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是在昨天
我想模仿童话的开篇：从前有一个王国，一个国家，里面住着皇帝和皇后……
怎么，难道俄罗斯的事实不正是一个可怕的童话？
今天的，似乎可怕得无以复加的童话，篇幅很长，而且还未讲完。但它赖以滋生的昨天的童话是多么令人惊叹不已啊。童话由三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构成：皇后皇后：指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妻。她忠实的仆人安娜·维鲁波娃安·阿·维鲁波娃（1884—1929以后），宫廷女官，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皇后的私人朋友，拉斯普庭的崇拜者。（皇后，还有我们这些无能为力和身不由己的事件的参与者，通常叫她“安尼雅”），而第三个——是身材矮小的西伯利亚农夫拉斯普庭格·叶·拉斯普庭（1872—1916），又姓诺维赫，沙皇尼古拉二世及皇后的宠信。农民出身。被视为预言家和神医，对沙皇、皇后及其亲信极有影响，干预政务。后被保皇派杀害。
我要预先声明：我写这篇东西的目的不是谴责，甚至不是审判。没有我法官已经够多了。我只是讲述。童话并不新鲜——但每个人的讲法不同，角度不同，看到的东西也不同。而且，每重复一次，它都会变得更为可怕。
二安尼雅
我们第一次见到“皇后忠实的仆人”安娜·维鲁波娃（安尼雅）已经是在革命以后，后来便经常见面。
初次见面前不久，有人给我看过她的一张大照片。奇怪：我有一见如故的感觉。甚至一眼便能将她整个看透：她有一张不算开朗，但很坦率的脸。明眼人很容易就能看出，她是个喜怒形于色的人，她的内心世界并不复杂，而且全清楚地写在了脸上。
照片是旧的，即被捕入狱之前拍的。这是个脸颊圆圆的俄罗斯“倩女”，就连衣着也是俄罗斯的，宫廷的，对她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照片是旧的，但我并不怀疑，历经磨难之后，她会依然如故。这张脸是不会变的，因为它是无法改变的。别人的脸可以今非昔比，唯独她的脸不能。它是始终如一、静止不动的。
她就这么坐着，穿着黑色的连衣裙，留着朴素的发型，略微有点发胖——但这是照片上的安尼雅。皇后的忠实仆人。拉斯普庭的忠实“伴侣”。忠实——这是她首要的特点。
她坐在沙发椅上，显得有些吃力（骨折手术失败以后她瘸得厉害，行动不便），但身姿挺拔，不断地讲啊，讲，像孩子一样挥舞着圆润的手。她说话也像孩子——或者说像村妇——语速很快，上气不接下气，稍微有点平卷舌不分。“嘴里有粥。”有一次皇后生气地嘟囔道。
安尼雅在讲述自己最近遭遇的不幸，自己在狱中所受的屈辱。
——有多少次是上帝把我从士兵手中救出来的，是怎么救的，我自己也记不得了……
她的样子可能是由于习惯，故作诚恳，故作天真。要知道，她的眼睛也是这样的：坦率，大而明亮，但同时又会突然变得深不可测，茫然无神。不过我并不怀疑她的故事的真实：因为皇后也好，拉斯普庭也罢，她都只字未提。
这种沉默令人高兴，令人轻松。对一些重要的事情，过去的事情，她不愿意别人多问，觉得无聊。万一有谁问起，她肯定会罔顾左右而言他，这从生理学上讲，也无可厚非。她只能如此，她是忠实的。她的自我牺牲精神是彻底的、完美的，对她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正是这种精神使她变得钢铁一般坚强，执拗和狡猾。
皇后也是执拗和忠实的。然而她们，这两个女人，皇后及其唯一的女友——安娜·维鲁波娃，是何等天差地别啊！
早在还是皇储年轻的未婚妻时，皇后就不讨人喜欢。她轮廓分明、漂亮，但却凶恶，阴沉的脸不讨人喜欢。还有噘得很高的薄嘴唇，德国人的笨拙高大的体态。有人当着我的面说：“且慢，她或许是出色的。要知道，她给自己选了个怎样的名字？叶卡捷琳娜！”
荒唐的是，东正教里把阿利莎叫做亚历山德拉。不过，看了多年后阿利莎写给丈夫的信，你也许会觉得并不十分荒唐：“多好啊，你把最高委员会交给了我！……你可以想象，我马上就要掌管内阁了！……自叶卡捷琳娜时代以来，还不曾有一位皇后亲自独立掌管内阁呢。格利高里（拉斯普庭）兴奋不已。”
顺便说明一下，这里讲的是她的信，亦即讲的不是他们，而是公开发表一个女人、一个妻子给丈夫的私信这一事实本身。而且，这个女人跟丈夫和孩子一起刚被残酷而耻辱地处死。
这样公开私人信件，令人不寒而栗。即使是一个中等文化水平的人，尤其是在战前，也不会相信这是可能的。然而，不可能的已成事实——既然如此，也好。否则，关于这个女人，这个忠实且富于爱心的女人，忠实且富于爱心的妻子，富于牺牲精神的母亲，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真相。
我们也不会知道她——皇后的真相。不会准确无误地知道她是如何献身于自己的可怕的时代的。而我们应该知道，这真相不属于她。还好，它没有被封存起来。
三在 宫 中
1914年夏天，（当时还没有人预料到会爆发战争），《白天报》的编辑来到我们的别墅，对我们滔滔不绝地讲起记者与拉斯普庭伯爵同车赴西伯利亚的旅行（拉斯普庭不久也受了伤）。
派记者是不切实际的：当时严禁提及拉斯普庭。
真相一旦被封锁就会畸形生长，演变成谣言和诽谤。几年来，拉斯普庭的处境就是这样，顶着丑闻的恶名忍辱负重。宫廷里其实对此事一无所知。那里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大大小小的苦恼，有自己的事情和自己的环境。那是市侩的环境吗？我不知道，不过，至少那是一种不文明的环境，蒙昧得令人震惊。
不过皇后并没忘记她是皇后，而她的丈夫是说一不二的沙皇。这意味着，他绝对是权力无边的所有人的主宰，可以根据上帝的意志在自己的国家里为所欲为。人们是凶恶的，奴隶经常造反。为此需要严厉。上帝想要这样。
皇后从没听过其他的话，自然也就无从知道。她不是没有头脑，但她的头脑很平常。而要穿透蒙昧这堵厚墙，需要特殊的、非凡的头脑。
但皇后毕竟能对耳中所闻、儿时所学心领神会。她有自己的路线。安尼雅还活着，如鱼得水，如鸟在林。她会到处寻找她崇拜的人，侍奉的人，为之献身的人。而且随时随地都能找到。
皇后也有些瞧不起安尼雅，但她需要安尼雅。没有安尼雅的忠心她活不下去。可她时常不公平地对安尼雅大发雷霆，甚至还有几分妒忌。
当然，她的妒忌并不是认真的。她不怀疑丈夫的忠实。不知道这里是否还有心理上的逆反的妒忌。安尼雅对谁更忠心，是皇帝还是皇后？一般认为是皇后。可实际上，她对皇帝同样毫无二心。皇后一发火，就认为安尼雅对她“无礼”……“她在克里米亚的行为发生后，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彼此间的联系没有了……她对我永远也不会像从前那样亲密了……”
她的火气虽然算不上很大，但直到1916年末才完全平息。是拉斯普庭使她们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巩固。
四装疯卖傻的好色之徒
彼得堡有过一个迷人的女郎。她是那么迷人，以至人见人爱，或持久，或短暂。
在这个美丽的上流社会女人身上，沸腾着一股特殊的、积极而又好奇的生命活力。凡是引人注目的东西，只要一上升到普遍层面，都会立刻引起她的注意，不管是现象还是人。不亲眼看一看，不亲手摸一摸，以自己的方式做一番分析，她会坐立不安。当年，没有一个艺术、文学、法律、政论——随便什么领域的代表不曾光临过她的沙龙。已经来了的人想尽可能多留一会儿，还没有来的人恨不得马上赶到。我在那儿见到过列宾，戈耶戈耶（1831—1894），俄国画家。斯塔索夫弗·瓦·斯塔索夫（1824—1906），艺术与音乐评论家，艺术史家。乌卢索夫，安德列耶夫斯基伊·叶·安德列耶夫斯基（1831—1891），法学家，彼得堡大学教授。符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契诃夫……她善于对不同的人加以调配、组合，“世俗”的熟人永远不会跟她“精神”的朋友混在一起。有时，那里可以见到一个老头，沉默寡言，没人注意。人们管他叫“灰色的朋友”。就是这位后来由灰变白，并变得老态龙钟的“灰色的朋友”，在战争期间被认为是内阁总理大臣当之无愧的人选。1915年，他以自己的“合理分析”征服了皇后，他认为，皇上“应该对自己更有信心”。拉斯普庭善意地称他为“老人家”。“我有一个无形的法宝，”皇后肯定地说，“我可以强迫老头子随叫随到，并让他保持旺盛的精力。他今天来找我了，就跟见‘后台’似的，因为，据他说，他精力旺盛。我们的朋友会发电报给他表示赞赏……”
此人是葛列梅金。
不过我得继续讲那位迷人的女郎的沙龙。
当格利高里·叶菲莫维奇·拉斯普庭刚进入彼得堡的视野时，他有否可能被这个沙龙拒之门外呢？
没有，他并没有被拒之门外。我要赶快交待一句：迷人的女郎没有成为拉斯普庭的追随者。她拥有非凡的平衡能力和丰富的健全理智。她对所有的人都“虚心求教”，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不过她的鉴别能力也是惊人的——甚至不是鉴别一个人，而是鉴别他的成就。
