军队，主持责任内阁也没有用。目前他已经取得了近畿北洋各镇节制调遣全权，可是北京城内还有军咨府大臣载涛（宣统的叔父，载沣的兄弟）统率的禁卫军。
这支禁卫军兵士全是满人，对朝廷是感恩戴德，对汉人飞扬跋扈，想收编几乎不可能。袁世凯组阁后就一本正经地建议，“现在大敌当前，为了振奋军心，鼓励士气，军中骄子禁卫军是不是应该起一种倡导和示范作用，皇族大臣也该为臣民表率，所以应由皇族大臣率领一部分禁卫军出征南方。”
这个提议把载涛大人吓得魂飞天外，载涛出了名的胆小，一听袁世凯要点他为帅南征，立刻找到庆亲王奕劻，求他向袁说情，免了他的“军役”。载涛的请求正合了袁的希望，袁装模作样同意不调载涛上前线，同时也接受了载涛辞去军咨府大臣的职务，并立即推荐自己的老朋友徐世昌继任，于是禁卫军的统率权也由皇族手中移转到袁系手中了。
除了任命徐世昌为军咨府大臣外，袁世凯还从汉口调回来冯国璋。袁调冯国璋回北京，派冯为禁卫军军统，以切实掌握禁卫军军权。同时调第二军段祺瑞署理湖广总督兼统冯国璋的第一军，驻节孝感，全权主持前线和革命军作战任务。此外，袁并把自己带进北京的卫队编为“拱卫军”，派心腹段芝贵为统领，负责北京城内的护卫责任，而把原来的禁卫军调到北京城外驻扎。
经过覆雨翻云的整合，北方军政大权终于全部抓到了手上，清廷已成为刀俎上的鱼肉，任由袁世凯摆弄。
袁世凯心中自有如意算盘：利用革命党逼清帝逊位，由自己召集国会决定国体，并让国会选自己做总统，那就是中国的华盛顿，“共和之父”。
北洋军团的优势
袁世凯这时候从容地开始实施两面派手法，一面派代表向武昌革命政府进行和谈，一面却令北洋军继续向武昌革命军施压力。对革命军方面说：“我能奉命组阁，是得之于清朝，而非取之于革命军。”又对清廷说：“我今日势力乃取之于革命党，而非取之于清朝。”
在袁世凯出任总理内阁大臣之前，他已两次派出特使与武昌都督黎元洪接洽，但当时形势未稳，都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决议。在袁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后，双方才正式地接洽谈和。
英国公使朱尔典电令汉口的英国领事葛福出面，呼吁双方先停战，双方商议后决定先停战三天。在这三天的停战期内，葛福作为中间人，参加了在汉口英租界举行的南北各省代表会议，会议拟定的和平方案有两个：一个是全国性的，由袁世凯内阁代表清廷统治下的各省区，希望和一个能代表全部革命省区的人进行和谈；另一个是局部性的停战，由北洋军在武汉的最高统帅冯国璋（这时冯还没有离开汉口）与黎元洪进行以湖北地区为限的停战谈判。
停战期满后，南北双方同意继续停战。在停战期内，袁世凯派出了唐绍仪为总理内阁大臣的全权代表，前往武汉与黎元洪讨论大局，而革命军方面也派遣伍廷芳为全权代表。
和谈前夕，南方革命阵营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革命事业没有袁世凯是不能成功的，袁不是曾国藩、胡林翼，革命党人不要把他迫着走曾、胡这条路。今日大势，不是革命党和清廷的问题，而是革命党和袁的问题，袁的问题一解决，革命就成功了，而袁的问题只是条件问题，不是原则问题。
当时还流传着一段故事：
被清廷大赦放出来的汪精卫，在北京致电黄兴谈到促袁参加革命，黄复汪电告以倘袁果能参加革命，即可举袁为第一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黄这封复电，汪曾交给杨度（杨度是袁的门客，为袁世凯鼓吹君主立宪），杨度乃转陈袁。袁表示：“大统领我不能做，应由黄兴做。”因此足见袁内心倾向共和，不过身为清臣不能出口罢了。
（资料3，汪精卫与袁世凯的“政治同盟”）
正是在这样的天真和乐观下，革命党人对和谈抱有极大的期望和信心。
唐绍仪到汉口后，由英国代理总领事陪同，渡江前往武昌织布局和黎元洪会晤，双方会谈约半小时。由于革命军方面的和谈代表伍廷芳尚在上海，于是双方同意和谈地点改在上海进行。
1911年12月18日起，袁世凯特使与革命军代表在上海南京路市政厅举行南北议和谈判。
和谈开始后，南方代表提出“先决问题”，就是北方必须首先承认国体是“民主共和制”，这是革命的目的，如果不在这个基础上谈，则无和谈的必要。
