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已经不能喝了。来泰和几个人又去弄王大哥，摆弄了半天没作用，最后，几个人硬是从椅子上把他拽起来，拖拖拉拉地架出去了。
却没人结账。来泰苦着脸要结。我能让他结吗？我说这样的人以后你少往这儿领！来泰耷拉着头，躲着我的眼睛。突然，他往吧台上一趴，狠狠地捶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说，我真他妈的没心！
在外边，又是一番折腾。王大哥根本站不住了。被两个人架着，一撒手，就没腿似的堆下去了。结果，七嘴八舌地研究了半天（刚才打架的两个人也参与了。真他妈的不可思议啊）最后是，来泰用三轮车拉着王大哥，另一个人拉着王大哥的三轮车，像一群被打败的土匪，丢尽了脸面，咣咣当当地远去了。
来泰知道在我面前打了脸。一个多月没露面儿。后来，还是一个客人为他挽回面子提供了一个机会。那天，他出现在我餐馆的时候，有个客人正在捣蛋在小餐馆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事都会遇上）。那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长得驴高马大的，喝了酒，性情上便有些癫狂，坐在椅子上张牙舞爪。张来舞去的，啪嚓，椅子坏了，散架了—人像个笨熊似的仰在了地上。本来大胖子没摔怎么样，仰在地上的时候自己还咧嘴笑了一下。可听其他客人轰地一笑，这才害臊了，不干了。躺在地上不起来。用手按着腰，龇牙咧嘴作一种摔坏状。后来在两个服务员的搀扶下，勉强起来了，却不罢休。不论服务员怎么道歉，他就是一句话，你说怎么着吧！末了，好说歹说，给全桌打了个五五折，他这才笑了，还幽了一默说倚仗他年轻，否则，可就要了他的小命啦。语气和神态就像个娘们儿。
当时，来泰就在餐馆的一个角落里坐着。但有了那次“头发事件”的教训，这次他却忍住了，一声没吭。直到客人都走了，他才站起来。把餐厅的椅子一个一个的拽出来看，他发现好多椅子都咯咯吱吱的，松动了。他沉着脸说，这得修哇。
之后，他便差不多是每天晚上都来了。一来，他就在餐馆的外边修理椅子。钳子，扳子，螺丝刀，还不知在什么地方买了一些铁角子，夸夸张张地铺了一地。那几天北京高温，即使到了晚上，仍持续着一种难耐的燠热。我从外边回来，见来泰正弯着腰，别扭身子往椅子上拧螺丝，那架势，像是人也要钻进木头里，下力得狠。我不叫他修了，说实在不行，就换它几把。他说换不得花钱么？别的都行，就是榫子没粘好，修修一样用。说完，他一边拧着螺丝，一边骂，这鸡巴活儿干的，榫子这么短，连个铁角子都不上，它能不散架么？
他干得一丝不苟，专心致志。一连干了十多个晚上，所有松动的椅子都被他用铁角子做了固定。他让我看看，行不行。我一试，好了，一点都不松动了。
这件事让我和妻子非常感动。那天我让伙计做了几个好菜，款待来泰。像以往一样，几杯酒下肚，来泰说话的口气就亲热了。一口一个老叔地叫着，又是点烟，又是满酒。后来，就说起了在我餐馆里喝酒的事。为了找回自己的面子，他第一次抨击了王大哥。他说那人喝起酒来，就是不知道个深浅，那天差一点没喝死。他们一直把他送回家里，第二天去车站的时候，脸焦黄儿，蹲在那里还一个劲往出酿酸水哪……我说那样他还去什么车站呀，在家歇着呗。来泰喝了一口酒，他说他是想歇着，可是他指望啥呀。接着，他转换口气，说起了王大哥家的困难。他说，王大哥那人看起来乐乐呵呵的，家里那叫困难。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那间房子最多也是十多平方米，外边接出那么一块当厨房。再加上老伴有个抽风病，不咋收拾，那屋里布摆得满满当当的，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却没一样值钱的玩意。他说，桌子上有台电视机，也就这么大——
