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施莱格尔是德国早期浪漫派的领军人物，与作为同时代人的费希特、谢林相比，其哲学理论要明显逊色于前两者。传统的观点认为，他为“哲学研究”活动而创作的断片式概要，虽然部分地含有哲学、哲学批判、历史哲学与美学等内容，却很难说哲学是他研究活动的主要方向。这也正是他生前不被视为哲学家，并被其他哲学家（如费希特、谢林、黑格尔）所轻视或否认的原因。但他身后留下的百余本手写笔记中，有60本之多是关于哲学的，这引起了部分西方学者的关注与重新评价。加比托娃在对德国早期浪漫哲学的研究中，分析整理了施莱格尔的断片与文章，明确指出了他的哲学家身份。施莱格尔正是在对康德、费希特哲学的继承与批判中，在谢林与施莱尔马赫的影响下，超越了“直线哲学”的局限，形成了力求达到“诗”与“实践”相结合的浪漫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并以反讽作为特有的哲学表现形式。弗·施莱格尔的浪漫主义哲学是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它不仅对浪漫派成员，特别是奥·施莱格尔的理论研究具有导向，而且对青年马克思的浪漫诗情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超越“直线哲学”
施莱格尔将康德、费希特的哲学称为“直线哲学”，更将两者的哲学体系视为“半成品”，可见他对批判哲学及主观唯心主义的不满。可以说，施莱格尔构建浪漫主义哲学体系的初衷是希望以自己独创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实现对“直线哲学”的超越。
面对康德哲学，施莱格尔心中充斥着复杂的情绪，他一方面赞成接受康德的美学观点，一方面排斥拒绝其认识理论与道德理论。施莱格尔开始接触康德哲学是从《判断力批判》开始的，在1798年发表的《希腊人与罗马人·古典文化的历史和批评研究》中，从《论希腊诗研究》有关“审美教育”与“审美实践”的诗学使命提法，可以明显看出康德“审美判断力”的美学因素对他的影响。施莱格尔虽然肯定了康德的美学观，却与他的认识理论、道德理论产生了分歧。在《美艺术学苑》断片集及《雅典娜神殿》断片集中，他曾多次提及对康德哲学的遗憾与不满，并指出：“新教徒的所有康德主义式和谐不言而喻的和真正首位的要求就是：康德的哲学应自圆其说。”他认为康德哲学的半成品性在于其只停留在现实事物理想化的主观唯心主义阶段，却不再继续下面的证明。而真正的彻底的康德哲学应在继创建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之后，进一步创建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最后达于绝对唯心主义。由现实事物的理想化，至理想事物的现实化，再至现实事物的现实化的论证过程理应进行下去。
施莱格尔在研习费希特的《知识学》阶段成为了其学生，他认为：“法国大革命、费希特的《知识学》和歌德的《迈斯特》，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倾向。”他给予费希特以如此的评价是因为费希特“系统地论证和发展了康德关于精神创造力的天才猜想”，并指出哲学必须是从“自我”出发，“自我”作为绝对原则具有自身的直接确定性，可以推演出一切，无需列举范畴。施莱格尔将费希特哲学视为“二次幂的康德”，在主观性发展的方面后者更甚于前者。但这并不代表他对费希特哲学的肯定，因为在他看来，费希特哲学虽是对康德哲学的扩展，却只是故步自封于“自我当在”的原则，没有走上“自我存在”的道路。他只是用其观点来批驳康德，而又用他自认为独创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观点批判费希特。
施莱格尔指出：“人们遵循某一最初的原理（主观的或客观的），然后从它出发演绎全部哲学内容的这样一种哲学观点就是‘横向的’。”无论康德，还是费希特，“哲学的发展过于笔直”。哲学既不是从“自我”出发的主观唯心主义，也不是从“非我”出发的客观唯心主义，而是从对立面（理想与现实、肯定与否定）辩证同一的观点出发，“像史诗一样，总是从中间开始”的绝对唯心主义。这种哲学思维主张主体与客体都是活跃的因素，对立面在包含着差别的统一与保持着统一的差别中，以“中间”与“周边”的概念重复着角色互换的循环。若主观（概念）在中间，则客观（对象）便向周边移动，当达于边缘再转向中间，而主观（概念）此时却向周边移动，以此反复、无限循环。“感性的知性与理性的实践之间的同一性即不能从理论上、也不能从实践上来把握，而只能以审美方式来把握”，这便是绝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
二、浪漫派的绝对唯心主义
