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商场
也许是民族深层心理的区别，至少是国情的不同，俄罗斯的铁路设施和旅客管理办法，有其我们感觉格外新颖的特色。
比如，在首都莫斯科，火车站就不止是相对集中的一座，而是有许多座。许多火车站大略分别建筑在城市边缘的四面八方，各自连接着通往各个方向的铁路线。因而，车站的名称也颇有趣，通往基辅的叫基辅火车站，通往彼彼得堡的则叫彼得堡火车站，接发往来于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的火车站，干脆称之为中国火车站。这样的建筑格局自然没有集中管理的大一统的优越，但却具备了分而治之的便利。线路布局相对简化，旅客疏导也减缓了压力，旅客们自然也不至于人山人海拥挤不堪。
而且，不仅在莫斯科，包括国际列车沿途停靠的任何一座车站，都是开放的，没有围墙，没有棚栏，也没有什么检票口。人们可以从大马路上直接步上站台，径自走到车厢门口，只要将车票向列车员出示就可以了。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车站结构和对旅客的管理就复杂了许多。一般车次大家乘坐多多，我就不必饶舌，国际列车的管理就更加严格数倍。我从莫斯科乘车归国时，带着大包小包皮箱纸箱许多行李，却丝毫不曾犯愁，因为许多热心朋友送站，大家谈笑风生散步逛街似的就将我送到列车上了。回到国内，而且是在伊蕾的家乡天津站下车，伊蕾又预先给弟弟妹妹包括妹丈通了电话，希望大家接站，结果却十分不理想甚至很糟糕。
偌大的天津站，宽阔的站台上，只有我们两个旅客下车，四十多名军警如临大敌，戒备森严。根本没有人来接站，因为国际列车禁止任何闲杂人等靠近，弟弟妹妹包括妹丈都被挡在了车站外边。待到我们大包小包嘀里嘟噜好不容易搬腾出站，接站的人已经绝望，心灰意冷地回家去了。两名从一万公里之遥赶奔家乡的国际旅客，急切见到家人的热扑扑的心情便如同浇了一瓢冷水。
因而我心中不免有所感慨：同样是国际列车，两个国家的管理缘何就有那样大的差异？转而又想，这便是国情问题和国民素质问题了。假想我们的火车站也搞成开放式，那真不知会混乱到什么程度。
比方在莫斯科，从也不曾见过有人随地吐痰，那自然首先是一个国民素质问题。大家文明程度高，自觉维护社会公德，共同培养着高雅的社会风气。但其次也不乏国情方面的原因：莫斯科有30％的绿地，空气清新污染度较低因而居民肺部普遍健康。比照之下，在我们太原这座几乎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城市，仅仅有一些戴红袖箍的人，手持罚款撕票的小本本来监督民众随地吐痰，而不曾在改良大众生存环境方面有大的突破，治理方法是否有些片面？换言之，没有物质文明的强力基础，没有人民大众平均文化指数的提高，精神文明到底不易凭空建设。简单如吐痰问题的解决，前景能说是乐观的吗？
且说正是由于国际列车沿途停靠的俄国大小车站皆是开放的，这才给中国倒爷和俄国购物群众双方造成了接触往来做买卖的机会，国际列车因而几乎就是一座流动商场。
我们一行几人出发前，已经听去过莫斯科的朋友们做过若干介绍。朋友们说，接近冬季，手套、皮夹克、毛衣、防寒服之类比较好销。国际旅客中国方面规定行李限重三十五公斤，在限重情况下只要选货准确，估计赚三四千块人民币不成问题。即是说，在去往莫斯科的路上大家做点小生意，来回路费就赚出来了。
