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五六十年后，许多老校友、老教师回忆往昔的国立兽医学院以及后来的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几乎众口一词，如数家珍，说学校老师好、设备好、风气好、文艺好、体育好、卫生好、伙食好等等，一口气可以说上十来个“好”。这些如同刀刻斧凿般的记忆，实在令他们难以忘怀。其中他们最为交口称赞的，是学校的风气好。
培养一个好的学风，是盛彤笙在办学过程中孜孜以求的一件事。他在1949年元月一日出版的《国立兽医学院校刊》的“创刊词”中说：“学府之必要条件有三：完备之图书仪器其一，良好之师资其二，优美之学风其三。”将“优美之学风”列为办学的三大要素之一，可见他对学风的重视程度。在整个创建过程中，他皆不遗余力地去争取上述三者的完美统一，即使在艰难岁月也不放弃。经过数年的努力，图书仪器，他争取到最好的；师资力量，他延揽了最强的。以上两项，一般有经费、有人望都不难办到，唯独“优美之学风”，却不是有钱就能办到的，需要着力加以培养。
要有“优美之学风”，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教风。盛彤笙在《国立兽医学院十大信条》中说“我们相信最好的训导方法是以身作则，启发诱导，从师生密切的联系中来熏陶”。对此，他和他的同仁们首先自己身体力行，既身教，又言教，从小事情上抓起，于细微处见精神。对此，许多人更是感同身受。
1955级畜牧专业校友、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授李伦良回忆了这样一件事：“盛彤笙院长对教学的要求极为严格，任何一个细节他都不放过，一本书、一支笔、一个笔记本，一定要放到合适的位置。有一次，我们上谢铮铭老师带的实验课，一个同学的显微镜没有摆放好，被经过的人碰了一下，恰好被进来的盛院长看见，他用手指着显微镜轻轻点了几下，谢铮铭当即向盛先生连鞠三个躬，意思是‘我错了’，赶紧将显微镜的位置重新调整好。”其严厉若此，其威望若此，使亲历此事的李伦良至今难忘。
兽医学院的许多老教师都是以教学严谨而著称。一些校友回忆，廖延雄教授上课从不拿讲稿，只拿几张卡片，讲课生动、幽默，深受学生喜爱。下课前，要进行一次随堂小测验，把事先准备好的纸条发给学生，出两道题考一下，以检查教学效果，督促学生学习。他的敬业精神更是让人感动，一次在准备实验时，发现有一种寄生虫标本找不到，为了保证教学工作正常进行，他将寄生虫卵吞进肚里，在自己的身体里进行培养，然后排出体外，经过处理作成标本给学生讲。
盛彤笙对青年教师的要求也十分严格，凡经过他亲自调教过的弟子，个个皆堪当重任。校友回忆说，兽医系的谢念难教授讲课好是学生们公认的，她讲《家畜组织学和胚胎学》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条理清楚，语音平静，吐字清脆，娓娓道来，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虽然讲的内容很多，却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听完她的课，印象深刻，笔记清楚，一目了然，下去复习也比较轻松。可当年她任助教时，却因为讲课经常被盛彤笙训得哭鼻子。
盛彤笙眼睛里见不得闲人，没有事情，就要求你看看书、练练字。他多次对大家说，当医生，不管是人医还是兽医，都是与生命打交道的，是件慎之又慎的事情，龙飞凤舞的处方，药剂师若弄错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弄不好出人命都有可能。有个青年人给他写了一封信，字迹潦草，他当即在信中把他批评了一顿，说字是写给人读的，不是写给人猜的。早期国立兽医学院的职员张祝春回忆过这样一些情节：
“1948年冬那阵子，物资奇缺，物价飞涨，为节约煤炭，学院把各个组集中到一起，在文书组办公。因为放了寒假，没有太多的事，大家围坐在火炉旁摆龙门阵，说闲话。盛院长每天都要过来看一下，他第一次看见大家说闲话，没说什么就走了，第二次来说了句“不像话”，第三次来见大家还在说笑，他走到我们面前，大家立马站了起来，他狠狠地将我们几个年轻人收拾了一顿：‘一天不好好学习，说闲话，写一个报告错别字连篇，将“殴打”的“殴”字都写成了“欧”字。字练好了没有？拿来我看看’。我们赶紧拿出练写的字递给他，当时，院里要求我们每天要写两篇大字，一篇小字。盛院长是个连一点点时间都不浪费的人，眼睛里自然见不得工作时说闲话。后来，他编著《兽医细菌学》，原稿是我们几个人替他抄写，当时发现了一个错字，于是我们鼓起勇气，来到盛院长的办公室，指出他的错字，盛院长看了以后，连忙说：‘对！对！对！是错了。’还递给了我们每人一支好烟作为奖励。事后我们文书组的组长说，你们胆子不小，敢给院长挑刺。”
