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圣者，只是朝圣者，到哪里都只是朝圣者……”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甚至是‘被拉着急驰’，而不是自己行走。有种‘天然的，而非人的东西’。”
“我身上有种骇人听闻的东西：这便是我的耽于沉思。”
——瓦·洛扎诺夫：《隐居》
第一部
一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洛扎诺夫
关于洛扎诺夫，还有什么可写的呢？
该写的，他自己全都写了。
而且写得那么精彩，以致在他生前无人能写他，在他死后还是无人能写他，因为……
有很多很多的“因为”。但主要的是：他是那么与众不同，那么遗世独立，不是站在他们中间，而是站在他们旁边，以致与其说他是一个人，不如说他是一个“现象”。而且无论如何他不是个作家——他算什么作家啊！写作，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倾诉”，在他那儿只不过是一种功能。机体会呼吸，会把这件事做得异常出色，精确和持久。洛扎诺夫就是这样写——“倾诉”——他所感觉到的一切，他在自己身上所看到的一切，而他对自身的观察是经常的，仔细的。
作家的写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即便最成功的写作也毕竟是“近似的”。也就是说，感觉（或思想）是一回事，用文字来表达这一感觉又是一回事，二者之间永远存在距离。但洛扎诺夫没有这种距离：无论好坏，这都是心灵的波动本身。
“我心灵的每一次波动都伴随着倾诉，”洛扎诺夫强调并补充道：“这是本能。”尽管他知道，他与众不同，但他不是始终明白，问题的原因何在。拿自己跟别人做比较时，他时而胆战心惊，时而假装“满不在乎”。他说，这样也好，他不想隐瞒什么。“道德？我甚至从来不知道这个词是如何拼写的。”
因而有人指责洛扎诺夫厚颜无耻。纵然是公允的指责，也会明显地失之公允，因为把人类一般的尺度和通常的要求加在洛扎诺夫头上，至少是不明智的。他是一笔难得的财富，但要看到这一点，就必须换个角度。否则就会忽略和损失这笔财富，让洛扎诺夫不幸而言中：“我是不被需要的，除了我是不被需要的这一点，我对任何事情都不这么自信。”他，除了“自我”，还逗留在自己旁边的某个地方，他自己也不知晓的某个深处。
有时我感到自己身上有种骇人听闻的东西。这骇人听闻的东西就是我的耽于沉思。这时什么都别想进入它的范围。
我就像一块顽石。
而顽石是阴森可怖的巨怪……
……在沉思中我什么也不能干。
而从另一方面讲，我又什么都能干。
《罪孽》
“后来我变得郁郁寡欢：但为时已晚。它已经吞噬了我和我周围的一切。”
不过当然，洛扎诺夫身上也有“人性的东西”。他也谈论它，并以魔术师的才能准确地将它化为文字。不错，他是一种现象，但毕竟还是人的现象。
继续解释下去是没有作用的。只有揣摩他的“倾诉”，洞察他“手书的心灵”，才能感觉到洛扎诺夫是这样一个人。但也可能感觉不到。如此则任何解释都是无用的：洛扎诺夫确实是“不被需要”了。
不过，考虑到洛扎诺夫这一对我来说是十分明显的特殊性，我谈论的将是他这个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如何生活的，以及我们交往的环境。有时我将借助洛扎诺夫本人，借助他的自述——要知道，同样精确的文字世上再也找不到了。
此外我别无他法。
可惜，我手头没有他的信，无论早期的，还是临终的。就连他的书（确实如他喜欢形容的那样，是“手书性的”）我也只有两本：《隐居》和《落叶》第一卷。
二春天的时候
一个墨绿色的2月的傍晚，我们第一次从洛扎诺夫家返回，走在彼得堡老城区木板铺成的人行道上。洛扎诺夫当时（1897还是1898年？）住在巴甫洛夫街一幢很小的房子里。
刚下过雨，破碎的黑云还在头上游动，木板和地面很湿润，刚发芽的白杨树的嫩叶散发出春天沁人心脾的气息（这样的气息只有俄罗斯，只有北方才会有）。
——是的，这就是春天，春天！
费洛索弗夫说（他跟我们一起去的洛扎诺夫家，还有一个人）。
我们全都在默默地想着春天，所以对他说的并不感到惊奇。
——春天。“粘性的嫩叶”……而您对洛扎诺夫有什么想法？
于是我们议论起洛扎诺夫。
我已经全然忘记了是谁介绍我们和他相识的。可能是年轻的哲学家施佩尔克吧（他英年早逝）。但我们早就听说过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作家，从事婚姻问题的研究。出于这个问题（婚姻和生育）的需要，也关注犹太问题。在外省当过老师（跟索洛古勃一样）。
晚上，在巴甫洛夫街自己家中，他给我们的印象是确实很有意思。其貌不扬，但中等个，肩膀有点宽，戴眼镜，清瘦，总是忙来忙去，不知是腼腆呢，还是大胆。说话很快，很流利，声音不大，样子很特别，好像无论说什么，都带有一层隐秘的色彩。就像是窃窃私语。对“问题”他无拘无束，用“自己的话”（的确是自己的话，贴切，准确极了，因而也有几分生涩）娓娓道来。
在窄小的客厅里，他的妻子，一个憔悴、年轻、不起眼儿的女人，为我们沏茶。她当时有个吃奶的孩子（好像是第二个）。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洛扎诺夫的继女，浅色的头发上绷着一把小梳子，腼腆地躲在角落里眨巴眼睛。
家里很清贫。这是一种看不见的清贫，拮据、窘迫。洛扎诺夫当时在监察机关任职。一看便知，这真是荒唐透顶。
要知道，从外表来看，他也许确实像一个官员，一个“小得可怜”的官员（关于这小公务员的外表他说过，写过，愤愤不平过多少次啊），可是他，见鬼，又算个什么监察官呢？只不过是无处可去罢了。
我不知道，他曾是个怎样的老师（他讲过一些），不过我觉得，他之所以当老师，大概也是因为无处可去吧。
三永远独处
好像从1900年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洛扎诺夫开始接近彼得堡文学美学界。他汇入这股潮流了吗？绝对没有。他内里是“不屈不挠”的。但他温和、可爱、有趣，所以就逐渐成为受到普遍欢迎的客人，尤其是所谓的“唯美主义者”，对他更是翘首以待。他跟当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的《艺术世界》的圈内人士也建立了友谊。
洛扎诺夫经常到我们这儿来。顺便说说，当时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年轻的索洛维约夫信徒，洛扎诺夫的忠实崇拜者佩尔卓夫。佩尔卓夫是个相当有意思的人物。外省人，固执，内向，谨慎（特别内向可能是因为失聪），对所有新生的流派非常敏感，拥有非凡的哲学头脑。作为作家，他本人的水平堪称低下，但论对文学的热爱，对艺术的理解，他是虔诚的，有悟性的。
他们是如何成为朋友的——言谈举止最为隐秘，甚至跟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能保持隐秘的洛扎诺夫和一动不动、举止木讷的佩尔卓夫？不可理解，但却成了朋友。洛扎诺夫像温柔的浪花一样涌向他：“亲爱的，亲爱的，这算怎么回事呀！咳，您怎么谈恋爱呢？要知道，这可是窃窃私语，而您又听不见。这种事情又不能满屋子喊。”
佩尔卓夫的嘴角在浅黄色的长须后面哑然一笑——既不生气，也不回答。
有一次，在《艺术世界》编辑部，洛扎诺夫跟另一个还要谨慎、呆板（如果说佩尔卓夫是木讷）的人讲话，就没那么投机了。
编辑部经常的“核心”，团结友爱的小组，成员有：加吉列夫谢·彼、费洛索弗夫、别努阿亚·尼、巴克斯特列·萨、努威尔维·费和努罗克阿·彼·努罗克，唯美主义者，藏书家，法国文学专家。（已故）。他们的身边还聚集了许多亲疏不同的人。每周三编辑部里开会，尽管人不太多：有选择地邀请。洛扎诺夫喜欢这“人不太多”。不过他无论在何处都有点独来独往，或者跟某个人单独在一起，形影不离，而且哪儿也不去：他就是这样的姿态。要么是谁也看不见，要么是一次只看到一个人，并跟这一个人打招呼。
没有丝毫的忧郁：快活，甚至顽皮，镜片后面是一副略带散漫的目光，样子看上去极容易与人接近。
在《艺术世界》的餐厅里喝茶时，洛扎诺夫突然凑到一言不发、和平常一样呆板的索洛古勃跟前。
索洛古勃和洛扎诺夫之间没什么交情。即便是在洛扎诺夫的“复活”达到鼎盛、家里经常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可不是有选择地邀请）的时候，我也不记得索洛古勃去过。
然而，对洛扎诺夫与生俱来的隐秘来说，人人都是平等的。洛扎诺夫于是乎便凑到了索洛古勃跟前。
——怎么回事，亲爱的，您怎么光是坐着，一句话也不跟别人讲。这是什么颓废派呀。看着您，说实话，我发现您不是人，而是穿着礼服的砖头！
这时，大家全都沉默不语。索洛古勃也沉吟片刻，然后单调、冷酷而清楚地说道：
——而我发现，您很粗鲁。
洛扎诺夫不响了。他一向温和、客气，现在竟有人说他粗鲁！不过，这也是一句真话：他可能确有粗鲁的一面。
小小的风波马上被敷衍过去了，而洛扎诺夫当然没有学会有选择地与人保持隐秘关系：他的隐秘是天生的，万难改变的，特别的——既可爱，又讨厌。
四最接近未出生的人
一天早晨，洛扎诺夫坐在铸造街穆鲁吉公寓我们家窄小的饭厅里，跷着二郎腿，一条腿悠来悠去，在一张大纸上写着什么东西——蝇头小字，如果不熟悉他的字体，谁都看不懂。他要尽量在一面写完，不喜欢翻过去。
他在赶一篇稿子，是要就宗教—哲学会问题，对什么人给予答复，批驳，还是对会议报告做些补充——反正一样。
他穿着褐色的皮筒靴，靴头很大。灰色格子裤，很肥。抽的始终是一种填充式的卷烟，两头封住的。（每逢星期天，在聚集了各路来宾的家里，他总是坐在长长的茶桌旁自己动手卷烟。背对窗户，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也是跷着二郎腿。）
我们早就看惯了他的脸，如今，一点“小官员”的痕迹也找不到了。浓密的络腮胡介于浅红和淡黄之间，面部平平，略微发红。而眼睛——突然间如此生动，如此顽皮，而且若有所思，以至于让人感到愉快。
可洛扎诺夫总是不能满足，他经常反复说：
——要知道，我本来可以是个漂亮的人。可却不是：都怪当过这讨厌的老师。
后来他把这些写进了《隐居》。
“这别扭和讨厌的姓还附带给了我一副其貌不扬的外表。读中学时，当别的同学放学回家了，我却站在走廊里的一面大镜子前，不知‘偷偷地流过多少眼泪’。面颊通红，皮肤不好看，而且发亮（不是干性的）。头发简直是火红色（中学生的），朝上直立着，却不像高贵的‘刺猬’（男人性格），而像汹涌的波涛，怪模怪样的，没见过有谁像我。我抹了发蜡，可头发还是不服帖。回到家，再照镜子（拿在手上的小镜子）：‘唉，谁会爱上这么讨厌的人呢？’简直太可怕了。……可我在心里还是免不了要想：不，这可完了。女人永远不会爱我，没有一个女人会爱我。躲进自我之中，跟自己，为自己（不是利己主义的，而是精神上的），为将来而活着吧。”
不过，他又补充道：
“如今，洛扎诺夫这个讨厌的姓甚至让我喜欢。补充一下：我从小就喜欢穿过的破旧衣服。‘新衣服’总是让我坐立不安，甚至浑身难受。”“我简直没有形式……一团乱麻。但这是因为，我整个是精神，整个是主体。主体的东西在我身上的确无限发达，我不知道，也想象不出有谁能同我相比。‘太好了……’我是，最最接近未出生的人‘，仿佛’还躺在母体中（如一团乱麻）‘——我无限爱她，去世的妈妈——并’倾听着天国的歌声‘（我似乎总能听到音乐，这是我的特点）。’太好了！好极了！‘但我本身（在自己之中，在一团乱麻中）让人感到无限的兴趣，而灵魂既老成持重 （好像我已一千岁），又天真年少（好像我还是一个孩子），我要一副’漂亮面孔‘和’新衣服何用？好！真好！……”
