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奏章，先来用现代话语讲清事情经过。李元昊不是派降将高延德持书求和吗？这个高延德向范仲淹“坚请使介同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求范仲淹也派出一个使臣，随同他回去说事。正好，朝廷同意范仲淹“留鄜延一路，未加讨伐”，伺机向对方“示以恩意，岁时之间，或可招纳”，所以这一段时间，范仲淹就委派韩周等人在边境一带打探消息，一旦发现对方有和谈真意，再立即前往说项。既然高延德有这个请求，那就正好派韩周去吧。韩周等人初入西夏境内，对方前来迎接的官员叩头称贺，礼数周全，颇为恭敬。可是再“前行两程”时，传来宋军惨败好水川的消息，“去人沮气，无以为辞，贼乃益骄，势使然矣”。韩周等人当下没了底气，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而对方也立马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态度越来越骄横。客观形势决定的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带回来的元昊书信能有好听的吗？范仲淹原来都不想打开看看，直接转上去得了。多亏都钤辖张亢提了个醒说，朝廷可是有过诏令，“若得外界章表”，必须先打开看看，如果发现有“僭伪文字”或者“辞涉悖慢者”，应该就地焚毁，别让它们泄露出来四处流传。范仲淹觉得张亢说得有理，章表尚且可以打开检查，何况这是写给自己的书信，“遂同张亢开封视之”。这一看果然问题严重，“辞颇骄易，亦有怨尤”，于是便依照朝廷诏令予以焚毁，“只存书后所求通好之言，及韩周等别有札到邀求数事”，报送枢密院审查。范仲淹做事严谨，怕有闪失，特从泾原路找到宝元二年七月十四日的圣旨，内容果然与张亢之言相符，方才完全放了心。这就是“焚书”的整个过程。
但是，朝廷却不这么看，具体说，就是宰相吕夷简和参知政事宋庠不这么看。吕宰相对宋副宰相说：“人臣无外交。希文何敢如此？”这么以来，“焚书”一下就成了一个重大事件，就成了一个目无君王的悖逆行为。一听吕夷简这口气，宋庠心里打起了小算盘，他与吕夷简有点争风吃醋，觉得你肯定是要整范仲淹了，那么，我比你还要狠点。所以当宋仁宗上朝议处这件事时，宋庠抢班提出“请斩仲淹”的意见。顿时，事态严重，朝堂气氛一下紧张起来。那位正直敢言的枢密副使杜衍首先挺身而出，力言不可，范仲淹是依旨而行，何罪之有？不少大臣也持此论。宋仁宗为难了，就让吕夷简开口表态。宋庠满以为这次吕相可落在自己后面了，正得意间，却听吕夷简慢条斯理地说：“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责而已。”最后的“薄责”是降一级使用，“降授户部员外郎，依前充职知耀州”。这也就是《耀州谢上表》的出处。
在范仲淹看来，个人吃点亏不算什么，万千将士白白地捐命沙场，这是多大的损失啊！然而，年轻气盛的宋仁宗有些恼羞成怒，不能正确接受好水川之败和定川寨之败（这是继好水川之败后的又一个大失败，此处从略）的教训，还想着要与李元昊决一死战，以挽回大宋面子。范仲淹不顾自己新受处分，宠辱不计，再上专折《论不可乘盛怒进兵奏》。其奏文语重心长，引古比今，情真情切，披肝沥胆，高风亮节，令人动容动心，颇堪存世久读。
任福已下，勇于战斗，贼退便追，不依韩琦指踪，因致陷没。此皆边上有名之将，尚不能料贼，今之所选，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祸未可量。大凡胜则乘时鼓勇，败则望风丧气，不须体量，理之常也。但边臣之情，务夸敢勇，耻言畏怯，假使真有敢勇，则任福等数人是也，而无济于国家。孙子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今欲以重兵密行，军须粮草，动数万人，呼索百端，非一日可举。如延州入贼界二百余里，营阵之进，须是四程。况贼界常有探候，兼扼险隘，徒言密切可无喧闹。其行营名目，切恐虚有废罢。自古败而复胜者，盖将帅一时之谋，我既退衅，彼必懈慢，乘机进战，或可图之。……臣愚以为报国之仇，不可仓卒。昔孟明之败，三年而后报崤之役。孙子曰：“主不可以怒而兴兵，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故明主谨之，良将警之，安国之道也。”又曰：“利而诱之，怒而挠之，引而劳之。”今贼用此策，不可不知。若乘盛怒进兵，为小利所诱，劳敝我师，则其落贼策中，患有不测，或更差失，忧岂不大？自古用兵之术，无出孙子，此皆孙子之深戒，非臣之能言也。
