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论争开始于《现代》第二期（1945年11月1日），波伏娃凭一篇褒扬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的书评卷入其中。在这期杂志中，梅洛-庞蒂发表在《展示》专栏的一篇文章，名为“存在主义的论争”，其主题可以概括如下：萨特的理论仍未形成，但其基底是良好且合理的。1955年梅洛-庞蒂又出版了《辩证法的冒险》，其中的第五章激烈地揭示了萨特的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同年，波伏娃在《现代》上发表《梅洛-庞蒂和伪萨特主义》一文。在梅洛-庞蒂去世时，萨特发表了纪念文章，文中提到了这场论争：“1955年，抽象地说，我们几乎完全失去了彼此。但很快，他在论辩证法的书中又部分地认可了我。波伏娃稍后在《现代》上做出回应，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通过作品进行论争。这使我们的不同意见公开化，而我们的讨论似乎使得一切无法挽回。但是相反，在友谊似乎僵死的时刻，它又难以察觉地重新开放了。”
在论梅洛-庞蒂的书评中，波伏娃首先表达了“在世在场”（présence du monde）的概念。作为对“主观性”的确认，以及“主观性”的意义，这一主题受到科学和教育的联合抑制，因为它嘱咐儿童，将自己看作“一个散落在人群中的人，像他人一样受制于那些扎根于灰色世界中的普遍法则”。意识所揭示的这个充满意义的鲜活世界，科学试图取代这个客体的世界，“独立于所有的目光和所有的思想”。（同上）她判定主体迷失在世界中，成为众客体中的一个，或者折合自身，与世界割离。波伏娃反驳道，主体和客体，只有联系彼此才有价值，只有通过相互关系才有价值。只有这个主体才能提供一个制定人性的道德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不仅是一位专家的可贵作品，还是一本使所有人感兴趣的书，人类的状况在其中被涉及。”这是因为，只有现象学在完满性（plénitude）和整体性（totalité）中把握了实在（réalité），这个现实应该作为“真实的意识”（conscience du réel）被听取。因被赋予了一种针对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双重预先否定，被定义为“真实的意识”的“实在”不能等同于贝克莱所提议的概念。关键在于，这是一种拒绝，即拒绝将现实与主体所面对的现象相混淆。“实在”的这一新概念，包括了经典主体哲学里“真实”（le réel）所指称的事物，以及作为投射于“真实”的自我运动的这一意识。经验论（empirisme）和知性主义（intellectualisme）中的整体性，以自己的方式，通过将“真实”设想为在主体之外，或者设想一个被剥离了真实的主体，来追求自我的雾化。更明确地说，这一整体性总是一种正在进行的整体化，任何一种超越性的处境，都不允许一个主体将其钳制在被严格划定的边界线内。因此，这个总在进行中的整体化是与存在相融合的。
确认主体和客体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同时在场者，这一确认改变了对已经转移到“身体”上的“身份”（statut）的阐释。经典的主体理论（在此作为一个思想总体，而不是一种哲学思想来看待，因为归属到这一称谓之下的众多论证总是经常超出这一描述），总是将身体抛置于外在世界，作为众物中的一物，服从于因果关系的法则，一个身体-机器（corps-machine），以更好地扩大主体借由精神来俯视世界的视野。身体还将自己规定为一条道路，从此处出发，主体得以凝视世界。身体-客体（corps-objet）从世俗的重负中解放了主观性，因此得以专心于表征活动。感觉、世界对身体造成的影响，都是类似的征迹，它们只有通过主体的阐释活动才能获得意义。