洛扎诺夫每一次即时的“倾诉”（记录）都是相当精确的。他的写就等于说：字里行间都听得见他的嗓音，他的话音，急促，亲昵，如窃窃私语。同时还有毫无保留的坦率：向人人敞开心扉，也就是不向任何人敞开心扉。
洛扎诺夫在任何条件下，在任何环境里，在任何时候都能写作——无论何人何事都不能影响他。而且写得一样好。要知道，对他来说，这不是“工作”，而是生命，呼吸。
洛扎诺夫已经通行无阻，他在《新时代报》编辑部备受赏识。持续不断地在那儿发表短小精干的杂文。苏沃林给他出书。年迈的苏沃林，这位举足轻重的俄国虚无主义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行我素者”，是个独具慧眼的人，对“才俊”宠爱有加。就像从前他帮助契诃夫一样，现在他又向洛扎诺夫伸出了援手，并不在乎洛扎诺夫是多大程度上的“《新时代报》分子”。或许他也清楚，无论如何，洛扎诺夫都不会对任何一家报纸、对任何一件事情抓住不放，他会到处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不理睬周围的人想法如何。在编辑部里，人们并不认真对待他，他的文章也远非每一篇都被采用，但有时他们会利用他的才能，让他急就一些应景的东西，他不动地方，眨眼间就能写出来，而且写得很精彩。好吧，只要他们接受“洛扎诺夫性格”，他也就衣食无忧了。
我们全都对《新时代》袖手旁观。但洛扎诺夫本能地原谅了它的“苏沃林作风”，原因很明显：他不是“他们的人”（他谁的人也不是），他不过是“为孩子挣牛奶而已”，他自己也乐意承认。这时他已有三个或是四个孩子。
所谓的“洛扎诺夫问题”——主要是指活在他体内，始终支撑着他，渲染他的各种表现的东西——就内容而言，要比形形色色的唯美主义宽泛，显然也要比形形色色的“政治”宽泛。它可以用两个词给出定义，但在洛扎诺夫心中，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寻常地交织在一起、存活于一个统一体的。这便是上帝和性。
洛扎诺夫是从上帝走向性呢，还是从性走向上帝？都不是。上帝和性对他而言——说得粗俗点——就是一个炉子，意味着永远要另起炉灶。当然，“关于上帝”问题因而变得十分新鲜，具有了洛扎诺夫意味。关于性的问题同样如此。后一个“问题”在当时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噤若寒蝉，羞于启齿的，一旦把它摆到光天化日之下，怎能不引起各界一片哗然，褒贬不一呢？
也许不应该说各界，而是一些“小组”。毕竟“唯美主义”也好，彼得堡其他初露端倪的流派也罢，都只是一些小组。加之洛扎诺夫身上有着明显的“家常特点”和“自造特点”，故很难想象他的影响会扩大到“各界”。
五精神之父
在洛扎诺夫所关心的领域里，“教会”是个令人忐忑不安的问题。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妻子出身于神职人员家庭，是一位牧师的遗孀，笃信东正教。不，是个人内在的纽带将洛扎诺夫和教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由于他对基督教和基督的态度，教会问题对他来说具有了自己的色彩。
然而，宗教—哲学会的思想不是诞生在洛扎诺夫家里，而是诞生在我们的一些文学美学小组中。这些小组当时已经开始解体。纯美学已经不能使人满足。新的争论和谈话早就在进行。人们想把这些家庭的争论扩大——把彼此间的隔墙推倒。
实际上对彼得堡知识界来说，宗教问题也是初次予以关注，也是生疏的，更不用说还关系到教会问题。神学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未知的世界。我们笑了：要知道，一块铁幕在尼古拉火车站附近将涅瓦大街一分为二。铁幕那边，通往大寺院的路上都有些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对教会的代表人物一无所知，就无法讨论教会问题。应当设法拉起铁幕。
迟早会有人写出一部宗教—哲学会早期会议的历史的。这一切颇费艰辛。至于开放的协会，连想都不敢想。哪怕能够获准办成私人性质的也好啊。
关于宗教—哲学会的想法立即得到洛扎诺夫的热情支持。他家里已有一些普通的神职人员常来常往。跟他们认识很方便。一条通向严实的铁幕那边的小路逐渐有了眉目。
可预先讨论行动方案却很少让洛扎诺夫参加。在需要实践设想和策略的时候，他总不宜在场。一般说来，跟他打交道要小心谨慎。他天生不懂“保密”，他不但会平白无故地把什么都告诉妻子，甚至会逢人便说。（跟他这个最为隐秘的人，最难保持隐秘。）
因此我们只是简单地对他说：我们现在要去哪儿或找什么人，申请什么。我们带上他，他便跟我们同去，这时，他往往会灵机一动，发挥他的作用，显得非常可爱。
宗教—哲学会，半私人性质的，终于批下来了。铁幕拉起来了。真是太好啦！主席是谢尔吉·芬兰斯基主教，当时任神学院院长；副主席是谢尔吉大主教，宗教学校校长，一个凶狠、英俊的僧侣，白净的双手上戴着戒指。这一切得到安东尼都主教的赞许和波别多诺斯采夫的默许。我们的主要王牌是“拉近知识界与教会的距离”。波别多诺斯采夫的手下斯克沃尔卓夫的虚荣心帮了我们的忙。这是一个善于钻营、头脑不笨，但举止粗鲁、身材矮小的乡巴佬。作为一名以残酷著称的传教士，他其实心地善良，可他的虚荣心，要打进“好的团体”的愿望实在是滑稽之至。他非常喜欢“拉近教会与知识界的距离”这一想法。他甚至幻想将自己的《传教评论》变成一本货真价实的“杂志”。
很惭愧，我们时常拿他开心，用一些最为暴露的笔名，几乎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和莱蒙托夫的主人公，给这本“杂志”投寄各种各样的信件。无辜的斯克沃尔卓夫没察觉，还自豪地刊登了这些来信。考虑到他的传教士的奇谈怪论，我们没让他参加宗教—哲学会的活动。
斯克沃尔卓夫很自然地成了洛扎诺夫的朋友。洛扎诺夫家的“星期天”，热闹非凡，成了小型的宗教—哲学会议。每星期也在我们家聚一次。
然而奇怪：整个这“铁幕那边”的世界，精神的和教会的世界，投靠的主要是洛扎诺夫，觉得跟他在一起更舒服。可要知道，洛扎诺夫认为自己是第一个“异教徒”，而且相当危险。宗教—哲学会的活动好像是以他关于婚姻与性的报告拉开帷幕的，报告极有诱惑力，争论持续了三个晚上。
有一次出了这样一件事。
洛扎诺夫在会上不但没有上台发言，而且很少开口。这是怎样的“发言”啊，他写出来的报告，却没有一个他能够自己宣读。都是别人替他念。对别人的反驳，他把答复在下次开会前事先写好，而宣读又是找人替他。
有一回他请神学院年轻的副教授阿·卡尔塔舍夫代读两三页长的反驳稿。卡尔塔舍夫当时是第一次从“尼古拉火车站附近的铁幕那边”，从另一个世界，跟全体“神学”青年一起，来到彼得堡。顺便说说：这些“出行者”的身上，有很多令我们惊异的东西——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修养跟我们全然不同。但更令人惊异的是他们顽固的理性主义。这就是那些“神学”青年！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和卡尔塔舍夫值班，坐在会议厅门口登记入场的会员。会议一开始，我们就关了门。在一张勉强看得清的小桌旁边，我们小声交谈起来。年轻的卡尔塔舍夫当时的轮廓很像晚年的果戈理。
——我信吗？假如能像童年时那样信就好了……但却不能……理性……理性……
他一边坐下来，一边低声说道。
就这样，卡尔塔舍夫同意替洛扎诺夫宣读反驳稿（稿子绝对没有恶意）。他宣读了。第二天即被传唤到安东尼都主教那里，受到这位相对“自由”和温和的主教大人的严厉训斥。他本想为自己辩解，说“我只不过把自己的嗓子借给了洛扎诺夫”，可刚一开口，就听到一句：
——下不为例。
卡尔塔舍夫走了，如果说他没被刺伤，那只是因为他习惯了。他们那里管教严格，对上级要绝对服从。
是的，在东正教高层的眼里，洛扎诺夫确实是一个危险的“异教徒”。可究竟为什么宗教界人士接近他要比接近任何一位知识分子容易一些，简单一些，乐意跟他来往，跟他交朋友呢？
六勤勉的“异教徒”
“东正教”发现了洛扎诺夫的“离经叛道”，并简单武断地称之为“反宗教”。它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这位“反宗教者”都说了些什么呢？
放弃才华，放弃文学，放弃未来，放弃荣誉或名气……我轻而易举；放弃幸福，放弃安宁……我不知道能否做到。但放弃上帝我永远不能。对我来说，上帝乃是最大的‘热源’。跟上帝在一起，我感到最为温暖。跟上帝在一起，永不寂寞，永不寒冷。
归根结底——上帝是我的生命。
“我为他而活着，通过他而活着。脱离上帝——我不存在。”
还有：
如果你把祷告从世界的本质中取出，让我的舌头，我的智慧同祷告语言，祷告事业，祷告本质分离，让我不能祷告，别人也不能祷告，我会瞪大眼睛高声吼叫着跑出家门，跑啊，跑，直到倒下。没有祷告简直无法生活……没有祷告，这是恐怖和疯狂。
“但这一切只有在哭的时候才能理解……如果一个人从未哭过，也不会哭，该如何跟他解释呢？”
或者还有：
“上帝啊，上帝，你为何会忘记我？莫非你不知道，每当你忘记我，我就会迷失？”
洛扎诺夫的“离经叛道”本身来源于他对上帝的世界的宗教性的爱，来源于他对世界，对整个肉体的宗教性的兴趣。但东正教徒中有谁懂得，怎会懂得，何须懂得这一点呢？只有极少数人感觉到了。例如，异常深刻和迷人的乌斯廷斯基神父（他住在诺夫戈罗德，偶尔来彼得堡），可能还有捷尔纳夫采夫瓦·亚·捷尔纳夫采夫（1866—1940），神学作家。当时风华正茂，无拘无束。意大利血统赋予他巨大的生命活力。他整个热情洋溢，精力充沛，似乎也很有才华。
而其他一些“宗教界人士”，他们之所以能够跟洛扎诺夫友好相处，能够谅解他对他们的猛烈攻击，那是因为：他热爱一切肉体的东西，对“教会的肉体”，对东正教，对东正教的生活方式、习俗和礼仪敬若神明。他饶有兴味地身体力行，把灵验的圣像迎引到家，每次祷告完毕都要钻到圣像下面（遵照旧俗）。干什么都那么勤勉，那么动情。
正是因为这勤勉和“诚恳”，神父们才对洛扎诺夫赏识有加。至于“离经叛道”……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对他稍加防范，不让他伤及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羔羊就行。
七宗教—哲学会
开展活动才一年，宗教—哲学会便得到迅猛发展，尽管要成为它的会员并不容易，而“客人”根本不邀请。
地理学会那个不算大、角落里有一尊庞大而可怕的佛像（每到晚上开会时，便用什么东西把它盖上，以消除“诱惑”）的会议厅大概从未见识过这么驳杂的“语言”，如果不是部落的话。这里有高级僧正，也有毛茸茸的狮子伊诺肯季，有修士大司祭，有主张禁欲的费欧凡（此人后来曾举荐拉斯普庭入宫），也有头戴羔毛帽、高大粗鲁的青年好汉安托宁（如今成了“鱼饵”）。这里有唯美主义者加吉列夫和《艺术世界》的全体同仁，也有世俗的大学生，神学院的大学生。有不同年龄层次的女士，也有名副其实、谨小慎微，但怀有好奇心的知识分子。
