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在下午的大道上疾驰着，一个平静的礼拜六的下午。路上是静寂的，两旁植着法国梧桐，枯叶偶尔一片两片的慢慢从空中落下来。从车窗里望出去时时闪进来远处的，清澈的，十月的天空。
在我旁边坐着周大年先生，一个肥胖的，乐天的，呼吸时总要透出声音的，脸上永远浮着童真的笑容，他的相貌说明了他是既会吃而又会睡的人。不管是从他的丰满的手指上，他的突出的肚子上，他的画出一条可爱的弧线的嘴唇上，或是从他的沉重的眼皮和多肉的下颏，无论谁看了都会以为上天的创造他是为了满足，或者我们不妨更恰当点说，他从来不曾抱怨过世界上缺少一样美味。
我们沉默着。
当车子偶尔颠摇了一下，或当转弯的时候，那悬在周大年先生胸前的金表练便快活的跳动起来，温暖的，绒似的阳光穿过车窗照着他放在圆圆的膝上的像发了酵的手背。
“多么好的天气！”
他动了一下说。
“有时你真觉‘过眼云烟’……是去年，不，是前年秋天了，比此刻略早一点，我们还跑鬼见愁。你自然知道这两个傻小子：傅子季和我。我们卧在山顶上，四围是荒草，白云从我们上面飞过，阳光照得我们一步也不想走了。我们不动弹的躺着。我们喝了半打啤酒。”
周大年又欠了一下他肥重的身体。
“现在我还记得，我只看见傅子季哭过两次，其实我一生中也只看见男人哭过的这两次。我们喝了半打啤酒，‘和尚伙计！’你也许还不知道和尚是我的奶名。他这样喊了一声，什么也没有说出便忽然流下泪来了。他打碎了一个酒瓶。现在我还能清楚的想起那打碎酒瓶的地方，我们躺过的地方，在一块大石旁边，从那里可以望见下面白茫茫的湖水和蓝蓝的一线远山。”
“你觉得他会不会喝醉？”
“不，不会。”
“这就怪了：难道他也有不如意的事吗？”
周大年瞟了我一眼。我想起这一对朋友：瘦长，打扮得花花公子似的，穿着整洁的西服，洒着法国香水，眼睛总爱去瞟女人的——傅子季先生；另一个肥胖的，不修边幅的，因为装满了满足而球似的挺出着肚子的——周大年先生。当吃过晚饭之后，一日中最令人满意的时光，这一对朋友出现在灯光辉煌的将军大道上了。他们争吵着，戏谑着，用小学生的口吻去招呼散步的陌生小姐们，有时他们故意踩了一个白俄老太婆的脚踝。
于是忽然间，人众中发出了鸟儿样的笑声和嚷声。这一对独居者可以说完全是对比的，连他们的丑陋也生成是对比的：傅子季先生骨瘦如柴，像一根秋末的黄瓜，周大年先生却恰似一只骄傲的茄子。然而一种韵律，当他们在一道的时候，你从他们中间可以看出说不出的生命的和谐。
“奇怪！”
周大年像是思索着什么的，不转睛的望着车夫的脊背，或者什么都不曾看，仅只是向前面望着，喃喃的谁也不对的说。
“奇怪！”
他又说了一遍。车子沿了下午的大道进行着。他从口袋里拉出手帕，一块快变成灰色了的手帕，他用力拧擦着鼻子，唧唧的响。
“我们是往那里去的呀？”
他迷惑的瞅着四周，一面将手帕放了回去。
“有时你觉得很奇怪；礼拜二我们从百乐门出来，他在那里跳了十五轮舞，时间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他说他有一件紧要的事情，‘留神你的大衣呀，伙计。’我还取笑着他；他朝我的脊梁上打了一拳，我们便分手了。”
“他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吗？”
“一点都没有；他是常常这样的。”
“当夜他没有回家？”
“你知道这就是我所后悔的；我后悔我没有阻止他。第二天十点钟我到他家里去，阳光已经照到梳妆台的大镜子上面，傅子季还在床上睡着，眼圈是蓝灰色的，穿着昨天晚上的衣服——”
我感到一点惆怅。
“这样他就完了？”
“这只能怪他自己！”
周大年叹了一口气。
“我们在巴黎的时候，医生曾检查过他的心脏，他的心脏有病，他的心房的出口比平常人的狭小。你没有注意他很容易激怒吗？”
