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真巧，我的那个包厢里就有一位蒙古倒爷。在北京刚上车，看他像是我们太原北郊区一条矮壮汉子，搭腔招呼，才知是蒙古公民乌兰巴托人氏大号巴彦勒尔。六天六夜同行同宿，我们之间可以说无话不谈，尽管他的汉语只会讲“北京、姑娘、好”几个单词，而我们根本不会半个蒙古词。但相互交流的愿望无坚不摧，比比划划连带表情包括形体语言甚至借助图形符号，我们谈得十分投机。
有时实在无法沟通，巴彦勒尔就去喊同一车厢他的同胞一位蒙古姑娘。姑娘留学彼得堡，据说找了一个英国人做丈夫，她的英语不错；而我们则请来北大毕业生，小伙子的英语也能勉强；于是谈话双方借助两个翻译运用三种语言，终于能够达到沟通。
看了我的护照上的出生年月，巴彦勒尔拿了他的护照要我看，同时嘴里吐噜吐噜双手在耳边煽动：原来蒙古习俗也讲属相，我们两人都属猪，他比我小着一轮儿。从他的护照上看出，巴彦勒尔不仅往返北京莫斯科极为频繁，甚至去过土耳其和澳大利亚。除了俄语，他并不掌握其他外语，我不能不由衷佩服他闯荡世界的勇气。当然，他的学习精神也十分可贵，一路上努力向我们学习汉语，一个单词重复百十遍不厌其烦直到掌握为止。六天旅途下来，分手的时候他竟然已能讲出相对完整的句子，其中一句是他伸出大拇指鼓励自己：下次我们再见，我的北京话“这个”！
巴彦勒尔八岁丧父，寡母将他一手拉扯成人。他服役当过兵，当兵时正是中苏中蒙关系紧张的年代。他描述当初情景：枪口炮口指向中国，上边都说“可以”；要是恶作剧，将枪炮指向苏联，上边就说“不行不行”。那么现在呢？他说，俄罗斯“大大的”，中国也“大大的”，他们部队的坦克炮管只好朝天支放以免得罪任何一方。后来，他在俄国伊尔库茨克留学五年，留学期间找了同学蒙古姑娘做老婆，夫妻俩生有两子一女。称他老婆，他用“姑娘”一词。途径乌兰巴托，家人没到车站看他，他说“姑娘不知道”。但他却向接站的朋友交付了两箱北京买的可乐和雪碧，要朋友们转给他母亲和妻子。
两个儿子，一个十四，一个十二，巴彦勒尔都介绍是“小伙子”。小伙子十分捣蛋，他要在家则都是规规矩矩，每人分一两筒饮料去喝；要是他不在场，估计小伙子一人会抢一堆，没人管得住。差不多他跑一趟往返，两个小伙子的运动鞋就得穿坏一双。他连连摇头叹息：小伙子啊！一副好生无奈的样子。对于八岁的女儿，巴彦勒尔随身带了照片，一路上不时取出来请我们多次欣赏。几乎可以讲：无论怎样一个女儿都是普天下做父亲的掌上的明珠吧！
每跑一趟，巴彦勒尔能赚将近两千美金。赚了美元“道勒”，每次他都要给母亲几百元，其余的交给“姑娘”。对于女儿，他比划着身高个头也介绍是“姑娘”，也能有三五十个“道勒”的零钱。问起他家小伙子的表现，两位小伙子规规矩矩低眉顺眼；但八岁的姑娘会给父亲汇报实况，所以巴彦勒尔在大腿上磨磨自己厚重的巴掌比划着说，这就是给小伙子们的“道勒”！
当列车驶出乌兰巴托站台，巴彦勒尔兴奋地指给我们看一座相当惹眼的高层公寓楼。在高楼第七层有属于他的三居室的住房，房间里还有电话。不妨认为，他是蒙古体制改革后头一批富起来的人们中的一员，甚至可以认为，他是一名蒙古新贵。