休息时博物馆里人声鼎沸，全都拥进后面供应茶水的房间。
洛扎诺夫肯定躲到某个角落里去了，而且肯定是被某一个人掩蔽起来了，在跟这个人密谈。
会议的秘书是捷尔纳夫采夫推荐的，名叫叶菲姆·叶，是他的朋友。“鬈发的瓦连京”当时用形象的语言，哈哈笑着说：
——叶菲姆是一条狗。再也找不到更好的秘书了。我要对你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一位6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当然，狗毕竟是狗，但这是一条机灵的狗。
叶菲姆确实派上了用场。他就像一条真正的“狗”，为会议看守大门，监督支出报告，还马上跟“牧师们”交上了朋友。特别是跟安托宁修士大司祭。他们一起逛小饭馆，叶菲姆肯定会给自己要一份素食，而安托宁肯定会要一份荤菜；他们还一起到我们家来；一旦安托宁在城里“迟迟不归”，那一定是住在叶菲姆那儿了。
跟神学检查机关叶菲姆也建立了友谊。这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我们的《新路》杂志刚刚起步的时候。
但关于杂志以后再说。我在此只指出我们这位“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的秘书与神父们非同寻常的交情。至于“自由主义”——未必是60年代的遗教在他身上根深蒂固。几年后经洛扎诺夫推荐，他进入《新时代报》工作，并因通晓多种外语，一直留任国外部主任一职。
在此，我不能不回忆起一个“新鲜但却难以置信的故事”。要知道，大战期间，曾有三个不道德的人以“俄国新闻出版代表”的名义访问英国，他们中一个是楚科夫斯基，一个是在《新时代报》任职的从前那条“狗”，再一个就是如今被布尔什维克可耻地收买了的阿列克谢·托尔斯泰。可惜，没把瓦西列夫斯基-涅布克瓦也拉去。加上他，“代表团”就完整了。
八令人头疼的老太婆
1902年夏，我们去了伏尔加河对岸的谢苗诺夫城。我们会同尼日戈罗德的两位神父，从该城出发，奔赴克尔热涅茨以外的光明湖（“吉特日城”），与分裂派教徒座谈。
回来途经尼日尼时，我们顺路到我们的一个同行者尼古拉神父家告别。这是一个大嗓门、能吵闹、好激动的人，在光明湖与那些守旧者争得声嘶力竭。
外省的“宗教界”女士在“首都客人”面前显得谦和而腼腆。很少有哪位牧师的妻子不是把茶端到客厅便马上躲开我们藏起来的。青年人要放得开一些，比如在尼古拉神父家，母亲跟另外几个闹哄哄的女人溜掉以后，留在客厅里招待我们的是神父年轻的女儿。
尼古拉神父还在嗓音嘶哑地谈论灵验的圣像，而女儿则给我看相册。
她一边给我看一边解释说：这个是姨妈……这个是叔叔尼科吉姆神父……这个是我们的熟人，家在科斯特罗马……
我看到一张大照片：一个头发灰白、皮肤白净的胖老太婆穿一件华丽的、带皱的裙子，很老派地、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她戴一顶波浪式的包发帽，嘴唇绷得紧紧，用一双恶狠狠的眼睛盯着我们。
——而这又是谁呢？
我问道。
——这是我们的一个熟人。彼得堡一位作家的妻子。她姓洛扎诺娃。
——怎么会是洛扎诺娃？那位洛扎诺夫的妻子？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对了，就是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的妻子。她现在不在城里。她早就去了克里米亚。她家在我们斜对面。从阳台上看得见。
——指给我看。
我跟着神父的女儿走到拐角的一个小阳台上。楼下是一家面包店，巨大的金字招牌超出了阳台的铁栏杆，发出轻微的吱嘎声，略微挡住了暖和的、尘土飞扬的、用西瓜一般大的鹅卵石铺成的瓦尔瓦拉大街。
——看见了吧，正对面是一条胡同，左边第二个房子，灰色的，那就是洛扎诺娃家，她在那儿住过。
——那她的照片……是很久以前拍的吗？她有那么老吗？
——是的，她已经完全老了。可要知道，他好像也不年轻了。
我想反驳她说，洛扎诺夫“跟她相比，简直是个孩子”，正如伏尔加河对岸的人们说的那样，但神父的女儿在继续她的话：
——她很恶毒，恶毒得简直吓人。跟谁都过不到一起去，早就跟丈夫分居了。最后领了一个养女。本来是好事。可您想象得到吗，养女投河自尽了。她的性格实在太可怕。
我们回到客厅。在我端详照片上这位衰老不堪、眼睛恶毒而疯狂的女人时，神父的女儿又兴奋地对我讲了好久她的事情。
关于自己的这位妻子，洛扎诺夫从未对我讲过一句苦涩的话，指责的话，或者气愤的话。我们是从捷尔纳夫采夫等几位朋友那里了解到他第一次婚姻悲剧的整个情况的。不过，洛扎诺夫本人对此并不掩饰，他不时地对我们讲起他跟第一个妻子的生活，而且一讲就是很长时间。但没有一次是怀着怨恨，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在《隐居》里。而他似乎是可以这样的。要知道，她不光是在跟他共同生活的时候把他折磨得痛苦不堪，就是在后来的整个生活中，仍对他纠缠不放。
对他的第二个妻子，信东正教的瓦尔瓦拉·德米特里耶芙娜来说，婚姻是一种宗教圣礼。她“不过是同一个已婚的人生活在一起”，这一现实始终在折磨她，使她始终感到罪孽在身。但恶毒的老太婆死活不肯离婚。甚至到了瓦尔瓦拉·德米特里耶芙娜生病期间，捷尔纳夫采夫亲自出马，到克里米亚找她，希望她能成人之美的地步。他骂骂咧咧地讲起他空手而归的整个经过。阴险狡诈的老太婆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撅起嘴，厚着脸皮回答他：“这是上帝的撮合，人无权把它拆开。”
捷尔纳夫采夫怒气冲冲地对我们说：
——是魔鬼，而不是上帝把十八岁的少年同四十岁的半老徐娘撮合到一起的！而且是怎样的一个半老徐娘啊！想一想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妇！当年她也是夺人所爱。是在他第一个妻子还在的时候。他妻子一死，她以为这下可好了，可以嫁给陀斯妥耶夫斯基了，可这是妄想，连他的影子都见不到了。
洛扎诺夫低声对我说：
——您知道吗，那段时间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有一件事。每天吃完午饭我总要休息一下，然后起床——用清水冲洗一下脸。就是这件事留在记忆中了——洗脸时，感到冷水和热泪混合在一起。始终是这样，我忘不了。
——可您为什么不抛弃她呢，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唉，怎么能抛弃得了呢？我根本就没想抛弃她。对她总是怀有感激之情……毕竟我当时还是个孩子……
他对我讲起她严重的嫉妒心。在马路上监视他。有一次，他偶然跟一个女学生走在一起，她碰见了，像发疯了一样，当场给那个女孩一记耳光。
可这又算什么呢，疯狂的嫉妒。这种事并不少见。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情妇，洛扎诺夫的合法妻子，情况要复杂些。
她的嫉妒当然不是出于对一个不成熟的老师的爱，她不理解他，他也满足不了她。迫使他每天用拌着眼泪的水洗面——她觉得舒服，没有话说。然而，生活不止这么简单。她越老越风流，在莫斯科，她经常用放荡的目光盯着那些男大学生，年轻但却使她厌倦的丈夫的同学。
洛扎诺夫刚跟一位同学搞好关系，却又跟最要好的一位朋友断了交。在同学中建立起的好感荡然无存。
这位最要好朋友突然间意外地被捕了。洛扎诺夫很喜欢他。为他奔走呼告。可那是个什么年月啊，又有谁会听洛扎诺夫呢？不过见一面还是被批准了。洛扎诺夫高高兴兴地去了——怎能不高兴呢？可朋友拒绝跟他握手，也没跟他说话。
回到家里才解开这个谜：妻子毫无愧色地说，她以洛扎诺夫本人的名义，给警察局写了一封告密信，揭发他的朋友。
可能，我转述的某些细节不够准确，但没关系。这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洛扎诺夫本人没对我讲过。他只是在提到它时说了句：
——是啊，我哭得很伤心……
——可您还是没有抛弃她？你们最后是怎么分开的？
——她自己离开了我。这回我算是真正休息好了。当她又想回来的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坚决不同意。我搬到另一个城市，一心要躲开她。
洛扎诺夫讲这些话时，我重复一遍，依然心平气和，没有丝毫的指责和抱怨。从人的角度讲，这个只会忍气吞声、以泪洗面的丈夫身上有些令人讨厌。但我们不要从人的角度看待洛扎诺夫。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洛扎诺夫对“妻子”的态度，其实是非同寻常、耐人寻味的，他把婚姻看得神圣不可动摇，认为一旦结发，便应白头偕老。“妻子”——一切尽在这二字之中，至于是怎样的妻子，那又另当别论了。
九周围空无一人
“铁幕”微微拉起的时候，高级僧正们开始“常来彼得堡”，参加宗教—哲学会的活动，我们也开始不时地看一看寺院，领略一下“另一个世界”。我们时常走访（总是结伴去）年轻、谦虚、宽脸膛的神学院院长谢尔吉·芬兰斯基（为的是预先讨论某个报告）和安东尼都主教。
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安东尼那儿读过《果戈理与马特菲神父》，就连明斯基也在那儿读过一次，好像是他的《教会胸前的神秘玫瑰》。他当时（不知为什么）很讨好教会，不过劳而无功。
当然，洛扎诺夫还跟平时一样，什么也不读，永远只是出席。
在谢尔吉那里是令人愉快的：大厅宽敞，地板光洁如镜，墙上挂着成排的高级僧正的画像。我们喝茶是在饭厅里，围坐一张长形的餐桌。茶很香，果酱的品种多极了，而上茶的是身体纤细、皮肤黝黑的见习修道士。
都主教的房间就不然了：这里有的是官方宫殿的豪华、仆人，而果酱是加了糖的。
坐在一起时，洛扎诺夫常对我窃窃私语，告诉我他的观察：“看见了吧，看见了吧……”他任何细枝末节都能发现。
有一次很晚，已经十一点了，我们才离开寺院，一出围墙便迷了路。时值冬天，但已稍微解冻。环绕着寺院的一望无际的雪野，像打了蜡似的溜滑，而走在依稀可见、坑坑洼洼的路上，感觉就像爬山。我们一行六人，但不是一块走，而是互相搀扶着，结对而行。可总是在冰天雪地里打转，总是在白色的高墙下绕圈子——我们不知道该往哪儿拐。
我是跟洛扎诺夫搭伴。他可不在乎我们会走到什么地方，没完没了地说自己的。他永远“独处”。对他来说，跟谁在一起绝对无所谓。他说话从来不是“发言”，而是“交谈”、提问，可并不等人家回答，也不想听人家回答。甚至两个人在一起时，他仍然像是一个人。
“我的心理的一个奇怪的特征在于，我总是强烈地感到我身边空无一人——周围和到处都是空无一人，没有言语，没有存在——我隐约知道，隐约相信，隐约认为可能其他人是与我‘同时’的。”
此时此刻，我与他“同时”表现在，我们俩每走两步就会东倒西歪。他突然也发现了这一点。
我笑道：
——是您扶着我呢，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还是我扶着您？
——看见了吧，我们俩都在打滑！都在打滑！可就是没摔倒。为什么我们没摔倒？那是因为，我们不是在同一时刻，而是在不同时刻打滑。您打滑时我站着，扶着您；而我打滑时您站着，扶着我……
——啊，原来是这样。假如我们分开走，两个人肯定早就倒在雪地上了。