与我同行的徐先生依计而行，在太原就买好了几十件毛衣。色彩红黑不等，型号则一律选了肥大型。上货价格也颇低，外观与手感都不恶的毛衣才三十几块钱。中国的轻工商品真是太便宜了！但究竟能否赚钱，利润大小，如何买卖成交，大家心里都没底。因为几位旅伴都没做过零售小生意，更不曾往来于这条国际线路。及至我们登上列车进入自己的包厢，发现不止我们这节车厢，几乎整部列车上都是倒儿爷，这帮爷们所带的货品却绝不止三十五公斤。倒儿爷们因而满是瞧不上我们的神色，带这么一点东西简直是浪费人力，成心逗闷子。有的就断然肯定：你们是公派出差旅游的吧？言外之意，我们就根本不像生意人。因而，徐先生和我们心里渐渐有了底儿，认为自己带的货不愁卖不出去，甚至已经开始后悔我们带的货真是太少了。
从二连浩特出关过境，列车驰上蒙古高原，在这个友好邻邦却压根儿没有生意可做。铁路沿线几乎见不到人影，窗外视野简直光板无毛，昏睡闲聊几个钟头再看，还是光板无毛。到了首都乌兰巴托，车站格局和城市规模似乎还不如我们山西的榆次、忻州。站台倒是开放的，却又不见几个人影，只有一帮孩子在做蒙古硬币换口香糖的小勾当。蒙古地广人稀，人民购买力也相对低下，市场状况不佳，自然没得生意来做。不过，我们几个之所以选定了乘坐火车而不是飞机，一来为省旅费，二来也为沿途观光，浏览风景。就说光板无毛的蒙古高原，那苍凉，那广远，那开阔，那疏朗，那忧伤的炊烟，那散漫自在的牛羊，不也观之在眼得之在心，堪称赏心悦目吗？遥想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当年辉煌，怎能不生出极浓重的历史感！
列车驰下蒙古高原，扑入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平原。开始停靠的一些车站，站台上人不多，生意也未见火爆。倒儿爷们聊天唱歌，满不在乎，因为他们自有多次奔波的经验：这儿属俄国边远地区，销售热点在下边几站。果然，过了伊尔库茨克，列车沿途经过新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秋明乃至基洛夫几个车站，倒儿爷们的生意或曰形式独特的国际贸易就火爆到了极点。
每到一站，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候国际列车到达的俄国群众，已是人山人海挤满了站台。列车尚未停稳，倒儿爷们已经打开车窗，用生硬的俄语开始叫卖兜揽生意。只要价钱合理，就有入递上卢布买货；而只要某一窗口有人开始购物，其余的人便蜂拥而上争相购买。倒儿爷们多半是三人形成一个销售团伙，一个从包裹里往出取货，一个向顾客手中递货，另一个负责收取卢布。流水作业，速度惊人。停靠十来分钟的车站，甩出几十件毛衣不在话下。在销售特别旺的车站，比如以油田知名的秋明站，到了开车时间，倒儿爷们甚至几次拉下紧急制动闸，以便继续抓紧时间售货。最后，直到俄国军警挥舞着警棍冲上车来干涉，列车才终于开离了站台。而车下手持大把卢布不曾买到东西的人们还要追着列车奔跑，追不及，连连跺脚，好不失望。
所以，在当下我就强烈地觉出那国际列车固然也在运送旅客，由于它的旅客绝大多数是国际倒儿爷，这国际列车就断然变成了一座流动商场。所以，在流动商场上占领了一个售货窗口的徐先生还有我们同行者协助，区区数十件毛衣眨眼间卖个罄尽，而且卖得了理想的好价钱，几十万卢布一时将徐先生的口袋撑得满满当当，他几乎就是一位“百万富翁”啦！
北京倒爷
由于占有地利之便，犹如在满洲里做边贸的多数是哈尔滨人一样，在往来于北京莫斯科国际列车上干国际贸易的多数就是北京人。而普遍评价，北京倒爷名声不佳。
