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2月杨根思刚入伍的时候，部队里新兵很多，大家说说笑笑好不热闹。可杨根思总是嘴唇抿得紧紧的，一声不吭，显出一副倔强的神情。战友们都说，杨根思好像有什么心事。
一天，战士们听说要打仗了，都纷纷递交请战书，要求参战，杀敌立功。
排长孙福生正在屋里看战士们送来的请战书，这时，忽的闯进一个人来。排长猛抬头一看是杨根思。没等排长开腔，杨根思涨红着脸粗声粗气地说：“排长，怎么还不打仗？！”排长见他急成这般模样，扶他坐下，并说：“你先说说，你为什么要打仗？”杨根思急不可耐，又很激动，他率直地说：“我有半辈子的仇，一肚子的气，我要去打仗杀敌，为我家人报仇出气！”
排长听了，拍拍他的肩膀说：“为父母报仇出气，对！可是，你这仇啊，还小得很哪！”杨根思听排长这么一说，跳了起来，声音也有点发颤了，他争辩道：“是血海深仇啊，排长！”接着他声泪俱下，跟排长诉说起来。
他家一贫如洗。祖父租种地主的土地，辛辛苦苦忙了一年，到头来连地租都交不起，在一个冬天的晚上，祖父就因交不起租子，被地主派去的狗腿子丢进长江里活活给淹死了。祖父一死，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在了父亲身上。父亲给地主扛活，不久，也被万恶的地主给折磨死了。临终时，望着杨根思，带着期望的神情说：“你可要给咱家报仇啊！”父亲死了，母亲气得发了疯，也含恨而死。从此，杨根思跟着哥哥过起乞讨的生活。后来，哥哥去上海谋生，他给地主当“牛倌”，更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
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15岁的杨根思跑到上海找到哥哥，跟着哥哥在一家毛毯厂当童工。哥哥不久在老板的压榨下死去了。杨根思逃出这鬼门关，去拉黄包车，受尽了人间疾苦。晚上，小小的杨根思，常常坐在黄浦江的石头上，望着滔滔江水，想起祖父、父亲、母亲、哥哥，想起他们悲惨的遭遇，黯然泪下。他咬紧牙关，握紧拳头，发誓：“这血海深仇一定要报！”
后来，他听说家乡来了共产党、新四军，领导穷人闹翻身。他丢下黄包车，回到家乡，参加了新四军，巴不得一时扛起枪，去打仗，报这血海深仇。
孙排长听了杨根思的诉说，非常激动，他说：“你有仇，你有恨，可像你这样苦大仇深的人有多少啊？天下穷人多得很啊！我们不能一个一个地报，要把国恨家仇结合起来，我们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只要大家团结一致，化悲痛为力量，听共产党、毛主席的指挥，就一定能砸烂旧世界，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杨根思听了排长这一番话，心里感到特别亮堂，他好像成熟了许多。
临走，他紧紧握住排长的手，深情地说：
“排长，你以后看我的行动吧！”
杨根思端正入伍打仗的动机，牢记国恨家仇，战斗中特别勇敢，多次立下战功。1950年9月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同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1月29日，在朝鲜咸镜南道长津郡下碣偶里外围制高点1071高地东南小高岭战斗中他勇猛善战，不幸光荣牺牲了。1952年5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授予特级英雄称号。1953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他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没有无私的、自我牺牲的母爱的帮助，孩子的心灵将是一片荒漠。
刘胡兰侍奉母亲
刘胡兰，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1932年10月8日生，1946年6月年仅14岁的刘胡兰就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1947年1月12日，因叛徒告密，不幸被阎锡山匪徒逮捕，英勇牺牲。
刘胡兰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充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评价和赞扬了刘胡兰短促而光辉的一生。
刘胡兰生的伟大，其表现之一就是从小孝敬老人，为父母分忧解难。
刘胡兰的父亲刘景谦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一年四季手不离锹，肩不离担，母亲操持全部家务，就连老奶奶也整天摇车纺线。一家人这般辛勤劳动，勉强度日。