以臣所见，延州路乞依前奏，且修南安等处三两废寨，安存熟户并弓箭手，以固藩篱，俯彼巢穴。他日贼大至则守，小至则击，有间则攻，方可就近以扰之，出奇以讨之。然复寨之初，犹虑须有战斗，比之入界，其势稍安。其诸路并乞且务持重，训练奇兵。先乞相度德靖寨西至庆州界，环州西至镇戎军界，择要害之地堪为营寨之处，必可久守则进兵据之。其侧近蕃族，既难耕作，且惧杀戮，又见汉兵久驻可倚，贼不能害，则去就之间，宜肯降附，庶可夺其地而取其民也。若只钞掠而回，不能久守，侧近蕃族，必无降附之理。今乞且未进兵，必恐虚有劳敝，守犹虑患，岂可深入？
臣非不知，不从众议则得罪必速，奈何成败安危之机，国之大事，臣岂敢避罪于其间哉！臣非不能督主兵官员，须令讨击，不管疏虞，败事之后，诛之何济！惟圣慈念之。
鄜延路罢行营文字，臣且令部署许怀德收掌，别听朝旨。臣一面依此关报夏竦、韩琦，商量申奏。如所议未合，乞朝廷取舍。臣方待罪，不敢久冒此职，妨误大事。
面对范仲淹这样的忠臣直议，最主要的是，面对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三大败绩，面对整个西北前线唯有范仲淹统帅的鄜延路岿然不动，宋仁宗并非庸君，能不受到大触动？能不进行大反思？后来的事实是，他权衡攻守利弊，终于认识到范仲淹的积极防御战略，才是应对西夏边患的上策、良策。他颁诏将沿边陕西州府分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任用范仲淹管勾环庆路部署司事兼知庆州，韩琦管勾秦凤路部署司事兼知秦州，王沿管勾泾原路部署司事兼知渭州，庞籍管勾鄜延路部署司事兼知延州。更为重要的改变是，朝廷不再遥控指挥前线的军事行动，准许范仲淹和韩琦等（此时夏竦已调职离开）如遇紧急军情，可以便宜行事，给边帅以实际指挥权。
韩琦真不亏一代英明将帅，一旦认识到速战速决的进攻方略不可取，即刻认同并采纳了范仲淹的持久防御战略。范、韩联手加强防务，筑堡建寨，招募蕃部，屯田安民，爱抚士卒，共同探讨和议之策……使李元昊不敢轻易犯边，而渐有和谈意愿。据说当时边境地区流传一首民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尽管大有文人气味，权且信其是民谣吧。
此处要长话短说的是，在后来与西夏进行和议谈判时，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退让”建议，即放弃早被占领的塞门等地，速签和约，尽快休兵养民，恢复国力。庆历四年（1044）十月，李元昊向宋朝进奉誓表，情愿削去帝号称臣；大宋则向李元昊赐下誓诏，册封元昊为夏国主，赐“岁币”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等。双方握手言和，表示世代友好。
范仲淹一生这段特别的军旅生涯，也就到此光荣结束，但这段经历还能为后世诠释什么呢？
32.“重文轻武”之辩
在大宋朝的脸面上，一直贴着不光彩的两大标签，一曰“积贫”，一曰“积弱”。何以造成？不少学者斩钉截铁地说，“关键”是“重文轻武”的国策所致，要害就是说，宋朝太重视和太重用知识分子了！真是这样吗？笔者大不以为然。不过，笔者不是善于辩冤平诬的历史学家，前文书中虽对“积贫”一说略陈史实以辩，那完全是放羊拾柴——捎带的事；现在不妨故伎重演，再为“积弱”和“重文轻武”顺便说几句公道话。当然，《苏三起解》中崇公道说得好：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持大宋“积弱”说者，一般列三条：老打败仗；割地赔款签屈辱条约；皇帝做俘虏。
