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管理的巨大差异通常并不取决于对管理认知的多寡，而是取决于对管理对象的认知程度。当管理对象已经由以对物的管理为主转向以对人的管理为主时，所谓的“对事不对人”管理，其实都是针对人的行为规范。反过来，如果管理对象存在着严重的短缺现象时，就只能证明一点：传统的管理方式存在着严重的短缺。这就如同我们身边存在着诸多的短缺现象，正意味着管理的规则已经过时。
1.“抢”的日子
因为长期生活在物质匮乏之中，中国人善“抢”。
我每天上班经过一个十字路口，在红绿灯前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的人在过十字路口时都奉行一个与交通规则相反的原则：宁抢一秒，不等半分。行人如此，司机如此，甚至下班后的交通警察也是如此。如果真有急事抢个先也罢了，然而，非也非也，我观察的结果是，大多数抢红灯者或闯红灯者过了路口后又回到原先的优哉游哉速度。
过去咱老百姓住得太挤，现在宽敞一些，但还远远不够。于是有许多人就想方设法搭起了各种违章建筑，弄得社区面目全非，孩子能玩的地方越来越少，绿化就更不要提了，上下左右都是灰白色的混凝土，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单单是一种感觉也就罢了，中国还不富嘛，大家将就些。可那些违章建筑大多意味着极严重的事故隐患，让人不能不揪心。
中外管理与泛家族规则的思考2000年，某省会城市下决心拆除违章建筑，还城市一个整洁的环境，消除隐患，听了让人高兴。可三四年过去了，听说工作进展非常难，原来并不是老百姓才有违章建筑，主要难在机关单位。有一天，我偶然来到其号称全省第一的“严管街”，两旁宽大的人行道竟被两个执法机关堂而皇之占据了一大半，一个是公安交警机关，一个是税务机关，各圈了人行道用做本单位放置车辆，行人到此皆绕行。我明白了，这不能怪两家执法的主儿，肯定是上级下发文件时忘记加上括弧：违章建筑（含非法强占公众用地）。2005年，该市市委、市政府痛下决心，坚决开始拆违，动了真格，一时间沿街道的各种违章建筑纷纷被拆，大快人心。可我去那两个执法的单位门前看了看，不但人行道上依然停车，而且索性用白线画上停车位，冠冕堂皇地占用了。看来老百姓还是“抢”不过“官府”的。
真要损人利己也就罢了，大家可以口诛之笔伐之。事实并非如此。咱们社会里还有许多损人不利己的事儿，早已被众多明眼人指出。比如诬告，事主明明知道诬陷是犯罪，但还是照干不误。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得，我上不去你也别想上，我没有你就不该有。更有甚者，宁可玉碎，也不能让别人抢去。大家都在人生旅途上前进，自己走不动了，却怪别人将自己挤下了道。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其实这是一种抢不着就怨天尤人的行为短缺。
在“抢”中过日子，必定会产生“抢”的哲学。这并不是中国特产，只不过中国在这方面研究得更深厚些。西方社会为了摆脱这种“争权于朝”的矛盾纠缠，以便集中精力“争利于市”，便发明了董事长与总经理分设的公司制。然而，这种内部制衡制约、分工合作的机制在中国实行了十多年了，中国的董事长与总经理却大多搞不好关系，无论脸皮上如何笑靥如花，一到具体的事情，两个人嘴里都会呶呶不休，说到底也还是在抢夺权力。
因为是哲学，又因为是“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的斗争哲学，便很难让人轻易放弃和否定，更不敢违反。何况在“抢”的背后都跟着“利”呢！
2.“抢抓机遇”还是“抢抓鸡鱼”
平民“抢”，单位“抢”，政府是不是就不“抢”了呢？
事实上，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一些政府部门“抢”得比谁都凶。典型的语言就是“抢抓机遇”。因为无论对谁而言，机遇就意味着钱。正是这个钱字，让目不视阿堵物、言不及利的精神文明单位，在抢抓机遇面前丝毫不逊色于其他，又遑论经济部门。
比如，咱们有些主管部门或执法部门，拿着国家的工资和拨款，还要向民众和企业集资办事，据说是办事经费不足，所以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后来名目太多了，党和政府三令五申不准集资或明令取消已有集资项目，但就是有禁不止。1985年，某省就出台了关于减轻乡镇企业负担，不准向乡镇企业集资的规定，可到了2001年，该省七个部门联合下发文件，明令禁止向乡镇企业收费的项目多达59项，且绝大多数都是1985年以后开收的。什么治安巡逻费、小区治安管理费、建筑工程管理费、施工管理费、渣土处置卫生保证金、渣土外运处置费、规划定点保证金、水费附加、市容卫生费、绿化管理费、土地勘丈费、土地测量费、超限运输路损补偿费、门前垃圾承包费、小城镇建设基金、公安办案经费、治安联防费、安全保证金、内部发行文件资料工本费、劳动年审费、民兵训练费、创建文明城市费、乡镇政府建楼费、个人承包企业工商管理费、收购茶叶登记费、质量信得过咨询费、购发票押金、领取发票保证金、环保宣教费、排污申报内部发文文本费……甚至连政府的档案部门，也收取“竣工资料保证金”，让人实在难以理解。