——对，对，令人惊奇……在不同的时刻……
但就在这时候，由于只顾推理，他竟不知不觉地把我领到了一个大雪坡上，若不是走在后面离我们很近的一个人把我们抓住，我们俩早飞到下面去了——而且肯定是在同一时刻。
十关于爱
犹太人困扰了洛扎诺夫一生。他一生都在围着犹太人兜圈子，像着了魔一样，忽而向往之，忽而厌恶之，忽而迷恋之，忽而排斥之。
只有根本不理解洛扎诺夫的人才会不理解这是为什么。
我们不应该忘记：洛扎诺夫的生命支柱是上帝和——世界，它的肉体，性。
“你们是否知道，宗教是最重要的、最首要的、最需要的东西？谁不知道这一点，就应该对他不屑一顾，避而远之。”
随即又说：
“性与上帝的联系，要多于头脑与上帝的联系，甚至多于良心与上帝的联系。”
洛扎诺夫认为，在犹太人的宗教里，上帝与性的联系异常明显，这使他无法不对犹太人产生强烈兴趣。这种吸引——凡是有理解力的人都会明白我的意思——被一种强烈和神秘的拒斥感加强。洛扎诺夫不光是个头号雅利安人，还是个头号俄罗斯人，彻头彻尾的俄罗斯人。他身上没有一根血脉不是俄罗斯的。对俄罗斯的一切，无论好坏，他都不加选择地接受。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含有“对立”的成分，亦即“性”的成分，对“异族”的向往。
他对犹太人倾注了巨大的热情，甚至于偏爱，可以说是对他们“情有独钟”。
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他爱上了一个犹太姑娘：
——瞧她的手……她的血是什么颜色的？万一是蓝色的呢？或者是紫色的？嘿，其实我知道是红色的。可毕竟跟我们不太一样……
不熟悉的人或内心粗陋的人常忍受不了洛扎诺夫的“不严肃”，看不惯他将大事小事混为一谈，认为他似乎很“淫秽”。其实不然，设若果真如此，“上帝与性的联系”这本身岂非不可容忍？整个“性”岂非也成了“淫秽”？至少是“不体面”，只有用严肃的科学语言，拿出教授派头，谈论这个问题才是可以的。洛扎诺夫的“举重若轻”和“琐屑”给人的印象简直是“儿戏”，不纯洁。
可对洛扎诺夫来说，世上并不存在什么琐屑：任何看似琐屑的东西都联系着极其深刻和重要的东西。犹太人的“蝉棺”，犹太人的宗教习俗，对肤浅的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索然无味的，但对他来说却是感人至深的，耐人寻味的。犹太人那儿任何一个性“神圣”的标志都会使他受到震撼，而同那种“性即淫秽”的普遍观念，洛扎诺夫主要是进行斗争。
他对基督教和基督的态度的焦点就在于此。基督·洛扎诺夫对基督同对犹太问题一样，也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只是这里一切都大相径庭。基督——他是自己的，亲如骨肉，近如朋友。而且，对洛扎诺夫来说，好像就是这个活生生的，可爱的基督严重和不公平地伤害了他，夺走了他和所有人的什么东西，而这东西乃是整个世界及其光和热。是他把人从家里赶到冰天雪地：“要完善自己，向前走，别回头，抛弃父母、妻子和儿女……”
洛扎诺夫生性怕冷，喜欢温暖、光亮。
“我始终跟上帝在一起。跟上帝在一起我感到最为温暖。”可突然——要你走向寒冷，要你放弃，要你诅咒……这是从何说起呢？他不知疲倦地抨击苦行僧和苦行僧式的生活，但就本质而言，他比他们看得更远，他并不认为“这是他们自作自受”，他认为罪魁祸首是基督。他在内心不断谴责基督——同时也为自己的胆大妄为感到害怕。
记得一天晚上，在我们家吃饭时，他急促地说：
——咳，那是什么呀？要知道，我才不会认为，也不应该认为，上帝只不过是一个人……那他究竟是什么呢……宽恕我吧，上帝！（他赶紧胆怯地划了个十字。）他是什么呢？可能是朝霞之神吧……像闪电一般从天上降落……
不过，比起因反对存在的始因基督而受到的“上帝的惩罚”洛扎诺夫对因攻击教会而受到“上帝的惩罚”要惧怕得多。为什么？这很简单。在他对基督的攻击中，饱含着强烈的个人对基督的爱，正是这爱威严地克服了恐惧，并将淘气的孩子的怯懦变成另外一种东西。
试举一例：妻子的重病。手术以后，她躺在医院里。这期间，洛扎诺夫有一次是在捷尔纳夫采夫家过的夜。据捷尔纳夫采夫说，整整一夜他没有合眼，总是哭，不断地爬起来在圣像面前祈祷。整整一夜他都在“忏悔”，说他对教会、对宗教界不够温和，不够公正，不够恭敬。总是反对、抗议……这不，上帝惩罚他了……他就像个孩子，低声恳求严厉的、教会的上帝：原谅我吧，饶恕我吧，我会痛改前非的！
正因如此，洛扎诺夫才在《隐居》中说：
“我要去教堂！我要去！我要去！”
接着又说：
“我怎能不去孩子的妈妈去的地方呢？我又成为东正教的信徒了。”
他真的成为东正教信徒了吗？这至今仍是他的一个秘密，尽管他的预言是兑现了的：
“当然，我终究要跟教会死在一起……当然，对我来说，宗教界人士终究比所有的人（阶层）都可亲……”
然而：
“但死在他们中间时，我终究要怀着他们给我造成的痛苦死去。”
这是同“教会”的斗争。
现在来说说他的“反基督”。他对基督的大胆反抗之一便是《一张黑脸》一书。在这本书里，他以一贯的准确、锐利和谈话口吻写道：基督的到来，使世界和人的心灵变得冷酷和麻木，基督是骗子手和破坏者。他一再含蓄地说，朝霞之神乃是黑暗的精灵，而不是光明的精灵。
至于说他的忏悔，发抖，祈求宽恕——全然不是这样。《一张黑脸》的片段在宗教—哲学会上当他的面宣读过，对当时的一些批评，他极其坚决地给予了反驳。在私下交谈中，他曾经据理力争，援引《圣经·旧约》为自己辩护，还热情地用犹太人为自己辩护，好像他整个站到了他们一边，在宗教上同他们融为了一体。
当着我的面，洛扎诺夫跟一位著名诗人、犹太人，差点打起来。
那位完全不信仰基督教的诗人和哲学家想要证明：《圣经》中缺乏个性，缺乏只有基督教才能带来的诗歌精神。至于犹太人，他们对我们，对世界，对女性等的钟爱之情一窍不通。而洛扎诺夫，显然是要捍卫《雅歌》，捍卫爱，捍卫犹太人的情欲之火。
他站起来，斥责那位诗人背叛了犹太人。那位诗人回答：反过来，不管怎么说，洛扎诺夫都比他更像犹太人。
争论到此结束——洛扎诺夫突然默不作声了。
他当然不是怀疑对方是无神论者。他“蔑视，痛恨，害怕”无神论者，实证主义者。他说过：“我要永远跟他们一刀两断。”可对方是个犹太人，而犹太人不可能是无神论者。洛扎诺夫认为，世上没有反宗教的犹太人，不论他对自己是如何想法。不管怎样，每个人身上都有“上帝的影子”。难怪上帝要召唤亚伯拉罕。洛扎诺夫自言自语道：
“上帝召唤亚伯拉罕，而我召唤上帝。这就是整个区别。”
突然，突然——仿佛是谁的影子（受难的基督的影子？）在他和犹太人之间穿过。他回头一看，立刻吓得浑身发抖，但这已经不是现象的恐惧，而是“本体的”（他喜爱的一个词）。突然——“心痛！心痛！心痛！”——迷失了方向，于是又对犹太人变得尖刻起来，甚至粗暴。这些时候我听到过他的一些言论，但我还是愿意直接引用他的文字，这样会叙述得更清楚一些：
读罢《一张黑脸》，唯心主义者鲍鲁赫，还有可爱的列维卡·尤一娜，我们家的朋友，一个劲儿地吧嗒嘴。于是我对自己说：‘向后转！小心点！’（我对犹太人的态度）他们以为我看不见，然而，纵使‘我永远在睡大觉’，我也能明察秋毫。鲍鲁赫从雪橇上跳下来时，兴奋而幸福地大吼一声，好像要向我传达一个秘密想法并感染我：
——唉，可他毕竟是个撒谎者。
我甚至吓了一跳。而列维卡在舒拉的房间里说：‘嗯——嗯——嗯——对……我读了《一张黑脸》。’嘴角上挂着同样的幸福。好像她吃了什么甜东西。
这些生理上的（视觉的和触觉的）反应必须注意到，这样才能搞清楚，书籍中的，历史上的，传说里的那些东西是我们不愿意相信的。确实，在他（大写）与犹太人之间，存在着某种仇恨。每当想到这一点，就会毛骨悚然。于是你对事物的理解已不是停留在现象上，而是上升到了本体：‘把他（大写）钉死在十字架上。’
“犹太人是不是这么想的？普通人呢？至少，他们从来没有说过。”
对基督的爱，个人的、忠实的、狂热的爱，是洛扎诺夫灵魂的一个部分，甚至不是灵魂，而是整个身心的一个部分。但即使是对目光犀利、明察秋毫的人来说，这爱仍是个秘密：“视而不见。”有时这爱是隐蔽的，无影无形，在附近微微颤动。于是他诚惶诚恐，投向犹太人一边，坚持自己对他们的肯定态度。背离，迷惑，懊恼……但生命引导他穿越了“死亡阴影的山谷”。他的爱开始像闪电一样，撕破云天，在空中划过。时间越久，闪电划过的瞬间就越是频繁。
“那时一切都是可以解释的……那时奥桑娜……可果真如此吗？头脑里第一次露出一片曙光……”
在这些闪电中，仇恨犹太人的火花自生自灭了。理解了爱的含义——真正的。接着又忘记了。或许，后来又理解了，而且永志不忘？
十一“在自己的角落里”
1902年秋，我们开始同佩尔卓夫主办《新路》杂志。
我至今搞不明白，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办成的，一分钱没借，竟然将杂志维持到1906年。它好像是自己脱颖而出的——自然是宗教—哲学会的产物。
我们身无分文，除了佩尔卓夫自愿捐献的五千卢布，以及出版家比罗什科夫一些很小的、表面的帮助，而且只是在开始时的几个月。（这位比罗什科夫后来因为同自己的牺牲品——被他欺骗的作家们的诉讼案而名噪一时，不过欺骗是无意的，因为他自己也破了产。）
凭借“拉近教会与知识分子的距离”这张招牌，佩尔卓夫获得了办杂志的许可。杂志完全是“世俗的”（在纲领中只是提到“符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精神上的宗教问题”），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出版者是宗教—哲学会的参加者，而且可以在杂志上刊登该会的会议纪要。
刊物的处境相当困难：每期都要经过严格的双重检查。首先是新闻检查机关的常规检查，然后是宗教部门的检查。我们这儿还有第三个检查机关，非官方的、知识分子的检查。在当时，一旦美学开始以某种方式赢得生存权，宗教就会受到不分青红皂白的抨击。我们还被纳入了反动派之列。
然而，筹措经费，与两个检查机关周旋，已经使我们焦头烂额了，我们实在没功夫再来应付这些人。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去吧。
我们所有人的工作都没有报酬，发表文章也没有稿费。只有偶尔遇到初学写作（而且要很有才华）但又缺乏经济来源的作者，才会破例。文学青年们——都是我的朋友——高兴地前来帮忙和工作，把我们的事当作自己的事。青年诗人们（勃洛克、谢苗诺夫、皮亚斯特）除了诗歌以外，在需要的时候，还为我们写评论、随笔、综述。几位缺乏经验的、来自“铁幕那边”的神学院副教授卡尔塔舍夫、乌斯宾斯基，也参加到杂志的工作中来，但这是严格保密的，不留任何字据，因为，万一他们的领导知道了，他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像我们这样的老文学家数量可观，所以杂志的物质条件还不算差，没有捉襟见肘的感觉。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在这里发表了《受苦受难的上帝之宗教》。梅列日科夫斯基发表了长篇小说《彼得与阿列克赛》。勃留索夫每月发表一篇关于外国文学乃至外国政治的文章。
该说洛扎诺夫了。他对杂志的创刊，怀有一种难言的喜悦。首先，他要求给他一个常用的地方，“供他调遣”，并且要取名为“自己的角落”。此外，他还开始连载他的长篇大论（一部出色的著作）《论犹太教》。