—他放下筷子，用手比划着。我说，看起来行呀，他不说他蹬三轮就是想锻炼锻炼身体吗？拉倒吧。来泰说开始王大哥跟他也那么吹，后来他们处铁了，他才啥都知道了。我说，他女儿不是在国外吗？来泰说是在国外，可是不行，王大哥说寄不回钱来。她每年寄回那点钱，还不如她在国内上班的时候给得多呢。来泰告诉我，王大哥的女儿是嫁到国外去的。当时，他和老伴都死活反对。可女儿不干，说啥也要跟着那个老外出去。现在，王大哥跟谁都不愿意提起女儿的事。我问他为啥不愿意提。来泰口气有些神秘地，他说，那个老外是个黑人！
看着来泰说话的样子，我觉得他有点少见多怪。我认识一个年轻的女诗人，她的“准老公”就是个黑人。有次她们一起来我的餐馆吃饭，“黑小伙子”长得又高又大。我问女诗人与他在一起习惯不习惯。人家女诗人郑重地说，怎么会不习惯嘛，挺好的。
来泰说，你没听王大哥那天在喝多了时候，老是“黑鬼黑鬼”的骂吗？他就是骂那个老外呢。我说既然他挺困难的，你们怎么让他请客？他说王大哥平时总吃别人。那天，他拉了两趟大活儿，有几个家伙就眼热了，非让他请客不行。结果他却喝醉了，钱也没掏……你说这是什么事呀。说到这里，来泰的脸上重新换上了不快。
我觉得，北京的时间要比乡下的时间过得快。乡下的时间被老土墙挡着，那是一寸一寸地挪。北京的时间就不一样了，太阳就像挂在陀螺上。一转就是一天，一转就是一个月……来泰掰着指头一算，他说哎呀老叔，我到北京都一年零两个月了。
这期间，除了在我的餐馆里买了三个多月的菜，来泰一直钉在车站里，包括过年，他都没有回家。应该说，他干得挺踏实，能吃苦，很下力。当然，收入大概也是不错的。妻子曾问来泰折子上存了多少钱。他说没多少的。说完便憨着脸笑了。
有一段时间，来泰曾雄心勃勃地筹划，想把老婆孩子都接到北京来。他说老婆在乡下也是待着，没事干。来这里找个事做，还能挣上几个。我觉得他把老婆接来倒是可以，不过把孩子接来却不太现实。别的不说，上学就是个问题。据说，他儿子当时已经上了高中，小家伙学习在班里一直拔尖儿。可是“拔尖”有什么用？到了北京，没有人买你的账。我女儿转过来的时候还上小学，都费了老劲了。我说你想给孩子找个高中，有钱行，否则的话，我看没戏。据我所知，别说是找个好点的学校，就是一个普通的高中，没有个两万“赞助费”，也是很难进去的。虽说政府已经有了规定，外地人子女在城里上学的，可以就近选择学校，不许多收费。可是人家不多收费，也不收人，“招生名额已满”总是可以的吧？
可是来泰却有点不以为然。他说王大哥说了，这事由他来办。我说那就让他办着看吧。
没出所料，尽管古道热肠的王大哥帮忙，来泰把孩子接来上学的计划还是泡汤了。他失望地说，王大哥给他联系好几家学校，最低的也得两万块钱。他说快拉倒吧，有那两万我干啥不好呀！就此，来泰把老婆孩子接到北京来的想法，也就彻底打消了。
可事后他却没有走。据说是那段时间车站里的活非常好干。各地来京批发商品的人很多。卖出的货多，进的货就多。每天站里站外，全是倒腾货的。那些蹬三车的人，再不用为了抢活去打架了，每个人只能跟自己叫劲，争取后来，他突然像孩子似问我，平时都做些个啥梦，十分的唐突。我说这扯不扯，做梦还有个谱。他叨叨地说，这些日子，也不知咋的，一做梦就梦见山呀，沟呀，种地，扶犁仗，有时还梦见推碾子，下小煤窑，乱七八糟的，净是老家的事。他说他纳闷儿，来这么长时间，却一次也没梦见过北京。妻子说他是想家了。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说起来也是，把老婆孩子扔在乡下，一走就是一年多，哪能不想呢。我说想家了就回去看看呗。他犹豫半天才做出决定，他说回去看看？看看就看看！