拉斯普庭大概明白，在此不会收获很多，但他还是常来。他赠给她一大堆照片，还文理不通地在上面题了词。她曾笑着给我们看这些照片，讲这位“长老”的故事，还叫我们去她家——见一见他。
但我们没有去，一如后来拉斯普庭几乎无所不在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去见他。
我们太了解拉斯普庭了，尽管没见过。早在他出现在第一个漂亮的沙龙之前，我们就知道他了。大概比鬼使神差地把西伯利亚“长老”举荐到罗曼诺夫宫中的不幸的费欧凡大主教认识他还早。费欧凡大主教是个非常谦虚、虔诚的僧侣，过着宁静的生活。我记得他，矮小，瘦削，少言寡语，面孔阴沉，严肃，头发乌黑，熨帖，好像粘上去的一样。但他只见“痛苦”，不见其人，没能一下子看透狡猾的西伯利亚农夫。
拉斯普庭最初极力靠拢宗教界人士，参加过当时相当有名、也相当古怪的牧师M的晚会。他迷上了这些晚会：那里聚集了许多小姐——女中学生和大学生。当然，他是不会错过机会凑上去吻她们的。跟我关系很密切的一位女士告诉我，她躲了他很久，最后还是给他亲了一下，害得她只好跑到女主人的房间里去洗脸。“我警告他说，如果他胆敢再来吻我，我会给他一记最‘神圣的’耳光。如今离得远了些，可比以前纠缠得更紧了；‘黑姑娘啊，黑姑娘！别慌，我不会碰你，别发脾气！’”
然而一般说来，并没有谁对拉斯普庭的“好色”感到特别吃惊：因为这位“长老”毕竟在“装疯卖傻”。每个俄国人的内心都有装疯卖傻的倾向。甚至没有一种欧洲语言中有“装疯卖傻”一词，而俄国人离开装疯卖傻似乎就无法理解神圣二字。
拉斯普庭当然不是真“傻”，他是在不断地装傻，而且装得很大胆：他在动脑筋，何处该花多大力气。
凡是写过拉斯普庭的人，甚至包括他的敌人，无不承认他有过人之处，头脑聪明，目光敏锐，等等。
我敢肯定，他是个极其平凡、极其平常的农民。如果说他确有什么不凡之处的话，那只是指他的地位，他在时空中的位置，他的作用，而不是指他本人。他的平庸使形势变得更为可怕。仅仅通过一次短暂的会面，法国人吉利亚尔便发现拉斯普庭的目光中有一股“邪恶的力量”。这位法国人哪里会知道，俄罗斯自古以来便充斥着这些机灵、粗壮、淫荡的“浪游圣人”。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不习惯朝这边看，而且很幼稚。可就连我都见过好几个酷似拉斯普庭的人。
其中一个特别像，好像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我说的不是伊利奥多尔，他比拉斯普庭还要愚蠢、卑鄙、无法无天，是个十足的骗子。我说的是谢吉宁，切姆里亚茨克的“神父”——他跟拉斯普庭简直一模一样，毫无区别。他和拉斯普庭大体上是同一时间来到彼得堡的。我们不仅见过他，还见过他的主要学生列赫科贝托夫，以及一些女信徒，都是工人家庭出身。谢吉宁运气不好：更善于钻营，可惜没有机会，不得已，只好继续在工人中间活动。
同样的酒瓶一样的皮靴，同样的俄罗斯的衬衫，同样的带挂钩的长裤，同样的“锐利”的目光，同样的粗壮结实，情欲强烈——不多不少，活脱脱一个拉斯普庭。确实，谢吉宁不光是个实践家，还是个理论家，甚至还是个写作狂。拉斯普庭是用他含糊不清、耸人听闻、装疯卖傻、故意不讲文法的语言发出简短的预言，或给高层人物草拟私人电报。他的胡说八道里永远有简单明确的目的，这样或那样的暗示，要求。谢吉宁的胡说八道则滔滔不绝，一泻千里，高雅而又抽象：他有时是在愚弄听众，把人搞得晕头转向。最后再落实到文字——我见过他发表的几本小册子和几张纸头。不过我想，假如他能有拉斯普庭那样的“机遇”，他肯定会改弦更张，停止愚弄公众，放弃胡说八道。
他跟拉斯普庭一样，放荡不羁，装疯卖傻，贪恋女色。他在彼得堡连续活动好几年（战争爆发前），卷入刑事案件完全是偶然的。刚开始立案（不久又大事化小，把谢吉宁调到了别处），还未及认真调查这个老色鬼，结论就出来了；没有确凿的证据，没有“受害人”的指认，此案不能成立。跟拉斯普庭一样，他喜欢拍照。他那张男扮女装、周围簇拥着一群女崇拜者的照片非同寻常。
还有瓦尔纳瓦——这是拉斯普庭和谢吉宁的廉价翻版。他刚一承认自己是“小弟弟”便立刻得到了拉斯普庭的保护（不过始终在暗中嫉妒他）。皮季利姆，沙皇的最后一位都主教，是同一类型的人，尽管身居高位，走的是自己的轨道，却没有那样的气魄，只派了个秘书出席拉斯普庭的狂欢节。
我这里举出的是我最先看到的几个人。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些人。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过去——历史，我们会看到什么呢？
五皇帝与皇后
是的，作为个人，拉斯普庭是渺小的、平凡的。只有作为典型，他才是耐人寻味的。关于他，我还要花费不少笔墨。安尼雅是透明的，像玻璃一样。皇后要复杂些，尽管她的局限性不容置疑。可这三个人组合起来，在时间和空间上，便不可等闲视之。他们共同写下了俄国历史的一页，这一页不会很快就被忘记。
那么皇帝呢？我对皇帝竟只字未提，难道不奇怪吗？
该说说他了，虽然这很难。之所以难，是因为没有皇帝了。皇帝没有了，而人似乎还存在，这本身就是一桩很可怕的事情。毕竟皇后还在，她忠实的仆人还在，格利什卡“长老”还在，可皇帝彻底没了，不可逆转地没了。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罗曼诺夫作为一个人，稍微有点像一个苍白的影子，尽管轮廓还算分明。皇后爱他，这是妻子对丈夫的爱。可能孩子们也依恋他。可都已经化为泡影了——对眼睛明亮的安尼雅的宠爱。她认为，她侍奉的是“皇帝”，他根本不想分辨这是不是一个苍白的影子。
也很难分辨。因而也很难爱他。因而刚一宣布“没有皇帝了”，几乎所有的人便轻而易举地离开了他。皇帝没有了，他们离开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就像离开一个形同虚设的职位。
皇帝没有了，人——丈夫勉强还在，对此，神情恍惚的皇后在感情上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她难以抑制的痛苦就在这里。她是个胆怯而又固执己见的人，不善于分析思考，当然也就对问题认识不清。她总是觉得，皇帝还在，还在，还在，她概念中的真正的皇帝还在，她所深爱的真正的人还在。她对儿子（“皇储”）爱护备至，在她眼里，他不仅仅是儿子，更是皇帝的化身。她老是抓住“皇储”不放，由于过度紧张，她几乎分不清他们俩谁是谁。她也顾不上许多了，她要和他们一起去投奔——还有何处可投奔呢？当然，只有投奔上帝。上帝不会见死不救，不会不捍卫她的真理——这毕竟是他的，上帝的真理！
可皇后是唯物主义者。在她所谓的“宗教”和“精神”领域里，她需要的是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有血有肉的、人性的东西。她离不开拉斯普庭：没有他，她会无所适从，不知所措。为完成她尘世的事业，她需要得到上帝的批准，付诸语言的、听得见的批准。
要创造一定的奇迹，事无巨细——从家庭的成功到皇储的康复，直至把尼基塑造成彼得大帝，登上荣誉的顶峰——拉斯普庭都是不可或缺的。
意志薄弱、天生胆小懦弱的皇后听信了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在支持她以后，变得无所顾忌，刚愎自用。她到处寻找这种力量显灵的征兆，而且总能找得到：这些或清晰、或朦胧的梦，还有似乎正在应验的拉斯普庭的预言。梳子、酒瓶、苹果、圣像——都是他的，都是他给的。一切都跟他一样，是具体的、可见的、不容置疑的。为了她，他将“无形”化为“有形”，将“期待”与“渴望”化为现实……
她离不开拉斯普庭。
六安尼雅的《回忆录》
因有事，安尼雅到我们家来坐了一会儿。这是在她两次被捕之间：她的东西尚未来得及被全部没收。照片还在——整整几大册。她来请我们帮助出出主意，看能否找到个合适的地方把它们藏起来，以免下次被搜去。
和平常一样。她的眼睛水晶般清澈、明亮。她依照女人的习惯，装出一副可怜相：“有什么办法呢，我毕竟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女人。我听从上帝的旨意……随便上帝怎么处置吧……”
可突然，一提起照片，她又来了精神。要知道，这些照片都是她随皇帝和皇后旅行时拍的。很多是她个人的。有些照片很珍贵，“价值连城”。
这是她第一次谈起往事，谈起皇室。她沉浸在回忆中。在战前，他们过着多么宁静、朴素、无忧无虑的生活啊。散步，读书，喝茶，然后又散步……皇后喜欢绘画，喜欢编织……皇帝喜欢长时间地散步……
我听着，应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却有些令人后怕——试想，这是怎样的田园牧歌啊！真希望有人能请她再讲讲后来的事，讲讲战争和拉斯普庭。可惜，她会编织谎话，拐弯抹角，“罔顾左右而言他”。
我至今仍对她听信别人劝告，撰写和发表什么“回忆录”感到惋惜。