他总是守在编辑部里，跑来跑去。宗教—哲学会的秘书——“狗”叶菲姆·叶住在编辑部。这是一个不失幽默感和精力旺盛的人，作为秘书，就是在这儿，他仍是难得的。每次都是他把我们的全部材料（不光是“宗教的”，也是“世俗的”）运到检查官神父那里去。一旦神父们感到惶恐不安，怀疑索洛古勃、维·伊万诺夫、勃洛克的某一首诗里含有隐蔽的“诱惑”，他就会厚着脸皮、敷衍了事地胡说八道一通，而且总是很奏效。有时，还是能够保住一些相当大胆的文章的，尽管不得不做出重大牺牲：有一次，伊万诺夫在文章里把“东正教”全变成了“天主教”。而这篇文章说的又是符·索洛维约夫——可以想见，结果会怎样。
叶菲姆也接待来访者（没有名气的）。他极其善于把这些接待当笑料讲给人听。没有任何人能够像他那样摆得平“作者”。他的一本正经的态度，毅然决然和不留余地的回答，对那些过于纠缠不休的人很起作用。也有难为情的。
——啊……我可否问一下，你们付多少稿费？
一篇显然没有希望的大部头来稿的显然没有希望的作者说。
叶菲姆不假思索：
——我们付的稿费很优厚，如果来稿让我们喜欢。但我们很少碰到喜欢的稿子。您最好将您的稿子改投别处。
说实在的，整个编辑部的工作都是佩尔卓夫和我负责的。青年人虽愿意帮忙，但我们不敢指望他们当中任何人。而洛扎诺夫不但不帮忙，一旦他心血来潮，我们反而会心惊肉跳。任何事业都要有自己的“政策”，亦即路线，注意时机，注意周围的环境等等。对此，洛扎诺夫一窍不通。他确实永远在“睡大觉”。尽管他善于在梦中“窥视”别人见不到的东西，但他窥视的范围只是局限于他的思想、知觉，只是局限于引起他的兴趣和触及到他的事物。
他非常喜欢刊物。如果任由他的性子，遇事跟他平等协商，他准会把刊物搞砸了，而且还全然不知，因为他是无意的，也是无辜的。
例如，我们遇到过这样一件麻烦事。他送来了连载文章的续文《论犹太教》的一章和《角落》，稿纸皱皱巴巴，字迹潦草，清一色蝇头小字。就这样拿去发排？恐怕不妥。我们不是《新时代报》，必须节约排版费用。即便一切都跟平常一样郑重其事，有时在世俗检查之后，为了通过教会的检查，我们还是不得不重新排版，尽量不要让“神父们”产生一些不利于我们的想法……我跟佩尔卓夫开始审读洛扎诺夫的象形文字。不是一起读——佩尔卓夫耳聋，自己发音又不清楚，也没积极性——而是轮流读。
似乎，没有一个地方没让我们碰上麻烦，有的地方就连远远地给检查官晃一眼都不敢，有的地方我跟佩尔卓夫在刊物内部也不能接受。
这些地方我们仔细标出，而然后——对洛扎诺夫抱怨道：“这就是检查机关的工作。把您的手稿理得规规矩矩，清清楚楚。”同时，为了间接地开导他，我们又补充道：
——亲爱的，怪您自己。难道可以这样写字吗？哪位检查官能受得了呢？
我还要说一句，我们做的删节都是最为必要的。佩尔卓夫过于喜欢洛扎诺夫和懂得他的价值，他不允许自己对他的思想有丝毫的歪曲。
编发宗教—哲学会的纪要时，我们对洛扎诺夫的只字不动：他在这里文责自负，让他自己去应付检查官好了。
纪要的枯燥有时简直要让我们发疯：会上紧张而活跃的气氛荡然无存，听众的情绪得不到传达。
这些纪要主要是由我和捷尔纳夫采夫，而不是佩尔卓夫两人共同编发。
会议刚开过不久，记忆犹新。
——真是胡说八道！她（速记员）没听清楚。或许是没弄明白。要知道，这个地方，您记得吧，这个地方应该是……
怒气冲冲的瓦连京叫道：
——可不是嘛！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斯克沃尔卓夫）说的是“良心”。而有个人对他喊：“良心是各种各样的。还有被烧毁的良心……”他于是慢慢地坐了下去……
这里要加进“听众中发出的声音”！
瓦连京·捷尔纳夫采夫不属于我们“阵营”，但他的艺术感觉战胜了他的“翻译”感觉，于是我们开始尝试尽可能将公式化的会议记录改造成形象生动的图画。
——这里是“听众中发出的声音”！一定要写上！我听见了，一个胖女人，喵喵叫了一阵，讲她如何研究教派，就坐在我旁边。这里写上——听众中发出的！
瓦连京高声叫着。
有时我们担心记录有误，便将洛扎诺夫的报告或反驳文章拿去给他过目。等到还回来时，已被他改得面目全非，几乎成了一篇新文章。为之奈何？只好把他叫来，数落一番，马上就地再抄一遍。
佩尔卓夫习惯突然离开彼得堡，而且什么时候回来不一定，往往要过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个双耳失聪、善于隐蔽的人一去便杳无音信，连个地址也不留。只知道他去了科斯特罗马或更远的哪个地方：他是伏尔加河地区的人，用他的话来说，即“河人”。
这时我会觉得忙不过来。我的“男孩子们”坦率地承认，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干。洛扎诺夫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只顾往叶菲姆那儿钻，而叶菲姆也偷起懒来，不读初校样，还为勃留索夫同我争论起来，认为他缺少自由主义精神。
所幸的是，佩尔卓夫离开的时候——开春前——还不是很忙。过了大约两个月他回来了，一切又纳入正轨。
十二我将忠实于爱情
洛扎诺夫娶了两个爱吃醋的妻子。
第一个，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情妇，简直就是个疯老太婆：她不应该算洛扎诺夫的妻子。但真正爱洛扎诺夫并被洛扎诺夫所爱的“瓦利娅”，他的孩子的母亲，一个谦虚、高尚和朴实的女人，也非常爱吃醋。
为洛扎诺夫吃醋是不明智的。然而，要明白这一点，必须用一种特殊的眼光看待他，不能用一般人的标准衡量他。
他对所有的女人都热情，都温柔，几乎没有区别，对她们的私生活怀有爱恋的好奇心。他有他的妻子，而且是他唯一的，但这些女人也是什么人的妻子吗？她们也在为人妻——洛扎诺夫会为此而感动，而惊喜。有孩子的人，有身孕的人，特别让他高兴。他对少女——未来的妻子、情人、母亲也感兴趣。无论是出了贤惠型的，还是娇媚型的，只要过着最为完整的女性生活，都能吸引他。在洛扎诺夫的隐秘中，恰是对女人表现出非同寻常的亲密：我们俩，他会说，我和你，知道一个秘密。要知道，洛扎诺夫觉得自己身上有许多女性化的东西。用他的话来说，是“娘儿们气”。（有一次他竟异想天开地要求允许他在杂志上署名“甜蜜的伊丽莎白”。我们不许，他还很沮丧。）
女人身上人的因素洛扎诺夫不感兴趣。凡是话不投机，不能与之进行特殊的、隐秘的交谈的女人，他会很快停止注意她。也就是说，开始像对待周围的人一样对待她。即使间或对她表现出点兴趣，那也不带丝毫他所固有的隐秘色彩。
当然，要说洛扎诺夫这种对“女人”的好奇和温柔的态度只是“思想上的”，那是可笑的。他对女人的态度是完整的，有血有肉的，一如他对别的使他感兴趣的东西。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被称为“罪过”、事实上的“背叛”之类的事在他身上发生过没有。可能发生过，可能没发生过。这没什么意思，因为这没有丝毫意义，既然说的是洛扎诺夫。而且他本人对自己天生的忠实理解得——感觉得——实在是太好了。
“要忠实于人，这样你就不会有不忠的把柄落在上帝手里。”
“要忠实于友情，忠实于爱情：其他的圣训可以不管。”
可否想象洛扎诺夫突然认真地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宁愿忍受家庭悲剧，决心跟“瓦利娅”离婚，以便娶这“另一个”呢？想象谁都行，唯独洛扎诺夫不可！如果非要这样想象他，那会很可笑，和想象狗会跟猫一样打呼没什么区别。
狗不会像猫一样打呼，洛扎诺夫不会变心。他忠实于自己的妻子，世上没有一个丈夫能做到他那样的程度。他的忠实是“本体意义的”。
是的，但妻子不知道这一点。出于自己深切而又寻常的爱，她本能地无法接受洛扎诺夫对“女人”、对其他女人的态度。她的观点是错误的，可从她的角度看，她又是对的，她的妒忌和苦恼不是没有理由的。
洛扎诺夫的心，整个充满了“怜悯”，无法承受别人的痛苦。唯一他认为并称之为“罪过”的，是制造痛苦。
“我是否只想做一个好人？那会很寂寞。但我无论如何不想成为一个坏人，有害的人。否则我宁可去死。”
为了避免爱妻痛苦，他该怎么办呢？他不能改变自己，也不愿改变自己，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对的，清白的。他不理解这些痛苦（一如他不理解妒忌），但他看得出来，又不希望这样。究竟该怎么办呢？
于是他在她面前开始委曲求全。他生怕多说一句话，举止很不自然，显得笨头笨脑。唉，没有用。首先，他这个可怜虫，拿不准哪句话或哪个手势会突然变得可疑。其次，妻子的妒忌是捕风捉影。问题到底是出在手势里呢，还是在言语里？由于搞不清楚是什么会使妻子伤心，逐渐地，就连最清白的事情、最清白的交往他也开始遮遮掩掩。有备无患——万一她伤心呢？要不让她痛苦（他其实做不到），就要让她不知道。这不就完了。
洛扎诺夫的“秘密”当然是无人不知。他对谁都坦诚相告——连同他对妻子的柔情，令人感动地请求大家不但不要“出卖”他，还要在必要的时候拉他一把，帮他打圆场，“好让她心平气和”。
他确实只关心她的安静。他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因为一时难堪而犯下“罪过”，亦即千万不能撕破脸皮。毕竟——
“我一直是个笨拙的人。我的举止难看之极，甚至到了不会‘起立’和‘坐下’的地步。我简直不知该如何是好。没见过世面……”
性情很直率的人会恼羞成怒，拍案而起：“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您这是撒谎，骗人！”这又有什么用呢？不信你们把人类的法则强加给风、小溪、落日试试。它们会置若罔闻，我行我素，而且无可厚非：它们有自己的法则。
我甚至无法想象像我这样的‘无法无天者’。‘法律’思想跟‘义务’思想一样，我甚至从来都没有想起过。
只在词典里读过‘义’字头的词条。可不知道这是什么，也从未感过兴趣。‘义务是残酷的人为排斥弱者杜撰出来的。只有傻瓜才会听信它。’大致如此……
只是我始终有种恻隐之心。还有感激之情。但这就像是我的‘胃口’，我的趣味。令人惊奇的是，我对撒谎应付自如。撒谎从未使我苦恼……
“上帝造就我如此。”
是上帝“造就”了他，而跟上帝是不能争论的。主要是徒劳无益。指责洛扎诺夫“撒谎”、“不道德”是徒劳无益的。这都是我们的概念。不轻率吗？
“我面对整个世界，等待出阁：我一贯的‘激动’就来源于此。”
就让他“等待出阁”吧。何况你们也禁止不了。到头来，说不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还是件好事呢。
第二部
一冻僵的灵魂
波别多诺斯采夫观望了一阵，还是把宗教—哲学会查封了。
“神父们”早就胆战心惊了。知识分子与教会之间并没发生“融合”，而是出现了对垒，且“世俗的人”对教会的人步步紧逼，大有降服他们之势。教会调兵遣将，派以能言善辩和熟悉“世俗”哲学著称的大司祭米哈伊尔（来自喀山？）前来支援。可米哈伊尔（太可怕啦！）出席了两次会议以后却明显地转向了“知识分子”一边，高级僧正们非但没有得到他的帮助，反而受到他的诘难，有时还受到他的指责。（这个非同寻常的人后来的命运富于传奇色彩。他继续同东正教教会进行尖锐的斗争，冒着被褫夺教职的危险，投向旧教派，并成为该教派的大主教。他领导过“各各他的基督徒”集团。1916年逝世于莫斯科一家为卖苦力者开的医院。）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办法：关闭宗教—哲学会，以免发生不愉快。于是就关闭了。