唐绍仪致电北京向袁世凯请示，唐说国体问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革命党人不会在这一点上妥协，如果拒绝则和谈不可能继续下去。
袁世凯接电后不予置否，将皮球踢给清廷，让隆裕太后定夺，隆裕召集御前会议讨论。最后还是采纳了袁世凯提出的建议：把这个“国体问题”交给未来的“临时国会”去做表决，至于以后到底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到时候再尽力为朝廷争取让国会投票。袁世凯的这一手法颇合中庸之道，也忽悠住了清廷这只大鸵鸟。清朝气数已尽、民心尽失，怎么还可能选姓爱新觉罗的人再掌天下呢？
尽管南方代表伍廷芳不满意唐的答复，但也认为绕了一个弯路勉强可以同意，因此进一步讨论如何召集“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体问题”。既然“国体”问题双方暂时达成共识，在南方看来，和谈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虽然南方代表在和谈中坚决向北方施压，但南方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就在革命军12月2日攻克南京后，上海都督陈其美、浙江都督汤寿潜等人就召集各省代表到南京，筹划组织中央政府，选举总统以彻底推翻清朝。沪、汉两地的代表分别集会讨论总统人选及定都等相关要政。不过，沪方各省代表推举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而以湖北首义都督黎元洪副之；而汉方代表陆续抵达后，强烈要求翻案重选，以黎、黄分任正副元帅。此次拥黎、拥黄两系之争，均只选大元帅，而不选大总统。国内革命军内部，还未有可以服众之人来做民国首任“总统”。
袁世凯大造声势，多次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襄赞共和，以至于革命党内部认为，即使是袁当总统也未尝不可，毕竟袁是汉人。
沪汉代表之争，造成了这个非袁不可的客观形势。随着和谈顺利进行，袁世凯似乎就要坐稳民国总统之位了。
但是，情况出现了变化——孙中山回国了。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科罗拉多州一家中国餐馆打工。收到武昌起义的电报之后，他欣喜不已，马上放下手中的一切兼程回国。途中在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短暂逗留时，他还想着拉点赞助，却未获分文。孙中山于12月21日抵达香港，时任革命军广东都督的胡汉民偕廖仲恺赶来香港相晤，说北方现在乱的很，像雾像雨又像风，你还是先留在广东看看情况再说。孙中山可等不及，且反劝胡汉民与其同去上海。
1911年12月15日，孙中山偕胡汉民抵达上海，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孙自甲午后就一直宣扬革命和组织反清起义，天下无人不知，是公认的“共和之父”。这次回国正是时候，群龙无首的革命力量立刻找到了主心骨，或者说旗帜。
四天之后，孙中山以绝对优势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他也就成为中华五千年历史中，第一位真正通过选举选出来的最高领导人。
当时投票选举总统的是革命阵营的省份代表，每省一票。这17省包括：直（今河北）、鲁、豫、晋、陕、苏、皖、浙、闽、赣、湘、鄂、川、滇、粤、桂、奉（今辽宁）。直隶原未完成独立，但因为是国都所在，就特设了一个代表。在选举总统时，孙中山并未全票当选，黄兴也得了一票；反倒是在副总统选举中，黎元洪以全票当选。
1912年1月1日晚10时，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誓词曰：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誓言很动听，但如果没有相应的实力做保障，誓言永远都是誓言。孙中山的总统地位，基础并不牢固。
