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人架扶着宁奇，垂头丧气地往回走。走到黄土沟的时候，天渐渐暗下来。一路的奔波，肚子里的鱼早已经消化得没有了感觉，所有的人的感觉就是饥肠辘辘。他们恨不得一步跨过黄土沟，一步走进大灶，看看给他们留的是什么饭。忽然，宁奇叫住了大家：“今天的事情我看有些不妙，咱们得先商量商量。”
长命说：“就你事多，有啥不妙的？”
宁奇说：“牲口前面回了圈，不见人，他会怎么想？再说，回家的路边尽是庄稼地，保不住牲口下了田糟害了庄稼，能有你的好果子吃？”
侯喜喜听他这么说，觉得很有道理。他问宁奇：“依你说该咋办？”
宁奇说：“我们先在黄土沟里蹲一阵，派一个人悄悄回去，先探听消息再说。”
大家觉得宁奇说得是个办法。一阵商量之后，都认为王占江办事猴精猴机灵，让王占江去。
太阳落了山，天仍然闷热闷热的，没有一丝丝风。不知道从哪里飞来那么多的蚊子、蠓虫子成堆成团地向人围了过来，一不小心就能吸进嘴里。他们每人拔了一把马莲，不住气地拍打着，这种切身的体验让他们意识到，剪去牲口的尾巴简直就是一种罪恶。
癞蛤蟆的鸣叫十分密集，它们好像约好了似的，在这一时间里同时聒噪起来。蟋蟀的鸣叫也在这一时刻响起，跟蛤蟆对着劲地叫。这是黄土沟最红火的时刻，叫得沟里的人心烦意乱。
忽然，王占江气喘嘘嘘地跑了过来，喊道：“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侯喜喜赶紧迎上去问：“你慢慢说，到底出了啥事？”
“我悄悄溜回牛圈房子，爬在圈墙缝里往里看，看见丁连长、老灰、还有几个干部围在牛圈房子门口等着我们回去。丁连长气得咬牙切齿，说是等我们回去以后要扒我们的皮，抽我们的筋。”王占江一口气说完，坐在地上不动弹了。
侯喜喜又问：“丁连长扒皮也好，抽筋也好，总得有个理由吧！到底出了啥事，你还没说清楚呢！”王占江说：“牲口往回走的时候，全部下了玉米田，几块子庄稼眼看着让牲口给踏平了，要不是老灰看见赶了回去，还不知道糟蹋成啥样子呢！”
侯喜喜站在那里愣住了，所有的人都没了主意。手里的马莲刷子也不知道挥动了，任凭蚊虫叮咬着。一阵沉默之后，侯喜喜挥起鞭杆打断了一根黄蒿，说道：“回！上刀山下火海也得回。我侯喜喜好汉做事好汉当，今天的事是我逞的头，天大的事由我侯喜喜顶着。”
听侯喜喜这么说，众人起身，准备往回走。走出几步远，一看王占江还坐在那里不动弹。侯喜喜喊道：“走呀！怎么不走了？”
王占江忽然“呜呜”地哭了起来。众人好生奇怪。侯喜喜问道：“头掉了碗大个疤，不就是牲口吃了庄稼吗，又不是你吃了。再说了，这事有我顶着，你怕逑啥？”
侯喜喜一说，宝宝哭得更厉害了，他边哭边说：“驴丢了，驴一个也没回去。”
侯喜喜赶紧追问：“你说啥？驴没回去？”
王占江说：“羊、牛、马全回去了，就是不见驴。牛圈上的人又等人又等驴，光人回去咋交待呢？”
王占江这么一说，什么都明白了。他和宁奇是放驴的，驴不见了，他能不害怕吗？
回家的人重新返了回来，重新坐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侯喜喜。宁奇的脑子乱成了一锅粥，他悔恨极了，悔恨自己不该撺掇侯喜喜过夹河子去。到了这个时候，他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他的脑子像翻书一样反复着今天发生的每一页，拉住牛尾巴过河的惬意，抓到大鲤鱼的惊喜，烤鱼的神奇，吃鱼时的欢快，骑水骡子的惊险，死里逃生的庆幸，还有现在丢了驴的痛苦，这一切的一切，喜与愁交织，吉与凶相生，都因他而生。他看着侯喜喜，用一种崇敬的目光。从今天发生的事情看侯喜喜做事老成，遇险时奋不顾身，遇事时稳重和重情重义，他觉得这家伙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暗自思忖，有朝一日我要好好报答侯喜喜，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思来想去，这都是以后的事，最难的事是现在怎么办。他的脑子里出现了一副令人恐怖的图景：集体的驴丢了，就是破坏大跃进，就是破坏三面红旗，就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人家王占江是三代贫农，人家没事，责任将会落在他的头上。他似乎看到了大食堂里明亮的灯光，民兵营长愤怒的吼叫，民兵们带领群众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他似乎看到母亲披头散发站在地当中，任凭人们辱骂，任凭人们责问。她无话可说，只能流着悲伤的泪水……