“多拉快跑”。一天下来，收入相当之好，用时下官方的一种计算方式说，要比平时增加近几十个百分点。他怎么能在这时候回去呢？
按农历，再有几天一年就要到头了。来泰打来电话，问我回不回去过年。
我说不回去。我老婆孩子全在这，一连几个春节，都在餐馆里忙乎，哪有时间回去呀。再说，一回去就得关店。一关店，每天几百块钱的房租压在头上，呛得住劲么？我肯定不回去。
腊月二十六，来泰买了一张“没座号”的票，推推搡搡地挤上了火车。
车上的人太多了。还没进到车厢，就被前边的人堵住了。他被卡在厕所门口的地方，进退两难。他站在那里，身子都被挤歪了，一只洗手池还硬邦邦的抵在他的腰上。来泰心烦意乱。看看周围，全是一些从城里回家过年的乡下人。男男女女，面孔一律地陌生着，痛苦着。有的人被挤得骂骂咧咧，说这是什么鸡巴火车呀。但火车不管这些。火车好像都麻木了。它只顾在冰冷的铁轨上，朝着北方的黑夜，不负责任地猛跑……
春节一过，候鸟般的外地人开始返城了。有天中午，我竟在北京的电视新闻上看到了来泰。只是，几秒钟的画面一晃而过，紧接着，便是大批外地人从火车站潮水般涌入这个城市的镜头……
当天晚上，来泰就到我的餐馆来了。从上到下，一身新装。人是一颠一颠的乐呵。来泰回去后，表妹曾打来电话说，来泰这回可像个人似的了，一回去，就东一头西一头的还账，把原来耍钱欠人家的那些小账全还上了……如果说，来泰这次回老家给表妹的是一种“衣锦还乡”的感觉，现在场景一置换，我却觉得，他从乡下带回了许多力量，看上去整个人都比从前精神了许多。说到老家的一些人整天没个正事儿，除了喝大酒，就是打麻将……一脸不屑，他鄙夷地说，我看那就是个吃喝等死吧。
好像他自己有什么抱负似的。
那天，来泰来了。一进餐馆，我就发现他的腰上也挂了一部手机。我没有吱声。我是不屑于吱声。老实说，这毕竟不是五六十年代了—有人在屁股上坠着一套搬子钳子，都让人羡慕得没法儿。现在谁还把别人腰上的一部手机当回事呢？作为一种通讯工具，它早就普及了。前不久，有个乞丐遭人抢劫的时候，就是用手机报的110。你说有个手机还算啥？别说挂着一部，就是挂上两部，也证明不了你是个款”了。不信你试试，说不定有人会骂你是傻×哪。
没等我说什么，来泰就从腰上取下手机，他让我看看怎么样。
不怎么样。值不了几个钱儿，尽管它很大，大得像个“小鞋底子”。它早就过时了，淘汰了，而且已被磨损得挺旧了。但不管怎么说，它也还是个手机，手机就是个消费品。我的意思是，来泰是否真的有必要，一边蹬着三轮车，一边拿着个手机来消费呢？这话我没有直说。我只是沉着脸问他，在哪买的。来泰乐了，乐得有些得意。他说他哪有那个闲钱买它呀。他看了一眼周围，又把身子往前倾了一些，小声地说，我捡的……
他告诉我，那天在车站里，他眼瞅着一个人往车上跑的时候，从身上掉下一个东西。近前一看，是个手机！当时汽车已经开了，见跟前没人，他说，我捡起来就揣兜里了。
我一向不跟来泰开玩笑。可是，看他那种得意的样子，我突然禁不住想打击他一下。我说，说不定是人家故意扔的呢。他笑了，那可不是！我捡了之后，没走多远，它就唱上歌儿了。我想，肯定是那人往回找呢。操他妈的，它一唱，我就摁了，一唱我就摁了……后来，我干脆就关了。
他得意地说，别看这机子不怎么样，但就是好使。说完，他别扭着身子把手机挂到了腰上。我说好使不好使的不说，你往哪打呀？来泰说，他一般不打，都是客户给他打。他把号码告诉他们，不管是在商场还是车站，他们想拉货，一个电话他就过去了。这么一来，活儿比以前还多了不少。
