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家战略概念
国家战略的概念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有着美国所处的特殊历史背景和世界政治地位的需要。此后，这一概念在不同国家得到理解和使用，内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但其作为以国家力量实现国家利益目标的方针、政策、措施之总体性规划，基本意义是相通的。
（一）美国的国家战略概念
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颁布的用语词典，国家战略的定义是：“在平时或战时，在组织和使用一国武装力量的同时，组织和使用该国政治、经济和心理上的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与科学。”而从美国学者和政治家讨论国家战略的文本来看，美国国家战略的目标在于从国家利益的现实出发建立、维护符合美国自由主义价值观、市场经济模式的世界秩序。一般说来，美国的国家战略研究具有浓厚的军事政治色彩，但基辛格在他主编的《国家战略问题》中指出：世界处于“技术、战略和政治大变动的时代”，“力量不仅取决于客观因素，而且取决于心理因素。”从动员各种国家资源这个现代意义上讲，总体战在工业革命之前是不可能的。自然经济无力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队，“雇佣军”没有“现代国民军”那种士气，“士兵本人不关心他们为之战斗的国家的命运”，他们从事此项职业是为了谋求生存。但工业革命使现代战争中的总动员成为可能，而核时代的国家安全政策更注重政治、心理、经济和社会诸因素，“它包括一个社会为谋求生存或实现其国际理想而采取的每一项行动”。总之，“制定国家安全政策并不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场对人们的政治理解力，以至于最终对人们的理论洞察力的挑战。”
战后美国处于全球冷战体制中西方阵营的领导者地位，美国的国家利益与西方阵营的政治安全、经济发展是统一的，所以美国的国家战略的主要内容是针对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遏制战略。当全球冷战由于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结束以后，美国认为遏制战略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克林顿政府时期提出了新的“扩展战略”。扩展战略的核心是追求“全球民主化”，其主要内容是：加强西方市场民主制国家组成的大家庭作为“民主堡垒”；消化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转型的“民主成果”，“在可能的地方帮助促进和巩固新的民主制和市场经济，特别是在有着特别意义和机会的国家”；对抗敌视民主和市场的国家的侵略，支持其自由化；促进全球民主，根据美国利益选择对象和手段进行人道主义援助，致力于帮助民主和市场经济在有着最大人道主义问题的地区生根发芽。
随着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发展，基于古代罗马帝国、近现代英帝国的衰落以及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历史和现实，美国的战略研究开始提出美国霸权能否维持下去的新问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曾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国防部长助理的约瑟夫·奈指出：从传统意义上说，对大国的检验是看“进行战争的实力”。战争是终极的游戏方式，人们打国际政治牌，并使关于实力对比的估计得到证实。在过去几百年里，随着技术的发展，实力的来源发生改变。在17世纪到18世纪的农业经济时代，人口是至关重要的实力资源，因为它为税收和招募步兵提供了基础，这种人力与金钱的结合确立了法国的优势。但到了19世纪，工业重要性的上升首先使英国受益，其无敌海军统治着海洋；后来德国受益，它依靠有效的管理和铁路运输军队，迅速在欧洲大陆上获得胜利。
而到20世纪中期，美国和苏联不仅拥有了工业力量，还拥有了核武库和洲际导弹。从现代历史的进程来看，当今国家实力的基础不再强调军事力量和军事征服。其原因之一是核武器的破坏性巨大、代价太高，不能使用；原因之二是民族主义的兴起，殖民统治不仅广受谴责而且代价高昂，这为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侵略越南和阿富汗的历史所证实，苏联帝国解体距欧洲各帝国的终结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原因之三是大国内部的社会变迁，后工业化社会追求福利，厌恶出现大量死亡。总之，由于使用武力的代价相对增大，经济目标在后工业化社会的价值观念中地位突出，经济力量与过去相比已变得更加重要。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所有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依赖不受它们直接控制的市场力量。因此，美国欲保持强大，就必须在军事力量、经济力量这些胁迫他人改变立场的硬实力之外，关注在国际政治中通过设置议程来吸引他人、让他国也想达到你所希望的结果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之源在于国家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建立主宰国际活动领域的有利国际规制、国际机构的能力，美国的大众文化、高等教育和外交政策中经常表现出来的民主、自由、积极向上和开放的价值观对许多方面的美国实力都有助益。约瑟夫·奈还分析说：当文化能够对他国产生吸引力，当政治价值观在国内外都能真正实践，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时，美国的软实力就形成了。随着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吸引力、合法性和可信度的竞争，因此软实力在全球信息化时代的政治中的重要性就会日益增加。“信息时代的大趋势对美国有利，但前提是我们得学会停止践踏我们最好的信息。聪明的力量意味着更好地懂得如何将硬、软力量结合起来使用。”很显然，这就是当前美国政府领导人所谓的“巧实力”的战略哲学思想，并可见于美国在东亚展开的一系列软硬兼施的外交操作。
（二）日本的国家战略概念
与处于世界领导地位的美国不同，日本在战后面临着从战败废墟中振兴经济、重建国家威信和争取国际政治地位的任务，因此日本的国家战略概念包含着对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性思考。一般说来，日本的政治家、学者往往认为日本在传统上欠缺国家战略，但经过战后的经济振兴和政治大国化的努力，日本的国家战略观念增强起来，小泉纯一郎首相时代在自民党内成立了以首相为部长、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为最高顾问的“国家战略本部”，职责在于指出21世纪日本发展的方向，设定国家目标，明确国家理念。2009年9月民主党执政后在内阁官房设立了“国家战略室”，希望以此强化首相官邸机能，集结官方和民间的优秀人才，以创造新时代的国家构想，由政治主导制定国家预算的框架。
中曾根康弘是日本有过首相任职经历的著名政治家和国家战略研究者。根据他的理解，所谓战略，一般就是指对实现特定目的的过程与手段进行规定的综合性判断与计划。社会生活当中有各种战略，他把“综合性国家战略称为国家战略”，并指出：“国家战略从其目的上可以分为军事战略、外交战略、经济战略、内政战略。”