不久爆发了日本战争，而国内的形势也不知不觉地随之变得日益动荡起来。《新路》艰难地维持着：没有了自己主要的亚论坛——宗教—哲学会纪要，宗教检查机关的审查变本加厉，经费越来越紧张。
佩尔卓夫对事业的热情开始减退，越来越频繁地去往伏尔加河地区。洛扎诺夫也开始逐渐打退堂鼓。
问题在于，杂志的主要同仁这时已经离心离德。分歧不是在思想上，而是可能在意志的取向上。
老实说，思想（一如我们同教会争论的主题）始终是统一的：上帝与世界。宗教中精神与肉体的平等。可以想见，这是多么合乎洛扎诺夫的心意。然而，在捍卫“世界”的同时，他整个把它归结为性爱和个性。而其他人想把社会问题纳入“世界”的概念。
凭借天才的悟性，洛扎诺夫在这一领域确实能道出一些真知灼见，甚至表现出高瞻远瞩。但他在这里实在是外行，天生的外行，故而采取排斥态度。
“到处都在呐喊‘社会性’，‘唤醒社会热情’！”
“每当我遇到一个具有‘社会热情’的人，我不光是感到无聊，也不光是对他反感：而是简直要死在他跟前。”
“我哑然失声，全身融化：没了头脑，没了意志，没了言语，没了灵魂。死了。”
接下去：
“人们啊，想让我告诉你们一个振聋发聩的真理吗？这真理没有一个先知告诉过你们……”
——嚯……当真？
——这便是：个人生活高于一切。
——嘿嘿嘿！哈哈哈！
——是的，是的！这话没有人说过，我是第一个……只须坐在家里，哪怕是抠鼻屎，看日落。还有“幻想的意志”……还有“耸人听闻的沉思”……
妻子问：
——你怎么老是想自己？你应该想想别人才是。
——不愿意……
不愿意——没兴趣。而没有内在的，使他震撼的兴趣，洛扎诺夫算是什么呢？如果不是天启，他会像孩子一样颠三倒四，胡言乱语，他会骂骂咧咧，落荒而逃。革命风潮酝酿之际，他已逐渐投向一些文学—唯美主义—神秘主义小组。这些小组犹如气泡，此起彼伏。遇到人们在维·伊万诺夫的“宝塔”里身披斗篷、头戴花冠、跳“拉手舞”、唱酒神歌的时候，他也去转转。他还溜进明斯基家，旁观狂热的“宗教仪式”，看他们如何用大头针划破一个衣着朴素、不知姓名的女人的手指，并把她的血滴进一只盛着酒的高脚杯里。
当然，洛扎诺夫是悄悄去的，绝对不能让妻子知道。
他到我们编辑部来得越来越少。我已经不记得，他的星期天聚会是否还在继续。似乎门庭冷落了一段时间。而当形势变得严峻起来，洛扎诺夫好像是从我们身边被冲走了，落到了另一片波涛上。
我们好像见过面，但很仓促。有人说，在最为紧张激烈的日子里，他闭门不出。当然不是因为胆小——他有什么可怕的呢？而只是因为“没意思”，甚或“令人厌恶”。有可能，他在研究古币。
不过他很快又出现了，甚至还关心起形势来——从自己的角度。喜欢上了“集会”。
——您在那儿听什么，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听什么？什么都不听，我是看别人如何听。女校的学生真是漂亮。眼睛水汪汪的。模样可人的好多。
这期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当领导退席的时候》。跟他以往的写作—倾诉一样，这依然是一本——我甚至不知该如何表达——真切的书。除了这“真切”的风格，书中其他的东西我什么也没记住。不过，“领导刚一回来”，这本书就被查禁了。
我们已经不再继续维持杂志（最后半年进行了大幅度改革），把它转交给了“唯心主义者”：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及其整个小组。1906年初我们打算到国外长住一段时间。
在这最后一个冬天，洛扎诺夫有时到我们家来——不经常。有意思的是，鲍利亚·布加耶夫（安德列·别雷，从莫斯科来，住在我们家）很不喜欢他。
他乜斜起眼睛，翘起眉梢，对我说：
——您听听，您听听。要知道，洛扎诺夫就是“普洛”！普—洛！
——这是什么？什么“普洛”？
原来，他在驼队街乘车时见到一个招牌（可能是个姓）——普洛。他觉得，如果用可怕的嗓音反复喊“普洛！普洛！”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像洛扎诺夫的人，甚至可以认为洛扎诺夫本人就是普—洛。
我对这个联想并不感兴趣，然而，只要了解这两个人，就不难发现，布加耶夫是如何把普洛和洛扎诺夫联系在一起的，以及他为何“害怕”他们。并非所有的胡言乱语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
我们友好地同洛扎诺夫道了别。他甚至答应给我们写信（他很喜欢写信）。可很久都没写。突然间，差不多过了有一年，我们才开始在巴黎收到他源源不断的来信。
写些什么？
洛扎诺夫的信跟平常一样，总是明快的、直率的、谈话式的。这次他提出的是一个具体的请求。他恳求我帮忙敦促一位“文学”女士把他寄给她的信退还给他，说此人的丈夫是1905年后才侨居国外的，夫妻俩现住巴黎（这是相当唐突的，也是徒劳的）。这位狡猾的女士似乎并未对谁隐瞒这些只会使洛扎诺夫名誉受损的信。（不错，这些信确实有损名誉，但确实也精彩绝伦，要知道，这是真正洛扎诺夫风格的私信，而且是写给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一个犹太女人的。）
洛扎诺夫的恳求里流露出绝望情绪。要搞明白他为何这么需要这些信并不困难。我们知道，洛扎诺夫妻子病重（据说，她的神经受到刺激），因此，他的绝望也就不言而喻了。他痛苦不堪，担心瓦尔瓦拉·德米特里耶芙娜会发现信的事。
他对妻子的感情，一种荷马式的爱与怜的混合体，在这段时间里，变得十分悲凉。其中掺杂进了对死亡的真切感觉。
并不是洛扎诺夫变了。死亡的感觉对他来说并不新鲜。他体内一直潜伏着这一感觉，“只是他没有想过”，而这回它从深处浮到了上面，向四处扩散，遮盖了所有其他的感觉（并永远地赋予它们一层自己的色调，尽管没有降低它们的能力）。
“我谈论的是婚姻，婚姻，婚姻，而朝我走来的却是死亡，死亡，死亡……”
还有：
“我害怕死，我不想死，死亡使我心惊肉跳。”
最后：
死我无论如何不能承受……
我这样对待它，好像什么人都不应该死，什么东西都不应该死。好像死亡并不存在。
最为平常，最为‘永远’的是：就连这我也没看见。
我当然没看见它：可这意味着我没看过……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也没爱过呢？
“‘这就是我身上的那个坏人，又坏又可怕的人。’此时此刻，我是那么恨自己，‘那么厌恶自己’。”
洛扎诺夫没有我们习惯称作“思想”的“思想”。他的每个思想同时也肯定是身体的敏锐感觉。因此，他缺乏“推理”能力，这是他自己也知道的：
“我只是哭和笑。我是否也做本来意义上的推理呢？从来不！”
对他来说，死亡乃是肉体上的“寒冷”（一如生命，爱怜是温暖、明亮的火光）。
多些爱，多些爱，给我爱吧！我已经冻得奄奄一息。
“唉，到处都是这么寒冷啊！”
当他说：“灵魂冻死了。可怕啊，一旦灵魂打起冷战。”这并非比喻，并非形象——他的“灵魂”何在？肉体何在？——而仍旧是肉体对寒冷的感觉，即对死亡的感觉。
他恳切要求退还的那些信件我们没能帮助讨回。我们认识折磨洛扎诺夫的女人的丈夫。我们还请求过丈夫帮忙。他预先打招呼说，希望渺茫。确实。她不还，不想还。
我不认为这件事惹了大麻烦。重病在身的女人未必能听得见有关传闻。其实这件事是清白的，并无不可告人之处。可万一她有所耳闻呢？果真如此，她大概已经不会像洛扎诺夫担心的那样对待这件事了。
不管怎么说，我总觉得，洛扎诺夫那时很可怜。
二在别人的修道院里
我不是为洛扎诺夫唱赞歌。如果闭口不谈——“没有一个人配得上赞扬，所有的人都只配怜悯。”——那么，赞扬（或贬低）洛扎诺夫还有意义吗？哪怕是有意思？丝毫没有。只有一件事是至关重要的：理解，考察，判明作为一个罕见的现象的洛扎诺夫，因循自己的法则，生活在人群中的洛扎诺夫。理解这个会说话的现象的价值，亦即理解这个本色的现象能够给予我们什么，或者说我们能够从它那儿索取什么。但千万不要忘记它是本色的。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我不感兴趣。一种自然的，而非人类的东西。确切些说，我是被‘拉着走’，而不是我自己走。腿不由自主地挪动。我被从我站着的每一个地方扯开。”
这里哪有什么“人类的东西”啊！
然而，应该意识到，要理解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如此困难，以致就连我们这些了解他，间或目睹过他确实不是走在他人的行列中，而是被“拉着走”在他们旁边的人，都时常忘记这一点，从而变得盲目，把他当常人看待。
或许，只能如此——当时只能如此。他毕竟长着一副普通人的面孔，用两条腿走路，系领带，穿灰裤，有孩子，有语言天赋——这是怎样的天赋啊！或许，正因如此，拥有这种天赋，不受任何人类法则的局限的他，才生活在我们中间吧？这些法则只在我们这里有效，我们甚至没有权利不保护它们免遭他的侵犯。任何人类社会都是修道院。对洛扎诺夫来说，是他人的修道院。（任何人类社会！）他带着自己的规矩，来到这个修道院。修道院能否单单允许这一个僧人按他自己的规矩生活呢？“你们别打搅我。”“可以。但你也别打搅我们，快离开这儿。”
“我还不至于这么下流，要考虑什么道德问题。”洛扎诺夫说着，开始用两只手写作：在《新时代报》上这样说，在《俄罗斯言论报》上又那样说，只是换了个一看便知是他的笔名。
两只手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真诚的（永远如此），由衷的。
他是正确的。
但彼·斯特鲁威也完全正确：他在《俄罗斯思想》上将洛扎诺夫观点自相矛盾的文章同时刊出，指责他是“两面派”。
不过这是后话。我们还得从头讲起。
回到彼得堡以后，我们发现洛扎诺夫从外表看一点儿都没变。依旧忙来忙去，依旧说话隐秘，半是耳语，事无巨细，一概津津乐道。只是细加观察，可以发现，他变得更加直言不讳了，身上的一切方向全都不一致，矛盾更加突出了。
然而，我们没有机会对他进行特别观察：我们同洛扎诺夫的见面开始少起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本来就无法和他一起共事，而这回又觉得，也无事可做。
在彼得堡，“进行了一半的”革命过后，很多人都觉得现在可以“有所作为”了——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在跃跃欲试。
关于洛扎诺夫，当时有很多传闻，确切地说，是诽谤，说的都是他各种各样的卑鄙的“罪过”，我们对此不感兴趣。也很少相信：他的妻子依然病重，而且，在洛扎诺夫身上，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致命的痛苦和忧愁，尽管他没有提过。
有一次，是在夏天，他去火车站，顺路跑到我们家来（当时他好像是住在卢加的别墅里）。
他行色匆匆，拎着几个包，披着褐色的斗篷。可尽管很急，还是留下跟我们聊了起来。他披着斗篷，急躁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眼镜片一闪一闪的。
谈的当然是宗教，而且还是基督教。洛扎诺夫对基督教的态度我觉得很少有实质性的改变。他仍在指责基督教不愿承认具有温暖和爱的世界，不接受家庭等等。然后，他突然说道：
——要知道，你们是“启示录”的基督徒……而神的启示中的基督教是怎样的呢？我接受神的启示，我甚至准备接受第四福音书，整个约翰。只是不接受气象预报员。放弃气象预报员吧，让我们在一起……