她仍旧用孩子的语言，或者说是村妇的语言，讲述革命后的苦难，过去的生活，随皇帝散步的情景。可她在这里应该讲的是战争，是拉斯普庭——真拿她没办法——她先是久久地、令人感动地守口如瓶，然后又陷入谎言中，不能自拔。她的雕虫小技算不上很高明，还是那个简单的方法——欲盖弥彰，到头来，不但荒唐的谎言要露出破绽，就连明显的真话也难免受到怀疑。纠缠不清，绕来绕去……谁需要这样？这是多余的，一如审讯、坐牢、调查。
所有可怕的和无可挽回的事，凡是她能做到的，她都已经做了。更确切地说——这些事已经做完，已经越过她，宣告结束了。如今，她已经荡然无存。她已经无话可说，无法“揭开”任何事情的真相，因为她不知道。
当然，安尼雅的谎言是毁灭不了真相的，但有时却会给真相覆上一层尘埃。因此，我在某些地方将不得不对这些“回忆”稍作分析，以便抹去这层尘埃。
七小屋
战争把皇后惊呆了。但很快她又镇静下来。战争进入了她的概念范围，作为一种可能性，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此外，皇后把战争首先当作家事。我们很难理解，可这又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战争是在所有的“乔治”、“威廉”、“尼基”之间展开的。战争是尼基的事，所以打败威廉也将是他的胜利，他的光荣。
皇后没有忘记“俄罗斯”。关于俄罗斯，所有的话都是现成的，到时可以信手拈来，就像签发命令，只消两个主要人物——尼基和她本人大笔一挥。
她，皇后，“俄罗斯（还有皇储）的母亲”，需要首先成为“给人带来安慰的人”，照顾伤员，为“沙皇的军队”服务，她立即付诸行动。她创建小型医院，带领年纪非常轻的女儿们去当义务护士。至于说皇村医院的外科主治医师赫德罗伊茨是个不学无术的医生和心肠不大好的女人，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只要“她爱我们”，其余的都好办。
安尼雅当然也在医院，也在给伤员包扎伤口。可皇后自从决心尽“义务”，便再也舍不得离开医院，只顾不知疲倦地工作。安尼雅不一样，她已经对暗无天日的医院感到厌倦。这还算不上什么过错，她毕竟不是“皇后”。但皇后不讲情面：“起初天天要求做手术，可现在烦了。老是开小差。包扎漫不经心……”“她想要个十字架，为此事花了不少心思。如今得到了，又不稀罕了。”
皇后为战争尽的义务，不限于眼前的工作，伤员、医院。正因为战争是私事、家事，她才有责任用行动加以干预，与尼基并肩战斗，不光要抗击“威廉”，还要抗击他的其他敌人——所有会把他的胜利果实占为己有的人。比如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 （她管他叫“尼古拉沙”）。尼基善良、单纯，看不见坏人，可她皇后看得见。要知道，这是洞察一切，无所不知的上帝（通过拉斯普庭）告诉她的。尼基应该把自己的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应该独立行事，应该成为真正的皇帝，皇帝，皇帝！
拉斯普庭伤口刚一复原，便匆忙赶来（当时是9月份）。皇储又病了，不过皇后不是特别担心：“他会很快康复的，既然我们的朋友见过了他。”（到处都称拉斯普庭为“我们的朋友”，而且大写。）
尼古拉二世本人对拉斯普庭的态度如何？有可能不错，也有可能很冷淡。没人知道，也没人想知道。而且永远不会有人知道。难怪尼古拉二世要保持沉默。他就这样在沉默中退出了历史舞台。没留下一句话。他在招待会上的照本宣科已经被人遗忘了。
大概，就连皇后本人也不大清楚他对拉斯普庭的态度。她宁愿让自己相信，皇帝对拉斯普庭的态度跟她没什么两样。如果尼基还做不到始终明白，拉斯普庭是“我们共同的救星”，她会帮助他明白，强迫他明白——仅此而已。
“朋友为你能去大本营而感到幸福，他为昨天能见到你而高兴不已。”她在9月20日的信中写道。“他忠实地爱着你，无法容忍尼古拉沙扮演什么角色。”
昨天见皇帝，今天见皇后……
安尼雅在自己的笔记中兜圈子：他们说的全是假话。例如，他们说，拉斯普庭“经常”去见皇帝和皇后陛下。而我可以证明，他很少进宫。宫中有卫队，有记录（接着详细介绍了卫队的情况），可以核对一下记录，看我说的是不是真话。
可以是可以，但不值得：她说的是真话。可她却极力要用这形式上的真话掩盖实质性的谎言。问题不在于拉斯普庭是在何处经常与皇帝和皇后见面，而在于他经常与他们见面。皇后每星期与拉斯普庭约会两三次，这是真的，而皇后与皇帝——在他从大本营回来时——见面情况如何，可以核对皇后本人的记录，其准确程度并不亚于宫廷卫队的记录。
约会的地点不是在宫中，而是在安尼雅的“小屋”里。她对此闭口不谈。对“小屋”只一笔带过，“我一个人住在那里”。然而，这间与皇宫近在咫尺的“小屋”却应该载入史册。俄罗斯悲剧的第四幕是在那里写成的。那里滞留过最后一个专制政府。
皇后在战争头几个月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尼基对拉斯普庭的信任，确立他们之间的全面联系。这是她建设一座大厦的基础。她的目的是明确的，建设方案也不复杂。要选拔一些忠心耿耿，爱戴尼基和她，皇帝和皇后的人，让他们帮助尼基不光要战胜威廉，还要战胜所有其余的“敌人”——那些或亲或疏，对皇帝和皇后不忠不爱的人。她对“人民”和“军队”的概念是模糊的，笼统的。她知道“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但她不想把军队拉进来，它与游戏和斗争无关。这游戏和斗争发生在皇村，在皇后接见“老人家”和写信的这个房间里。一切决定都是在这里，在这间“小屋”里做出的。
然而，有用的、忠实的人在哪里呢？如何才能找到他们呢？这一点皇后并不担心。她相信自己，相信上天的指引——只要她需要，她永远能通过拉斯普庭得到这种指引。当然，还需要尼基拿出皇帝的气魄来。在这方面，皇帝首先会得到她的帮助，其次会得到上帝的帮助（拉斯普庭）。
这就是皇后的全部“政治”。除此以外，她别无他法。
不过她工作起来倒是夜以继日。一切在悄无声息、不知不觉中进行。一年下来，她还是未能适应，未能进入“战争状态”。她关心的仍然是旧的、宁静的家庭生活，为一些无关紧要的流言蜚语分心，为皇储的身体担忧，为安尼雅的情绪波动和偶然的一次调情发火……不过第一件事已经有了眉目，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罢免“尼古拉沙”。首先，如果说，皇帝是整个俄罗斯的首脑，却不是军队的首脑，这就意味着，他还不是真正的皇帝。其次，“尼古拉沙”是敌人（拉斯普庭的敌人）。尼基应该明白，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退休是上帝的旨意（通过拉斯普庭传授的）。
八宣战
——您知道吗，“安尼雅”在皇村的列车上受了重伤，可能活不长了。
——不会的！只是到头来她会很可悲。在这场皇室丑闻中，她个人其实是无辜的。她宠爱格利什卡吗？宠爱他的娘们儿够多了！她天生命运不济，这是真的，不过这里不怪她。
安尼雅活了下来，尽管给她的第一次帮助附带着漫不经心导致的残酷。愚昧的赫德罗伊茨医生非常成功地使她变成了终身残废。
——这件事拉斯普庭早就预见到了。
安尼雅说。其实不然。当安尼雅已经奄奄一息，皇后问情况会朝什么方向发展时，拉斯普庭异常灵活地答道：
——如果你和俄罗斯还需要她，上帝会保佑她。如果相反，她要伤害别人，上帝会把她带走。
安尼雅活了下来——就是说，“对俄罗斯有好处”。
然而皇后对安尼雅仍然很冷淡。灾难没能改变她的态度。大约过了一星期，已经是1月22日，皇后写道：“我坐在正在恢复的安尼雅身旁……她总是要人坐在她旁边……说她瘦了，可我发现，她的腿粗得不得了……脸颊红扑扑的……自从发生了那件下流的事，她离我越来越远了……我们的关系永远不会恢复如初……”
不过这只是顺便说说，她没有忘记主要的东西：“安尼雅以我们的朋友的名义，请求你无论如何不要在宣言中提总司令（尼古拉沙）的名字……”
2月、3月——依旧是“朋友充满柔情的来信”：“安尼雅太讨厌，唠唠叨叨，假模假样，纠缠不休……我们把她给宠坏了……” 4月——安尼雅已经回到“小屋”。与“朋友”的新一轮约会开始了（孩子们经常在那儿）。
信写得有点教堂风格：“就是圣灵也会准许我们……”
“我们的朋友和我一样感到震惊：尼（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在效仿你草拟电文，回答省长们的提问……”“你太善良，太软弱……响亮的声音和严厉的目光能创造奇迹……”
到6月底，反对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主要战役已经进入紧锣密鼓阶段。与此同时，其他战役也已展开。拉斯普庭呆在“小屋”里，几乎是足不出户。
“安尼雅一收到你的电报就转交给了他。他祝福你，并且很满意……”有一次约会结束后：“他心地善良，问了好多你的情况……”她谈了一些军事设想，如可否派几个哥萨克军团开赴利巴瓦等等——显然是来自谈话，因为后面还补充了一句：“我们的朋友说，德国人狡猾得很。”