先说老打败仗。这话也对也不对：说对，三川口之败，好水川之败，定川寨之败，连战连败，说你老打败仗也不冤你；说不对，这跟大宋宏观史实不符。《水浒传·引言》说赵匡胤“一根杆棒，打下四百座军州都姓赵”，虽是小说家言，但一个人能够结束五代十国长达半个世纪的血腥战乱局面，建立起国祚最长久的统一国家，老打败仗怎么行？就说边境战争吧，赵太宗对辽国作战，虽说有“高梁河之败”，但战满城，辽军惨败，被斩首万级，俘三万，败敌约八万人。再战雁门，破敌二十五寨，斩首三千余级，俘获万人。三战于徐河，辽军更惨，“战神”耶律休哥的手臂差点被砍断。《宋史》记载：“杀其将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寇兵随之大溃，相蹂践死者无数。”宋军追击几十里，在曹河再来一伏击，又使辽军死伤不少。徐河战后，宋辽战争的形势为之一改，此后十年中辽军不敢言战。就说与西夏对阵，历史上也不是屡战屡败，真要这样，也不会逼得西夏王一会儿归宋，一会儿称臣装孙子。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元昊的爷爷李继迁又叛宋，诱杀宋军名将曹光实，攻陷河西三寨、银州等地，进围抚宁。但战胜过辽国“战神”耶律休哥的大宋名将李继隆出马，和大将王诜一道并肩出击，浊轮川一战，杀敌五千。李继迁狼狈逃窜。收复银州后再破悉利族，斩三千余级，出开光谷西杏子坪，降服三族首领析八军等三千余众。这不过是胜仗中的一例罢了。后来面对范、韩防线，西夏一筹莫展。到宋神宗元丰伐夏，名将章楶发明了堡垒推进的“浅攻”战术，一度将西夏帝国逼入绝境。最后将强大的西夏帝国打得“不复成军”。况且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三代扰边而终未得逞，其实他们也不敢有太大野心，不过是想让大宋承认自己的独立罢了，可到了最后还是俯首称臣，于大宋国祚丝毫无碍，要真“积弱”会是这种结果吗？
后世人多诟病“澶渊之盟”，认为那是屈辱的“卖国条约”。其实澶渊之役，宋军是打了胜仗的，宋军勇夺瀛、莫二州，那仗打至白热化时，胆子小点的宋真宗一经亲临前线，宋军士气大振，小将石保吉阵斩契丹名将南院大王萧挞凛，迫使萧太后签订城下之盟，承认宋朝占有关南三州，这就是“澶渊之盟”。现在，有相当多的学者专家认为，“澶渊之盟”是一项对宋朝非常有利的条约，契丹帝国正式割让战略要地瀛、莫二州归宋，而宋朝付出的只是每年三十万贯“岁币”而已，双方约为“兄弟之国”，也迎来了长达一百二十年的和平时期。认真钻研过《宋史》《三朝北盟会编》《金佗稡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的当代作家黄如一先生说：奇怪死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却无视宋军从契丹帝国手中夺取的国土，而将比现代援外资金还少得多的‘岁币’作为一种耻辱并极力夸大。更有甚者，宋辽两国约为兄弟之国，分明是以宋真宗为兄，辽圣宗为弟，这些人却偏偏要说是宋真宗认了萧太后为叔母，却不说辽圣宗认了宋真宗他爸为伯父，以此误导读者，以为宋朝的辈分更低，其心何其阴毒？”作家嘛，说话感情有点冲。
不错，宋有“靖康之耻”。宣和七年（1125），金兵灭辽后南下攻宋，宋徽宗慌忙让位给太子宋钦宗，但也无济于事。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金兵攻陷首都汴梁，北宋亡。次年五月，虏走徽、钦父子二帝，连同后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皇室少女、妇女、宫女、官女、民女等一万五千多人，最初关在金上京城（今哈尔滨阿城市白城），再改囚于五国城（今哈尔滨依兰县城北）。徽、钦二宗先后死于此。这样的奇耻大辱十分罕见，但在中外历史上不算孤例。晋惠公韩原一战，兵败被擒，无人敢笑晋国贫弱；勾践失国，在吴国监禁三年，也无人敢笑越国怯弱；汉、唐帝国和罗马、波斯帝国，也都有过都城被攻陷，被迫迁都，君王蒙受羞辱的大同小异的不光彩记录，可谁又不夸它们的强盛与伟大？怎么轮到大宋朝，这点皇族的“奇耻大辱”就能与整个国家的“积贫积弱”“重文轻武”画等号呢？
笔者以为，即便宋朝越往后越有点“积贫积弱”，但也绝不能把病根归结到“重文轻武”上，倒是恰恰相反，太宗以降，历代宋君对太祖的“祖宗家法”，即“重文轻武”，重用文人的国策，虽则始终没有背弃，但越来越理解偏差，执行走样，严重脱离实际，不会活学活用，不会光大创新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