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素
在西方人中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不可思议，头脑里充满了神秘思想，令人难以理解。也许更为长久的在中国的经历会使我也同样持这种观点；但我在中国工作期间发觉这纯粹是无稽之谈。我与中国人交谈如同与英国人交谈那样，他们回答我，也非常像英国人那样回答他们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
我不相信“东方人阴险狡猾”的骗人鬼活。我确信，在相互欺骗的把戏中，一个英国人或美国人十有八九能赢一个中国人。但当许多相当贫穷的中国人与有钱的白人打交道时，通常只是单方面玩鬼把戏。那么，毫无疑问，白人受骗上当了，但不及中国官僚在伦敦那样。
中国人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和蔼可亲。无论是到中国旅游的，还是多年居住在中国的，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喜欢中国。尽管英日为同盟国，但我想不起有哪一个在远东的英国人像喜爱中国人那样喜爱日本人。那些长期与中国人生活在一起的人，十分注重了解中国人的看法和行为准则。而那些初来乍到中国的人，则为显而易见的弊端所震惊：成群的乞丐，极度的贫穷，疾病的流行，社会的混乱，政治的腐败。目睹此情此景，西方人无不义愤填膺，欲革除这些弊端，当然，这些弊端应当加以革除。
但是中国人，甚至那些可以避免不幸的受害者，对外国人的这种激情则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他们等待这些弊端像苏打水的泡沫一样自行消失。这种奇怪的消极等待态度渐渐地影响了为此感到困惑的西方旅游者；经过一阵义愤之后，他开始怀疑所有那些他至今信奉无疑的信条。老是防范未来的不幸是否真正的明智？考虑未来灾难的不时降临而失去眼前所有的快乐是否深谋远虑？我们的一生应该在建造一幢我们永远无暇居住的大厦中度过吗？
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因此他们不得不含辛茹苦。除了贫困、疾病和政治混乱等这些弊端之外，他们充分享有文明而欢快的生活，他们闲聊取笑，沐浴阳光，谈天说地，其乐融融，而这些工业化国家却没有。中国人，包括各个阶层的人，比我所了解的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喜欢说笑；他们从每一件事情中寻求乐趣，而争论也常常以笑活来缓和。
中国人，从最高层到最低层，都有一种沉着冷静的尊严，即使是受过欧洲的教育，通常也无损这种尊严。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民族，中国人并不自高自大；他们不屑于自夸，因为他们内心深处具有无比的优越感。他们承认与外围列强相比中国军事力量是弱的，但他们并不认为这种杀人的高效率是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最重要的品质。我认为，他们心底里几乎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它具有最优秀的文明。不能要求西方人接受这种观点，因为它是建立在完全不同于西方人的传统之上的。但人们渐渐地觉得，无沦怎样，这种观点并不是荒谬的；
事实上，它是与价值标准相一致的，是其必然的逻辑结论。典型的西方人希望的是这样的奋斗目标，即尽可能多地改变其所处的环境；而典型的中国人则希望享受生活，尽可能使生活过得逍遥自在一些。这种差别形成了中国与英语世界之间鲜明的对照。
当然，中国也有雄心勃勃的人，只是不比我们那里多见。而且他们的雄心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形式——不是一种更好的形式，而是一种迷恋权力的形式。这种对权力的迷恋的必然结果是使贪婪成为中国人的通病。金钱带来各种享乐，因而他们热衷于追求金钱。对我们来说，追求金钱主要是作为取得权力的手段；那些无须花很多钱而能取得权力的政治家，通常也依然过着清苦的生活。在中国，握有实权的督军几乎总是利用手中之权来达到聚敛钱财这一唯一目的。
中国人的“要面子”经常使在中国的外国人感到荒唐可笑，其实这只是中国人在社会生活环境中对个人尊严的维护而已。
每一个人都有“面子”，即使是社会地位最低下的乞丐也是如此；
倘若你不想违反中国人的道德准则，那么你就不能使中国人丢面子。倘若你用违反中国道德准则的方式同中国人交谈，那么他将付之一笑，因为你的话肯定被当作开玩笑，假如这些话没有冒犯他的话。
有一次，我认为听我讲课的学生学习不够勤奋，我就像说处于同样情况的英国学生那样向他们指出了这一点。但我很快发觉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这些学生都很不自在地笑了，我感到很惊讶，后来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中国人行事处世远比我们讲究客套，甚至在最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人之间也是如此。这自然影响了效率，而更为重要的是影响了人际关系的真实诚恳。
如果我是中国人的话，我希望这种客套减少一些。但是对那些遭到西方残暴压迫的人民来说，中国人的温文尔雅令人感到无比的亲热。中国人的客套和西方人的直率相比，究竟孰优孰劣，我不敢贸然断言。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人喜欢折衷和妥协，并常常屈服于公众舆论。很少有冲突发展为严重事态，对清朝皇帝的处置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西方，一个国家一旦变为共和国，总是要砍掉被废黜的君主的头，或至少将其流放国外。但中国人却保留皇帝的称号，华丽的宫殿，大量的宦官，以及每年几百万元的贡奉。
皇帝是一个16岁的少年，安宁地住在紫禁城内。在一次内战中，他曾在名义上复辟过几天；但他又再次被废黜，并没有因他的复辟行径而受到任何惩罚。
没有什么比中国人的忍耐更令欧洲人惊讶的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充分认识到外国人的威胁。他们敏锐地认识到日本人在满洲和山东的所作所为。他们认识到，在香港的英国人正在极力使广东建立一个好的南方政府的努力落空。他们知道，所有列强无一例外都贪婪地盯着中国尚未开发的资源，尤其是煤和铁矿。他们的面前有日本的榜样：日本通过推行野蛮的军国主义、铁一般的纪律和新的反动的宗教，已成功地抑制了“文明的”工业主义者对其的贪婪欲望。然而，中国人既没有模仿日本，也没有驯服地屈从于外国的统治。他们考虑解决问题的时间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他们以前曾被征服过，首先是鞑靼人，其次是满洲人；但这些征服者都为被征服者所同化了。中国文明未加改变地持续生存下来了；几代人之后，侵入者反比其臣民更为中国化了。