我们当然没有放弃气象预报员，但就在这时，有人领来我们的一窝刚出生六个星期的达克斯小狗崽给洛扎诺夫看，于是他的注意力一下子转移到了它们身上。
——要是给孩子们……我的上帝啊……要是给孩子们带一条该多好啊……
——那就带上一条嘛，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挑一条好的，带到别墅去。
——啊哈，上帝……不行，我不敢。家里人会问：这是什么？哪里来的？不行，我不敢。好是好……
我们想起来了，就连我们家也是永远“禁止”洛扎诺夫来的：他的妻子认为我们家“颓废”，好像会使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脱离东正教。
我继续说服洛扎诺夫把狗带回去：
——您就不能说，是在马路上捡的？
——不会相信的……不行，我不敢。
他就这样走了，没有把狗带上。
三怎样的“是”！怎样的“不”！
在彼得堡，仿佛是在宗教—哲学会的旧址，我们见到了整个合法的、人数众多的宗教—哲学协会。
跟以往半地下的、激烈的宗教—哲学会全然不同。主席是卡尔塔舍夫，来自“教会的铁幕那边”，但已经彻底脱离教会：还在出国以前，我们就劝说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像是让他跳进冰冷的河里）脱离神学院。他终于下定决心（何况他在那儿的地位已经不稳固），同另外几个人一道，游进了世俗的海洋。
这个海洋的波涛对他来说并非诡计多端，心怀叵测：他先是在公共图书馆找了个职位，然后又成为女子学校的神学老师。积久养成的“左顾右盼，畏首畏尾”的性格烙印使人还是看得出他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不过他在逐渐适应“俗世”的自由。
选他为主席的宗教—哲学协会，其实是普通的知识分子社团之一，只是带有一定程度的“莫斯科唯心主义”意味（略微倾向于东正教）。牧师可以参加活动，至于高级僧正、阴险的宗教界人士——连提都不提。所谓“教训人的教会”整个缺席。
我们虽然对其倾向有些格格不入，但还是进入了常务理事会，自然也就为之带进一股躁动不安、改变其取向的气息。不过变化很缓慢，而且不无阻力。
洛扎诺夫没有进入常务理事会。我记得，他只是首批理事之一，甚或是创办成员之一——我记不清楚了。他来参加会议，但不做任何报告。与从前判若两人。时间不同了，讨论的热点都不是洛扎诺夫感兴趣的问题：不是宗教的性，而是宗教的社会性。
战前的最后几年时光在悄然流逝。关于这段时间，可以讲很多，但我写的不是它，而是洛扎诺夫。
我们再也没有见到洛扎诺夫。我们知道他的妻子依然未能康复，知道他早已不住在施帕尔纳亚街，不断地搬来搬去，也知道苏沃林老人死后他在《新时代》的地位没有改变。我们所说，他在会晤一些新人，那些人跟我们区别很大。而更主要的是，我们在这期间出版的《隐居》和《落叶》（“两筐”）里听到了他本人的声音。
就是在这三本……书里听到了他的声音吗？他没有错，当他说，这样的“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要写出这样的书，就要学会像他那样“倾诉”，而要出版这样的书，就要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人”，不懂得“别人与他同时”。一言以蔽之——要完全成为“洛扎诺夫”。
对于像我们一样了解他的人来说，这几本书里没有丝毫新鲜的东西。他所说的，我们听过不止一次，还有他那一丝不挂的隐私。在书中，他整个跟上帝和性在一起，跟他爱恨交加、感同身受的俄罗斯在一起，跟他既向往又厌恶的犹太人在一起，甚至跟压倒了其他“感觉”的死亡感、悲凉感在一起。
知识所有的“是”与“不”，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可怕地纠缠在一起。他自己都要惊奇地停下来：“我的心灵混淆不清……”这一演变（假如这是演变）在他身上似乎还没有结束。
确实：莫非他将激化自身的矛盾，达到苦难的深处，在临终笔记《当代启示录》“倾诉”之，并最终死在谢尔吉圣三修道院，死在似乎是最聪明最残忍的牧师——的面前？
四我什么都可以
关于这位牧师，日后会有人写的。我们初次知道他时，他还是莫斯科一名学数学的大学生（在《新路》上发表过文章）。后来我们还在顿河修道院他的忏悔牧师、不安分和惊人的安东尼大主教那儿遇见过他。然而，对他真正有所了解还是通过他的妹妹奥尔加。她很爱他，去过他的寺院，但从未受到过他的影响。她同我们关系密切，在我们家久住过。这位出色的女性是在大战爆发前夕因难产而去世的，只活了22岁。
我既不想写她，也不想写她的兄长，这会使篇幅拉得过长。何况他的生命还没有结束。我想，即便是在我们的黑暗时期，他强者的个性仍不会不留下印迹。
洛扎诺夫喜欢他吗？他早在战前就知道他。但很少提到他，偶尔提到也是一语带过：“他似乎天生喜欢爬行。”
不过他们见面却日益频繁。在俄国知识界激起轩然大波的“贝利斯案件”发生之际，洛扎诺夫在Φ的帮助下，开始在《乡土报》上发表反犹文章。这些文章就连《新时代》都拒绝接受，却被煽动种族歧视的下流小报奉为至宝。
洛扎诺夫这些文章是“煽动种族歧视”的吗？当然不是，当然是。说不是煽动种族歧视是因为，洛扎诺夫从未停止过对犹太人的热爱，而Φ作为一个具有修养深厚、学识渊博的人，不可能是“煽动种族歧视者”。然而，这些文章在彼时彼刻事实上的确起到了“煽动种族歧视”的作用。洛扎诺夫在《乡土报》，亦即在真正的种族歧视者中间，以他特有的文采说，犹太人贝利斯不可能不杀害男孩尤辛斯基，犹太人的宗教里有拿无辜者的血作牺牲的基础。
而Φ当时对妹妹说：假如我不是东正教的牧师，而是犹太人，我也会像贝利斯那么做，亦即让尤辛斯基流血。
这时，不光是作家圈，整个知识界都已对洛扎诺夫相当反感。我再说一遍：人类怎样的“协同”才会容忍一个无法无天的人，一个生活在人间却对人间并非一纸空文，而是坚如磐石的规矩不屑一顾的人？不应该耍“两面派”，即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发表两种不同的观点。不应该说，你唾弃所有的道德而且不承认任何义务。不应该从事“卑劣行径”（根据洛扎诺夫自己的说法），例如，在辩论中一怒之下，把偶然得到的论敌写给第三者的信公之于众。不应该像洛扎诺夫在最后几本书里做的那样，将自己的隐私，与自己或亲或疏的人的隐私和盘托出，当众撕下自己的衣服并把别人的衣服也一律撕下——这也是不可能的。
不应该？我就可以。我身上的污垢都是美的，因为我就是我。
“而你们——统统见鬼去吧！”
没错，他是可以的。但所有被打发“见鬼去”的人也没错，如果他们不想知道为什么“洛扎诺夫可以”，从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也来个：“见鬼去！”
洛扎诺夫的脱衣示众，虽然使许多人蒙羞，但还是可以容忍：这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人在离群索居中说的话。可在《乡土报》上发表的文章，却在这样的关头，使洛扎诺夫成为“众矢之的”（当然，他对此不能理解）。整个社会都要自卫了。
公开将洛扎诺夫开除出宗教—哲学协会就是这样的一次自卫行动。
如果说我还要为这个事件（从最终的效果看，此举意义并不大）花费点儿笔墨的话，那也只是因为我想顺便交待一下：当时曾有那么两三个人，是从相当正确的角度看待洛扎诺夫的。他们肯定他是一种具有独特价值的现象，理解他是可以“为所欲为”的，知道他是在按自己的法则生活。从私人角度来说，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对洛扎诺夫光过火，虽然光火的理由要多少有多少。
但也就是这几个人，特别强硬地坚持要对洛扎诺夫采取自卫行动，当务之急是要取消他宗教—哲学协会的会员资格。
可惜，我得承认，当时我还是偏重于把洛扎诺夫看成一个“人”，而且不能容忍他作为一个人的极端不负责任。我当时说过多少不公平的话啊，不公平，而且无目的——如今我是多么后悔啊。
五光阴如水
“贝利斯案件”，《乡土报》上的文章以及相关的一切经历过去后，洛扎诺夫完全消失了，至少是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起初他还逞强好胜，在《新时代》上撰文，极端放肆地谩骂“知识分子”，宗教—哲学协会的每次会议他都出席，差点儿还参加了隆重宣布开除他的最后一次会议。有人说，对洛扎诺夫的“迫害”过于残酷。这话不对。这些抗议和开除，没有任何残酷可言：要知道，他说的“唾弃”是一句很真实的话。如果说“丑闻”使他伤心的话，那也是因为担心他生病的妻子会受到刺激。
没多久，贝利斯也好，洛扎诺夫也罢，全都被忘在了脑后：战争爆发了。
战争期间洛扎诺夫都写过什么，干过什么？
写当然写过，在《新时代》报上，但没有意思。我想，他肯定是安静地坐在家里——妻子仍在生病。我们听说，他的一个女儿准备削发为尼（我不清楚此事——确切些说是悲剧——的详情。只知道洛扎诺夫当了尼姑的女儿在父亲死后不久便自杀了）。
有可能，战争期间洛扎诺夫还写过那本关于埃及的书（未完成）。他很早就动手准备了。有一次，还是在我们经常会面的时候，他发现我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大金龟子（一位英国女友从埃及带回来的），兴奋不已：
——送给我吧！我很需要。您要它有什么用？我要写一本关于埃及的书。我家里还有古币——全是埃及的。埃及有过的东西今后再也不会有了。给基督教扼杀了。
他很高兴得到这样一个礼物，仔细地用手绢把它包好，拿走了。
战争期间，还是在革命之前，洛扎诺夫就开始写作《启示录》了。以短小的笔记形式，分期陆续发表。我记得其中有一篇讲到洛扎诺夫在扎哈里耶夫街遇见军队的事。他又一次表达了那种具体而真切的感觉：一种外在的力量，赤裸的，沉重的，粗野的，“男性的”力量在运动。在它面前，洛扎诺夫显得那么渺小孤单，他站在人行道上，紧靠着墙根，觉得自己简直是柔弱的化身，是个“女人”……
光阴如流水。革命的欢乐，犹如电光一闪即逝。接着又是黑暗，轰鸣，流血和——最后的沉默。
时间停止了。我们成了“死人的骨头，任凭风吹雨打”。
1918年到了。
六冰冷的水
起初我们还能见到什么人。
——您知道洛扎诺夫的情况吗？
——他的情况很糟糕。来过这儿，彼得堡。然后又走了，带着家眷——也可能是什么人把他带走的。如今全家住在莫斯科近郊，在谢尔吉圣三修道院里。据说，人变得很古怪，身体也不好。穷得要命，到了去火车站捡烟头的地步……
——大概，是Φ把他们安顿在修道院里的吧？
——好像是。但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瓦尔瓦拉·德米特里耶芙娜老是生病，几乎路都不能走……您知道，他们的儿子死了。
——什么？瓦夏死了？
洛扎诺夫有四个女儿，但儿子只有一个。瓦夏。
——是的，死了。他被拉到红军里当兵了……
我打断对方：
——可他只有十五六岁呀？
——咳，现在就是挑年纪小的，连十四岁的都要。把他送到很远的地方，波兰那边。他还没到就在火车上得伤寒死了。打那以后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也开始身体欠佳。其实是劳累过度。他的《当代启示录》最近出版了。现在情况怎样我不清楚。估计已经买不到了。因为书全给查封了。