波伏娃充分注意到了这种对身体的重新评价，这一评价打开了对现象学的直觉：“它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科学试图将之并入到物的世界，而现象学把它还归于人的所有，这就是属于自己的身体。”远不是作为一个物，或者一个享有特权的物，身体是一个“实存”（existence），一种在世存在的方式，一个在世界的锚定，是我们作用于物质的“入口”的总和。在同一运动中，身体的平反导致了对境遇（situation）的重新评价。因为从此出发，境遇不再被理解为一种等量意义上的量度，而是作为“与世界的一个根本交流，所有所谓的量，都被植入到一定的行为当中，并占有一个根本的意义”。因此，“事物”（chose）自我规定为我的实存的关联物，作为一个得以审查身体的有效“结构”，“这就是为什么真实会呈现出如此丰富的人性意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设想事物，而只能是已感知或者可以感知”。波伏娃明确说道：“事物向我们说话。”它们的总体构成一种语言，是自身意义的生产者。我们在世界中感受到的这种亲密性，或者“最神秘的荒漠，最隐秘的洞穴仍然在分泌一种人性的意义”。因此，语言的结构不会自动平添上一个客观的结构，而首先在于被完整地展开。世界从此总是语言的。
波伏娃的书评无疑肯定了梅洛-庞蒂的论题。因此，必须特别关注她所作的结论：“而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首先强调了自为和自在的对立，面对存在以及它绝对的自由，精神具有虚无化的能力；相反，梅洛-庞蒂则着力于描写主体的具体特征，按照他的理解，主体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自为。”为了把握这一经验，波伏娃取得了两个存在主义分析的进展：一方面，自为不是精神的短暂性——能通过自身虚无化的能力逃避自在——而是被身体所表现；另一方面，身体被排除在自在的秩序之外，被理解为存在。因此，身体化的我，总是拥有一个历史，或者前历史，假如它继续被认同为精神的唯一维度，那在其中它无法被表达。“空间的感知，就像一般的感知，因此假定了在自身之后有一个不确定的过去，一个‘与比思想还古老的世界的交流’，这个交流通过我的出生的事实来落实；我的历史具体化为一个占有一定普遍性的身体，一个与先于自我的世界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身体总是晦涩不清，难以被反思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的意识发现自身‘被感觉堵塞’的原因。这个意识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自为，或者，按照萨特引用黑格尔的说法，是存在的一个空洞，但更是‘一个空洞，一个褶皱，可以自我叠合也可以自我拆解’。”身体反抗被反思这一晦涩和昏暗使我们相信，身体只是众物中的一物，并鼓励只能在精神的唯一维度里投注自为。阅读《知觉现象学》使波伏娃反对身体的客观化，反对“自为”的精神化。身体不是被历史所重新攫取的客体，也不是突然被文化投注的一个自然体，身体就是历史。
在同一期《现代》上，梅洛-庞蒂为《存在与虚无》辩护，反驳天主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该书的批评。天主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仍然认为主体与客体是一种认知关系，因为没有认识到主体与客体涉及的是这样一种关系，即“主体就是他的身体，他的世界和他的境遇，可以说，是彼此交换的关系”。他表明萨特的作品是反命题的，涉及的是自为的存在与为他人的存在及自为的存在与自在的存在之间的反命题，但是他也补充说，其作品的清晰性和完整性还不够充分。
波伏娃对梅洛-庞蒂的评论，和梅洛-庞蒂对萨特的评论彼此应和。直到十年后，梅洛-庞蒂的《辩证法的冒险》第五章在一个“极其恶意的句子”里谈到萨特，“其中共产主义不再能通过真相、历史哲学和辩证法得以自我论证，而是通过他们的否定”。在这本书中，梅洛-庞蒂描述了一个哲学前景，由萨特在论“共产党与和平”的时刻所采用的政治立场所建造，由1952年7月到1954年4月期间发表的三篇文章构成（分别为《现代》第81期、第84—85期和第101期）。梅洛-庞蒂的批评很容易与其原则联系：《存在与虚无》的承诺并没有兑现，因为，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并非被抹杀，而是加剧了；反命题的倾向并非已经衰竭，而是更加巩固了。