首先，武昌起义各省响应，主要是基于清政府墙倒众人推的形势。痛打落水狗，既不损失实力，又能赚取威望，何乐不为？各地的革命很不彻底，有些省份的独立看起来更像是一场闹剧。以山东为例，武昌首义后，全国各省多已独立，这时忽然有一个传说，清廷因军饷浩大曾向德国借款300万，用山东全省土地作抵，全省绅民大哗，遂开会讨论，不久举义旗宣告独立，推山东巡抚孙宝琦为大都督。孙接受都督之前曾电奏清廷，报告山东情形，恳求清廷便利行事。三日后清廷复电，准许孙宝琦便宜行事，孙这才奉清廷命令而被独立。孙宝琦任都督后，袁世凯密派亲信前来游说孙都督取消独立，孙于是又宣布取消独立。还有甘肃独立后，都督赵维熙一直拖着一条长辫子，也不准其他官吏剪辫子。新疆都督袁大化仍然戴着红顶花翎，自称为新疆都督巡抚部院。独立的省份中，这类假独立不在少数。革命阵营中妥协和投机分子过多，为以后的临时政府向袁世凯妥协留下了隐患。
其次，孙中山本身并无实质力量。自革命以来，孙中山都是以声望取胜，组建的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所占的力量只是一小部分。孙中山初抵上海时，革命军正在闹穷，当时谣传他带回华侨所捐巨款足解燃眉。新闻记者也就以此相问，孙中山答曰：“余一钱不名也。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耳。”孙中山极佳的口才和坚定的革命志向虽能折服听众，但除声望之外，并无实质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以致袁世凯常常讥笑孙为“大炮”，意即只会耍嘴皮子而已。
再次，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在不断扩大。湖北、湖南的独立是共进会促成的，浙江、江苏又有光复会的功劳。此二革命团体与同盟会本就有隙，为弥补裂痕，在推选副总统时，黄兴就提名了汉方的黎元洪。但武昌首义的志士甚多，仅让黎元洪一个人做个副总统，在汉方看来不公平。当时孙中山刚由国外返国，对于人事问题十分看重黄兴的意见，黄认为举黎为副总统，武昌方面应该满意了，所以各部次长多由海外归国同志出任。西北革命领袖、时任《民立报》主编的于右任曾向黄兴建议，在政府人选中应该多容纳武昌首义的革命同志，但意见并未被黄完全采纳。孙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孙武对策划起义贡献很大，临时政府筹组时，他希望做陆军部次长，可是陆军部总长黄兴不同意。于是孙武便被摈弃，就因此使得武汉和宁沪之间更加貌合神离。
总统之位，必须的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就职，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时成立临时政府。
幽默的是，上海的南北和谈仍在继续。
袁世凯得知孙中山已经走马上任，郁闷得几乎要发狂，自己苦心经营，反为孙大炮做了嫁衣裳。他暴跳如雷地对手下说：“既然已经选了总统，那么我坐在什么位子上呢？算了！不必谈和了！”接着立刻给唐绍仪发电，简单说就是一个字“走！”
唐绍仪为了给清廷留点尊严不知道磨破了几层嘴皮子，既然领导已经表态，他只得引咎辞职。
袁世凯接受了唐绍仪的辞职，同时电请伍廷芳“谈也可以，你们到北京来！”伍廷芳则请袁南下，双方和谈变成了电报游戏。
为了挽回局势，袁世凯下达了一系列指令：北洋军由姜桂题、冯国璋等发表联名通电：“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清政府驻外使节由在俄国的陆徵祥领衔，电请清帝退位；张勋的辫子军反攻南京，以试探革命的力量；设法取得革命军方面保证，如果清帝退位即推袁继任总统……这一系列组合拳既向革命军威胁，又向清政府要挟。
为配合袁世凯的指令，前线的北洋军立刻拿出真功夫再次猛攻武昌。那时北洋军确实不是盖的，革命军节节败退，守在武昌顾盼自雄的黎元洪赶紧向南京告急。
越是危急时刻，越能考验人，革命阵营没经受住考验，危机面前，各种矛盾就都暴露了。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参议院”中的不少议员向表示要与袁世凯谈判。他们振振有词：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就是革命的目的，这谁做大总统都是一样的，何必逼袁走曾国藩的路呢？闹到大家鱼死网破，谁都落不到好。只要袁参加革命，无妨推袁为大总统。最后这些说法演变成为一种“利用袁可以事半功倍”的意见。