中国的力量来自于四万万中国人、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坚韧不拔的反抗斗争以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中国人蔑视外国的军事手段，因为他们有时间，他们可以等待，直到那些压迫者的强大力量在自相残杀中消耗殆尽。
中国的统一性不在于政治而在于文明。中国文明是古代唯一幸存至今的文明。自从孔子时代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和罗马帝国都消亡了；但中国文明绵亘不绝，生存至今。中国也曾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首先是佛教，现在是西方科学。但是佛教并没有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西方科学也不会将中国人变成欧洲人。我接触过一些中国学者，他们对西方学术的了解丝毫不亚于我们中的任何一位教授：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也没有脱离自己的人民。西方不好的东西，如野蛮残暴、贪得无厌、欺压弱小、物欲横流，他们认识到这些都是西方文化中的糟粕，不可吸取。他们希望吸取西方文化中好的东西，尤其是科学。
中国古老的本土文化已死气沉沉；其文学艺术已是明日黄花，儒家学说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要了，即使他是中国人。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认识到，振兴中国传统文化需要一种新的因素，因而他们转向西方文明来寻求这种因素。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创建一种同西方文明一样的文明；他们这样做是最理想的。倘若他们没有被迫走向军国主义，那么他们可以创造出一种真正的新文明，它比西方所能创造的任何一种文明都要好。
至此，我主要谈了中国人性格好的一面；当然，中国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一样，也有其不好的一面。我不想谈论这些，因为我感受到中国人是那么谦恭有礼、真诚善良，所以我想说的只是他们的好的方面。但是为了真实，同时也是为了中国，隐瞒那些不那么光彩的事实将是错误的。我只要求读者记住，总地说来，我认为中华民族是我所遇见的最优秀的民族之一，我准备起草一份严正的起诉书，控告每一一个压迫中国的列强。在我即将离开中国之前，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硬要我谈谈我眼中的中国人的主要缺点。我有些勉强地提了三点：贪婪、怯懦、冷漠。说来奇怪的是，这位作家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还承认我的批评公正中肯，并和我继续讨论可能克服的办法。这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而这种正直是中国人的最大的美德之一。
给英国人印象最深的必定是中国人的冷漠。中国人没有人道主义者的冲动，这种冲动促使我们西方人用百分之一的精力来减轻其余百分之九十九所造成的不幸。
中国人给人的初次印象是怯懦，这是他们的缺点；但我不能肯定他们真的缺少勇气。然而，我认为与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相比较，中国人除了消极忍耐这一点之外，不能算是勇敢的人民。
应指出的是，贪婪是中国人的最大缺点。生活艰苦，挣钱不易。为了钱，除了极少数留学外国的中国人外，大多数中国人都会犯贪污罪。为了很少的一点钱，几乎每个苦力都会不惜生命，铤而走险。与日本作战的困难主要源自这样的事实，即很少有任何一个中国的政客能够拒绝日本人的贿赂。我认为这种缺点多半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多少年以来，诚实生活一直是到处碰壁，寸步难行；而只有当经济状况改善了，这种情况才会减少。
我不相信贪污受贿在目前的中国要比18世纪的欧洲更为厉害。
我没听说过任何中国的将军要比马尔伯勒更腐化，也没听说过任何中国的政客要比杜伯瓦更腐化。因此，很有可能，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将使中国人像我们西方人一样诚实——这不是说西方人已经非常诚实了。
我刚才谈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中国人，除了有点懒散外，他们聪明而多疑。不过，他们的性格也有另外的一面：他们也很容易狂热。通常是那种集体性的狂热。我自己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过，但这一事实却是无可怀疑的。义和团运动即为恰当的例子，尤其是它影响了欧洲人。中国历史上也充满了多少与此相类似的动乱。正是由于中国人性格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因素，从而使他们变得不可捉摸，甚至使我们难以预料他们的未来。可以想象，他们中一部分人会变成狂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抗日爱国者或基督教徒，或效忠于某个最终将称帝的领袖。我以为，正是由于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因素，从而将使他们成为世界上最轻率的赌徒，尽管他们平时一贯谨小慎微。
总结中国人的性格并非易事。给外国人印象最深的仅仅是他们保存了一种非工业化的古代文明。在日本人和欧美资本家的压迫下，这种文明可能会消亡。
外国旅行者在中国看到的这种独具魅力的文明不可能被保存下来；它在工业化的冲击下必定会消亡。但有些东西也许可以保存下来，如中国人至高无上的道德品质，它们是为现代世界所最迫切需要的。在这些道德品质中，我最推崇的是他们的和平精神，它寻求以公正而不是以武力来解决争端。中国人是得以保存这种和平精神，还是被迫出于自卫改而推行疯狂的军国主义，就像日本现在的情况那样，这就要看西方的行动了。
“简评”罗素（1872—1970），20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英国思想家，也是最为现代中国知识界所熟悉的西方学者。漫长一生，他撰写了大量被称为经典的学术著作，并致力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伦理等问题的探讨，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为人类幸福和世界和平不遗余力地贡献智慧和力量。他在到中国游历、讲学后写过一部《中国问题》，这篇作品选自该书。在中国人的性格这个话题上，它表现出了作者对中国人的友好以及其直抒胸臆和深思博取的一贯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