6月里，皇后在晚上10点钟领着孩子们溜进“小屋”。她“绕道而行”，以便骗过守卫。朋友要回老家，但临行前一切已经筹划周全，皇后只消依计行事。就连“宗教大游行”都安排好了，命令将直接由皇帝发出，而不是宗教事务管理总局。
这一次约会，拉斯普庭“说了很多，很精彩”。
他考虑到了所有的细节：尽量不要增加有轨电车的费用；新币应该设计成这样，而不是那样；责令生产糖果的工厂生产炮弹……
“他很遗憾你没有跟他就你的想法和意图，你打算跟你的大臣们说的话，你打算做出的一些改变多谈谈……如果你能开诚布公地跟他讲话，他给你的帮助会更多。”
皇帝知错即改，没过多少时间，皇后便感谢丈夫给她发来前线的战况和其他信息，“使我能告诉我们的朋友……”除了他，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可怜的安尼雅！她为何会被逼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她竟然写出：“这是一个单纯的西伯利亚朝圣者。皇帝和皇后陛下跟他谈的始终只是一些抽象的问题，或者是皇储的身体。”
皇帝该回家了。兴奋而自信的皇后在等待他。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呢？“他知道我的意愿，而且害怕格利高里通过我对你施加的影响……”
可以说，这种害怕不是没有道理。
皇帝是6月26日回来的——已经胸有成竹。计划开始实施了：首先当然是要由他亲自出任军队首脑，以取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然后一切按部就班，该任命的任命，该撤职的撤职，还有宗教大游行……另外还要解散杜马。
8月间，他走后的第一封信，喜悦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数月前我们的朋友还在说这件事……上帝保佑你，上帝支持你……如今军队已在你的手中。你是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的，你证明了这一点！”
皇后如此自信，对自己（还有拉斯普庭）的正确如此深信不疑，对“敌人”（社会、杜马等等）如此不屑一顾，导致她并不特别在意对“小屋”的“影响”加以掩盖。皇帝是总司令，她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后来不止一次回忆过：“我们的朋友及时地看清了形势并来拯救你，恳求你驱逐尼古拉沙，亲自执掌军权……”或者：“跟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谈话时，不要避讳格利高里的名字，正是因为有了他，你才保持了强硬，并在一年前掌握了军权。”她告诉萨布林，是拉斯普庭“迫使我们相信这一步是绝对必要的”。
只有安尼雅，可怜的安尼雅，还在稀里糊涂地说什么：“华沙陷落以后，在没有受到拉斯普庭或皇后的任何压力的情况下，毅然决定亲自出任军队首脑。这是他唯一个人的、不可动摇的愿望和信念。我可以证明，他迈出这一步绝对不是因为受到皇后的怂恿。”
或许，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对这类“证明”加以点评？
社会上对皇帝亲自执掌军权困惑不解。无论从哪方面讲，这一行动都过于缺乏“政治色彩”。随后采取的另外一些同样缺乏“政治色彩”的行动，已经引起社会的恐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渐渐地，大家都明白了。明白了俄国政府有两个敌人，它在两线作战——一面是德国，一面是整个俄国社会。
“别妨碍我们，我们要跟你们一道抗击德国人，保卫俄罗斯。”这就是社会和杜马对政府（其实也是对皇帝）的第一个要求。
政府回答：
——不，对德战争是我的战争，你们是我的敌人，而我跟俄罗斯乃是一体，故你们也是俄罗斯的敌人。
于是一切都变得徒劳无功：无论是妥协让步，温和派与右派联合，还是这样的呼吁：“……但我们面对的是共同的、强大的、外来的敌人……”就是这样。这第二场战争是在安尼雅的“小屋”里决定的。“小屋”前面的道利达宫意味着什么呢？它能否拒绝应战？军事行动已经公开化。
道利达宫清楚，应战等于自取灭亡，不应战也等于自取灭亡。于是它采取了第三条路线——半应战。
我们看到，这也是自取灭亡。
九反对教会
成功使皇后深受鼓舞。她的能量倍增。现在应该加紧选拔有用之人，以取代所有其余的人。不喜欢她和朋友的坏人很多。可只要有他在，她觉得自己是不可战胜的。
内阁已经够让人头疼了，教会——宗教事务管理总局，大主教们现在又来凑热闹。还有总检察长，皇帝在宗教事务管理总局的“耳目”，也是一个大麻烦。将可恨的萨马林（一个诚实的莫斯科人，在温和自由派中知名度很高）免职，皇后没费吹灰之力，但到了最后一个小人物拉耶夫（“他敬仰我们的朋友”）时，却颇费周折。总之，跟教会（她认为是跟宗教事务管理总局，跟主教们）的斗争是坚持不懈、艰苦卓绝的。西伯利亚的修道士瓦尔纳瓦是个拉斯普庭式的老奸巨猾的农民，他马上投到“朋友”帐下，随即开始有恃无恐地反对宗教事务管理总局。他自称在拉斯普庭的家乡发现了新圣徒的干尸并要求教会将之列为合法的圣徒。正是这种厚颜无耻（瓦尔纳瓦几乎目不识丁，而且行为放肆，举止粗野）导致了一桩令人发指的丑闻。皇后由于发狂而失去控制。难道东正教教会的首脑不是皇帝吗？“亲爱的，你要好好教训一通他们，这些野兽（主教们）。他们不敢……你的到来应该是一次讨伐……”
她接受了瓦尔纳瓦，甚至还亲切地叫他苏斯利克。
这件事以宗教事务管理总局蒙羞而告终。半数主教被驱逐，拉斯普庭的亲信皮季利姆被任命为都主教（皇后力荐，多次施加压力）。瓦尔纳瓦得到了大主教的职位，并被授予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发现了“圣徒”。“敌人”——这次是教会的代表——又一次被皇后及其朋友打败。
不过，教会的事并没使皇后忘记更重要的事：必须挑选一位内务部长。
至于“总理”——以后再说：“老头子”（从前的“灰色朋友”——葛列梅金）还在位子上，没问题。可他毕竟老了，所以拉斯普庭要随时寻找接班人：“明天朋友约见×，然后晚上再来见我。他会告诉我，此人是否适合接替葛列梅金……”第二天皇后又写道：“五点到七点在安尼雅那儿约见朋友。他不同意解除老头子的职务。他认为最好等等。说他极有头脑……”显然，接受考察的人没有通过。葛列梅金于是继续留任。
十格利什卡的“过分”
然而，既然安尼雅注定要明显地撒谎，说什么拉斯普庭对政治没有影响，他不过问政治，他本来可以过问，部长们来找过他，可他不感兴趣，他只谈论抽象的东西——既然她在撒谎，且我们也看得出来，除了吵闹，拉斯普庭从事的只有政治，那么，我们不免要问，拉斯普庭的政治究竟是怎样的？
是皇后的单纯的政治吗？是捍卫以尼基对代表的专制制度吗？可尼基的事跟拉斯普庭有何关系呢？他是希望他所理解的“真理”取得胜利吗？他是在为俄罗斯着想吗？
不是，即使是最无耻的谎言中，也含有可怕的真实成分。尽管拉斯普庭不间断地从事政治——也可以说是制造政治——但实际上，他并没有从事政治，或者说，他从事的不是政治：他对政治甚至一窍不通，在他那里，没有任何政治可言，就连皇后那种简单之极的政治也没有。
为了理解事情的原委，让我们透视一下这位俄国农民——来自森林和土地的格利什卡·拉斯普庭的内心深处。
首先，他愚昧，愚昧得几乎难以想象，而且不可救药。其次，他聪明。两者合而为一便产生出“农民的聪明”——一种天才的“机灵”，一种特殊的机智和灵活。
这种机灵使拉斯普庭能够异常迅速地调整自身，以锐利的目光审时度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逐渐逼近自己的目标。然而，他的愿望极其简单，跟“政治”风马牛不相及。拉斯普庭甚至没有“虚荣心”：这个概念对他来说过于微妙。如果用语言来表达拉斯普庭的愿望，那么大致可以这样概括：“我要活得自由自在，当然还要体面。不要让任何人妨碍我，我要为所欲为。而别人——让他们羡慕去好了。”
除此以外，拉斯普庭再无其他愿望。他并不怀疑，还可以存有一些其他愿望。它们本身平常而又平常。如果我们不理解拉斯普庭的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还是无法理解他。
他这样的俄罗斯朝圣者的内心——或天性——中的任何一个简单愿望都可能无限扩大，不受约束。何为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的概念是模糊不清的，只知道应该令人生畏。何为体面？就是闻所未闻。而为所欲为——这意味着可以傲视整个世界，可以呼风唤雨，畅通无阻，所有的人都要退避三舍！
欲望的过度膨胀能使简单的愿望变得耸人听闻。只有文明人才会懂得分寸的概念。可拉斯普庭是个野蛮人，来自远古的原始社会。
跟许多与他相仿的较有天赋的人一样，他从青年时代起便深受欲望的折磨。他投身“宗教”（只有这是他能够接受的，只有这是伸手可及的：修道院，朝圣者，“圣物”）。当然，在这方面他仍是没有节制的，本能缠住了他——他放纵无度，不知羞耻——我来了，全都给我闪开！