孙中山自然明白袁世凯的用心，但与袁怀有个人野心不同，孙是位“民主热”的政治家，在他看来，只要能够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革命目标就已达成，至于谁来坐大总统的位子，倒还在其次。另外，孙也清楚地看到，独立各省各自为政，散漫而无组织，革命军力亦不够强大，财政情况更无把握，要想在这种情况下组成一支强大有力的军队北伐，将北洋军摧毁，几乎不可能。于是他也转而求其次，便是“用袁以倒清”。
在自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即主动地致袁世凯一电，电云：
“北京袁总理鉴：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欠统一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公方以旋乾转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这意思就是，袁总理，我这大总统也是勉为其难上位，只要你老兄响应革命，大总统不大总统的还不是你说了算吗？
袁世凯这时对孙中山的诚意还将信将疑，这到嘴的肥肉还肯吐出来，真的假的啊？所以在复电中大打官腔，电曰：
“孙逸仙君鉴：蒸电悉。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惟希谅鉴为幸。”意思是，唉呀呀，你老兄说的哪里话，你这临时政府，可没我什么事，我怎么好意思来做大总统呢？
孙中山担心袁世凯仍摇摆不定，因再复一电，以释误会，电曰：
“袁慰庭君鉴：盐电悉。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有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孙中山的电报措辞诚恳，明明白白地向袁世凯宣示，只要能把清室推翻，他即以总统一席相让。此外，为彻底打消袁世凯的疑虑，孙中山通电宣布：“袁若表示赞成共和，当以总统相让，但须南下就职。”
当时民间也有不少人质疑孙中山：你这“大总统”是临时参议院选出来的，你不干是你的事，有什么权力“转让”呢？只是这种声音很快被淹没。大多数人钦佩孙中山的人格高尚，却没想到孙此举有悖于共和真谛。
既然大总统位子的归属已定，袁世凯认为已经从南方那里得到了自己最想要的东西，接下来就是如何处置已经毫无利用价值的清政府了。
皇族们，慢走
早在独立各省代表到汉口开会时，大家便已决定议和纲要四款：（一）废除清朝政府；（二）建立共和政体；（三）清帝优给岁费；（四）以人道主义待满人。所以对于清皇室的优待，是不成问题的。而且在孙中山致袁世凯的电文中，也有请袁劝清帝退位并优待清室的意思。
袁世凯的地位有了保障，就问孙中山，这清廷退位后，皇族的“优待条款”具体怎么操作？南方倒也干脆，你人熟，能量大，怎么办你说了算。
清朝统治了两百多年，单凭种种优待条件，紫禁城里那些顽固的皇室贵族不会轻易就范。袁世凯决定先来几剂猛药，制造种种形势，让爱新觉罗们认识到，他们应该安静地走开了。
1912年1月22日，湖广总督段祺瑞致电清内阁、军咨府、陆军部，报告北洋军内部与革命党多有勾结，武昌这边维持不下去了；第二天，段祺瑞再次致电清内阁，说武昌军心动摇，几乎就要暴动。
清廷吓得腿肚子打颤，委托袁世凯好好处理，1月26日，清内阁以袁世凯、徐世昌、冯国璋、王士珍四人名义电告段祺瑞等，请勿轻举妄动。
就在同一天，段祺瑞领衔，清军将领联名致电清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并各王公大臣：请即代奏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这封电报可以说是清廷让国的催命符，是段之爱将徐树铮的手笔，由段分别通知各将领同意后列名。最初42人，后来增至50人。不过，列名的著名将领中少了一个冯国璋，冯攻下汉阳后，清廷封他为二等男爵，同时他又刚出任禁卫军统领，他觉得这事袁多少有点不地道，段也闹得过分了些，所以没有参加这次列名通电。