侯喜喜终于开口了：“你们说，驴能到哪里去呢？”
刘根存说：“滩里没有，肯定是跟别人的驴伙了群，让人家一齐赶走了。”
侯喜喜说：“要真是那样的话，事情反倒好办了。在河滩上放牲口的，只有我们三连的和一连二连的，现在到他们的驴圈里去找，也不成问题。我最担心的是驴不在二连和一连，真要是那样的话，那才叫娃娃死在肚子里——没救了。”
刘根存问道：“你说你说，驴不在二连和一连，能跑到哪里去呢？”
侯喜喜没有回答他，对着大家说：“现在我们是一个蚂蚱六条腿，一个下水都下水。今天谁也不能回家，大家一起找驴，啥时候找着了啥时候回。”
不管大家同意不同意，他提起鞭杆前头走了，后面的人不敢怠慢，赶紧追了上去。
事情正像侯喜喜说的那样，二连和一连的圈里都没有三连的驴。侯喜喜好像早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他一句话也不说，带着大家来到了河滩边子上的一个破旧的三角茅屋里。他随手扒拉了几下地上的麦草，倒头便睡。刘根存没有了主意，所有的人都像掐了头的苍蝇，在茅屋门口转起了圈。再看侯喜喜，人家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一倒头便呼呼大睡了过去。
一钩弯弯的月亮眼看着就要落到西山背后，大地一片朦胧。蛤蟆还在聒噪，蚂蚱还在嘶鸣，蚊子落了，露水把草尖下得湿辘辘的。侯喜喜翻身起来，打醒了斜躺横睡的伙伴，悄悄离开了茅屋。他们越过农场渠的大桥，一溜黑影快速向农场的饲养场走去。
过了农场渠，就进入了劳改农场的地界。这个劳改农场是五十年代建立的，不知道是哪位高人慧眼识地，看准了这片荒凉的黄河滩。他们开来了拖拉机，带来了劳改队，开荒种地，背石筑墙，没有几年的时间，一个拥有四座监狱，上万亩土地的劳改农场出现在黄河滩上。这是一片从未开垦的处女地，如今有人耕作，肥田沃土，种啥长啥，垦荒地上的庄稼超过了公社的庄稼。农场的地一直开到了一连、二连和三连的边缘上，几百亩玉米地一眼望不到头，紧挨着黄土沟，这里是放牲口的娃娃们重点防范的地段。牲口吃了连里的庄稼，挨一顿臭骂或者扣点工分即可以了事，一旦下了劳改队的玉米地，那就算是把天给戳塌了。
劳改队的犯人大部分是南方人，大部分是重刑犯。气候的不适，生活习惯的不适和繁重的体力劳动的煎熬，让他们在脱胎换骨的同时，思乡之情与日俱增。他们都盼望着早日走出高墙，与家人团聚。于是他们便努力地表现自己，争取记功以求减刑。于是便出现了不少表现积极的，又接近刑满的犯人。这些人免却了高墙厉兵的监管之苦，被抽调了出来干些放牲口、喂猪、淌水以及看管庄稼地的非监管性劳动。
别的不说，单说这看庄稼的，他们的心理有悖于常人。常人看庄稼地，不希望人偷，不希望牲畜糟蹋庄稼。他们不然，他们天天躲在暗处，眼睛巴碌碌地盯着盼着有人来偷他的玉米，盼着有牲口来吃他的庄稼。每当这样的机会来临的时候，他们就会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是人，连赃带人带到场部；是牲口，先吆喝到农场的牲口圈里圈起来，然后紧忙去报告领导。
这样一来，一个玉米棒子的事就变成了一桩严肃的涉外事件，至少要当地的连长或者更大一些的人物去交涉，才能把人和牲口都领回来。实际上，农场和地方的关系很融洽，他们是不会刁难地方的。每次遇到这样的尴尬事，农场的领导们都会将地方上的领导热情地招待一番，以敬地主之谊。然后，该放牲口的放牲口，该放人的放人。事情过后，将会产生两种重大结果。一是农场一方，他们要给看庄稼的犯人记功，要给他减刑；二是连里要严惩当事人，是他们给连里丢了人，损坏了连里的名誉。侯喜喜的爹实际偷的是农场的玉米，没让农场的人抓住，却被连里的人挂了眼，尽管如此，连里仍然不放过他，仍然要开他的批斗会。
过了农场渠不远，就看见一片黑黑的小树林，树林中间，是一片开阔地。这里建满了各式各样的圈棚，有猪棚、牛棚、马棚，这里就是农场的饲养场。来到树林边，侯喜喜爬在刘根存的耳朵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吩咐一番，只见刘根存叫上王占江和宁耀南，猫着腰向圈棚走去。忽然，饲养场里一阵狗吠，两条大狗向着刘根存他们扑了过来。刘根存捡起一块坷垃向狗砸去，向王占江和宁耀南一挥手，三个人箭一般向农场相反的方向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