施莱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是在谢林的同一哲学、费希特的综合方法及施莱尔马赫的神秘主义泛神论哲学的共同影响下完成的。施莱格尔将“中间”、“整体性”视为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他认为，哲学“如同史诗一样，应当在中间开始，因为在哲学合乎逻辑地发展的情况下，原初的东西要为自己作彻底论证和解释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整体性是存在的，但认识整体性的道路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圆圈”。
谢林的哲学“完美地描述了哲学思辨的这个化学过程，在可能的情况下把这个过程的能动原则加以澄清，并且把不断在重新规范化又在瓦解的哲学分解成它的充满活力的基本力量”。谢林确立了旨在证明“绝对同一”原则的哲学发展路径，并在1800年的《先验唯心主义体系》中进一步作了阐述。他论证了一切知识都建立在一个客观的东西与一个主观的东西的和谐一致上面，“既不是斯宾诺莎的形式的联合，也不是费希特那里的主观的全体，而是具有无限的形式的全体”。同年冬天，施莱格尔发表了关于先验哲学的耶拿讲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施莱格尔的哲学思考或许完全依赖于谢林的著作，他曾以虔诚的和情不自禁喝彩的心情，阅读过这些著作；尽管他是在谢林之前并且与谢林无涉的情况下，确立了自己的道路，但正是从谢林那里，他才感到自己的立场被证明是正确的”，是与谢林同样趋向的。
施莱格尔在证明绝对唯心主义哲学观的“绝对同一”原理时使用了“综合法”，这是受费希特影响的。费希特规定在知识学里，作为一个“命题必定包含有综合”，他将自我分析为三个基本原则，而整个知识学都是从这三个原则——宾词、主词简单的同一；自我、非我的对立、差别；自我、非我的统一、综合——推演出来的。这“是一种自为根据的辩证的认识法。其实质在于，把认识理解为通过正题、反题以及二者在合题中的结合这种形式无止境地设定对立面的过程”。这不仅是施莱格尔综合法的原型，也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前兆。追随着费希特的足迹，施莱格尔运用正题、反题后的合题来实现对“整体性”的诉求。其绝对唯心主义基于“绝对同一”综合法之上，“把任何一个中间环节，都看做是趋向两个组成部分的无限递进”，将“中间环节”，即中介点视为调和对立的手段，使哲学的内容在理念与原则的结合中确定下来。他不仅指出了世界存在对立面相对的不完善性，并以辩证的态度希求统一的绝对性，而且发现了这种对立面的分解、调和的持续过程中蕴含着的“能动性以及矛盾性”。施莱尔马赫通过宗教的、神秘的、感性的直观来洞察宇宙的神秘主义泛神论哲学，在施莱格尔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807年，在施莱尔马赫的影响下，施莱格尔正式改信天主教，而后开始了其郁郁不得志的政治生涯。宗教，而不再是艺术与审美，成为他晚期哲学中借以实现有限性与无限性、实在论与唯心主义、诗学与哲学综合的新途径。在宗教的无限的神秘主义的平台上，他致力于使被割裂的世界与个人重新复合。
三、浪漫反讽
施莱格尔绝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宗教转向虽然招致了黑格尔等哲学家的嘲笑，但绝对唯心主义是浪漫反讽的理论母体，反讽中包含着综合的、普遍的世界观，反讽哲学作为其具体表达形式却隐含着辩证的元素与对整体性的渴求。继苏格拉底古典反讽（反诘法）之后，反讽在欧洲大陆依然存在，但主要运用于论辩、戏剧等文学修辞范畴，直到18世纪德国早期浪漫派出现，反讽才走出修辞的局限，被引入审美领域。施莱格尔兄弟、诺瓦利斯、蒂克、佐尔格均对反讽作过细致论证或描述，而明确提出浪漫主义反讽理论并被誉为“反讽之父”的是弗·施莱格尔。他对浪漫反讽理论的阐述主要集中于《美艺术学苑》及《雅典娜神殿》杂志上的断片，但反讽概念只是散落于断片之间而从未被其加以定义。加比托娃认为，弗·施莱格尔的反讽哲学以费希特哲学和苏格拉底的古典反讽作为理论策源地，费希特的主观哲学和苏氏反讽在弗·施莱格尔的浪漫思维中发生了嬗变，并对浪漫反讽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苏格拉底和费希特的理论来源的基础上，弗·施莱格尔首先以绝对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对古典反讽和主观哲学进行了浪漫化的融合。其次，他将反讽引入诗歌等审美领域，这成为其诗化哲学的理论基石。“反讽作为非系统的断片式思考哲理方法，在弗·施莱格尔的构想中成了哲学与诗歌浪漫同一的基础。”最后，在费希特、谢林哲学观点的参与下，苏氏反讽的反诘法在浪漫反讽中被抽象到形而上学的高度。