刘胡兰体谅父亲的辛劳，每当晌午或傍晚，她知道是父亲该从田里回来的时候了，便乖乖地坐在门口，迎接父亲，帮他擦擦犁锹上的土，给他打盆洗脸水，递毛巾，然后再给疲劳的父亲点上一袋烟。父亲每当这时，深深地吸上几口烟，望着心爱的女儿，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一天的疲劳即刻消除了。
她见老奶奶纺线，就偎在奶奶身旁，为奶奶唱歌谣：
交城的山来，
交城的水，
不浇那个交城浇文水。
交城的大山里，
没有好茶饭，
尽是那个莜面烤饹饹，
和那个山药蛋……
有时她唱着唱着，听见奶奶长长地叹气，她好像懂得奶奶的心里，就不再出声了。
一旦奶奶停车出去，她便坐下来，学着奶奶的样子，嗡嗡地描起纺车来。奶奶听到声音进屋阻止她说：“胡兰子，这可不是孩子家耍的，糟蹋了棉花不说，弄坏了纺车可咋办？”刘胡兰淘气地看着奶奶，待她消气了，才说：“奶奶，你不说少不学老不会吗？现在你不让我摸纺车，我怎么学会纺线啊？”奶奶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地说：“鬼丫头，嘴犟！”
刘胡兰的妈妈是个勤劳而开明的妈妈。刘胡兰最早认识的字，“抗日救国”、“毛主席万岁”是妈妈一边纺线一边教她的。
根据斗争需要，党要培训大批干部，中共文水县委决定在汾河西的贯家堡村举办“妇女干部训练班”，各村选送妇女积极分子去学习。刘胡兰找到训练班负责人吕梅，要求参加学习。吕梅见她态度坚决，就说：“好吧，你回去说服你奶奶，她同意，你就来。”
谁都知道她是奶奶的宝贝疙瘩，奶奶说什么也不会让13岁的胡兰子离家外出学习去。“怎么办？”刘胡兰心急如火。可开明的妈妈帮了她的忙，替她说服了奶奶。刘胡兰该是多么爱她的妈妈呀！是啊，刘胡兰5岁的时候，就知道侍奉重病的母亲。她围在母亲身边，问寒问暖，察看病情。当她发现妈妈发烧时，就赶忙用湿毛巾给妈妈擦擦脸，当妈妈渴了的时候，她就给妈妈倒杯水。每当奶奶煎好了药，她就小心翼翼地把药端到妈妈跟前，有时用力把妈妈扶起来，给妈妈倚着，待妈妈把药吃完，扶妈妈躺好，然后再拿毛巾给妈妈擦擦嘴角。为了让妈妈安静养病，她又把妹妹爱兰子带到外面去玩。
后来，刘胡兰渐渐长大了，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了，对支持她、理解她的好妈妈，感情也就更加深沉了。
父母的爱应该是这样的：它能激发起孩子对周围的世界，对人所创造的一切关心，激发起他为人民服务的热情。
蒋筑英千里探母
蒋筑英是新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优秀科学家，对光学精密机械的研究有杰出的贡献，同时又是孝敬父母的楷模。
1967年初，蒋筑英的妈妈得了癌症，重病缠身，十分想念儿子。蒋筑英接到家书，请假从长春乘车南下，千里迢迢回到江南老家，探望母亲。
他回到家后，一方面为母亲寻医问药，一方面抽空挎起菜篮子到市上为母亲选购爱吃的菜肴。他拿回家洗净、切好，把各种佐料配全，然后用纱布盖好。等妈妈想吃时，立刻烧出来。接着他又提水，又收拾屋子。做完这些家务活，他才拿出一本书，守候在母亲身边，听候母亲差遣，总之，他不离母亲身边。
妹妹小林看哥哥晚上守半宿，白天又这样操劳，太累了，就劝他去躺一会儿。蒋筑英则说：“平常日子尽你们在家侍候，这次我回家住几天，就让我多干点吧，也算我对母亲尽一份孝心啊！”
说到这儿，他不由得回忆起往事：
1954年父亲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判刑入狱，两年后，自己考上了北京大学物理系。母亲一人带着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依靠糊纸盒艰难度日，而自己靠助学金完成了历时6年的学业。他感到母亲太辛苦了！
如今，他回到母亲的身边，不仅满足了母亲日夜思儿之情，而且要多多侍奉母亲，以尽孝母之情。
蒋筑英假满回单位后，还非常惦着母亲的病，经常给家里写信，了解母亲的病情，要母亲多多保重。
不仅母亲有病时如此，就是平常日子，他也总是惦着家里老人和弟弟、妹妹，每月寄钱给家里。就是在他读研究生的时候，也省吃俭用，从每月40元的助学金中，给妈妈寄回15元钱，有时寄20元钱，贴补家用。
1967年母亲去世后，自己又成了家，他与爱人月收入百余元的工资，要维持四口之家，可他每月还给待业的妹妹寄去20元钱的生活费。
1982年，他父亲的错案纠正了。他得到消息，立即提笔给父亲写信。他在信中引用了一句德国谚语，大意是：结局好，就一切都好了。还劝慰父亲，要向前看，争取美好的未来。而且开导家人，不要有怨气，父亲的问题是历史造成的。他体谅国家困难，告诉父亲不要伸手向组织要钱，父亲的生活由他和弟、妹负责。于是他每月给家寄钱。用他自己的话说：“孝敬父母，补助家里生活，是儿女应尽的义务，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美德。”
真不公平，原谅青年人寻欢作乐，却禁止老年人追求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