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会孟论词，与其论诗一揆，若一反《后山诗话》评韩“以文为诗”、苏“以诗为词”之“非本色”者。《须溪集》卷六《辛稼轩词序》云：“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率雅颂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乃稼轩横竖烂漫。乃知禅家棒喝，头头皆是。”（362页）
这一则从宋代诗人刘辰翁论词与论诗采用同一个准则说起，刘辰翁《须溪集》卷六《赵仲仁诗序》云：“文人兼诗，诗不兼文。杜虽诗翁，散语可见，惟韩苏倾竭变化，如雷霆河汉，可惊可快，必无复可憾者，盖以其文人之诗也。”（见《谈艺录》34页）这是说文人如韩愈、苏轼可以以文为诗，诗人杜甫，诗不兼文，他的文不出名。这里赞美韩苏的以文为诗，突破诗文的界限。宋代另一位诗人陈师道在《后山诗话》里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评韩愈“以文为诗”，苏轼“以诗为词”，说明他反对“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主张保持诗和词的本色。刘辰翁赞美韩苏对各自采用的文体都有所突破，也就是前面讲到的侵入扩充之说。韩诗苏词均“非本色”，都不是诗和词本来所要求的样子，说韩愈以文侵入了诗，或是说他的诗扩充到文句亦可；说苏轼以诗侵入了词，或是说他的词扩充到诗句亦可，总之，他们都不恪守诗词本色的束缚，都有所突破。
诗与文的体制不同，诗有字句韵律的限制，散文就没有这些限制。比如韩愈的《晚春》：
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
便是一首严守字句韵律的七言律绝。再如《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柏山，东流遥遥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侧，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寿州属县有安丰，唐贞元时，县人董生召南隐居行义于其中……
光看这几句，就打破了四言、五言、七言诗的句式，犹如散文，有九字句、十三字句，除了押韵，几乎是散文了。
再说词和诗的区别，词多写儿女私情，诗可以写风云之气，词媚，诗严正，看《花间集》就可知道。苏轼以诗入词，如《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只看这上片，就有风云之气。所以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到辛弃疾之前，发展到用经用史，率雅颂入郑卫，“横竖烂漫”，屡屡用典，表现出更多的扩充与自由。辛弃疾的词或激昂慷慨，或温柔伤感，或议论畅达，或吊古伤今，正如刘克庄所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辛稼轩集序》）辛弃疾自闽中罢归，隐居瓢泉时写的一首《贺新郎》便很典型。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馀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这类散文化的词出现，对当时的文坛，无异是一记当头棒喝，足以引起对文体变革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