不过“农民的聪明”——机灵——并投有昏昏欲睡。真正的甜蜜、体面、自由自在的生活是不存在的。一旦“时来运转”，他可不会失之交臂。他会紧抓不放，因势而动，径直奔向理想中的福地。
淫欲、虚荣、恐惧——乃是常见的人性的三位一体，意志的原始动力。但时间是在自己的铁砧上锤炼它，而锤子就是意识，我们称为文化的东西。拉斯普庭的淫欲、虚荣和恐惧尚处于未开垦的处女状态，并具有明显的俄罗斯特点，缺少节制，缺少限度。而且他只有这三样东西，别无其他。如此，所谓“拉斯普庭的政治”又从何谈起呢？
十一吹牛大王与德国人
进入“福地”以后，拉斯普庭很清楚自己应该依靠什么，仰仗什么。他恰到好处地装疯卖傻，对自己的预言含糊其词，有意渲染“人民”、“农民”的神圣。这不需要太多的狡猾和精明。他置身的那个环境毕竟也有不文明和愚昧之处。拉斯普庭的俄罗斯丝绸衬衫对这个环境来说，是令人信服的、感人至深的。试想，他若是穿一件廉价的西装，讲一口地道的人话（他与人常来常往，精通此道），称呼别人用“您”，而称呼皇帝和皇后不是“爸爸和妈妈”，还真不知道情况会怎样呢。
他谨小慎微，绝不涉足危险地带。当然，由于放纵，他也有过闪失，但能迅速纠正自己。战争开始时他犯过错误：发出的预言过于明确、具体，滑入了“政治”和“地理”，说什么俄国军舰逼近维也纳之时，就是俄国打败德国之日。
举荐、选拔、安排“忠诚”的人——这一主要“政治”角色甚合拉斯普庭的心意。简单、体面而又有利可图。他选拔的人不但不会危害他的利益，剥夺他的自由和体面，还应该知恩图报，千方百计维护他的地位。
拉斯普庭跟皇后一样，坚信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在皇帝身边，没有办不成的事。再远一些、广阔一些的地方呢？那里四面是雾的墙，不可救药的愚昧。而他也不感兴趣。他只关心他认为会触及他自身的东西。假如战争已经进行了半年，他才不会说应该派军舰进攻维也纳呢。他会推测英国将要扮演的角色，并认为基奇纳的死是有利的。可他对英国知之甚少，一如他对俄国知之甚少，而且对两个国家一样的漠不关心。
他并不希望打仗（没有一个俄国农民希望打仗，他们痛恨打仗，不论他们住的有多么偏僻）。但既然已经开战，他当然希望俄国皇帝打败威廉皇帝（对战争，皇后有自己的看法，拉斯普庭也有自己的看法，一个农民的看法，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他们都把战争当做皇帝之间的争斗）。他的直接兴趣是希望皇帝能够打赢，这样他就可以在皇帝身边高枕无忧，自在而体面地生活。所有关于拉斯普庭（更不必说皇后）亲德的传言，都是胡说八道。明知战胜对他直接有好处，他怎么会不希望战胜呢？
然而我们不会忘记：拉斯普庭还是个酒鬼和色鬼。“凡是我想要的东西，我都不希望遇到障碍……”他的好酒贪杯是俄罗斯式的，毫无节制，一旦喝醉，便手舞足蹈，大喊大叫，举止下作，丑态百出，不跟哪个“娘们儿”胡闹一番绝不罢休。同他的酩酊大醉和丢人现眼相比，就连最不文明的俄罗斯人也要甘拜下风。格利什卡接下来会怎样，可想而知。
他喝起酒来确实没完没了。他不会很快倒下，他很健壮。因而外面风传，他永远喝不醉。似乎并非如此：他是不饮则已，一饮必醉，而且醉到不能再醉。一切都无以复加：放肆的手舞足蹈，野蛮的大喊大叫，天花乱坠的吹牛。这时，他狡猾的机灵和清醒荡然无存。他确实是“大海淹到了膝盖”。而他需要的是保持镇静。
有关他与皇后的关系的肮脏传闻来源于拉斯普庭本人。在一定的时候，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哪位酒友不小心说漏了一句话，或是故意机灵地说一句试探的话，拉斯普庭当场就会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皱皱巴巴的纸——皇后的信。他不会撒手，但会在空中挥舞，或者指指点点，嗓音嘶哑地说：“啊？怎么？这件事她在信上没说？可她在我那儿……而且我把她……”
机灵、冷静的人此时没有必要回避他。
有一个事实并不令我吃惊，它也许不是尽人皆知，但却真实可信：彼得堡有过一个很严肃的德国组织——成员全是俄国人。这些人相当阴险，完全可以同时为拉斯普庭所用。他们没向他提过任何要求：这只是一些常来陪他豪饮的忠实的酒友。他们自己也曾通宵达旦地豪饮，有时是为了向拉斯普庭“致敬”。
当然，这些酒友很善于从拉斯普庭那儿打探他所知道的一切。他的话三分之一是瞎编，三分之一是吹牛，但三分之一是有用的：近年来皇后不断为“能够助我们一臂之力的朋友”向皇帝询问军事（秘密）计划和意图，不断重复：“就所有问题同他开诚布公地谈谈吧。”
于是，好像拉斯普庭本人在逐渐插手军务。忽而建议“在利巴瓦附近发起进攻”，忽而坚决要求“命令布鲁西洛夫迅速阻止南线的进攻”。皇后有关军情的信写得异常详细，甚至还指明了保卫后方，左翼等部队的番号，如此具体，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她当然是在重复别人的话，还有拉斯普庭的话。然而，就是拉斯普庭，也觉得这些话奇怪。它们在清早传进“罗德别墅”，传进醉醺醺的吹牛大王的耳朵，然后他又稀里糊涂地泄露给那些极有心计、不露声色的“酒友”。
德国人对我们的“秘密”计划掌握得过于一清二楚。我们在前线的失败过于连续不断。这不能说跟格利什卡的吹牛和贪杯没有一点关系。不过我们敢肯定，他从未有意背叛“自己的皇帝”。这对他没有好处。
没有背叛，这并不等于没有出卖。在这方面，德国人精通心理学。我想，他们不会主动直接送钱给拉斯普庭，尽管他们知道他需要钱，而且“来者不拒”。
他收起钱来如此明目张胆，甚至吓坏了部长们。他们跟侦探局窃窃私语一番之后，决定按月付给他薪水，每月分两次发放，数目当然是保密的。这件事已不是什么秘密。格利什卡按时到场，领钱，但还是入不敷出，因为他把钱全花在了酒上。再说，这区区几千卢布又能干什么？一张嘴就没了。那些女崇拜者对拉斯普庭的宠爱简直不可思议，她们给他吃好的，穿好的，还用鲜花装点他的房间，对他好极了。对有求于他的有钱人，他也收取实物：皮大衣或茶具。他并不是诚心要实物，而是想要钱。而且他要钱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因为喜欢挥霍。这也是俄罗斯人的特点：尽管纵情豪饮，大海不会喝干，不要舍不得花钱，也不必劳神数钱。只要我愿意，我可以白白浪费，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把一切都拿走。
为此需要很多钱。所以，拉斯普庭要毫不犹豫地索取，这并不奇怪。
不过，他有个原则，即从来不向皇后要钱。吝啬的皇后大概也不会给他。就是给了，他也未必会要。他需要在“那儿”博得个廉洁的好名声。他做到了。他并不担心流言蜚语会传到圣上的耳朵里，他只希望圣上听到的不是对他的“诽谤”，而是这样的传闻：有钱人把钱给了他，而他又把钱给了穷人。
难怪安尼雅“回忆”说：“他做过多少好事啊！他接见过形形色色的穷人，对所有的人都慷慨解囊。”
安尼雅未必了解事情的真相，在此，她是怀着真挚的感情讲起拉斯普庭的。不过，皇后好像是信以为真。
十二选 内 阁
皇帝成为俄军总司令以后，皇宫里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现在成天坐镇大本营，回宫的时候更少了。
皇后忙得不亦乐乎。她的事务在增多。她坚持把儿子留在大本营，留在父亲身边。他不是有病吗？会好的。重要的是要让他学习如何当皇帝。
大家共同努力（安尼雅从未发挥过这么大的作用），终于找到了内务部长的人选——赫沃斯托夫阿·尼·赫沃斯托夫（1872—1918），1915—1916年间任内务部长和宪兵司令。后被临时政府逮捕并枪决。他的姓在俄语中是“尾巴”的意思。
赫沃斯托夫当然是先过拉斯普庭这一关的。他邀请拉斯普庭作客尼日尼（他还是尼热戈罗德的省长）并安排了如此丰盛的酒宴，以致皇后赶紧给皇帝写信：“我们的朋友来电说赫沃斯托夫将是个很好的部长。”
接着，赫沃斯托夫又带着形影不离的安德罗尼科夫去见安尼雅。
安德罗尼科夫是个没有固定职业的胖绅士，无人不知的冒险家。在外面无人不知，但在宫内却从来不为人知。要是知道了“外面的人”是如何看待他的，那才好呢。“他们”抨击他——这就等于说，他是个好人。是“他们”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安德罗尼科夫和赫沃斯托夫迷住了安尼雅。于是皇后赶紧写信（尽管忙得很），做皇帝的工作。
“赫沃斯托夫又来找安尼雅，恳求我接见他。我今天就接见他。有些人害怕我干预朝政，也有些人，如安德罗尼科夫、赫沃斯托夫、瓦尔纳瓦等人，认为我应该助一臂之力。”
“喂，亲爱的，我和‘尾巴’（喜欢亲昵地叫别人的外号，这是皇后的弱点）谈过了，印象极佳。我本来不大放心，因为安尼雅爱夸大其词，可和他谈过以后我感到，与这样的人共事将是愉快的。头脑清楚，精力旺盛，了解农民，了解大众，将会保护我们的朋友。”安尼雅说他人高马大，但内心是高尚和纯洁的。晚上又得意地附加了一句：“大胖子安德罗尼科夫致电安尼雅，说赫沃斯托夫很满意我的谈话，还转达了另外一些客气话。”