沿途，巴彦勒尔出售的货品，有兔毛风雪帽和女式内裤胸罩。另外，他还随车托运了一百件皮夹克。由于语言便利，信息准确，他对于途中什么好卖，莫斯科什么赢利，可谓了如指掌。一只风雪帽，北京雅宝路大市场上货不过十四五元，途中可以卖到六千卢布大约折合四十元出头，差价惊人。单是他随身所带二百只帽子获利就接近六千人民币。而且，还没到销货最火爆的秋明站，他的货就早早甩完了。点着整沓的大面额卢布，巴彦勒尔好不心满意足；而看看瘪下去的行李包，他又连连叹息好生遗憾。
我们同一包厢的徐先生乃至别的北京倒爷自然都看中了巴彦勒尔的售货能力，大家都请他帮忙。巴彦勒尔却也相当热心，略无推诿。并且，他不要赚取差价好处，他只是将自己千元以下的小面额卢布兑换成刚收到的大面额。因为，他清楚到莫斯科兑换美金时，银行喜欢接收大面额卢布而不是相反。大家感谢巴彦勒尔帮忙，拎出二锅头请他共饮，这位属于豪饮民族的蒙古汉子却滴酒不沾。他比划着割脖颈的架势讲，他要喝酒，“妈妈这个！姑娘这个！”我想，他原先不仅喝酒，大约喝得还特别凶。又想，远离母亲和妻子尚能如此自我约束，这位蒙古哥们应为难能。
私款公差
我这次出访俄国，首先不是以公款旅行。没有哪个单位哪家企业为我出一分钱供我出国观光旅行，我不具备那样的权力和地位。我的情形似乎全然相反，竟可称为“私款公差”。
当然，公款旅行，依我看也不宜一概而论。政府官员友好访问考察谈判之余，免不了连带旅游观光；而旅游观光未尝不是一种宏观考察，开阔视野，增获新知，也是好事。我只是没有那样的好运气罢了。
我接到的访问邀请函，是俄罗斯作家协会正式签发的。但俄国作协经费短缺，预先声明不能负担任何费用。我省作协领导也还体悯下情。尽管很清楚我在访俄当中必然要和伊蕾聚会，属于出访兼而探亲；但我既有正式邀请名正言顺，便爽快批准我出访并向有关部门提交了正式报告。而我们作协也没有钱，就情势而论也不可能给我支出这笔费用。再说，作为一级作家，我每年都在享受着一宗规定的差旅费用，总数额达一千二百元整。用这宗款项，哪怕你去周游全世界呢！
于是，从离开我们机关所在地南华门乘出租车上火车站，到乘火车赶北京办国际列车卧票；从太原办护照做出国检疫交纳费用，种种往返一应花销开支，我都是自己花钱。到北京买票要收外汇券，须得自己花人民币高价黑市收购——买票必得用外汇券，外汇券偏又国内不通用，一般人手头不可能有。我们不奔黑市奔哪儿去？黑市买卖却又违法违纪，这不要难死人吗？从驻留莫斯科期间乘地铁，到归国办票要花美元；而且在票口买不到车票，又必须从俄国票贩子手中套购高价票。我始终在花自己的钱，彻头彻尾花的是“私款”。
因而，尽管我持有外事部门正式签发的公务护照，并且尽可能旅游观光多方考察，我却如前所说与公款旅行不沾边。
然而，尽管我是自己花钱，却又自以为肩负公务，自觉地正式拜访了俄罗斯作协。不妨在这儿自诩一句：这就是一点觉悟了。
拜访俄罗斯作协，我受到了该作协外联部主任亚历山德罗夫同志和他的属员的热情接待。这位主任的专长是研究南斯拉夫文学，着述多多。他最早曾任原苏联作协外联部社会主义国家工作部部长，熟知赵树理，曾经接待过我省着名作家马烽，陪同马烽游览过肖洛霍夫庄园。
想当年，苏俄作家地位尊荣经济宽裕，许多着名作家和诗人，拥有汽车和豪华别墅，存有数百万元卢布巨款。高稿酬和版税，每写一部中篇可资四口之家生活半年。而眼下，自俄罗斯变革以来，曾被指责为社会主义贵族的作家们几乎在一夜之间一文不名，卢布狂贬使他们的那笔令人咋舌的存款几乎成为一堆废纸。