在莫斯科的地铁和商场，办公室和餐厅，任何公共场合绝对没有人吸烟，更没有人随地吐痰，地铁上尊老爱幼让座成风。在办事处或销售点，只要有两人以上，人们必定自动排队绝没有谁插队加塞儿。听得有人吐痰，扭头去瞅，那多半是中国人。当两国关系解冻，俄国人对久违的中国人充满了新奇与热情，表示出相当的友好与尊重。但大批涌向俄罗斯以跑单帮的原始形式开展国际贸易的，多半不是衣冠楚楚的官员，也不是谈吐文雅的学者，甚至不是安分守己的普通公民。敢于闯荡国外的，多数成分原本文明程度就不高。俄国人给他让座，他大大咧咧坐下，不唯不讲一声谢谢偏要操了京片子来一句：丫头养的，傻帽！再加上为牟取暴利倾销伪劣商品，有发臭的鸡毛服和掉色的皮夹克，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损毁着自己的形象和声誉。
但对倒爷们也不宜一概而论。也许是经过法律清洗和秩序整顿，再加上我出发赴俄是在九月底正当中秋和国庆前夕，我们乘坐的那趟列车旅客不甚拥挤，车上状况也堪称良好。就在我们相邻的包厢，三位北京小伙子带了三百件皮夹克，行包重量绝对超过标准许多倍。因为他们和北京站的负责关卡的头儿有关系，他们小山似的包裹在磅秤上比划了一下就大摇大摆进站了。这自然使人惊叹“关系”的无孔不入。
多数乘员行李都不是太多。而为了节省重量，许多人将随身牙具等必备用品掖在腰上，沿途吃食方便面火腿肠之类则到二连浩特再买。二连浩特的不知真假的二锅头则价格翻了一番，所谓既然你是倒爷能赚钱，更有赚钱人先来赚赚你的钱。
由于全车几乎都是北京倒爷，我们几个是老西儿而且持有公务护照，老西儿无形中就有些孤立。倒爷们心态不平衡，对公派人员甚至有些隐隐的敌意。
但人际关系在于沟通。我的性格原也粗放，我的经历原也能和任何人平等往来；漫漫旅途上几天接触，和北京倒爷们便也相安无事乃至有若干友好的交谈。
他们当中有北大的毕业生，有辞职的机关干部，甚至还有一位音乐学校的讲师。
这位讲师姓权，年轻的倒爷尊称他为权大叔。权大叔却绝不是冒牌的讲师，因为他的笑声属于“美声笑法”，音色漂亮，发自丹田。权大叔们得地利之便，占风气之先，断然抛开吃不饱饿不死的铁饭碗，到漫长的铁路线上来闯荡江湖，谋求新生，他们无疑是勇敢的。他们赚钱发财，无疑也是理所当然的。
一般，大家平均一个月跑一趟往返；生意紧俏，两个月跑三趟，格外急迫，一个月就要跑两趟；从莫斯科乘飞机赶回北京，一边备货，一边套购黑市车票，马不停蹄，穿梭往来。最初车上没有行李限重的时候，包厢里乃至过道上堆满了货物，大家倚靠包裹几乎是站着睡觉，每趟倒腾赚取三五万人民币不在话下。如今虽有限重，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买通关卡多带货物或精心选货扩大利润，赚钱数额也颇可观。倒爷们不无保守地透露：最笨的笨蛋，跑一趟往返也要赚一万块钱！
但公允地讲，倒爷们也真不易。就我所目击与听权大叔们介绍之耳闻，倒爷们赚的是往来奔波的辛苦钱，是惨淡经营的血汗钱，甚或是充满风险的卖命钱。
通过海关时，无论中国还是俄国边检人员都对欧美人比较客气。那么倒爷们购买车票之初就开始动脑筋，要争取尽可能和他们买在同一包厢。带货上车要尽可能多，通过海关时又要藏匿货品使行李显得不那么多；以便尽可能少交罚金乃至顺利过境——我们相邻包厢带了几百件皮夹克，到过境时竟然只剩了几十件；原来早用随身携带的工具卸开天花板，货物都上顶子啦！