安德罗尼科夫、赫沃斯托夫、别列茨基……安尼雅全是在“小屋”里接见的，而且很自豪她也能够“助一臂之力”。只是由于不习惯，她有些胆怯。但“安德罗尼科夫对安尼雅保证说，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赫沃斯托夫来找过她”。“快点任命他吧，亲爱的！”
皇帝第一次回宫，即满足了“小屋”的所有愿望。赫沃斯托夫和别列茨基得到任命。皇后的心腹之患被撤职。
赫沃斯托夫就是在上任之后也没忘记安尼雅，认为值得继续保持他的魅力。但皇后已经有怨言了：“赫沃斯托夫和别列茨基在安尼雅那儿吃饭，我觉得这是一件遗憾的事，好像她想扮演什么政治角色，而她又是那么爱慕虚荣，自信，不够谨慎。不错，他们请求接见，又有什么事情需要转达，可我们的朋友始终希望她为这些事情而活着。”（没良心的安尼雅！忘记了自己的痴迷，自己的热情，现在反要说什么：“赫沃斯托夫给人印象不佳。”）
这是个令人伤心的、俄军接连遭到惨败的冬天（1915— 1916），拉斯普庭豪饮无度的冬天。丑闻传得沸沸扬扬。安尼雅对这些“诽谤”可能有所耳闻，可能曾经长吁短叹，怒不可遏。但皇后却全然不知：她既没听到什么风声，也无暇顾及，她只顾接见“自己的”部长，出席最高委员会的会议——“多好啊，你把最高委员会交给了我！”——晚上到安尼雅那儿会见清醒、严肃、坚定的朋友。“把皮季利姆调过来吧。朋友请求你保持强硬，因为这是唯一合适的人选。”此外，朋友还就皇帝拟定的罗马尼亚方案、圣旨，以及何时召集杜马等问题提了很多建议。“他认为，如果能够打个胜仗，就完全没有必要召集杜马了。”
这不，朋友“看见了夜间幻象，请求下令在里加附近发起进攻。他是认真请求你”。
这次进攻应该在11月发起，因为这是拉斯普庭的“夜间幻象”说的！
可要是不征求他的意见就发起进攻，他会生气：“他们还没问过他就开始行动了。要知道，他总能找到进攻的最佳时机。”皇后写道。
皇帝又回来了。他像是橱窗里的模特，一言不发，要他签署什么他就签署什么，任命一些人，撤职一些人，然后——又走了。
刚被任命的都主教皮季利姆（他跟拉斯普庭是一丘之貉）知恩图报。为拉斯普庭提供早餐，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热情得近乎肉麻——这样的生活确实“自在、体面”。安尼雅身体稍觉欠安，他就会马上来到“小屋”，守在她的床前。“真是个好人！”
彼得堡的生活奇怪而可耻。人人都觉得重负在肩。杜马很少开会，而且会期总是一再推迟。即使最终开了，杜马的车轮也是空转。事情大部分由安尼雅的小屋包办了。少量的留给了格利什卡身穿白色长衫接见部长的所在地——三一街。比较热心的部长还会吻他长衫的下摆。而且恋恋不舍——反正他们不在乎，既然是格利什卡，为什么不能穿长衫？既然穿了长衫，为什么不能吻它？既然一个人已经“善始”，为什么不让他“善终”？
这长衫是个标志，说明拉斯普庭在家也有清醒的时候，还不完全至于满嘴酒气。他希望过得一天比一天“体面”。他手心发痒，想搞出点什么名堂。长衫就是他琢磨出来的。要让他们看得见，感觉得到。
由于了解赫沃斯托夫，我们对他起初是抱着不屑一顾和漠不关心的态度，后来则希望他能制造点闹剧。毕竟胡说八道传得很厉害。赫沃斯托夫的密探在监视拉斯普庭的密探，拉斯普庭的密探又接到命令监视赫沃斯托夫的密探。结果，彼此间发生了冲突，然后又互相和好，再然后则你我不分，没有一个人搞得清到底应该监视谁。
但拉斯普庭镇定自若，依旧通宵达旦地胡作非为，从一个窝挪到另一个窝。天亮时，烂醉如泥的他会被从最后一个最为低级的地方送回家。睡醒觉，洗把脸，或者到浴室洗个澡，他又开始了自己一天的工作：部长，女士，申请人，鲜花，然后又是部长，女士，女士，部长……这当然是在没有电话让他进宫的情况下，或者是在安尼雅没有亲自出马来找他的情况下。
“小屋”里正进行一项新的热火朝天的工作：选总理。无论有些人怎么舍不得日渐衰弱的“老人家”——不行，该是挑选接班人的时候了。
拉斯普庭的目光停留在了施秋梅尔的身上。这是个上了年纪的人，葛列梅金老人家不是觉得冤枉；有名望，在身边已转悠多时，有钱，而且将会知恩图报……
“亲爱的，起用施秋梅尔吧，他是个真正的人。我们的朋友这样说了。他很敬重我们的朋友，这一点非同小可……”
皇帝越来越容易受到左右，越来越听话。
皇后未必不肯下功夫，对皇帝进行反复劝说，但不知为什么，一切来得比预想的还快。1月，皇帝回到家中，他一言不发，在10天内批准了“小屋”的所有决定：葛列梅金“老人家”离职，施秋梅尔继任。还当即驱逐了一些与皮季利姆作对的主教（“无耻的野兽”）。“秘密”通报了军事计划，而且非常详细：将向何处派遣炮兵，近卫军是否开赴“凯勒的南线”，哪些部队留在何处“保卫左翼”，等等。醉得迷迷糊糊的格利什卡能全都准确地记住吗？我怀疑。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他很快便要求任用伊万诺夫将军。皇后也跟着操起心来：“考虑一下，考虑一下，考虑一下伊万诺夫将军吧……”“伊万诺夫的事你意下如何？我们的朋友希望能够起用他……”（不用说，他得到起用。）
“小屋政府”同新总理施秋梅尔正处于蜜月阶段。施秋梅尔天天向皇后汇报。
施秋梅尔是何许人也？12—15年前，他是雅罗斯拉弗尔的省长。当时已经不年轻，高大魁梧，身穿白色军服，热情好客——给人的印象还算愉快，尽管稍微有点虚伪。看得出，他想在“彼得堡的作家们”面前表现出他首先是个有文化的人。是个温和的自由派。
但与此同时，他对教会，对神职人员，对“东正教”又明显地心向往之。看得出，德国人的姓氏和少许的德国血统使他苦恼不已：他认为这会影响他的前途。于是他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地道的俄国贵族。他把“曾祖父”的共济会标志用玻璃镜框镶起来，挂在墙上显眼的地方。他的“传家宝”——签名册里，有俄国皇帝乃至叶卡捷琳娜本人的手迹……
“德国人的影子”使他耿耿于怀。正因如此，他才极力表现自己的亲俄态度，对东正教的虔诚信仰。
恰好我们有机会陪同名噪一时的克隆施塔得的约翰神父进行布道演说。（他后来被称为“亚历山大三世的拉斯普庭”，不过这种说法有失公允：约翰神父尽管有些糊涂和粗鲁，但与拉斯普庭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他蓝色的、漫不经心的眼睛中，闪烁着天真的、孩子般的虔诚。）
我们同施秋梅尔和约翰神父走遍了大街小巷，约翰神父走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所到之处，人群如潮水一般涌向约翰神父。那场面真是令人惊叹不已，就连施秋梅尔也显得不同寻常。他是多么谦和，多么恭敬啊！整个身心都得到了安慰。
可一旦到了自己的豪华宴会上，他就会判若两人。作为一个大权在握的高官，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价。因而不免有些官腔。不过看看他周围，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一个古尔良德，他永远的红人，已经够得上“金不换”了。他刚一登上总理宝座，就给这位古尔良德安排了一个舒服的职位，而将在这个职位上干了25年的原任无情解职。就连皇后也大吃一惊。
我们当时给他取了个外号——“狡猾的廷臣”。当了总理以后，他依然如故。如果说，他始终没能清醒过来，那只是因为，就连他也被这空前绝后的宫廷的疯狂吞噬了。要适应环境，仅有狡猾是不够的，必须自己也成为疯子。
施秋梅尔始终企图谨慎行事。他认为，既然杜马还不幸地存在，就只宜与它暗斗，而不宜明争。他明白自己的处境，所以他要巴结拉斯普庭，讨好皇后，对他们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他出言谨慎，遇事小心。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点小聪明在拯救他。但没能最后拯救他……他晕头转向，最后自己认输了。皇后在 1916年底他退休前不久指出：“他早已不把我们的朋友放在眼里——所以他才会失去支柱。”
十三小小的闹剧
可暂时还找不到比施秋梅尔更好的人选，所以他还照样“经常同朋友谈话”。
蜜月进入高潮时，最忠实的宠儿之一赫沃斯托夫出了一桩丑事。我不想详细叙述这件难堪而又肮脏的事情的来龙去脉。不知是纠缠不清的密探们嗅出了什么味道，还是从前的修道士伊利奥多尔出于嫉妒打了小报告——总之，是事情暴露了：讨人欢喜的“尾巴”原来是个阴谋家，他在私下里招兵买马，准备刺杀拉斯普庭。这一秘密事件让人哭笑不得。是谁出于什么目的唆使赫沃斯托夫走出这一步，此事是否动了真格——无从知道。赫沃斯托夫试图以受害者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说他的目的是“解放俄罗斯”——他很清楚公众普遍痛恨拉斯普庭。但就连这一点也没能如愿以偿。他只好像个小丑似的灰溜溜地下台，没有得到任何人的特别同情。
