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从以上数例，窥一斑可见全豹，当时上层社会生活糜烂腐朽历历在目，而这个腐朽的上层社会，包括鸿商富贾，无一不崇好女乐、沉湎歌舞。上之好者，下必甚焉。六朝的末代亡国之君陈后主，比起前朝帝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南史》卷十二《后妃传下》记载：“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其曲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大抵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妃之容色。”“玉树歌残王气终”，陈后主就是在《玉树后庭花》的歌声舞影中亡国的。
墨子正是总结了“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薾为声乐，不顾其民”的亡国教训，也看到了许多“国家憙音湛湎”以致荒政误国的现象，从而提出他的音乐亡国论。
《墨子.非乐》篇在结尾部分，总结了历史上有为的君主，在律令和重要典籍中的“非乐”观点，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证了“非乐”的依据：先王的书籍汤所作的《官刑》有记载，说：“常在宫中跳舞，这叫作巫风。”惩罚是：君子出二束丝，小人加倍，出二束帛。《黄径》记载说：“啊呀！洋洋而舞，乐声响亮。上帝不保佑，九州将灭亡。上帝不答应，降各种祸殃，他的家族必然要破亡。”考察九州所以灭亡的原因，只是因为设置音乐啊。《武观》中说：“夏启纵乐放荡，在野外大肆吃喝，《万》舞的场面十分浩大，声音传到天上，天不把它当作法式。”所以在上的，天帝、鬼神不以为法式，在下的，万民没有利益。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诚心要为天下人谋利，为天下人除害，对于音乐这样的东西，是不应该不禁止的。”
梁启超在《墨子之实利主义及其经济学说》中，这样评价墨子的“非乐”：
在这种劳力本位的经济学说底下，自然是把时间看得很贵重。墨子于是又创造出第五个公例。说道：“以时生财，财不足则反之时。”（《七患》）
“光阴即金钱”（Time is money）这句格言，墨子是看得最认真的。他所以反对音乐，就因为这个原故。
他说：“那些‘王公大人’们日日听音乐，还能‘早朝晏退，听狱治政’吗？农人日日听音乐，还能‘蚤出暮入，耕稼树世，多聚菽粟’吗？妇人日日听音乐，还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吗？所以断定音乐是‘废国家之从事’。”（《非乐》上）
儒家有一位程繁，驳他的“非乐论”。说道：“昔者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息于瓴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所能至耶。”（《三辩》）
墨子对于这段话的反驳，就很支离，不能自圆其说，这总算墨学的致命伤了。
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梁启超的话说着说着就说得走了味了。他认为墨子的“非乐”有些偏激，走向一个极端了。
梁启超所说“墨子的反驳就很支离，不能自圆其说”的这段话，在《墨子.三辩》中原貌是这样的：程繁问墨子说：“先生曾经说过：‘圣王不作音乐。’以前的诸侯治国太劳累了，就以听钟鼓之乐的方式进行休息；士大夫工作太累了，就以听竽瑟之乐的方式进行休息；农夫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贮藏，也要借听瓦盆土缶之乐的方式休息，现在先生说：‘圣王不作音乐。’这好比马套上车后就不再卸下，弓拉开后不再放松，这恐怕不是有血气的人所能做到的吧！”墨子说：“以前尧舜只有茅草盖的屋子，所谓礼乐不过如此。后来汤把桀放逐到大水，统一天下，自立为王，事成功立，没有大的后患，于是就承袭先王之乐而自作新乐，取名为《護》，又修《九招》之乐。周武王战胜殷朝，杀死纣王，统一天下，自立为王，没有了大的后患，于是袭先王之乐而自作新乐，取名为《驺虞》。周成王治理天下不如武王；周武王治理天下不如成汤；成汤治理天下不如尧舜。所以音乐愈繁杂的国王，他的治绩就愈少。由此看来，音乐不是用来治理天下的。”程繁说：“先生说：‘圣王没有音乐。’但这些就是音乐，怎么能说圣王没有音乐呢？”墨子说：“圣王的教令：凡是太盛的东西就减损它。饮食于人有利，若因知道饥而吃的就算是智慧，也就无所谓智慧了。现在圣王虽然有乐，但却很少，这也等于没有音乐。”
这就是梁启超所言：“这总算墨学的致命伤了。”
《孟子.梁惠王下》篇，有一段关于孟子与“滥竽充数”中主角齐宣王对话的记载：
孟子曾多次与齐宣王谈仁政。齐宣王表示，“善哉言乎”，先生这话说得真好。孟子说，大王既然认为好，为什么不做呢？齐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我有个毛病，就是喜欢钱财。孟子说，“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这有什么关系？大王喜欢钱财，老百姓也喜欢，大王和民众一起喜欢不就行了？宣王又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我还有个毛病，就是好色喜欢女人。孟子又说，“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这有什么关系？大王喜欢女人，老百姓也喜欢，大王和民众一起喜欢不就行了？孟子还进一步问齐宣王：听说大王喜欢音乐，有这事吗？齐宣王“变乎色”，马上就变了脸色，说不好意思，“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寡人并非是喜欢先圣的《韶》乐，实实在在是喜欢“郑卫之声”。孟子说，喜欢“郑卫之声”也没什么不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喜好的音乐！不过为臣想问一个问题：大王认为是一个人欣赏音乐快乐呢，还是跟别人一起欣赏快乐呢？齐宣王说，“不若与人”，当然是跟别人一起欣赏更快乐。孟子又问：是跟少数人一起欣赏快乐呢，还是跟多数人快乐呢？齐宣王说，“不若与众”，当然是跟多数人。孟子说，那么好了，与全国人民一起快乐，岂不是最快乐？“与百姓同乐，则王矣！”要知道，能够与民同乐，那就天下归心，那就是王道呀！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看出孟子与墨子对“乐”截然不同的看法。