费希特将追求终极目标作为人的道德任务，将无限趋向于这个不可及的目标作为人的使命，将无限追求的能动性作为人的生命意义。在其直接影响下，弗·施莱格尔将解决无限与有限的关系作为其反讽理论的本质问题，其反讽内部“有那种无视一切、无限地超越一切有限事物的情绪，如超越自己的艺术、美德或天赋”，其外部则表现为“一个司空见惯的意大利优秀滑稽演员那种夸张的表情”。弗·施莱格尔不仅将费希特哲学的主要观点引入美学领域加以运用，而且将美扩大至哲学抽象，浪漫反讽也就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
弗·施莱格尔的古希腊、罗马文学与哲学的修养决定了苏格拉底反讽对其反讽理论的影响。在对前浪漫主义时期的多种反讽形式进行考察的基础上，他认为反讽不是故作姿态的流露，只有“苏格拉底的反讽是唯一绝对不任性的、但却绝对深思熟虑的伪装”。可见，弗·施莱格尔对苏格拉底反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却也对其进行了浪漫化的阐释，他只是从中看到了关涉浪漫反讽的东西。他指出，苏格拉底反讽不“把反讽看做骗术”，不以“愚弄整个世界为乐”，反讽主体不因“觉察到他们似乎也是反讽的所指，因而恼羞成怒”，它是严格地区别于演说术上的反讽的。加比托娃认为，这是苏格拉底反讽“文雅”与“尚友”精神的体现，而弗·施莱格尔的反讽理论正是延续了此种风格，将主观精神的展现从古希腊政治哲学中的道德教育扩大为近代主观哲学中的主体自由。类似的延续还体现在，浪漫反讽将苏氏反讽“思考哲理的非系统性”强化为“断片性”，将现象与本质间的“矛盾性”强化为“无条件与有条件、无限与有限、客体与主体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这么说，浪漫反讽是被融入了费希特主观哲学的苏氏反讽。
弗·施莱格尔将诗作为浪漫反讽最为现实的说明方式，人们往往只将施莱格尔看作诗人或文学评论家的原因主要在于，他的作品中充斥着过多的直觉性的词语与诗化的语言，而这种表达方式正是他“绝对同一”哲学的具体表达。施莱格尔将哲学看做“诗和实践这两个力量论争的产物。诗和实践在哪里互相彻底渗透，融为一体，哲学就在哪里产生；哲学一旦再度解体，就变成神话或者把自己抛回生活”，这里的“诗”和“实践”我们可以理解为“主观”与“客观”，或“理想”与“现实”。施莱格尔由批判哲学的立场转向绝对同一哲学的论著标志便是其于1800年发表的《谈诗》，作者的早期哲学思想及德国早期浪漫派的哲学观从中得到了很好的概括。他直言：“我一直心怀这样一个实在论的理想……我还在寻找传达的工具……只有在诗当中我才找得到这个工具……这个新的实在论会以诗的形式出现，因为实在论的起源必然是理想的，也可以说必然要在理想的基础和地面上飘游，而据说诗是建立在理想与现实的和谐之上的。”
弗·施莱格尔将其所处的时代称为“化学时代”，将法兰西民族视为“化学的民族”，将大革命看做“化学的运动”，而反讽也具备了化学的性质。“化学”是对立面不断对抗、分解与结合的状态，“化学时代”是以革命精神消灭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更新与变革的时代，具有化学精神的反讽世界观是包含着内在矛盾的世界观，“反讽就是悖论的形式”，是“自我创造与自我毁灭的经常交替”，它“包含并激励着一种有限与无限无法解决的冲突”。反讽意在弥合启蒙运动所引发的现代性危机的尴尬，即人与世界、人自身的二元分裂以及启蒙理性的抽象化，而主张“生活的艺术感与科学的精神的结合”以及“完善的自然哲学与完善的艺术哲学的汇合”，它是针对所处时代四分五裂的本质所做出的拯救方案。
弗·施莱格尔认为反讽具有两种形式，即“把反讽定义为逻辑的美”，或“一种修辞”，这是在审美形式上与文学修辞形式上对反讽作出的分类。修辞的反讽若在论战中运用得“有节制”，将会产生“精妙的效果”，却与苏格拉底的古典反讽“针锋相对”，是一种相对于崇高的华丽。他认为，只有“哲学是反讽真正的故乡”，“因为无论是在口头的还是笔头的对话中，只要是在没有进行完全系统化的哲学思辨的地方，就应当进行和要求反讽”。介于苏格拉底与德国早期浪漫派之间的以文学修辞形式呈现的反讽终于进入审美的领域，进而被提升至哲学的高度。
浪漫派哲学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哲学，浪漫主义运动最先从艺术领域传播，这就导致了浪漫主义者的哲学世界观中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浪漫派的“博学多才”决定了他们所理解的现实的内在丰富性、具体性。浪漫派将客观世界中的现实理解为一种“艺术机体”，而这种“艺术机体”的构建需要科学、艺术、哲学的三者合一，不能通过逻辑（会扼杀其生命美），而只能通过艺术直觉的悟性去把握。因此，浪漫主义者多是诗人、哲学家兼艺术者，哲学理念也多以隐微诗文、断片、随笔为表达形式。从艺术方式（诗文、断片等）入手把握世界哲理，易于从生活的丰满性中抽象出作为整体的“一”的世界，但也容易陷入神秘主义的漩涡。基于此，人们常常将施莱格尔、诺瓦利斯放入诗人的行列，而忽视甚至否认其在哲学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