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日子中，每天总是这样的，太阳从东面，从山样的楼房后面升起来了；然后，又慢慢的，在山样的楼房后面落下去了。
这一天我收到一封信，阿真姐的信。一阵悲喜，我不忍说是伤痛，我坐下来；我应该首先告诉你我的手指，我的手指不知怎的动弹起来了。
我把它拆开。一个朋友坐在摇椅上这样问我：“从轰隆轰隆中来的吗？”
“也可以这么说。”
“你好久都像期待着什么？”
“好久。”
“有没有好的消息？”
“……”
我读着你的信，写在廉价的新闻纸上的，横过了好几省的边界，几乎在路上走了两个月的阿真姐的信。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吗，或者是比我所能想到的更坏？许多天以来，这年头儿总使我们等候“无恙”，一面惴惴的怀着不安。在深夜里，当我睡醒来的时候，有时是在黄昏，我特别清楚的想起我们的亲旧：大舅爷的轧花机还轧轧的响吗？忙三叔还在担着他的杂货挑子吗？桂姐也还有工夫在婴儿的风帽上绣花吗？这些人都是我们的相识，我们的乡邻。并不是我们不关心那些我们不熟识的，生命总是可爱的，而是我们不曾和他们相处过，我们想象不出他们的面貌。我什么都没有得到；仅仅在报上，在通讯里，在想象中，我们知道有人在厮杀中死，有人在颠连困苦中死。人们的生命落下去了，泯灭了，犹如秋夜的流星不见了。
这时候我也想起你，阿真姐。你是生长在乡下的，在一个坐落在平原上的村庄里。现在我还能想见那新起的院落。这地方原来是一个小园，一片广场，再加上一座树林。人们有一天将树林伐了，将菜园的围墙平掉了。接着人们就大兴土木，建筑了两座屋子，在瓦屋里住着这人家的主人，在另一面，在临近大路的草屋里喂着牲口。
“一个地主的宅第是这样的吗？”当你看见这篇文字的时候，你也许会这样问。
“是的，当初就是这样的。”
而且那时候是这样荒凉。立在瓦屋门口，从人们匆促中弄起来，几乎连一株小草都还没有来得及生长的毫无生气的庭院里，人们可以远远的望见旷野；从旷野上，人们也可以望见庭院。
这回想给我带来了忧郁，生活在无际的平原上所常有的。你就在这单调的，和平的，静寂的空气中生长着。等到你长到三岁，这是你的生命最危险的一年，脑贫血把你跌倒了，跌到门限上了，直到现在，在你的两条浓浓的黛眉中间还留着一条疤痕。一个谰言的女巫因此就说你是“泰山奶奶”——一个使我们每个孩子听起来都会战栗的可恶女神，她说你是她的女童，她已经看出了你的美丽。
我不知道为了什么，这里我特别想起你们家里的两棵树。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到那里去过了。在你们家里已不止有两座屋。当秋天来时，那瓦屋门前的枣树可是能打下来五斗枣？在另一个角上，当夜晚起了风的时候，那榆树也能够唿唿响了吗？你就是像那些小树一样生长着的，虽然你并不像那些小树。因为它们比较喜欢吵闹，你则偏于沉默。
你很早就有了这种倾向。
“这个怪癖的孩子！”他们说。
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已经有了自尊心。这是许多成年人，甚至是那些被尊敬的德望长者所缺乏的，人们很要面子，但是比起面子来，人们更喜欢金钱。尤其是在数千年来被当作家畜驯养着的妇女中间，自尊心这东西几乎早已消灭净尽，简直可以说完全没有。真不是这样的吗？当你玩耍的时候，当你用瓦片，毽子，或者是线球和村姑们竞技，一个村童向你们捣乱。于是你站起来，一句话也不说的站起来，鼓起了小小的好看的嘴唇，你憎恶的望着他，有时是多数的他们，接着你轻蔑的瞪了他们一眼，你傲慢的不声不响的走了。
你——阿真姐，你在单调，和平，辽阔，静寂的平原上，采撷着那些生在田里的野花；当潦天来时，你又脱去了鞋，波波的用脚戏弄着水。就这样你长大起来了。你不像你的父母，也不像你的兄弟，你比他们公平，你的少女的心比他们仁慈。
我想举一个最小的例子了。在夏天，在除了阳光和树荫几乎再也看不见别的什么的街上，一个小贩远远的来了。他用大而干燥的，使人嘴里流水的声音喊：
“西瓜呵，大西瓜呵！”