所以，如同骄傲的超级大国不复存在，气度恢弘的好客的作家协会也不复存在了。随着苏联解体，原苏联作协也更名为独联体作协。而据亚历山德罗夫介绍，观在莫斯科的作家协会也已经不止一个，而是有那么各自为政各立门户的好几个。各家都以自己为正宗，各不相让。那么，打破大一统，群雄并出，是好事抑或是坏事呢？犹如苏联的解体，这却是局外人不易评说的了。而无论哪家作协，都面临了经费短缺的困境；无论归属于哪个作协的作家们，也都面临着稿酬不足以糊口、写书之后出版困难的严峻现实。访问交谈的当场，亚历山德罗夫拿了一册某诗人自费出版的诗集给我们看，那诗集印制简陋，内文仅仅薄薄的四个页码。不禁令人颇生同病相怜之慨。
那么，处于困境中的作家们如何生存呢？说来又是那样的相像：
鉴于阅读市场状况，有的作家专写侦破色情等通俗作品；鉴于俄国民众穿衣吃饭紧迫于读书求知，有的作家便转行去办公司，也算经商下海了吧。作协外联部维持正常工作运行，向国外作家签发邀请函件要收费，特别是向西方人要收取相当高的费用。对中国作家，则友情为重充分体谅，一般不收费。对此，我当然诚挚地表示了我由衷的谢意。
拜访会谈是在外联部整洁典雅的会客室进行的。外联部年老而风度雍容仪态万方的女秘书奈丽，接了我们脱下的外套，在电热壶里当下为我们煮了红茶和咖啡，一再殷勤让客。亚历山德罗夫则一再表示歉意，为不能更好地接待我，因为他们所做的仅仅是能提供一份免费邀请，仅止是捧上一杯咖啡；更为中国历年来大量翻译苏俄作家的作品，而他们没有资金来翻译我们的作品。
对于互译作品方面的不平衡，我倒以为固然有资金方面的原因，毋宁说是中国的文学创作尚不具有走向世界的本体实力。中国新老作家曾受俄苏作家创作之影响者比比皆是，谁能举出哪位外国作家是受了我们的影响的呢？当今世界，地球日益变小，日益村落化，西方世界在经济上的领先超前使英语日益成为世界语，呕心沥血的中国文学作品在域外究竟有谁来读？在国内又究竟有多少人来读呢？我的若干感慨却是不宜于在那样一个场合随便发布的了。
作为更多成分的礼节性访问，我明白自己充其量是一名友好使者，而不是乱发议论的狂生。就我个人的财力，我向俄罗斯作协，向外联部、向亚历山德罗夫和他的属员各自赠送了一点礼品。亚历山德罗夫的歉然便更其强烈了。告别时分，我们紧紧握手。此刻，无须通过翻译，紧握的双手传递着言说不尽的友情。
在门边，依照俄罗斯习俗送客的最高礼遇，亚历山德罗夫亲自为伊蕾女士架起了外套。那位年长的奈丽女士则从作协宽敞的庭院草坪上，采集了一束在深秋开放的素雅的野花，敬献给我们这些来自东方的客人。
回到住所，伊蕾将那束野花插在一只水杯内，任其慢慢干枯。在她租用的住所，厨房的小罐，壁上的竹编小筐内，都有原先屋主插在那儿枯萎了的花束，而那竟然也是极别致的一种陈设点缀。
如今时隔数月，想必那束野花也早已干枯，成为伊蕾住所一个新的点缀品了吧。
从作协出来走不多远，就是莫斯科最繁华的地带阿尔巴特大街。我注意到，在许多艺术品商店近侧，在地铁的入口处和通道上，甚至就在大商店的门口，有画家和音乐家们在卖艺。画家们或者出售自己标了价码的各种油画，或者为行人包括外国人画素描速写；音乐家们则演奏着各种乐器，间或引吭高歌。依我一个外行人的耳目来评判，他们画得不坏，演唱得简直棒极了。他们眼前摆放的纸盒内有人们随意丢撒下的一些零碎卢布，他们似乎视而不见，似乎在格外投入的艺术操作过程中，已经使他们验证了自己而获得了满足。