孔子的弟子公孙尼子在《乐记》一书讨论了音乐的各个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音乐的本质，《乐记》中肯定音乐是表达情感的艺术，认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二、关于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乐记》强调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社会的密切关系。认为：“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三、关于音乐的社会功能，《乐记》主张使音乐与治理朝政、端正社会风气、礼治、伦理教育等相配合。认为：“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返人道之正。”
四、关于音乐的美感认识，《乐记》强调音乐给人们的愉悦感受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认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乐记》作为先秦儒学的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丰富的美学思想，对两千多年来古典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在世界音乐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乐记》作为儒家的经典之作，不管出自何人之手，反映了孔子对音乐的看法。
孔子知乐善歌，声乐器乐皆精通，对音乐还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司马迁说他把《诗经》“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齐人惧怕。孔子五十五岁那年，齐平公为了讨好鲁定公，便把歌姬舞女馈赠给鲁国，孔子极力反对，季桓子却贸然接受下来。君臣观看演出，被声色所惑，三天不视朝听政。孔子看到鲁国君臣如此迷恋女色，朝政日衰，不足有为，便大失所望而挂冠离鲁。孔子离开鲁国时，即兴用歌来表白心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即使在饥寒交迫之际，孔子也不忘情于音乐，如在其周游列国陈蔡粮绝之时，弟子们都愁眉苦脸，唯独孔子仍弦歌不绝……史学家朱东润在《诗三百篇探故》中说：“孔子以诗乐教人，故孔子亦好歌。”李长之《孔子的故事》也说，“歌唱已是孔子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孔子广为人知的一个情节是他“闻《韶》乐而三月不知肉味”。典出《论语.述而》篇：“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是舜时古乐曲名，流行于当时贵族当中。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乐，有很长时间尝不出肉的滋味。孔子说，“想不到《韶》乐的美达到了这样迷人的地步。”孔子还把《韶》与《武》作了对比评价：“《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认为《武》不尽如人意，而《韶》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
孔子身处“礼坏乐崩”之乱世，已经感受到“郑卫之声”或“桑间濮上之音”对古典音乐的冲击。在儒家看来，这些都是乱世之音或亡国之音。《论语.阳货》篇记载：“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卫灵公》也记载了孔子“放郑声，郑声淫”的主张。到了战国时期，郑卫之声则更加流行，而且统治阶级很欣赏它。《礼记.魏文侯》记载魏文侯曾问子夏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声，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魏文侯还是一个十分勤政的贤明之君，他听古典音乐，听着听着就怕睡着了，而听起“郑卫之声”来，则乐而不倦。连他对郑卫之声都如此感兴趣，那些“憙音湛湎”的王公大人，他们所欣赏的是什么样的音乐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实，孔子与墨子在对待音乐方面，也有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共识。
《礼记.明堂位》记载：周公“制礼作乐”。礼代表的是“秩序原则”，乐代表的是“和谐原则”，礼乐互补合一，表达了儒家文化注重秩序与和谐统一的价值取向。
究竟如何公正评价墨子的“非乐”论？离不开当时的历史社会背景。墨子是一个非常锐利的思想家，锐利难免就要剑走偏锋。有火就有灰，辉煌之下有阴影。墨子“非乐”论的局限性，已然超越了个人品质上的“劣根性”，而成为一种时代的局限。他把物质生产与精神活动对立起来，只看到音乐妨碍生产、劳民伤财的一面，没看到音乐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和人类情感的需求倾向。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任何目光如炬的眼力也有着其视野的“盲区”。对王公大人极尽奢侈淫乐的“郑卫之声”或“桑间濮上之音”，他在深恶痛绝的情感色彩下有些顾此失彼了。这就削弱了墨子“非乐”论的说服力。在《三辩》篇中，墨子说：“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这就暴露出墨子“非乐”学说的片面性。
墨子本人就是一个会吹笙的能手，《吕氏春秋.贵因》篇说：“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所谓“因”者，就是因时因地因势利导，以作权宜之计。墨子虽然主张“非乐”，但为了说服楚惠王“止楚攻宋”，也只得“入乡随俗”投其所好衣锦吹笙而见楚惠王。这大概也是“有经有权”，既坚持立场，为达目的又不拒绝韬晦之策。《艺文类聚》引《尸子》云：“墨子吹笙，墨子非乐，而于乐有是也。”这些记载都说明墨子并非“音盲”，对音乐还是很有研究的。
从《墨子》一书和相关史料看，墨子系统地学习和研究过礼乐经典。王桐龄先生曾对《墨子》引用经典做过详细的研究和统计：《墨子》引《诗》十一处（《论语》八处）、引《书》二十七处（《论语》七处）。《隋书.李德林传.答魏收书》记载：“墨子又云：吾见百国春秋。”可见，墨子对礼乐传统典籍运用自如，对礼乐传统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墨子的“非乐”论成为消散在历史时空中的千古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