梅洛-庞蒂写道，萨特的共产主义概念，建立在一种绝对创造的哲学上。因此将它阐释为一种“未确定的事业”，一种“没有准则的行动”。我们仅仅知道它是绝对他者的，逃避了所有的讨论和所有的理性控制。党派或军人的特征用“纯粹行动”最能说明，这种行动仅仅指出我们总是一种主体哲学，它必然通向一种意志论：“萨特没有使行动适应境遇，因为他从不考虑已经作出的决定。”
萨特无力思考有别于纯粹行动的其他行动，因为他的哲学，不顾虑某个能够被介入的中介，将“像雷电一样不可触及”的精神意义与“作为重力和绝对的盲视”的存在之间相对立起来。现在，面对人与事物，萨特强迫自己去阅读历史，依赖于一种道德选择，这种选择根据狂热的意志论原则来处理政治行动，因为只有意志论的决定，能够激活主体所面对的“自在”的无力。诚然，他描述了意识敞开于其上的社会领域，“但是，这是在它们面前，而不是在它们之前，这个领域自成为一个整体”。同样，行动扎根于一个两难困境：或者意识能够思考它并赋予它意义，或者我们把实践运用让位于机体论（organicisme）。如此这般的指责似暴风骤雨般预示了梅洛-庞蒂未来的思想发展：“在历史的层面上看，他以机体论的名义所抛弃的东西，其实远远超过生命的概念。而是被理解为一种符号功能的象征主义，这些符号具有自己的效能，在这些意义之外，分析可以指派给它们新的意义。这是更普遍的表达。或者还可以说：对他来说，表达超出了被表达的事物，这是一种纯粹的创造；或者表达复制了那被表达的事物，因此它成为一个简单的展开。但是，行动应该是一个展开，展开应该是一个行动，简言之，辩证法，那正是萨特所不愿意思考的。”
批评是粗鲁的。而且，它割断了萨特的哲学（梅洛-庞蒂坚持强调他与萨特的分歧是哲学性的）与波伏娃阅读《知觉现象学》后获得的一切体会，主体与客体相遇的取消，因此，自为的体现——它的历史性，决定了梅洛-庞蒂所谓“世界间性”（intermonde）的实现和理解。
波伏娃根据一个简单原则回答了梅洛-庞蒂的批评，将萨特真实的本体论，从梅洛-庞蒂提供的“漫画化”中解救出来。她评价道，后者对萨特进行了糟糕的指责，他试图在一部作品中显示“一种完备的决定性的历史哲学”、“共产党与和平”或者形势，并继续追求一个特殊计划。他并没有清晰地揭示这个哲学，而更乐意一厢情愿地根据萨特哲学的特质来思考萨特。因此，他使用了同样的手段，来批评萨特思想中的马克思和黑格尔评论，这是因为它局限于一种实体的主体（sujet substantiel）的哲学。
这也是基本所在，波伏娃首先专注于校正这一阐释错误。根据她的说法，其中大部分都是恶意的：“伪萨特主义是一种主体哲学，它与共存于世界之中的半透明的意识相混同；它的透明性对抗自在存在的晦涩性；通过来自/产生于虚无（ox nihi-lo）的意识的意旨，意义才得以作用于事物。他者的存在不能打断这种相遇，因为他者从来只是作为另一个主体的形象来显现的。我与他者的关系产生于目光之中；每个人都孤独地存在于自己的世界里，在那里他是君王，他没有世界间性。”梅洛-庞蒂对萨特的批评原则在此被完整地归纳出来：实体化的主体与自身的孤独相重叠。斯宾诺莎也明确揭示过，这是一种绝对君主的方式，按照自己的快感行动着，这种快感被滑稽地贴上“自由意志”的标签。波伏娃接着说，“萨特的哲学从来不是一种主体的哲学，他也很少使用这个词语，梅洛-庞蒂则不加区别地用这个词‘主体’来指称意识、自我和人”。
波伏娃的确有道理，梅洛-庞蒂忽略了萨特思想的新发展。萨特讨论了反思模式，按照这个模式，主体是被反思的事物，主体总是被反思的主体（sujet réfléchit）。反思，是向一个有待被反思的自我的回归。它构成了这个自我作为一个实体的存在，得以进入唯一的反思。反思运动敞开了作为“本质”被给予的事物，一次性地与自我认同。此外，萨特提出了一个从反思命令中所解放出来的意识概念，为此它脱离于一个有必要被思考、被反思的主体，作为总是已经被确定了的事物和总是已经具备一个“本质”的事物。如此，主体只能在事后意识到自身为何物。或许，他认为自由是主体的量度之一，这在工具秩序中占有一席之位，支配主体以表露自己的存在。自由就是主体选择的方式。通过它，自由与意志相逢。因而，符合反思的特权必然衍生唯意志论（volontarisme）。意志，是主体在其内在性（预先被严格地确定了的）和外在世界之间建立的桥梁。主客体相遇形成，作为两个被彼此隔离的实体的建立，它们要求借助于唯意志论，以修筑彼此之间的桥梁。萨特也清楚地从意志中区分出自由：“意志远不是自由的唯一或者享有特权的表现；相反，就像自为的所有结局一样，意志提供了一种原始自由的基础，以能够自我建构为一种意志。实际上，意志表现出一种涉及某种结局的深思熟虑的决定。但这些结局并非来自它的创造。”不过，意识仍然先于反思，自由先发生于意志。存在一种意识的不假思索（irréfléchi），正如存在一种自由的不由自主性（involontaire）。