皇宫里的情形不一样。皇后和安尼雅正“度日如年”。“我太不幸了，”皇后写道，“是我和安尼雅通过朋友向你推荐的赫沃斯托夫……”然而，她要把责任都推到他们头上：“我只不过对他们的压力做出了让步……”她忘了自己曾为这个“开朗和高尚的人”欣喜若狂——可能是真的忘了。安尼雅受到严重刺激：“她疯狂地打电话询问我们的朋友的事，在屋子里把拐棍摔来摔去，不停地哈哈大笑。”
然而同“朋友”本人受到的刺激相比，这一切实在算不了什么。他确实是失态了，而且不是因为恼怒，不是因为伤心，而是因为恐惧。极其平常的、无理性的，对他称之为“凶手”的赫沃斯托夫的恐惧。他挥舞着双拳，怒不可遏地拿可怜的安尼雅撒气。每时每刻都要求她过来（自己坐在家里闭门不出），稍有耽搁，他就会派老婆去给她好看。就连皇后也不避讳：“他现在情绪暴躁，神经紧张，对安尼雅大吼大叫……害怕出门，说他会被杀死……走着瞧吧，上帝会保佑他的……”
十四“再见了，亲人……”
1916年的夏天，凉爽，安静。
6月的一个傍晚，我站在彼得堡自家的阳台上。阳台在二楼，离木块铺成的马路很近。我们的房子是最后一栋，右边，围墙后面，是道利达花园苍翠的参天大树。绿树掩映中依稀可以看到一座宫殿宽阔的圆顶——这是杜马。而左边，是笔直、宽敞的谢尔吉大街，它是那么笔直，以至于街尾是消失在夕阳金色的余晖中，天空的光芒里。
街上寂静而冷清。突然，好像是从远处，传来了持续不断的声音——这是歌声。歌声由远及近，转眼到了近旁，接着我看到，士兵的队列从小巷中走出，他们紧贴着围墙，好像是径直朝我走来。转眼间，整齐的队列又拐到了大直街上，朝那边，朝夕阳走去。他们走啊，走啊——就是走不完。他们没法走完，他们的人太多了。他们一个方阵接着一个方阵，拐过街角，填满了长长的大街，而且连续不断，有如一条浅灰色的巨蛇向落日延伸开去，把螺丝一般旋入人的内心深处的呻吟的歌声撒向天空：
再见了，亲人，
再见了，朋友，
再见了，我的
亲爱的新娘……
远处，走在前面，现在已经快要完全淹没在金色暮霭中的士兵，唱的是同样的歌：
再见了，亲人……
街道仿佛在应和：
再见了，朋友……
近处的人流哭泣道：
再见了，我的
亲爱的新娘……
该如何讲述这一切？迎着落日的斜晖，迎着金色的利剑、歌声悲壮的人的海洋奔涌而去，并消失在其中。那里是他们所有人的末日，看不见的末日，一批又一批的新人走向那里，有去无回：
再见了，亲人，
再见了，朋友，
再见了，我的
亲爱的新娘……
这个夏日的傍晚，太阳好像在天上停止了运行。我离开阳台，关上门，我无法再看下去。但就是这样，隔着窗户，隔着墙壁，仍能听见歌声，这就是说，他们的队伍还没走完。
这是战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人们如潮水一般去送死——是为祖国？但愿他们这样想。或者索性什么也不想。因为正是这些此时此刻还在行进，还在唱歌的人，要为格利什卡的自在而体面的生活赴汤蹈火。一旦愚昧无知的格利什卡心血来潮，要求下令发动进攻，他们就得去送死。
我知道我有些夸大其词。但在双重战争的紧张气氛中，人们难免要做噩梦。何况这第二场战争，“发疯的小屋”向整个俄罗斯发起的战争，比第一场战争更令人痛心呢。
十五敌人
可以说，1916年夏，俄罗斯社会各界全被卷入了这第二场战争。都是不知不觉地相继卷进去的——从左派中的温和派到右派中的激进派。对“敌人”要铁面无私，一视同仁。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任何一点干预对德战争的企图，都会受到追究和严惩。乡村联盟和城市联盟如何？“派‘耳目’去监视……必要时马上予以取缔……”杜马怎么办？“不必担心，只是要尽快解散杜马……”国务委员会呢？“它的行为欠考虑……”“我真想把内阁成员痛打一顿，全都赶走。统统捻成粉末……”
这些“统统”要被“捻成粉末”的人，深知自己的处境危险。“小屋”的噩梦压得人们透不过气。就连一些远离政治、不问政治的人都在怪罪格利什卡，恨他恨得咬牙切齿。
但有可能，关于格利什卡的“法力”——这“法力”是非凡的，尽管同时也是邪恶的——关于他的“与众不同”的神话，就是由此产生的。要知道，这是难以接受、令人汗颜的：就是这么一个平平常常的乡巴佬，一来便骑在了黑压压的人群的后背上，而且人们还得乖乖地背着他走。
王公大臣们，皇亲国戚们，除少数例外，基本都是些平常而又平常的人，出身于行武之家，在较少文化气息乃至愚昧的环境中长大。他们习惯了游手好闲，吃喝玩乐，举止粗野，行为放纵。有的人成年后会成为一个不错的一家之主，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保持游手好闲、视野狭窄的本色。
他们把拉斯普庭的闹剧首先视为家庭的耻辱。只不过对这一耻辱反应特别强烈，因为这毕竟是“皇室”！“小屋”立刻对他们采取了军事行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首当其冲，成为第一个牺牲品。而当另外一些皇室成员纷纷出面劝说、调停，要求拯救“皇室的荣誉”，驱逐格利什卡——“小屋”又迅速对他们采取了军事行动。流放开始了……
十六最后一个宠儿和最后几次战役
为了加快工作进度，皇后亲自出马，赶赴大本营。安尼雅起初留守。她要去叶甫帕托里亚，然后陪同朋友和他的崇拜者回老家，朝拜瓦尔纳瓦发现的新“圣徒”的干尸。
在叶甫帕托里亚她认识了卡拉伊姆人加汉，此人后来被皇后戏称为她的“物件”。安尼雅甚至把他介绍给皇后，这个卡拉伊姆人一开口便对英国公使布坎南的阴谋和拉斯普庭面临的危险胡说八道了一通，说什么应该学会像安尼雅和俄国皇后那样察纳雅言，从善如流。
很快朋友便提出要求，希望也能允许安尼雅去大本营。他们去了。而且不止一两次。安尼雅写道：“皇后没有意识到她在那里是个多么不受欢迎的客人……外国军官们牢骚满腹：瞧，她又来向丈夫传达拉斯普庭的最新指令了。”“侍从们讨厌她的到来——这标志着政府中出现了转变……”
如此神圣的真话竟是出自安尼雅的笔下，简直难以置信。拉斯普庭的指令在那里刚被迅速执行，他又用电报发出了新的指令。有一次，仅皇后在大本营逗留期间，拉斯普庭就发出了十道指令。
但时间不等人，需要物色新的内务部长。
格利高里没有忘记赫沃斯托夫的教训。他不再相信那些“头脑清醒”的人。他宁要“头脑简单一点”的。用我们平常的话来说，就是“有点傻”的。这样的人终于找到了：普罗托波波夫阿·德·普罗托波波夫（1866—1918），内务部长（1916—1917年 2月），拉斯普庭的傀儡。拉斯普庭已经不相信安尼雅，他要亲自对此人进行考察。主要方法是——拉着他大吃大喝，甚至到莫斯科去大吃大喝。没问题，“不错”……
9月，皇后约见普罗托波波夫，地点是“小屋”，朋友在场。一次短暂的谈话，外加去一趟大本营——普罗托波波夫就当上了部长。而且比所有的前任都“结实”。他（还有皇帝）是执法机关，要服从立法机关——“小屋”。
我亲眼看到一位相当理智的、严肃的社会活动家，在听说普罗托波波夫被任命为内务部长之后，狂笑不止。而当我们拿到简报——内务部长与杜马议员和政治家们的第一次见面——我们险些笑破肚皮。
——这是故意的！这是谁杜撰的？
——这不是杜撰，这是半官方的简报……
普罗托波波夫每年都要住院治疗两三个月。出院后，一时还清醒不过来，成天失魂落魄、心不在焉的样子，要么谨小慎微得愚蠢，要么胆大妄为得幼稚。他的傻尽管带有躁狂的性质，但还没到无法控制的程度。
皇后和拉斯普庭很珍惜这幸运的发现。至于安尼雅，没什么可说的。尽管安尼雅如今要讲“我个人觉得普罗托波波夫是个性格软弱的人”，可实际上，她跟他并没有什么区别，两个人都很“简单”，也都很听话。在“小屋”里，他当着她的面，对“敌人”——罗德济扬科、古奇科夫、特列波夫等——恶语中伤。然后，两人又不约而同地张开嘴，开怀大笑。但时不我待，皇后认真道：“我们的朋友和加里宁（不知为何给普罗托波波夫取了这样一个外号）恳求你关闭杜马……要不是担心你心慈手软，一旦得不到我、安尼雅和朋友的支持，便会缴械投降，我就不给你写信了。赶快解散杜马吧。别忘了我们的朋友的梦。除了普罗托波波夫，你不需要接见任何人。布鲁西洛夫是个傻瓜，要禁止他乱说乱动……”
似乎感觉到仇恨的墙在移动（拉斯普庭什么也感觉不到，他对普罗托波波夫很放心，依旧沉湎于花天酒地，声色犬马，神吹胡侃），皇后开始变得紧张，近乎发疯。
他在信中已经几乎不提孩子，不提家事。谈起皇亲国戚——只有责备和要求：“流放他们吧，制止他们吧……要知道，你是皇帝！”几乎想不起儿子：他一直在大本营里，法国教师吉里亚尔把道理说尽，再三向她证明这对孩子的身心没有好处——她就是不听。对她来说，丈夫和儿子已经奇怪地融为一体，融为同一个概念——“皇帝”。“继承人”留在皇帝身边，就等于是对他的存在的肯定。她当然认识不到这件事有多么可怕，却要反复说：“孩子和你在一起……为了应该使你变得坚强的孩子，你要拿出皇帝的权威来！”
在她的心目中，拉斯普庭早就成了基督的化身。“书呆子和伪君子像排斥基督一样排斥他……”他们在安尼雅的“小屋”里几乎天天见面。白天是部长们，主要是普罗托波波夫，晚上是朋友，还有他的（上帝的）指点。
除了打仗的事（他们处理得很细致），还有一个内部问题——食品问题。朋友坚持认为，跟大本营接洽是浪费时间，不如皇后亲自处理。