但是要说明一个完全没有信仰的人是很困难的。在别人，你可以说一切人——生活都有一根支柱，或者说一个目标，而这位傅子季先生，这个坦率的，多疑的，小器的，和善的，楚楚的打扮着自己，洒着法国香水的英雄，他的马是跑到那里去的呢？他自己曾经想到过吗？我说他有一点古怪。
“假如他是一块石头，白色的，他还有最刺眼的一星忌刻。”
“你说的并不完全对。”
“那么你不觉得他的本身包含着不可解的，譬如我们说‘不大和谐’那种东西吗？”
“是的，是‘不大和谐’……”周大年挺直身体，他说傅子季先生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他的父亲是一个地主，一个顽固的专制者，他待傅子季非常苛刻，他打他，时常不让他吃饭，直到他十三岁的时候才把他送进学校。当他进了中学，他每半年只给他三十块钱。后来也就是因为这缘故他才到法国去的，那是正当欧战之后，他们在里昂做了两年多工，傅子季积蓄了四千佛郎于是他们到了巴黎。
“他在那里进学校吗？”
“他进各样学校。”
“并且那里有的是女人！”
“到处都是年轻寡妇和嫁不出的少女。”
但是最后完成这悲剧的要素的还不仅仅是女人，乃是忽然冲来的新的思想，别人的思想。
“现在你可以明白，”周大年说，“为什么连他也有不如意的事。”
汽车仍旧在两旁植着法国梧桐的静寂的大道上向着西区疾驶。秋日的阳光照着路旁的矮篱，树木，庭院，所有的窗都在明亮的阳光下面打开着，我们时常望见窗户后面的，在翻着画报或电影广告的主妇的前额。
“于是我又第二次看见男人哭了，”周大年继续讲道，“男人的哭是很有趣的；看着自己的朋友哭泣，不是很有趣吗？尤其是傅子季——完全没有忠义观念的人，这时候，一霎间你发见了人类常常引以为耻的至宝，你可以看出他孩子时期的某种表情。”
“如此说你是把男子看成有几分英雄成分的了？”
“是的，我以为应该有一点英雄成分……我把他送进医院，因为公司里事情忙，我隔了一天没有去看他。是前天上午，我请了半天假，我为他买了水果，还有花……医生刚刚施行了最后的手术，他僵僵的躺在床上在抽倒气。他的一边的眉毛动着，意思是想责骂我，我想。他没有成功，沿着他的眼杪就是大颗大颗的滚下来了热泪。‘我们应该像平常一样，伙计；你不害羞吗？’我抓住他的手。——‘我想起我的一生中没有做过一件好事。’——‘我们都没有做过，可是我们仍旧活着，只要我们自己知道就好了。’——‘我对不起我的父亲，还有我的太太。’傅子季从来没有这时真挚过的，他紧紧的握着我的手——”
“怎么，你说他已经娶了妻子吗？”
“他十八年前就和一个比他大三岁的乡下少女结了婚。”
“可是他无论对谁都否认这事，而且他正在恋爱？”
“他爱天下任何女人。”
“你觉得这事会不会使沈玉丽难堪呢？”
礼拜天我还在公园里看见她和傅子季一道散步。这位沈女士有一颗小小的头，一双黑的总是流动着的眼睛，脸上搽着粉，打着红的面颊，为了证明她还只有二十一岁，然而有时她弄错了，女人总是常常喜欢弄错的，她微微倾侧着头——一个恰合乎少女的好看姿势，她一面又说着二十五年以前的旧话。她的身世是永远变化着的，生活是丰富的，就是那种使我们常常感到不舒服，春天的花朵似的演着悲剧，以夜为日的都市里的所谓小姐。
“我想不会。”
“他真的忏悔了吗？”
“谁？”
“傅子季？”
“很难说……但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我们又沉默下来了。车子越往西行驶周大年先生似乎也越发不安。他时时动着，轻轻的咳嗽着，一路上不住的用手帕揩着前额和脸。
“有时你觉得像一个谜，譬如一个人前天还活着，忽然已经不活着了。”
“不过也还有比死更不可解的。”
“的确有。”
“你不曾看出他要死吗？”
“不，不曾。”
“礼拜二上午——就是你们去百乐门那天上午，他还约我今天到路易十六去吃夜饭。”
“并且他也约我。”
汽车在殡仪馆前面停住了。我跳下车去，一面伸了手去扶周大年。他推开了我。
“我要跟他说，跟傅子季说：你睡的好啊，伙计！”