很多老教师回忆了自己留校后，前辈们对他们的严格要求。如助教没有三年的锻炼上不了讲台，这三年里，一开始只能跟任课教师准备实验和带实验课，上课准备挂图、教具之类的东西。而且上课之前，任课教师要检查实验的准备情况，课后要认真写出实验报告。同时也要跟班听课，到能上台讲课时，备一节课没有10个小时拿不下来，讲义上写得密密麻麻，到上课时，基本不用讲稿，拿上卡片就行。以后每次还要补充新的内容，这样做下来，青年教师的业务能力提高很快。就连板书也有要求，当老师，一定要能写一笔好字。盛彤笙本人的字横撇竖捺、笔笔到位，毫不含糊，其他老师自然不敢随意潦草，敷衍马虎。张松荫是全国有名的养羊专家，但他连学生毕业论文的标点符号都要认真改定，这种严谨的态度对学生影响很深，许多校友至今还感念他们。
学校很注重培养良好的师生关系，但对学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有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如教师每堂课都要提问，并要当场打分；考试有笔试，更看重面试，面试前要抽题、排顺序，准备十分钟后单独进入考场回答问题；出题的范围非常广，有一二百道题，主要考察学生的业务能力、表达能力和综合素质。就连考场也要精心布置，桌上铺上台布，放上盆花，教师身着正装，一人主考，数人辅考，先用3—5分钟的时间抽题，然后每人用30分钟时间做准备，写出提纲来，30分钟的时间回答问题，如果回答不正确，其他的教师还要提问，各门课程全5分才是优等生，其情形不亚于如今的研究生答辩，要想得到满分很不容易，自然也不存在考试作弊或替考的现象。
严师出高徒。首届的“八大金刚”就是在欧美式学制下培养出来的典型，他们个个得到老先生的真传，学业精进。特别是张邦杰，是个“学习迷”，有着超常的学习劲头，既刻苦学习，又善于学习。原甘肃农业大学的肖志国教授回忆说：
“张邦杰的学习精神简直无人可比。在家畜病院实习时，别的同学是按照学校的安排，在门诊、化验、药房三处，一个地方一周地轮流转着学，而他是有病畜就在门诊，一个病不完全诊断清楚是绝对不会离开；稍有一点空闲时间，就上药房，对照书本一味一味地辨认草药，记住它的药理作用，所以药理知识面非常宽；上完药房再到化验室，又不停地观察药品的形态，强记化学制剂的英文名称，所以在相同的时间，他掌握的东西就是比别人多。他看过大量的杂志，知识面很广，英文也很棒，留校以后在家畜病院上门诊，病历都是用英文书写的，诊疗水平也比别人高。有一次，几个教师对一头病畜在诊断上发生分歧，难下定论，盛院长就叫张邦杰去看看。张确诊后，还是有人不服，最后院长下令，将病畜买下杀了解剖，看一看究竟是什么病，结果证明张邦杰的诊断是正确的。事后，大家感叹，不服不行啊！”多年的苦学，造就了这颗希望之星。张邦杰任讲师时，就主编了四 册 全 国 统 编 教 材《兽医诊断学》，这在当时全国都是鲜见的。农业出版社请他去北京作开印前的最后一校，他连同兽医系编写的兽医产科学、实验外科学方面的教材都一人全部校对完。这套教材文字流畅、内容严谨，深得盛彤笙的好评。
高年级的学生更是给小师弟、小师妹作出了表率，勤奋、刻苦的精神在学校蔚然成风。
1950级畜牧本科班校友、原甘肃省畜牧厅阎秀英研究员的回忆也能一窥当年的学习风气：
“我们在校的时候，家畜解剖学这门课比较难，也很枯燥无味，但它是专业基础课，学不好就会影响生理、外科、产科等专业课的学习，除了上课认真听讲，用心记住每堂课的重点外，我们把功夫下在辨认标本上。学院给每个学生发一袋动物骨骼标本，课余时间大家都在对照课本认骨骼，有时候我们还把骨骼带到宿舍里，放在被子里练习‘摸骨’，也就是通过触摸的感觉来辨别出是哪一块骨头；有时在外散步，见到地上有块骨头，也要捡起来辨认一番；同学们之间还互相提问，互相考试，加深记忆，这样练出的基本功没有不扎实的。如果想多掌握解剖方面的技能，可以随时到实验室去，谢铮铭教授一天到晚都在实验室里，不懂的随时可以问，老师会耐心地解答学生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这种严谨敬业的教风，勤奋刻苦的学风，在一代又一代的师生中薪火传承，成为甘肃农业大学生生不息的奋斗动力，更是甘肃农业大学60多年办学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