“原谅我做了这件事。不过朋友说，这是绝对必要的。”她把紧急文件发往大本营，要皇帝批准把食品问题移交给普罗托波波夫负责：“此事要赶在杜马之前。我不得不迈出这一步，因为格利高里说，只有这样普罗托波波夫才能解散所有的联盟，从而拯救俄罗斯。”
杜马，所有的联盟……接着是直言不讳：“在对它们的战争中，我们必须保持强硬。”
安尼雅的角色变得模糊起来：她不过是皇后与朋友的“联络员”。每天早晨她都要提着公文包，风风火火地往返于皇后和拉斯普庭之间。然而，就连她也感觉到了，气氛在变得紧张，大本营里好像有人要谋反，要把皇后“关进修道院”……拉斯普庭镇定自若。他只关心一件事——要把普罗托波波夫留住。“有他在，一切都好说。”
而“无耻的敌人”，杜马和所有其余的人，乃至某些羽翼尚未丰满的部长，却在群起攻击可怜的“加里宁”。他们真是“无耻”之极，竟然要求撤换傻头傻脑的部长，“掌管一切”的部长。
皇后的信变得越来越狂暴。信中如今只有一个内容：“保住，保住普罗托波波夫。别撤换，别撤换普罗托波波夫。”不谈理由，没有劝说和请求：翻来覆去，一天五六次，六七次，总是那几句话。意在敲打皇帝。
11月13日，皇后按捺不住，带着安尼雅又来到大本营。拉斯普庭天天给那里发电报，措辞含糊，忽而危言耸听，忽而和颜悦色，故意拐弯抹角，但中心只有一个：要保住“加里宁”。“这位加里宁是我的保证，而您只消拿出一碗粥就能养活他。把权力交给一个人吧，为了诺维依能用理智工作。”（译注：拉斯普庭原姓诺维赫，由于拉斯普庭一贯不讲文法，文理不通，故“诺维依”疑是“诺维赫”之误。）
一边是“敌人”此起彼伏的抗议声，一边是皇后连续不断的施压：“不能换人，不能换人……你要拍案而起，决不让步。一国之主是皇帝，而不是杜马！”
直到12月与皇帝匆忙见过一面以后，皇后才松一口气：“我们的辛苦没有付诸东流。你赢得了斗争的胜利，保住了普罗托波波夫。保持强硬吧，不要屈服。我会同你，同柔弱的儿子（他又跟父亲去了大本营）患难与共的。你需要掌握主动，上帝的使者告诉你：要行动。”
普罗托波波夫的事，皇后已经高枕无忧，但对“敌人”的怨恨却在变本加厉。
“我们的朋友请求你关闭杜马，安尼雅和我为此给你写过信。你要做一个真正的皇帝。要做彼得大帝，伊凡雷帝，保罗皇帝……要把利沃夫发配西伯利亚。古奇科夫、米留科夫彼·尼·米留科夫（1850—1943），立宪党人的组织者之一，第四届杜马进步集团领袖，临时政府外交部长。波利瓦诺夫——统统发配西伯利亚……”
眼看大难临头，她还在说：“米留科夫怎么还没抓起来？内阁为何如此软弱无能？别再拖延了，亲爱的，相信我们的朋友和普罗托波波夫的建议吧……”
所谓建议，就是建议皇帝采取镇压手段。为之奈何，战争毕竟是战争！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皇后写最后一封短信时竟会如此惊慌失措：“我不相信，我无法相信他会被杀死……赶快回来吧……”
报载：“一个人去找过另一个人，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个人。事件发生后第一个人失踪了。另外几个人中的一个宣称，第一个人并没找过第二个人，尽管知道，第二个人深夜里来找过第一个人。”云云。
拉斯普庭是在酒桌上被杀死的。杀他的是皇室成员和杜马的极右议员普里什凯维奇。
这一暗杀事件绝不是战争的开始，而是抵御俄国政府——其实是“小屋”政府——向其所有臣民发动的战争的第一次行动。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交战双方凡是参加战斗的，都遭到了灭顶之灾，没参加战斗的，几乎也全都未能幸免于难。
渐趋冷清的战场上走来一伙局外人，俘虏了他们。
十七“再见了，亲爱的……”
6月的傍晚。我还是站在那个阳台上。右边，围墙后面，是道利达花园的参天大树。依稀可见那座宫殿宽阔的圆顶，但这已经不是杜马，而是“乌利茨基莫，索·乌利茨基（1873—1918），俄国革命活动家，俄共党员，法学家，曾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肃反委员会主席，被社会革命党人杀害。的行宫”。而那条笔直的大街也已不是大街，而是一条杂草丛生的小道。跟三年前一样（才三年！）小道上依旧撒满夕阳的余晖，它的尽头依旧消失在金色的暮霭中。
光脚赤足、衣不蔽体的孩子们在人行道的地砖缝里淘气地乱挖乱刨。对面——是一栋肮脏的、墙面已经脱落的房子。窗户开着。窗台上躺着——一些士兵。
也有可能不是士兵。假如当年那些排成整齐的方阵，潮水般通过街角，唱着“再见了，亲人，再见了，朋友”，消失在夕阳余晖中的是士兵，假如他们是士兵，眼前的这些就不是士兵。只不过是农村的小伙子，无事可做的青年农民，不知为什么都穿着护身的短上衣，皱皱巴巴，不系扣子，或者是没有扣子。
这些敞着肚皮躺在窗台上的农民，把痰吐在马路上。在他们身后，在房间里，一台老式带喇叭的留声机在咿咿呀呀地播放音乐。放的是一首由男高音演唱的欢快的爱情歌曲，但唱片已经走调。
不会再有战争——同“威廉皇帝”的战争了。也许哪个偏远的地方，太阳还在滚动的地方有，但何必朝那儿看呢？士兵们不会朝那儿看。他们朝下看，朝人行道上看，朝他们吐痰的地方看。他们跟威廉皇帝如今已经讲和，如果说，他们认为讲和是“奇耻大辱”，那是因为，他们并不懂得和平与生命的宝贵，一如他们不懂战争与死亡的残酷。
街道如阳光照耀下的荒漠。就连淘气的孩子们也不见了。远远地，远远地，在半俄里以外，出现了一个过路人。还能看到人，真是奇迹！此人正朝我们方向走来。
很快我便认出来了这是谁。凭熟悉的、一瘸一拐的步态。这是瘸了腿的安尼雅。她虽然拄着拐棍，但情绪很好，走起路来格外精神，转眼间便到了我们近前。她穿一件朴素的短上衣，一条黑色的旧短裙，腋下夹着一个纸包——她又搞到吃的东西了。
她看见我们，便在阳台下站住，同我们攀谈起来。她是到我们这栋楼来。先是在一个熟人的家里待了一会儿，然后来到我们家。
她坐在我的房间里，坐在沙发椅上，虽然有些吃力，但身板很直，一双圆圆的眼睛犹如水晶，或是玻璃。她讲起自己的事。
她又进了一趟契卡。大概是一个义务护士告的密，此人盗窃契卡财物，甚至想把地毯也给拖走，被抓住了……安尼雅又一次受到审讯，审讯了整整一夜，好像她还没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全部交代清楚。还算客气，没有折磨她，很快就放了回来。
——您应该离开这里，安娜·亚历山大罗芙娜，如果可能……
我低声说道。
听了我的话，安尼雅提起一位“隐士”，说他尚未让她逃走，他让她留下。这位隐士住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他在那儿已经隐居了25年，直到最近才抛头露面。安尼雅有幸见到他，跟他交谈过。他说得多好啊！无法形容。确实是上帝派来的。安尼雅如今经常到修道院去找他。就是他不让安尼雅出走。他让她留下……
安尼雅说“让不让”这几个字时，发音很特别。她需要别人对她发号施令，犹如呼吸之于空气。我不认为这位隐士能取代拉斯普庭在她心目中的位置。这只不过是本能的，必然的探索的开始。这样的探索将会很多。
安尼雅当然没有忘记拉斯普庭。不，从本质上说，她是忠实的，天生忠实。她永远不会出卖拉斯普庭，哪怕将她千刀万剐。但拉斯普庭已经死了，而她还活着。为了活下去，她需要“上帝”的帮助。这帮助既是神奇的，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要知道，安尼雅是唯物主义者，跟皇后一模一样。只不过皇后是积极的唯物主义者，而安尼雅是彻头彻尾的消极唯物主义者。为了实实在在地活着，她必需失去自我，把别人的意愿化为自己的意愿，愉快地听从别人的指令。到头来，上帝对她是形同虚设。可她确实需要一个可以当做上帝来信仰的人。
我注视着安尼雅的眼睛。倾听着她孩子一般含糊，却并不可笑的唠叨。可悲吗？不知道。奇怪的是，一个故事刚结束，另一个故事又开始了，或许，比前一个更可怕，然而这已不是安尼雅的故事了，而是另外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安尼雅好像一个活的影子，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犹如从一个虚空进入另一个虚空——她什么也不知道，始终如一，不怕伤害。
而且，似乎好极了。她是有过错，严重的过错，可谁该为此负责呢？是不能说话的皇帝，虚无飘渺的幽灵？是被凌迟处死、烧成灰烬的皇后？是被成功冲昏头脑、荒淫无度、好酒贪杯的西伯利亚农夫？或是这位长着一双清澈的眼睛、一张圆脸的俄罗斯宫中女官，瘸了腿的安尼雅？
谁都一样。谁都一样。已经发生的事情，无法挽回。回顾历史，理解历史，牢记历史，目的不是谴责什么人，报复什么人，而是要为现在，更重要的是为将来借取一面镜子。故事还得讲下去……
窗户依旧，金色的阳光依旧，街道依旧：
再见了，亲人，
再见了，朋友，
再见了，我的
亲爱的新娘……
安尼雅还在唠叨，对面的留声机还在低吟。我听而不闻，我为将来感到恐怖。我好像看到——一支无形的军队正在窗外行进，行进，拥向夕阳，在夕阳下消失……
再见了，朋友，
再见了，我的
亲爱的新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