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与鲁迅
周扬（1908—1989），原名周起应，湖南益阳人。在上海国民大学、大厦大学读书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大学毕业后，留学日本，1931年回国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由共产党指派，担任中国左翼文学界总同盟党团书记，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期间因搞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小团体主义，很难团结鲁迅和他周围的革命作家共同战斗。1937年到延安后，担任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主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等职，主要从事文化领导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在十七年“左”的政治路线大格局中以他为首的“四条汉子”把持文艺界。他又是以******文艺界思想的权威解释者的面目出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积极参与对广大作家的整肃。对胡风、冯雪峰、萧军、丁玲、陈企霞等人进行的残酷斗争，除“****”政治大背景外，更与其个人恩怨有关。“**********”中，受到长达十年的迫害，1978年平反恢复工作后，经历了“****”磨难与精神炼狱洗礼之后，饱经沧桑的政治老人实事求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社会科学与文艺领域消除“左”的影响，推进思想解放运动做了不少工作。
（一）
1933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作家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人相继被杀害，左联处境十分艰难。
1934年初，左联举行秘密选举，选出鲁迅、矛盾、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胡风等二十多人为执行委员。常委会由鲁迅、胡风、何谷天、任白戈四人组成。鲁迅任书记、胡风任秘书长。因鲁迅被国民党当局秘密监视，不便常参加常委会。周扬作为左联的上级组织“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的党团书记，却经常到会指导。开会时，胡风与周扬多有不同意见。何谷天、任白戈均是党员，组织原则上自然站在周扬一边，所以周扬的意见常常被贯彻执行。
左联是双重领导，一方面要接受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又要接受鲁迅的领导。两方面领导做到步调一致而又不发生矛盾，原本并不容易，这就需要党组织与鲁迅常通气多协调。
胡风是秘书长，常委会的工作由他向鲁迅汇报请示，然后再把鲁迅的意见带到常委会。胡风实际上成了周扬与鲁迅的联系人。正如周扬有时不能准确传达党的指示一样，胡风在转述鲁迅的意见时，也难免不够全面。这很正常，问题是，宗派主义严重的周扬等人，一直怀疑胡风“在传达鲁迅先生指示的时候，带进一些他自己的意见”（《忆周扬》）。
更为严重的是“文总”的领导人周扬、田汉、林伯修等人为排斥异己，未经认真调查，无端在政治上诬陷胡风。1934年秋，林伯修、田汉找左联常委会常委任白戈谈话，“说胡风和南京有联系，不能再担任左联秘书长，要我（任白戈）做左联的秘书长”（《忆周扬》）。而这一切是背着鲁迅干的。鲁迅得知此事，表示不再想管左联的事，于是周扬决定“田汉代理鲁迅先生的书记职务，有事直接找他，不要去找鲁迅先生”（《忆周扬》）。
周扬们诬陷胡风，将他驱逐出左联的常委会。并借此也挤走了鲁迅，由他们窃取了左联常委会书记的职务。
鲁迅对周扬等人一直有清醒的认识。早在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成立时，鲁迅在会上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重要讲话，就对革命文学倡导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他指出左翼作家如果不正视现实，只抱罗曼蒂克的幻想，“那是无论怎么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即刻要撞碎了”，“‘左翼’作家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鲁迅还针对革命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出现一些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等倾向，提出批评。鲁迅是“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阵营里来的”（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不会轻易服膺某种教条或主义。他对左联和周扬们的告诫是清醒而精辟的，且有超前性的。
鲁迅不再管左联的事，实际上是对周扬们的一种不信任的姿态。
（二）
1936年春，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左联自动解散。茅盾在他的《我走过的道路》中说，他曾就左联解散，登门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表示同意，但对于决定和实行这一重要步骤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左联解散没有发表声明，接着成立了文艺家协会。鲁迅先生不参加文艺家协会，另外成立了文艺工作者协会。两协会对立着，这个客观存在，是周扬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内部长期存在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和关门主义结下的痛苦果实。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始作俑者也正是周扬。
据周扬后来说，他是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看到英文版的《国际通讯》上发表的季米特洛夫的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非常兴奋，得到启发，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文坛风云录》）。在提出这个口号前后，周扬并没有与鲁迅联系，表现出对鲁迅先生极不尊重。
其实，“国防文学”的宗旨，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作家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本没错误，但是“国防文学”的宣传中，有的作家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文学”作为共同的创作口号；有的作家忽视了抗日要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于是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作为对作家的要求和希望。文艺界围绕“两个口号”进行了尖锐的争论。面对周扬们气势汹汹，鲁迅发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等文，表明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