周大年向我弄着眉眼，同时笑了笑，很活泼的自己跳下车子。
有时你的确觉得像一个谜，譬如一个人昨天还活着，忽然不活着了。我想着我的朋友刚才说过的话。阳光轻柔，明亮，温暖，充足的照着大厅前面，这是一片像花园的宽广的草地，你感到和谐，一种近乎沉醉的自然界的和谐。两个穿着白衣的小孩正在毡样的草上滚着，笑语着。从大厅里送出一阵缠绵的，哀伤的，呜呜的笛声。
我们来这里是做什么的呢？
我们本可以穿过草地走，但不知什么缘故我们却远远的避开。我们循着正路，一个殡仪馆的仆役迎着我们，他恭敬的向周大年鞠了躬，然后引导着我们绕过大厅走上一条长廊，最后我们在长廊尽头停下来。这是一所红色的——有时使人看起来比黑色更不愉快的红色——永远关着窗户的房子。
那个仆役在一串钥匙中找着钥匙。
“有人来过吗？”周大年问。
“没有，先生。”
他又鞠了一个躬，一面打开门让我们进去。弥漫着花香和漆味的空气是阴冷的，沉重的，不流动的，我们终于在整齐的排列着的众棺之中找到了穿过漂亮西服，洒过法国香水，礼拜二晚上还跳了十五轮舞的傅子季先生，一口金漆棺材。
仆人手中的钥匙叮叮响着。
一种悲哀，其实我倒不如恰当的说一种死的静寂；我们为什么要悲哀呢？难道是我们有什么对不起死者的地方吗？难道是因为死我们更加爱一个人了吗？难道他的死死得不恰恰是时候吗？或者是因为“昨天活着，今天忽然不活着了”呢？这是多么荒唐啊！
我瞅了瞅周大年先生，他的嘴唇好像因为恐怖而痉挛着。
我们一言不发的从殡仪馆里出来。晚上我们一同到路易十六。这是一座空阔，阴暗，和那位法兰西皇帝一样不幸的老屋，一个不吉祥的名字。
“现在让我们自己请我们自己吧。”
“让我们自己请我们自己。”
我们坐在食堂最里面的角上，周大年和傅子季常坐的地位。我们要了三道菜，直到快要吃完都没有说话。周大年低着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研究那印着蓝蔷薇花的盘子，他吃的很慢，刀子时常从他的手里滑开，并且时常停住。
“这牛肉，”他不高兴的说，“就跟劈柴一样。”
他敲着盘子，要了一杯可可。
那天晚上的周大年好像有点生气，有一点失神，他仿佛忘记了什么东西的想着，想着，我相信他对什么都没有留心，甚至于他根本就没有想。他的脚步是疲倦的，不十分稳当，当我们立在路易十六门前的时候，我伸出手去向他告别。
“再见，周大年。”
他慢慢转过头来望我，或者更确当的说他好像不认识的向我望了许久，他的脸色是悲凄的，他的目光是涣散的；他恐惧的把手缩了回去，然后迟疑的调过身去走了。一个寒战！周大年先生不再是“满足”的了，我们先前说过的那种“满足”；他已经失掉了一样东西，一种生命的和谐，现在他是孤独的。我目送着他困难的越过街道，请恕我用一个抽象的字眼，从他的背影上我们敏锐的感到宫商不调，如同断了一根弦索的自己响着单音。从此周大年先生不见了。三个月过去了，有一天周大年死了。
“难道他必须这样收场吗？”
我不知道；我不能回答这带着哲学气息的命题。但是你假如到远东殡仪馆去，在一座红色的房子里面，在第十二号棺舍里面，你可以找到一口罩着红锦棺衣的灵柩，前面的小桌上供着烛台和水果的，一个少女的归宿。这接着是一口简陋的没有任何摆设的棺材。
傅子季先生之柩
在对面，隔着一条狭的走道，于是我们找到了那位朋友，棺材顶上覆着一个好看的干枯了的花圈。且让我们读一读那系着的蓝色绸带吧——
周大年先生千古
沈玉丽敬献
现在所有的事都完了，人们也早已把他们忘记了，只有偶然间我们还想起：一个瘦长的，楚楚的打扮着自己，洒着法国香水，眼睛总爱去瞟女人的——傅子季先生；另一个肥胖的，从来不修边幅，满意的挺着肚子的——周大年先生。他们在晚饭之后，在灯火辉煌的将军大道上争吵着，戏谑着，慢慢的走着，时而从人众中发出鸟儿样的笑声或嚷声。
一九三八，一二，二。
选自《看人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