为了沿途售货，许多几乎是文盲的倒爷偏又下功夫学习俄语，日常叫卖用语竟也喊得滚瓜烂熟。而从车窗收取卢布，忙乱中又要防止收了假钞——话音未落，我们那节车厢就有人收了假钞两种：一种是手绘的一万卢布，几可乱真；一种是五千卢布后边又剪贴了一个“零”的五万卢布。
卖到卢布在莫斯科兑换美金倒是极其方便，任何银行和满街的银行服务车都可以按当日汇率换到美金。赚到美金携带出境却极困难。小车钢管内、皮鞋底子里，男士皮带夹层、女士隐秘部位，想尽办法藏掖，否则被海关查出属于外汇走私一律没收。不带现钞买了东西带回，做来往生意岂不更好？却也不尽妥当。外烟便宜每人限带两条，洋狗利润丰厚又禁止携带。俄国海关查到没收一半，中国海关则全部没收。中国海关偏是不怎么查外国人，查验中国同胞格外严格，大包小包查个底儿掉嘴里还连连念叨：就是中国人爱带违禁品！查到香烟使麻袋装走反正也不打欠条。而不论跑单帮还是办公司，在莫斯科都不是“白居易”，常有遭抢的危险……权大叔用美声笑法笑着说：张作家，你说累不累？
那么，大家不兴不跑单帮，在北京首都家里平躺了身子老婆娃娃热炕头何等安逸？这就是抬杠了。从消极方面讲，大锅饭最安全，可惜锅里没有几粒米；从积极方面理解，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杠杆启动了人们的原欲和创造力。没有什么人号召做报告，也无须表彰鼓励发奖状，哪儿出现差价，哪儿能产出利润，哪儿就会有商人，哪怕他们只是些名声不佳的倒爷。
依然需要公正地评价，追逐利润的倒爷们在无形中做着大为有益的事情。正如倒爷们自己讲的：沿途瞧瞧，在莫斯科看看，咱们打扮了多少女洋鬼子！替咱中国处理了多少积压商品！给咱国家带回了多少外汇！咱是发了点小财，但咱是不是也算为祖国母亲做出了那么一点点贡献呢？
而跑单帮尽管赚钱，倒爷中的心存大志向的人，却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比方那位北大毕业生就认为：单帮跑下去，也许永远能赚钱，但你永远只能是仅会简单原始积累的倒爷，你永远处在最底层面。要赚大钱，要干大事业，还是要办公司。倒爷确实中有心存高远一流人物，应该说我对倒爷们并不一概而论，属于实事求是。
我所乘坐的那趟列车是在十月四日抵达莫斯科的。正是坦克车炮轰白宫的当天。讲的豪迈一点，枪林弹雨都未能阻挡操作国际贸易的当下的倒爷们和未来的巨商们杀向市场！
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北京倒爷上货对路、销货快捷；日常俄语也过关，但他们却不是蒙古倒爷的对手。也许由于蒙古民族和俄罗斯民族发声方法更为接近，“得儿嘟鲁”吆喝牲口似的；更可能因为蒙古与前苏联的友好关系，蒙古人以俄语作为第一外语，蒙古倒爷们俄语都讲得特别流利。于是，他们与俄国购物者的语言交流几乎没有障碍，而语言可以讲是操作国际贸易中的第一等重要的因素了。蒙古倒爷明明是从北京上的皮衣，有的家伙却要公然叫喊；蒙古皮货好啊！中国的皮夹克是马皮的啊！因而，同一趟车上，往往是蒙古倒爷最先卖完货品，而且能卖得最俏的价钱。
北京倒爷自然大骂出口，连声咒骂，但他们等蒙古倒爷售货完毕又会来请求帮忙甩货；蒙古倒爷却也乐得帮忙，以便抽取一定比例的利润，所谓“拼缝儿”。
缝儿大小双方认可大约在l0％左右。比方一件皮衣卖六万卢布，蒙古倒爷每甩一件收取五千的样子，但中国人原也不傻，他的皮衣自己叫卖也许只卖五万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