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战争犯罪被制裁和占领的国家，容易引起战争联想的战略研究本身是一个有所忌讳的话题。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已经成长为一个经济大国并追求政治大国目标，面对激烈变动的冷战形势和复杂的东亚地区政治格局，其国家战略意识活跃起来，从世界政治的结构变动角度思考日本的情报战略、同盟战略与综合防卫战略的著作问世，以期催生正式的国家战略研究。1982年担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提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命题和建设“国际国家”的构想，推动各个领域的改革，可谓日本国家战略的大胆尝试。21世纪初，身为世界和平研究所所长的中曾根康弘出版了专著《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回顾历史，思考改革，确立日本未来的国家发展方向。
中曾根康弘认为，由于日本是远离亚洲大陆的岛国，极少面临外来侵略，国内受“和为贵”观念的支配，因此与美国之类的契约国家和中国、苏联之类的意识形态国家相比具有“自然国家”而非“人工国家”的属性，人工国家都有着很强的战略性。近代受到西方入侵的压力之后，日本才加入世界政治行列，维持国家独立、追赶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日本的战略目标，但错误估计世界形势，以希特勒德国为世界正统，结果遭到战败。战后由于过分受到美国的影响而缺乏自主性，制定国策时的大国依赖性和功利性导致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脆弱性。为了加强日本的国家战略研究，中曾根倡导在内阁设置情报收集和研究机构、培育智囊政党和民间智囊团、在大学设置战略研究专业方向。作为具体的国家战略，他提出：在安全保障和外交战略方面，继续坚持日美安保条约，同时致力于构筑由东亚各国参与的集体安保机制；在经济战略方面，制定重振财政基本法，摆脱长期国债的重负，健全金融系统，改革产业结构；在政治改革方面，用首相直选制取代议会内阁制，修改美国占领时期制定的宪法而代之以新的国民宪法。他还论述了修改教育基本法、建立多元的教育体制、改革科技研发体制等方面的内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曾根康弘敏感地认识到：在全球信息化时代，国家或国民共同体不会简单地消亡，因为防卫、治安、税制和社会保障只能由国家介入。从世界整体来看，传统型的战争已经消亡，但“正在变为信息、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思想、心理战争”。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的“思想侵略”，通过互联网作为“知识的炮弹”打出，这方面的威胁正在加大，如何进行防卫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如何，日本必须保留可称之为“这个国家的内心”的东西。
正是出于这种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国家战略意义考虑，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在强化日美同盟、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谋求东亚地区统合进程主导地位等传统政治、经济外交领域积极活动的同时，又有组织地研究、实施所谓文化外交战略。文化外交战略由日本政府制定、指导并提供资金实施，由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市民团体等展开活动，利用文化交流、留学生教育、学术活动等传播日本文化，培养接受日本教育的高等人才，用日本的学术主张影响他国学者，在他国建立参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据点，以酿成对日本的理解、亲近感情，间接地使他国的舆论乃至政策符合日本外交利益的需要。在战略利益上，由于中国被日本定位为竞争对手甚至是安全威胁意义的敌对国家，所以日本在挟日美同盟硬实力遏制中国的同时，还不断展开文化外交，谋求渗透和影响中国舆论、政策的软实力。近几年来，日本主要采取了以下行动：扩充国内的地区研究机构，扩充在中国的教育文化据点，协助在中国的图书出版、电视节目制作等传播工作，进行共同历史研究。
（三）中国的国家战略概念
作为革命建国的新兴国家，新中国的国家战略反映在苏联模式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民经济计划之中。中苏同盟关系恶化之后的60年代，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全面威胁，国际战略和国防战略的思考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路线的确立，全方位的国际竞争意识提高，国家领导层和智囊机构的国家战略研究逐步体制化。进入加速改革开放的90年代以后，国家领导层不断提出新的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思想，学术界的国家战略研究也出现热潮。
作为政策的国家战略思考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中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和远景规划方面，而作为学术的国家战略研究，则在与西方国家的战略学比较中提出了中国的国家战略概念，并分别梳理、论述了中国国家战略的诸方面。一般认为，所谓国家战略就是综合运用和发展国家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科学和艺术，作为一个国家的总体战略，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社会发展、意识形态等诸方面的战略，确定国家利益目标以及实现国家利益的途径和措施。为了突出中国特色，有学者概括提出：中国的国家战略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这一国家最高层次的总体战略由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机构（党中央、人大、国务院、军委）制定和组织执行，体现了党的总路线、总方针、总政策，成为指导我国国家生活各领域的总方略，既指导国家建设（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指导国家安全。中国的国家战略要在党的意识形态指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军事和外交为保障，运用和发展综合国力，推进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这种国家战略概念的理解，反映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属性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征。
作为理论的国家战略研究，中国学者提出了国家生存战略、国家发展战略、国家扩张战略诸类型，或者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发展战略或者对外国际战略、内部发展战略两个组成部分。国家发展战略由公共利益也就是社会整体利益所决定，涵盖国内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发展战略、科技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战略、文化发展战略以及特定形势下的改革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则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包含外交战略和国防战略。国家战略研究还要分析国家战略结构，即研究国家利益、国家目标、国家力量和国家政策等基本要素及其内在联系和相互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