“卖西瓜的！”你的父亲跑出去了。
但是这一回他买来的是杏；你自然也分到一份。你拿了你的一份走进另一个房子，你自己的闺房，小心的把它们放到抽屉里。到了上午，你的弟弟和妹妹从外面跑回来了。
“小五，小六。”你这样像一个大姐的招呼了他们。
于是你打开抽屉，里面有两本书，一方还没有绣好的枕衣，在抽屉的一个角上有一只小盒，里面放着绒线。一股香气飞出来了。一颗，两颗，你数着红的，像搽着胭脂一样的杏的数目，往每一个向你伸出来的小小的掌心里放了一颗，接着又是一颗。
渐渐的你更长大起来了，沉静的，温柔的。你有黑的大的眼睛，你有花样的两颊。
“更美丽了。”他们说。
有一次，我到你们家里，你躲起来，你躲到你母亲背后，你害羞了。你长得像一个大姑娘，我应该说阿真姐其实长得早已是个大姑娘了。生命对于你成了一个谜语，你开始感到一种迷惑，一种神秘。这时候你思想的更多，另一方面你说话却更加少了。我们怎么来说明一个少女的命运呢？不管用什么方法，这在我们不都是太残酷了吗？
日本人的铁骑于是惊醒了这广大，单调，静寂的平原，阿真姐，你离开了家乡，从此你就和你的亲属失散了。我不知道你是怎样愤怒，实在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从来不曾想到一个少女愤怒起来时是怎样情形。不久你就加入了一个伤兵医院；我不明白你加入的理由：是要为这个争取自由的国家尽一点力，或者是你看见成千成万的受伤者无人看护。但这有什么关系呢，这不是一样的吗？你穿上缀着红十字的白衣，戴上缀着同样的红十字的白帽……我能够想象出吗？一个生着浓浓的长眉，大而黑的眼睛，小小的嘴唇，花样的两颊，一个温柔、无言、美丽的少女，在薄暗的屋子里，在弥漫着酸素和脓血气息的屋子里，为这些受伤者换绷带，侍候那些残废的吃饭饮水，一方面又简单的用极低的声音说着话。
一个美丽的少女就这样撤退下来了，没有马，也没有车。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那些经过长途困顿，因为偶然的感兴而要下去跑跑路的，打着红面颊的小姐或少奶们……我感到一阵悲哀，一阵说不出的悲哀。你自然从来没有想的这么远过。你横过一省一省治下的土地，横过一省一省的边界，阿真姐，你的从来没有一次走过三十里路的脚磨破了。现在我看着你的来信。
“我没有固定地址，这信你也不必回答，你也许根本就收不到。”
你说的是这样决绝，这样痛苦。我惘然望着这些字，这些潦草的，大得有些像妈妈，比起大的来，小的又小到有些像女儿的字，你是坐到路旁的石上写的吗？或是在一家祠堂里，在一座破庙里，在一张没有油漆过的板桌上写的呢？
这些困苦——虽是无人眷顾，虽是处在四顾都是陌生者中间——也没有消磨一个孤零零的少女的向着生的愿望，其实即使是敌人的炮火也不会吓住你的，因为他们毕竟是敌人；可是那些粗暴的受伤者，或者是一个在医院里混饭吃的流氓伤害了你的自尊心了，伤害了阿真姐的自尊心了。你因此气愤地说了你不应该说的话：“我后悔，要是我可以后悔，我觉得不生成人要比较好些。”
我说你说了你不该说的话，这是因为你还太年轻，你不了解这复杂的社会。虽然全国大多数人民对侵略者早已积压了满腔愤恨，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还缺乏教育；至于那个少数，他们是更会腐烂下去的。
你又说：“生命假如是灯，在深夜里，在荒野上，它正在闪动……”
我似乎曾经说过，也许我将在另一个机会说，每一个少女——也可以说是每一个青年人——都应该是一个圆满。我说“应该”，是已经指出我们得不到，我们不能维持一个永久的，甚至较长久的圆满。因此我们才更加觉得生命的可爱。同样的理由，阿真姐，岂不正是因为世界上有着缺陷，岂不正是因为有悲苦也有欢乐，或者是——有悲苦也应该有欢乐，我们才要活下去吗？
现在我们且来更正，我们应该说：生命对于我们的朋友是一盏灯。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九日上海
选自《看人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