清廷正不知道如何应对北洋集体造反，又发生了一件相当悲情的事——良弼被刺了。
自从袁世凯重掌大权后，清皇室贵族的几个顽固分子便秘密结社，号称“宗社党”，其中领头的有良弼、毓朗、溥伟、载涛、载泽、铁良六人，企图诛杀袁世凯，助隆裕太后掌权，然后以毓朗、载泽出面组阁，铁良出任清军总司令，领军与南方革命军决一死战。这些人并不是咋呼，真弄了个暗杀计划，只是袁世凯侥幸躲过，炸死了袁的几个随从。袁世凯本想对“宗社党”下手，但碍于“朝廷忠臣”的身份，又没抓到证据，不好硬来。
在与南方革命党达成请清帝逊位的共识后，袁世凯就请革命党对付“宗社党”，死硬分子良弼就被选为暗杀目标。1月26日，北方的革命党人彭家珍在良弼家门口，趁良弼议事归来，用炸弹与良弼同归于尽。
良弼被刺和段祺瑞等著名将领联名通电同一天发生，让清廷万分震动：一方面显示革命党人在北京皇城内外已满布党羽，可以为所欲为；一方面握有兵权的北洋军将领已向清廷敲了丧钟，奏了哀乐。清廷亲贵王公们吓得魂飞魄散，纷纷席卷细软，携带妻妾避难到天津、青岛、大连租界托庇于洋人。还有不能走的则纷纷请袁世凯派兵保护，那真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袁兄啊，平日里咱们关系可都不错，这时候我一家老小就全托付给你了，有什么事，你可别忘了老兄弟啊！
1月27日，可怜兮兮的隆裕太后召集御前会议商讨对策。袁世凯自遭遇“宗社党”的暗杀后就称病不入朝，派民政部大臣赵秉钧代表他参加。
赵秉钧在会议上提出要南北政府同时取消，另组临时政府以及优待清皇室，当时清朝的王公贵族都默默无语。赵烦了，站起身来大声说：“今天开会，明天也开会，议来议去议不出个所以然来，既然都不能作决定，内阁也只好辞职了。”说完便气冲冲装着要往外走。外务部大臣胡惟德、邮传部大臣梁士诒也跟着退席。
隆裕吓得脸都变色了，向赵秉钧哭道：“你快点去对袁世凯说，一切事都好商量，保全我母子的性命要紧。”见到隆裕太后痛哭，赵秉钧的眼泪也“不禁”夺眶而出。
下朝后，京畿营务处的要员雷震春、陆建章等都迎上去问消息，雷问：“大哥，今天的戏唱得如何？”赵连连摇头：“难过，难过，这种戏不是人唱的！”
清廷眼见人心军心都已大变，而袁世凯又不露面，还真不知道怎么应付。为了安抚北洋骁将们，由内阁复电，一面深许各将领的“忠君爱国至诚”、一面仍觉得“改变国体，事关重大，非付之国民公决，不足以昭慎重。”
重压之下，虽然隆裕太后已经不再视退位为不可接受的事情，但少数亲贵却力劝太后三思，不可轻易退位。
2月4日，段祺瑞等北洋将领九人发出逼退的第二电，措词更为激烈，说目前北京局势混乱，就是那么两三个不顾大局的王公上蹿下跳，子弟兵不能坐视不管，过两天我们兄弟要回北京，和他们理论理论。
两天后当袁世凯召集各王公大臣，把这个电文交给他们传观时，各亲贵均相顾失色，战战兢兢。他们明知这是袁世凯的威胁手段，可是良弼之死尸骨未寒，如果袁真翻脸，段祺瑞带兵北上，那时候连优待条件都不可得了。于是就在这次会议上，各位皇族权贵纷纷表示“赞成共和”。
剩下的事，就是隆裕太后点头了。隆裕太后15岁嫁入深宫，婆婆慈禧不疼、丈夫光绪不爱，磨到三十出头做了太后，因宣统皇帝年幼，便效仿她的婆婆慈禧垂帘听政。但作为一个王朝的最高掌权者，这个小寡妇的见识和魄力都远远不够。
袁世凯刚出山，就极言革命军如何强大，枪炮如何厉害，而朝廷没有军费，无法剿灭乱党。这隆裕信以为真，不但逼着王公贵族出了不少血，还把自己的私房钱全部捐了出来。仗打了两个多月，袁世凯告诉她钱花光了，她再叫王公贵族们捐款，那些个王公们一个劲地哭穷。这下隆裕傻了眼，满清的江山快完了，自己的私房钱也花光了，那些个王公们也靠不住，以后怎么办？隆裕要袁世凯挽救朝廷，袁反倒又吓她革命军无孔不入，是如何的厉害，孙文三头六臂，是如何的有钱。这次他带回海外华侨的捐款数千百万。官军粮饷皆缺，如何能和孙文打仗？隆裕太后一听，怎能不哭？袁又告诉她，兵凶战危，胜败难卜，太后如赞成共和，将来的民国政府会优待皇室，优待费可多至一年400万两，足可安度晚年。这一来，隆裕就彻底动摇了。
最后，经过隆裕太后和袁世凯的讨价还价，清室退位后的优待条款出炉：
第一清单：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
