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盛彤笙培养的众多弟子中，廖延雄是他治学有道、育人有方最为典型的一例。三年的助教经历，使廖延雄受益终生。
廖延雄，1922年出生，江西省安义县黄洲镇果舍廖村人。其祖父系清末秀才，其父任过南昌市实验小学校长。廖延雄自小聪慧过人，4岁入小学，10岁考入江西省立第二中学。1938年，16岁的廖延雄考入江西省立兽医专科学校，成为盛彤笙的学生。一年后学校因战事搬迁，他转考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毕业后在盛彤笙手下担任兽医微生物学助教。盛彤笙对助教是怎样要求的呢？廖延雄曾经写道：
“1943年我在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毕业留校，曾在盛先生的名下做了三年助教，对我要求严格，受教育很深。我任助教的第一天，他就交代实验室的一名工人说：‘俞全雍，廖延雄助教的工作，包括实验动物管理，是他的事，除洗涤清洁工作外，你不许帮他。’所以，全部实验室的准备工作，包括试剂制配、培养基制备、消毒、接种、实习预做，还有实验动物饲养繁殖管理、动物室的清洁，全都要自己干，还要听课、备课，每天都忙得没有在12点以前睡过觉。就这样干了一年，盛先生见我基础的工作都很熟悉了，才对那名工人说：‘俞全雍，从今以后，廖延雄安排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一年使我在微生物的操作和实验动物的饲养管理及繁殖方面，该干什么，该注意什么，有多大的工作量，都一清二楚。使我以后任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及甘肃农业大学兽医微生物教研室主任时，工作安排得有条理，任务分配恰当，与盛彤笙教授对我的培养教育关系很大。”
在这三年中，盛彤笙还安排他去金陵大学英语系旁听，去华西大学生物系学习近代生物技术和医学微生物，同时还担任兽医病理学及兽医寄生虫学助教，让他多方面得到锻炼和提高。
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全国考试，选拔赴美留学生32名，廖延雄被录取在其中的兽医名额内，到美国深造。在堪萨斯州立大学研究生院，受业于布什耐尔（L。D。Bushnell）教授。时隔不久，这位教授发现，无论理论基础、操作技能、英文功底，廖延雄都比其他国家的研究生略胜一筹，感到非常高兴，他双手抱臂，耸着肩膀称赞说：“廖，中国的兽医微生物不错”。
“中国的兽医微生物不错！”国民党时期的中国，畜牧兽医方面在国际上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不多，学术界更是微乎其微，能得到傲视学界、不可一世的美国著名兽医微生物学教授的夸奖，实在不是一件易事。廖延雄曾经说，我就是要为恩师、为中国学术界争一口气，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也能行。
盛彤笙更多的是在学术上、道德文章上，给廖延雄以深刻的影响。1941年盛彤笙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兽医微生物学实习指导》，他当时要求前面的助教朱晓屏做了一遍，修改后正式发行，成都华西坝的几所医学院也根据这本书指导学生实习。现在廖延雄当助教，盛彤笙也要求他照着“实习指导”再做一遍，从中发现问题并进一步修改完善。廖延雄认真按照师傅的嘱托，从头至尾、无一遗漏地又过了一次，在书上密密麻麻地写上自己的实际体会。其后，师徒二人前后花了一个月时间，每晚在一起，逐字逐句研究推敲，将文字写得非常精炼，并在书中添加了彩色图片，成为一本实用性很强的教材。
天资与刻苦成就了廖延雄精深的学业。1948年，他获得硕士学位，195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因为他在留学期间做过兽医和兽医微生物实验诊断员，以补贴学习费用，美国的一些研究单位和学校对他有所了解，毕业前夕，都想将他留下来，其中有一所生物药品厂更是到学校直接要人。有位教授劝他说：“你回国去，工作条件远远不如美国，还是留下来吧！凭你一年的节余，就可买一部小汽车，再过几年，可买一幢小别墅。”但两位恩师的话却时时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清楚地记得，1946年赴美国堪萨斯大学留学，在向中央大学校长、我国物理学家吴有训辞行时，校长的最后一句话是：“廖延雄，你别忘了你是中国人！”而盛彤笙则更是语重心长地说：“你的英语听和说的能力还要继续提高，到了美国，找一个没有中国人的地方住下，所接触的都是美国人，就能很快提高英语说听的能力。廖延雄，君子不忘其本！学成后一定要回来报效祖国。”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使廖延雄铭刻在心，难以忘怀。学习期间，盛彤笙还经常写信和他保持联系，关心他的学业。临近毕业，求才心切的盛彤笙更是数次打电报请他归国，到国立兽医学院任教。想到两位恩师殷切的目光，想到家乡父老的期盼，他毅然决定返回祖国。