为了拆解被传统哲学所连接的主客体之间的双重性，为了取消反思和唯意志主义的首要性，通过捕捉到“超验”（transcendance）这一暂时称作“主体”陷阱中的必备之物，萨特策动了一场概念的风暴。使超验成为主体的同一存在，构成它的哲学的深层行为，萨特在众多结果上开路，由主体的去实体化开始，主体被投射在自身之外，通过对虚无力量的内在化，哲学提前抛弃了外在化。同时，价值和真理被认同为权力秩序的揭示者，被抽取出“自在”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传统哲学将它们纳入囊内，相信通过它得以确认它们的有效性。
那它们不再是表征吗？通过使这个有效性的尺度仍然而且总是应该属于“自在”（en-soi）的，这正是梅洛-庞蒂对昔日同窗的批评。这就是波伏娃激烈地回应这一批评，同时为萨特的理论发展和《知觉现象学》辩护的原因。因此，紧紧跟随她的论证是有用的，因为，如果这个文本的确出自一种“对萨特思想的辩护和阐释”，那么它就不容忽略，并通过对萨特所有革新成分的把握，为波伏娃提供了巩固自己思想的机会。
通过组织萨特和梅洛-庞蒂之间的论争，“如果与伪萨特思想相比，梅洛-庞蒂的思想是富有创造性的，那么，相比真萨特的来说，还是逊色不少”。波伏娃得到了一种确信，并足以支配《第二性》的分析论证，那就是说：已知事物不应该与被神化的自然事实相混淆，作为已知的事物，总是被他者所提交的意义化过程所占据。首先，并没有一个自然的已知事物被突然附加上一个负有表现责任的主体，总是已经存在一个结合了主客体的已知事物，总是已经存在一种联系。已知事物是相关联的，它就是联系本身。再者，意在疏离一种自然的已知事物的（萨特式）手段，实际上追求的是中立化这种联系，画出一条边界线，并修复主客体之间的这一虚拟边界线，以及在主体中揭示出的主观性和客观性。
被集体接受的已知事实，就是自然的已知事实。它的前提条件是与主客体的二元论相联合的，这一双重性把主客体看作两个彼此分离的实体。按照这个二元论的逻辑，主体置身于唯一的框架内，即它在对立彼此并自我庇护于文化之中时，抬高了自然客体的价值。这个二元论划定了一条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边界线，这条线允许对主客体同时进行修复，更普遍性地说，对主观和客观进行修复，即客观的自然化规定自己为主观的精神化（spiritualisation）的条件。
正是在这个框架里，启蒙的批评发展起来，它允许将二元论者的问题合法化，并尊重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虚拟边界线。只有游戏来界定这个边界归属权，将那些揭示其合法权的事物归还给人类意志，并将那些依赖其授权的事物抛掷给神性意志。就像它足以参照意志论以逃避自然主义一样，因为这两个主题是紧密相关的：如果不被神性意志所支持，那这自然的同一概念价值何在？“自然”最终是一种神学概念。
波伏娃想使我们听到的是，自然和文化的区分实际上是自然主义者论题的论据之一，在同一个框架里，这一区分禁止把联系看作原创性，看作已知事物本身。怀着这种强烈的确信，她才能够在《第二性》里展示，男性是如何成功地独占了超越性，也就是联系之网，并将女性抛置在他者之列，也就是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之中；女性被剥夺了世界，只能停留在私人领域，只能通过男性这个媒介才能进入世界。这是一种政治或哲学的决定性收获，借助它，我们得以衡量那些可能的后果，并打开了通往系统性的反自然主义之路，具体地说，是通向一种自然主义，波伏娃打算大胆地借助这条道路，并不回避再犯那些可能的错误。