一、与汉人平等；
二、保护其原有私产；
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民国得设法代筹生计；
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
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
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
以上各条，列于正式公文，由中华民国政府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
第二清单：（共分两项）
关于清帝退位后优待之条件：
第一款：清帝逊位之后，其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清帝逊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付；
第三款：清帝逊位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员照常留用；
第四款：清亲逊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清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日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得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清亲逊位之后，其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原有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
（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二）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平等；
（三）清皇族私产一律保护；
（四）清皇族免兵役之义务。
以上各条列于正式公文，由中华民国政府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2月12日，清隆裕太后率同清帝宣统退位。清自太祖努尔哈赤建国，至宣统退位，共计297年；自顺治入主中原，至宣统退位，则为268年。宣统皇帝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记下了自己退位时的情景：
宣统三年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颁布了我的退位诏。一部分王公跑进了东交民巷，奕劻父子带着财宝和姨太太搬进了天津的外国租界。醇王在会议上一直一言不发，颁布退位诏后，就回到家里抱孩子去了。袁世凯一边根据清皇太后的懿旨，组织了民国临时共和政府，一边根据与南方革命党达成的协议，由大清帝国内阁总理大臣一变而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而我呢，则作为大总统的邻居，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开始了小朝廷的生活。
当然，后世有人认为这些优待条款是不应该给的，因为有了这些条款就使清朝的“小朝廷”成为“中国国内的小王国”，结果引起了1917年的张勋复辟，以及1932年日本建立满洲国的丑剧。不过照当时革命情势来看，妥协空气甚浓，只希望和平息兵，这些宽大的优遇无可厚非。并且这种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比起两军交兵还是好得多。
不管怎么样，清朝的统治结束了，封建制度在中国的崩溃已经不可阻挡，历史又翻过了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