就在回国前，廖延雄收到国民党“教育部长”程天放的一封亲笔信，希望他到台湾去，待遇一定优厚。廖延雄当时没有敢立即回信表达自己的志向，因为他持的还是中华民国的护照，如回信不去，回国的事可能会引起麻烦。由于新中国与美国没有建交，两国之间无直航，回国之路曲折艰难，廖延雄拟取道加拿大的温哥华，再过境香港。新中国成立初，香港是大陆与台湾争夺海外人才的桥头堡。程天放还真执著，获悉他到达香港的时间后，派出专人在香港码头上守候，再次动员他去台湾，他坚辞婉拒，最后回到了祖国大陆。当年公费留学美国的32人，只有廖延雄等10人回国，其余22人都留在美国或去他国，但却没有一个去台湾。
1951年7月回国后，廖延雄面临着多方面的选择：离别多年的父母要他留在家乡，去江西省兽医专科学校当老师；母校南京大学畜牧兽医系正缺微生物教师，希望他回校任教；爱人安爱荣在上海仁济医院任护士长，岳父一家人都在上海，希望他能留在上海工作，但他最后听从恩师的召唤，来到条件艰苦的大西北。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廖延雄回答说：
“国立兽医学院院长盛彤笙不仅是我的恩师，而且知人善任，能用人。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天下之才用其所长无不可用之才，天下之才用其所短无可用之才’。我说服了我的父母、爱人及其一家，最后确定去兰州。兰州闻讯立即寄来旅费上千元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的证明，一路火车、飞机，顺利的来到兰州。”
在廖延雄到来之前，细致体贴的盛彤笙早就给他安排好了住房，派人打扫得干干净净，米、面、煤一应齐备，连水缸的水都盛得满满的。一进小西湖，犹如春风扑面，感觉就是到家了。
盛彤笙知道廖延雄最需要的还是工作，随即聘他为微生物学教授，将自己原来主持的微生物教研室、实验室全盘交给了他。
20世纪50年代初，任中科院副院长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曾经说，江西有三大才子：吴有训、盛彤笙、廖延雄。可见对廖延雄赞誉之高。而三人中，有两人就在兽医学院。吴有训，江西高安人，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曾任过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科院副院长。
江西才子廖延雄的到来，为西北畜牧兽医学院注入新的活力。他风趣幽默、满肚子学问，上课极富感染力，有时打起比喻来，妙趣横生。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学生、原甘肃农业大学吴安国教授回忆说：
“听廖教授的课，感觉是一场享受，就像刘兰芳的评书一样引人入胜，同学非常爱听。他说话风趣，不时插一些轻松的话题活跃课堂气氛，学生的印象非常深刻。一次上微生物课，讲到炭疽杆菌芽孢时，他将这两头小、中间粗的杆菌比喻说‘你们看，这个芽孢杆菌像不像个孕妇？就像我爱人安爱荣怀孕时的样子’，引来学生们一片会意的笑声，使你永远都不会忘记。”
廖延雄还在当年的牲畜疫病防治中一展身手，并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1952年，他在甘肃夏河县提取了西北第一个牦牛传染性胸膜肺炎的菌种；1953年夏，他在甘肃天祝金强河诊治了牦牛巴氏杆菌病，防治结果在《中国畜牧兽医杂志》发表，成为我国及世界上第一篇关于牦牛巴氏杆菌病的报道；他还在甘肃靖远干盐池羊场诊治了羊的口疮病和青海省天竣县牧马毒草中毒。
扎实的学业功底使廖延雄在科研中也取得多项成果。当年重创养羊业的羔羊痢疾、羊链球菌等疾病的防治，被他和同事们一一攻克；特别是对中药的抗菌作用研究，其成果引起了来校参观的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的兴趣，并介绍到印度。
廖延雄主编了全国统编教材《兽医微生物学》《动物微生物学》，参译了《禽病学》《家禽传染病学》，参编了《动物病毒学》《中国人畜共患病学》等著作，成为我国兽医微生物界的著名学者。他任过甘肃农业大学的兽医系主任、科研处处长等职，培养本、专科生及研究生两千多人。
廖延雄因夫妻长期分居，于1980年回到了原籍江西。他参与筹建了江西省科学院，并被江西省委任命为副院长、院长，兼任江西省科协第三届主席，江西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当选为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他还是九三学社江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但无论走到哪里，廖延雄一直心怀对导师的敬仰之情，其亲密的师徒关系，终生未渝。
2007年廖延雄因患肠癌去世，享年85岁。
浩浩乎天山瀚海大无垠，风吹草低，牛羊成群；驼铃阵阵，牧马长鸣，在这大西北的原野上，正好任我们驰骋！
———盛彤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