我和伊蕾说，这些艺术家是我们的同行啊！
他们的境遇与我们相比，谁更好些谁更糟些呢？伊蕾没有回答什么。也许只是漫不经心地说了点什么。她已经见惯不惊，或者忙于生存已经无暇顾及其余了。
翻译安氏
拜访全俄作协，当然是伊蕾陪我去的。一同前往者，当然更有她公司雇佣的翻译安德烈。伊蕾留驻莫斯科一年多，俄语只学得些日常问答，买菜问路而已，正式商务活动且是离不开翻译。我到莫斯科后的诸多活动，便借用了她公司的翻译。翻译安德烈因而成为我有生之年第一位接触最多的俄国人。
安德烈本来职业身份是莫斯科语言学院的中文教授，曾取得副博士学位。就一般标准，他应是俄国人中的汉学家。伊蕾因而称他安老师；我因而称他安先生——“先生”在这儿，一语双关：既指男士，也指教书的老师。
安先生的汉语水平不低，其学位论文是研究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其间还专门有一段落评论了我的短篇小说《镶柄韩宝山》。而他的论文又是以英文撰写完成，足见他的副博士学位货真价实。他还曾留学中国，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其时1989年，正是我从北大作家班毕业之后。如此，我们还算校友，我应是他的学长，而我恰在年龄上也长他几岁。进修期间，安德烈曾到过我们山西，来参加关于赵树理的研讨会。知道山西产煤而老陈醋有名，特别是汾酒着名。知道关帝老爷是山西人，也知道关老爷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有这样一些因素，我与安德烈因而一见如故。
我去的那几天，安先生的工资是月薪五万卢布，一周之后他的工资一家伙翻番达到十万。但据他说，在俄罗斯一贯受人尊敬、社会地位优越的知识分子近况不佳。他的调整后的工资只相当于一个地铁清扫工的工资。地铁司机则月薪达到卢布四十万——这当然只是特例。因为地铁对莫斯科而言真正举足轻重，万一地铁工人因为工资问题而罢工，那整座城市可就瘫痪了。
安德烈的夫人奥丽亚在一所中专教书，月薪也有将近十万。十万卢布是个什么概念？以美元作为中介折算，大约相当于七百元人民币。而工资与物价挂钩才有意义：在莫斯科买一件中国一般质量的皮夹克，需五万多卢布折合将近四百元，也即是安德烈这样工资阶层的人半个月的收入。买一斤土豆约合五角人民币。买一瓶洋酒“拿破仑”不到三十元，买一盒洋烟“万宝路”，则合四块多钱。
比照之下，安教授的收入状况要比我这个张作家的收入状况好一些。
但这样的比照对安先生没有意义，他是在适切他的参照系内衡量自己的地位的。因而他首先不愿舍弃他的教授地位——那毕竟受人尊敬而且是他的事业所在；同时，他又谋求第二职业当兼职翻译。在伊蕾的公司他每月领取一百美金，奖金与节日礼品等相当可观的收入除外。按当时汇率，一百美金就是十二万卢布，足足超过他的正式工资了。
由于是兼职，课余当翻译，安先生时间有限。离开翻译，伊蕾的商务活动寸步难行，而有限的工作时间安先生又经常迟到。直把伊蕾急得上火起泡，徒唤奈何。安德烈家中有九十岁祖母，有七十岁父母和岳父岳母，还有一个三岁的孩子；这些人又轮流生病，至少安德烈以亲属轮流生病来做迟到的借口托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