我以上的推断导致一个双重的质询：按照波伏娃的观点，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关系到底如何？他们对波伏娃又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
波伏娃认为，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分析融入了同一种灵感，他们互相丰富又彼此促进。这意味着这一灵感共生于彼此。既然他们延长了同一种直觉，那后者的抨击性文章，只能说明这是一种自欺（la mauvais foi）或者说竞争（concurrence）心态：“但是梅洛-庞蒂没有忽略萨特的作品，当他对所谓的伪萨特作出回应之时，也表达了萨特思想的原创性；他使用的很多术语都属于彼此的回忆再现，使得被批评者也能得益，我们已经见过很多例子。或许两者的思想共同点，却使梅洛-庞蒂认为只属于自己所有，这个自我如此具有排斥性，以致他通过发明一种萨特主义，来反击这种原创性，这种（伪）萨特主义，其实也是反梅洛-庞蒂主义。这种研究方法是怠惰的，并缺乏真诚。”
在作出这一判断的同时，波伏娃似乎忽略了梅洛-庞蒂批评的背景，即萨特的政治性文本《共产党与和平》。如果它的论证基础，不在于从一篇时事性论文来推导萨特的哲学，那我们不会禁止批评将思考立足在政治立场上，一个哲学家无法介入政治，而只能介入他的哲学。在隐晦地提出从哲学到政治的关联性是准确无误的同时，梅洛—庞蒂也论证了萨特的政治意志论的不可辩驳性，以深化他所认定的其哲学宣言的缺陷。
正如波伏娃正直的辩护所阐释的，庞蒂的粗暴批评，且不管那些逐条分述哲学和政治的众多困难（前者过于认同政治，而后者则过于认同哲学），这使得一方的结论似乎直接建立在另一方之上。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并不是总结而是启发；哲学并没有严密到能以原则去引导结论，而是从某一观点出发，打开政治领域，接着，就是意识到并考虑其众多特殊性的时候了。因此，比起萨特自身借用的那些方式，萨特的哲学以另一种对政治领域的理解和介入的方式来启发人心。
利用萨特的这种政治唯意志论（volontarisme politique），（这是在1945年的文章里大有前景，而在1955年的作品里被贬低的哲学），以揭示他的哲学，来表示自身无力超越那些经典的反命题，梅洛-庞蒂展开了一条直接捆系哲学与政治的红线。通过展示萨特与庞蒂哲学的同步性，波伏娃热心地作出反驳；不过，她没有从同一个哲学直觉出发，来表述政治导向的分歧问题，就像她认为哲学不能直接推导出政治一样。与此同时，她对庞蒂阐释所做的批评，导致她将“改良平台”（plat réform-isme）的观念归于雷蒙·阿隆（Raymon Aron）：“资产阶级的分析思想，将压迫扎根在社会的某个领域，并允许这种个别的恶能够与其他关系联合起来。马克思的综合思想，就像萨特的一样，认为剥削使社会在整体性中被腐化，它受压迫概念的启发，来衡量一切价值；这正是萨特呼唤（政治性）的意义所在——却被庞蒂如此误解和贬低。对于萨特来说，一切价值都带有否定性的印记，它们只有否定后者才能存在；通过疏离被剥削阶级，每一次崭新的人类征服，都放大了自身贫乏的漩涡。当我们身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时，远离对非合法社会的合法化，这些社会所固守的价值，只能使得这些社会更加不合法。”对压迫的这种分析理解与综合理解的区分，对于波伏娃未来论妇女的作品具有决定性意义。通过选择综合理解法，波伏娃迫使自己去思考，而不只是假设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因而我们可以将她的哲学划定为一种政治哲学。
毫无疑问，这就是理解和利用波伏娃思想原创性的最好方式。且不论现象学的确信促使梅洛-庞蒂决定性地从主客体二元论中分离，我们观察到，通过不断地质询自然的概念，梅洛-庞蒂对客体更感兴趣；而萨特，总是执著于对主体进行极端的去实体化，而不可避免地将注意力转向主体一边。通过选择对妇女压迫进行分析，波伏娃表现出对这种二元论的漠视，并确定“关系”作为其反思的最优先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