如此说来，来泰的手机还真有一点用处。
但是，我没事，来泰却有事儿了。
最后，他把他的手机号告诉了我，他让我有什么事就找他。我记下了他的号码，但是我却一次也没有找过他。我没找他是因为没什么事。没事，我找他干什么？
时间已经进入春天。一年之计在于春。但春天对于开餐馆的人来说，却是个多事的季节。天暖了，树绿了，花开了，一些人也蠢蠢欲动了。餐馆的事便一件一件的多起来……非常烦人。
来泰有事的那天下午，当时我正在开会。与会的都是一些大小餐馆的老板，会议没开之前，人们的情绪都不大好，有点烦。说开会开会，怎么老是开会呀。这是由“消杀中心”召开的会。会议内容就一个，“杀蟑螂”。一听说杀蟑螂，大家伙都兴奋了。甚至都群情激愤了。因为这些开餐馆的人，没有不痛恨蟑螂的。谁没因为蟑螂挨过罚呢？谁没因为蟑螂给客人当过孙子呢？它早就该杀了，该灭了。它一天不灭，你就得提心吊胆，永无宁日。问题是，那个小鸡巴玩意它不好整呀。不管你怎么杀，怎么灭，它该有还是有，非常顽强。人们议论了一气，有人就发起了牢骚，说不知北京咋有这么多蟑螂。旁边的人反对了，你丫的还说哪，都是你们外地人带来的。北京老鼠还多呢，也是外地人带来的？……正嚷嚷，领导来了。主持会议的人噗噗地吹了两口话筒，让“下面肃静一下”。
都肃静了。
领导是一位女同志。她首先强调了这次会议以及杀蟑螂的重要意义，主要是呼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打一场消灭蟑螂的人民战争。算是动员吧。接着，就由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这次杀蟑螂所要采用的新配方、新工艺以及这次灭杀的新方法。方法与以往不同。以往都是各餐馆自己买药品，什么国产的，进口的，拿回去，自己杀。由于方法不得当等诸多原因，效果很不好，甚至没效果。这次不了，是由“消杀中心”集中组织人力物力，上门服务，一家一家的杀，一平方米一平方米的杀。直至把每一家的蟑螂都全部、彻底的消灭干净……跟随工作人员抑扬顿挫的讲话，好多人都在心里暗暗地配合着，还不知不觉地咬上了牙齿，一下一下的点头，非常解恨。
这是第一。工作人员条理分明地说，第二，关于如何收费的问题……
会场里突然像没人似的寂静。有那么几秒钟，人们气都忘记喘了。后来不知那个反映得挺快，小声道，我操，还收费呀。接着人们才缓过来来，由小到大、由少到多地嘟囔开了。就是，怎么又交钱？想得好，不交钱白给你杀啊……会场乱了。主持会议的人不得不站起来，掐着话筒让“下面肃静一下”。于是，工作人员接着讲“关于收费标准”，大意是，每平方米两元伍角，杀一次交一次。每个餐馆预计需要杀六次左右。工作人员讲得非常耐心，非常详细，这反而越发气人。很快，下面又乱了。人们按标准打自己的小算盘。叨叨咕咕地算着，一平方米两块五，十平方米二十五，一百平方米二百五……算来算去，有人就急了，说不用你们杀，自己杀行不行？坐在台前的女领导说，也行，只要你保证餐馆里找不出一只蟑螂来就行。话是微笑着说的，却听得出一种潜在的力量。看来，领导的微笑也不一定都是亲切。这时又有胆大的人问，如果杀过六次，还有蟑螂，怎么办？女领导又笑了，说那好办，接着杀呀？人们一听更来气了，嘟哝着说，你们好办，那是杀我们的钱哪。
嚷嚷归嚷嚷，会议还是按照原来的程序坚决地进行。而且，很快就推进到了实质性的一项根据自己餐馆大小，在“消杀合同”上签字，交纳第一次“消杀”费。先交先走。却没有人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