1936年8月，病中的鲁迅接到徐懋庸充满挑战的信后，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此文由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稿，给鲁迅补充修改而成，进一步说明鲁迅的见解。从这篇文中，我们又可以看出鲁迅对周扬等人的作为极度厌恶。痛斥徐懋庸，意在批评周扬。
文中有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文字：“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夏衍，笔者注）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夏衍、阳翰笙，笔者注），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
“四条汉子”“一律洋服，态度轩昂”十二个字，便活画出周扬们可笑、可憎的宗派主义者的嘴脸，并成为文坛流行的话语。
鲁迅对“四条汉子”所诬陷的胡风，却颇有好感，说“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胡风也自有他的缺点，神经质，烦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点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但他明明是有为的青年，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对抗日运动或反对过统一战线，这是纵使徐懋庸之流用尽心机，也无法抹杀的”。
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鲁迅对胡风、周扬的看法是实事求是，独具慧眼的。
（三）
周扬对鲁迅对他的批评深感不安。他初到延安时，见到******，对此做了检讨，******并没有批评他。******轻描淡写地说，这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真理越争越明嘛。原本是非分明的问题，却以继续争论而一笔带过。******后来还曾写信给周扬，讲鲁迅表现农民方面的不足。在编辑《******书信选集》时，周扬希望将这封信选进去，最后落选。
从政治效用来要求文学，评价作家，是大多数无产阶级领袖给我们留下的同一话题。列宁在评价列夫 托尔斯泰时，肯定他“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且创作了世界文学第一流的作品”的同时，又尖锐无情地批判了托尔斯泰“是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一个颓唐的、歇斯底里的可怜虫”（《列夫 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曾高度评价过政治的鲁迅，把他推到政治的巅峰，而对他的作品提及不多，即便提到，也评价不高，如给周扬的信，证明了这一点。从周海婴著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顶着可能遭遇的政治压力，实事求是地披露了******与罗稷南的那段（关于鲁迅）著名对话”：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这段关于鲁迅的著名谈话，其实自1957年便广泛在坊间流传。巴金在《怀念鲁迅先生》一文中说：“若干年来，我听见人们在议论：假如鲁迅先生还活着……”指的就是这段著名的谈话。
周扬作为职业的文艺官员与****文艺政策的发言人，且是******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他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同时，他奉命将鲁迅异化成政治工具，用“左”的思潮绑架他和他的作品等做法，对鲁迅造成极大的伤害。诚如巴金所指出的，“有人将先生奉为神明，把他的片语只字当成符咒，他的著作被人断章取义，用来打人。他的名字给新出的‘战友’、‘知己’们作为装饰品”（巴金《真话集》）。巴老的话，真是一剑封喉，准确之极。
（四）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鲁迅形象工程中，除大量再版鲁迅著作并将其作品较多地选入语文课本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鲁迅拍成电影。电影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容易造就一个符合政治需要的鲁迅。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于1961年《人民文学》第一、第二两期发表了陈白尘执笔创作的《鲁迅传》（上）电影剧本。后又改了两稿，于1963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鲁迅传》单行本，仍没有下集。
上集顺利出版，因为只涉及鲁迅在辛亥革命、在北大教书、在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时的活动，这些事情少争论，好表现。而下集迟迟难产，是因为鲁迅在上海那段生活，必然涉及“左联”、“两个口号”的争论，答徐懋庸的信等重大事件。《鲁迅传》上集，为迎合政治需要，按周扬们的指示对历史事实已有所选择，有所遮蔽，对鲁迅自然也有所改造，有所扭曲。鲁迅的生活，也被阉割，如回避了朱安、周作人，在不完整的生活基础上，怎能展示一个完整的鲁迅形象？
周扬一直关注和指导《鲁迅传》的创作。1961年3月17日，他对剧本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写鲁迅找到革命道路容易了，看起来就不够真实。现在有个倾向，写历史人物写得过分的革命化了。鲁迅当然是革命的了。但过分革命的结果，就会不真实”。
从谈话的字面上看，一贯标榜正确的周扬，这次依然正确得很，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待这些话，他不愿鲁迅过分革命化，实际上隐藏着在上海时期与鲁迅的那段恩怨心结。有人曾批周扬此段话是恶毒攻击和诬蔑鲁迅，妄图贬低鲁迅。这是周扬式的极“左”的文艺批评，不幸落在他自己的头上，当然是欲加之罪。但周扬念念不忘与鲁迅恩怨芥蒂的狭隘心胸昭然若揭。
过了两天，到3月19日，周扬又有一次谈话，还是强调不要拔高，不要把鲁迅当时还没有的认识加给鲁迅。他很巧妙地提醒人们注意，鲁迅只是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相差了一个层次。他说，“鲁迅显然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的根本是解决土地问题”，“所以他尽管伟大，却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周扬的谈话，是否重复******给他的信中关于评价鲁迅的精神，我们不得而知，但感受到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力量，也可清楚地“体会到周扬个人面对鲁迅时的心理”，也许正是这种心理，电影《鲁迅传》才热热闹闹弄了多年，最后只能无疾而终。
如果说，周扬对待鲁迅的态度，有宗派的教条主义的话，那么周扬在新和国成立后，先后对鲁迅身边的人胡风、冯雪峰、萧军、聂绀弩等人进行诬陷和残酷的打击，将他们打入另册，怕与他的人格和灵魂的缺陷不无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