不理解是一回事，只要能收到钱，工作就格外有劲头，就是另一回事。在某些单位，这样的事常常与“抢干工作”、“抢抓机遇”的赞美联系在一起的。
一是这种精神让人敬佩，宁抢一日，不少半分，只要不查到头上，照收不误。
二是这种手段让人服气。如果真是为企业和老百姓办事，钱不够需要大家帮点，可以商量呀，可是人家这里名正言顺，不商量，下文件——拿！在计划经济大一统的时候还好说，咱老百姓也是国家的，拿就拿吧，现在市场经济都到这份儿上了，损害个名誉都要见法官，咋就拿咱的钱就是白拿了，不给还要制裁呢？
三是这种胆量让人叹为观止。事实上许多部门收钱集款，真是因为国家拨款不够吗？大错特错了，够了也要收，不收白不收。有人称之为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并认为是改革的大敌。我以为说得太客气了，分明是某些“可爱的”官员在抢夺公众资源，“抢抓机遇”在他们的眼里就是“抢抓鸡鱼”。谁叫他们也是中国人呢？
“抢”，本身就意味着短缺。被管理者与管理者的这种短缺行为，说起来还是因为咱国家过去太穷，都穷怕了，以至于养成了一副穷相——“抢”。更糟糕的是，有了钱，这些人也会出国考察学习，学没学到知识不知道，那穷相是肯定要露出来给外国人看的，就像喜欢抠鼻子的人总喜欢在人多的地方把大鼻孔让人观瞻一样。有人指责电影界的名牌大导演把中国人的穷相当做扬名立万的资本，让你说不得、笑不得也哭不得——谁叫你自己也有那副穷相呢？我在华盛顿、东京和北京的机场排队办乘机手续时，看到那些自然而然“插队”的国人，我也有那种哭笑不得的感觉，没准那“加塞”者就是指责大导演的“批评家”。
3.傲慢与偏见
190年前，英国女作家奥斯汀发表了著名小说《傲慢与偏见》，讲述的是不同阶层的男女如何克服存在于他们之间的傲慢与偏见，最终走向美满婚姻的故事。小说的轰动一时，说明了在当时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偏见，影响着人类的相互沟通和交往。
190年后，由于电子等现代通信手段的使用，人类沟通的方式与方法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人类由于缺乏沟通而形成的偏见，以及由于偏见而形成的傲慢依然比比皆是。
一位中国的乡镇企业家曾经傲慢地斥责学者：你们整天说环保环保，企业不能发展，哪来的资金提高生活质量？没有生活质量的提高，环保再好还能好过原始森林？你们总不会主张人类退回到原始社会吧？美国等发达国家哪一个不是走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之路，中国又岂能例外？这位企业家是研究生毕业，并非无知无识之辈。
一位中国的官僚曾经对下属的一次小心翼翼的越级汇报怀恨在心，嘴里说着：“没关系嘛，是领导找你去又不是你自己要去的，可以理解。再说主动汇报单位的情况也是好的嘛。”心里想的却是：“小子，长能耐了，居然到领导跟前单独去汇报工作了。等着瞧，看我怎么收拾你。”半年后，整得那小子无法在机关待下去了。
别以为沟通的缺乏只存在于这些层面。在更大的层面上同样存在着沟通缺乏症。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经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傲慢地斥责韩国的政治家和金融家：你们之所以会发生金融危机，根本的原因就是你们的银行管理体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模式，不透明、不公开、市场化程度不够。结果韩国老老实实照着做了，却怎么也无法从金融危机中解脱出来。新加坡不睬IMF的那一套指责，却最先解放出来。IMF的专家学问不能说不高，然而却不知道韩国的国情，最后自己不得不承认，这一招支臭了。
不同行业之间的缺乏理解说明了系统思考的重要性；不同层次之间的缺乏理解说明了换位思考的重要性；不同区域之间的缺乏理解说明了相互尊重的重要性。而所有行业、层次和区域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的巨大缺陷说明了什么？没有人给出答案。那答案写在大地上：越来越糟的自然、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越来越多的战争。
然而，造就这一切后果的人们还高傲地昂着头颅，还在发出一声声的呼吁：请理解我们吧！就像美国国会在拒签《京都议定书》后发出的声明。
傲慢产生于偏见，偏见又何尝不是产生于傲慢。人类对自然的傲慢、对部属的傲慢、对他人的傲慢，都来自于不愿意再低下头去勤勤恳恳地耕作，来自于只想索取的利益驱动下的抢夺，来自于离开了树木后却无法摆脱的那根猴子的尾巴。
傲慢与偏见都是行为上的短缺。行为上的短缺的深层次原因，是社会责任感的严重缺乏。只想着抢夺自己的利益，忘记了对别人负责也就是对自己负责，更忘记了一条简单的道理：管理上的“红绿灯”，不仅仅规范着秩序，也提醒着每一个公民，特别是政府官员，要清楚自己的社会责任。
第二天早晨去上班，突然发现路口的红绿灯不亮了。
老天呀，白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