捡烟头……生病……变得古怪……妻子几乎站不起来……还有瓦夏，儿子，死了……
并不意外。从前那些令人惊讶、令人恐惧的东西如今已经变得见怪不怪，合情合理。似乎所有的家庭都有人死去。似乎所有的人都在捡烟头……
如果有谁没被逮捕，还活着，那才让人吃惊哩。
我当时是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如此奇怪的、难以言喻的时代。它仿佛停止不动了：日子变得单调乏味，千篇一律——因而寂寞难耐。谁没见过革命，谁就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寂寞。慢性的窒息。
当时，肉体上的感觉主要有三种：饥饿（这是最容易适应的），黑暗（这要糟糕得多）和寒冷（这几乎是无法适应的）。
在这漫长而多样的三重折磨中，各种各样的人死亡，被逮捕和枪决的消息接踵而至。
缅希科夫被枪决了。
——因为《新时代》。他躲到了沃洛切克。给抓回来了。死得很体面，很壮烈。连家人也没能见上一面。
——竟会这样。
——就是，据说，洛扎诺夫也给枪毙了。看来也是因为《新时代》。外边在哄传。
——洛扎诺夫也被枪毙了？
——而B又给带到契卡去了。昨天。您给高尔基写封信吧。您还没给他写过信呢。现在就写。
——我？
我对给高尔基写信厌恶之极。不过确实，除了我，人人都给他写过信，恳求他的帮助。B实在是可怜。再说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当然，高尔基不会听我的。不幸，无辜和疾病在身，B已经是第五次被带到契卡了。她的女儿在高尔基家的楼梯口坐了一个通宵，等他接见。他没接见。我又能怎样呢？
然而我还是拿起了笔。“亲爱的……”“尊敬的……”抬不起手。还是简单地写：“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吧。
我写的都是平常所见而又令人发指的事情。还补充道：您就是一名俄罗斯作家。您赞成对您友好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对杰出的俄罗斯作家洛扎诺夫的所作所为吗，如果关于洛扎诺夫被枪毙的传闻是真的？您能否至少告诉我传闻是真是假呢？我只知道，洛扎诺夫近来饥寒交迫，穷极潦倒。作为一个食不果腹的病人，他未必有能力危害你们的“政权”。您曾经捍卫“文化”。洛扎诺夫作为作家的价值想必您是清楚的。我想，您或许有必要验明传闻的真伪……
大致如此，只是措辞似乎要尖锐些。反正不都一样吗？难道还担心失去什么吗？本来就厌恶给高尔基写信。也不会起作用。
令人惊讶的是，这封信并非一点作用没起。高尔基对契卡是否进行了干预，我不记得，但洛扎诺夫的事他似乎干预了。也就是说，他安排了自己的手下去调查关于洛扎诺夫的传闻，当手下报告说洛扎诺夫没被处决，他又命令给他寄点钱去。
这一切我们是从洛扎诺夫的朋友和崇拜者，来我们家做客的青年作家X那儿得知的（高尔基当然没给我回信）。这位×当时幸好接手经营一家书店，卖些旧的小册子，也印行一些不会得罪人的文集性质的新书，洛扎诺夫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就是在他那儿出版的。
原来，×早就有心为洛扎诺夫做点事并与店方进行了接洽。他得到消息说高尔基的钱确实汇出了。他希望能再争取一些并亲自为洛扎诺夫送去：他收到信说洛扎诺夫已经不是身体“不好”和“虚弱”，而是明显病重。
——出血。稍有好转——又出血。卧床不起，但神志完全清楚。一点吃的都没有，一粒药也没有。
×还给我们带来了《启示录》的最后几页。
洛扎诺夫又把自己整个融进了书中：他的声音，他的话语，还有我们无言以对的我们可怕的时代——尽在他的笔端。黑暗、饥饿和寒冷——死亡。
“这令人恐怖的夜间的寒冷。可怕的想法纷至沓来。在自然现象‘寒冷’中有种与人的肌体、‘热血流动’的肌体相敌对的东西。它惧怕寒冷，而且是一种灵魂上的惧怕，而非皮肤上的、筋骨上的。它的灵魂会变得粗糙、坚硬，就像‘遇冷的鹅的皮肤’……”
这就是他，他面对寒冷的恐惧。寒冷在多么可怕地逼近他啊。同我们所有人的遭遇一样，外在的寒冷逼近他，使他面对疾病。内在的寒冷攫住他，使他置身于疾病的魔掌之中。寒冷抓住他不放，非要将他置于死地，一口吞下不可。
而要自卫却没有武器。没有肌体所需要的“燃料”——食物。
“食物给人的印象如今至关重要。而且我发现——真是耻辱——人人都同样发现了这一点。穷人已经不感到羞耻，苦命的人也已经不感到羞耻……”
他写这段时还没生病，还能走路（当时大概还在雅罗斯拉弗尔火车站捡烟头呢）。在一些精彩而深刻的段落之后，《启示录》中的一辑这样结尾：
“我累了。支持不住了。两三把面粉，两三把粟米，五只烧得很硬的鸡蛋——常能维持我一天……”
但他没能维持下来。“战友”高尔基的偶然施舍来晚了。
不久，通过×（也可能不是他）我们收到了已经生病的洛扎诺夫的第一封信——由女儿代笔，确实是“倾诉”了（他的手不能动）。
第一封，然后是第二封，第三封……我是多么痛悔，这些信已经不在我的手里。它们当然不是彻底消失了。好心的女儿保留了复印件。其中有的也给别人寄过，我想——请看他就临死前的“寒冷”所说的令人震撼的话：它们甚至不久前还在国外的报纸上发表过。可能，他给高尔基写过信（还有可能，高尔基保留了这些信，因为他的私产永远是不可侵犯的）。“谢谢马克西姆什卡”，洛扎诺夫，这个“穷人，苦命的人”，在给我们的信中仍在温柔而高兴地说着这样的话。他对高尔基的施舍感激不尽：够买些土豆吃了。
他是否意识到，他要死了？“我的情况很糟糕：极其严重的硬化……”然后又突然开起玩笑，说他还需要躺很久，要六个月，说他在逐渐恢复。随即又谈起可怕的“冰湖”，说他在慢慢地坠进去——双脚已经触到湖面了，已经好像不听使唤了，而且冰冷的水从脚下越升越高……然而——该怎样表达呢？——字里行间没有一句诉苦，甚至没有一句怨尤，有的只是孩子式的悲切。
“我们从来没有吃得这么香：一盘炸土豆，一小块面包，已经足够好了。”
可随即又突然说：
“要是有个馅饼就好了……要是有块奶糕就好了……”
他写信告诉我他的女儿怎样，如何照顾他：“像抱孩子一样把我从一张床抱到旁边的另一张床上，然后再把原来那张床整理好。说我变轻了，只剩下皮包骨。可要知道，骨头也是有分量的……”
关于妻子——似乎一次也没提过。他从前也不在信里谈她。不过我们知道，她总是守着他，也是半瘫，并且他永远都在想着如何养活她。
这些由女儿代笔的信，简直就像是洛扎诺夫本人的亲笔信，丝毫看不出是别人的笔迹。洛扎诺夫是否到达了自己精神力量的极限？不是，他只不过是到达了他平时到达的那种极限，证明了他的独一无二，不可估量，无法改变。有一点不该忘记；他晚年的无数思想和感觉，他的“是”和“不”，连同主要的，浮在上面的，对“寒冷一死亡”的感觉已经达到了异常强烈和清晰的程度。然而，它们还在发展，变得细腻如游丝，清晰如观火，尖锐如利刃。
冰冷的水逼近心脏。
七爱的语言
——艰难时刻洛扎诺夫在谢尔吉圣三修道院找到了归宿。跟不离弃他的Φ关系很好。全家信仰东正教。是的，这不，他也皈依了基督教。
人们开始这样议论他。有分析，有论证。
——要知道，还是从那个时候，从写文章反对犹太人的时候，他就开始了根本性的转变。曾是个怎样的亲犹者啊。可如今又跟Φ交上了朋友，同时背弃了犹太人，转信基督教，东正教，迁居修道院……
说这些话的人们是以自己的方式，从一时的情况来评判洛扎诺夫的。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此话不错，像是符合实际。
而事实上是怎样的呢？让我们来看一看。
犹太人的服务，仿佛是钉在我手上的钉子，犹太人的温和，犹如焚烧我的烈火。
“因为，一旦享用了他们的服务，我的人民会灭亡，因为，一旦被他们的温和所缭绕，我的人民会灭亡。”
这是在“转变”期间，在Φ的影响下，在修道院里写的吗？啊不，不是！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在认识Φ之前，在洛扎诺夫的所谓过分“亲犹”闹得沸沸扬扬之际写的。而在修道院里，在最近几个月，他写的——倾诉的是：
“犹太人是欧洲最讲究的民族……”“同犹太的东西相比，欧洲的一切不知为何异常粗糙、坚硬……”“他们到处传播高尚和神圣的‘罪孽’思想（我哭了），没有这一思想就没有宗教……他们。他们。他们。他们为臭名昭著的人类擦去鼻涕，把祈祷书塞到人类手里：拿着，糊涂虫，祷告吧。他们奉献出赞美诗。还有神奇女郎——也是犹太人。如果没有犹太人，我们真不知道会怎样，欧洲会有多么野蛮。”社会主义呢？“可毕竟社会主义表达了‘民族团结’和‘人人友好’的思想，且他们愿意信仰它……”
洛扎诺夫转变了吗？在Φ的影响下忘记了自己对犹太人的钟爱？这——说的是犹太人。而基督教呢？东正教呢？洛扎诺夫现在是何许人也？他现今在修道院里写的是什么？
“人们还料想不到的恐怖其实远甚于它现在给人的感觉：不是人的胸脯腐蚀了基督教，而是基督教腐蚀了人的胸脯。”“试一试钉死太阳吧，那时你们就会看见，哪个是上帝。”“太阳比基督更有能耐，比基督更希望人类幸福……”
这是什么？我们能说什么？
无话可说。洛扎诺夫自始至终忠实于自己。他还忠实于自己对基督的爱。隐秘的爱，但“死亡之影的山谷”越深，爱的闪电就越是频繁。请看他去世六年前迸射出的一道闪电：
“《旧约》的一切过去了，《新约》的时代到来了。”“头脑里第一次亮了起来。如果他是安慰者，那么，我是多么渴望安慰啊。那时他才是我的上帝。难道不是这样吗？”
“一种说不出的快乐。但我还是不敢。难道我不该害怕我怀着如此致命的恐惧害怕的东西吗？难道应该想：我们会见面的！我们会复活的！他就是我们的上帝！一切——都会解释清楚的。”
“我忧郁的灵魂第一次站到了这个角度。啊，它是多么忧郁啊，我的灵魂……”
“奇怪得可怕。 ”
也就是说，可怕的过去了，而奇怪的正在到来。
“上帝啊：莫非这就是你。你在夜间到来，在我的灵魂悲痛欲绝的时候……”
无话可说，完全无话可说，当我们读到他后来，几乎是临死的时候，在修道院里写的：“基督教腐蚀了人的胸脯。”他马上又回来了：
“灵魂将从坟墓中爬起来……每个人的灵魂，无论有罪还是无罪，都会比自己不可言喻的‘雅歌’活得更久长。每个人都会如愿以偿。阿门。”
他永远会回来，他永远是他，到头来还是他，我们的法则评判不了他，我们的法则约束不了他。
洛扎诺夫去世前有否成为基督徒，他的变化何在，他否定了什么，接受了什么，为这些问题花费精力，毫无疑问，是多余的和狭隘的。
电话铃声：
——洛扎诺夫死了。
是的，死了。什么也没否定，什么也没接受，什么也没背叛。冰冷的水到达了心脏，于是他死了。一个现象熄灭了。
洛扎诺夫的女儿给我们写了一封长信，痛苦而详细地描述了父亲的去世，已经口不能言的最后几天。他像“基督徒”一样，戴着圣谢尔吉帽，当着ф的面死去。读罢此信，总觉得字里行间充满了苦涩。
帽子能改变什么，它又为何要改变洛扎诺夫呢？他——“是上帝系的一个结”，那就让上帝来打开这个结吧。
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们知道什么？但我深信，即使是口不能言地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脑海中迸发出的仍是爱的语言：
上帝啊，莫非你不允许我们惧怕死亡？
莫非我们都有一死，而且没什么大不了的？
上帝啊，莫非这——就是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