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以后，出现了不少报告文学、回忆录和小说，其中有些是描写被压迫的贫苦人民、被蹂躏的妇女和爱国青年男女走向革命的经历，如坎连·奔舍那的小说《西奈》，占梯·敦沙万的回忆录《革命的光芒》（1965）、小说《生活的道路》（1970），维昂亨的小说《离别西香顿》，万赛·蓬占的小说《万象街头》等。
此外，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作品以战斗故事为题材，如：翁赛·西沙纳·西山的回忆录《革命传统故事》，讲述老挝第一支武装部队的建立和斗争传统；苏万吞的小说《第二营》，描写一支部队突破敌人重围、转战南北的斗争故事；坎马·彭贡的小说《夺枪》、赛孔的小说《恶有恶报》、塔努赛的小说《洪沙女民兵》以及《不朽的西通》和《小阿努》等。
有松奔·塔维赛的短篇小说选《订婚戒指》、坎派·皮拉翁的《勇敢的莫罗》、乔玛尼的《在解放的道路上》，以及《暴雨》、《应该告诉她》、《野花》、《新生活》等则是反映少数民族的生活和解放区人民的生活与建设的短篇小说。
这一时期作品的内容多来自爱国军民的生产和战斗，因此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时代感。作品的体裁和题材比较广泛，艺术技巧也有所提高。
现代柬埔寨文学
1945年以后，随着柬埔寨抵抗法西斯斗争运动的高涨，出现了反映人民斗争的作品，如《震撼高棉的革命》一书，收集了阿扎斯瓦起义、博昆宝起义等抗法斗争的故事。
1953年柬埔寨赢得独立，柬埔寨文学得到了发展。中长篇小说开始涌现，如诉说殖民统治时期的苦难、歌颂独立以后的美好生活的《新太阳照在旧的土地上》；揭露社会的黑暗、向往着光明未来的《汽车司机森》、《乡村女教师》、《劳工》；抨击封建婚姻制度、提倡婚姻自由的《河水流不息》、《蜂毁花》；揭露越南阮王朝侵吞下柬埔寨、谴责南越反动统治者侵略罪行的《露》、《孤女》等。
20世纪60年代初，诗人伊姆·乌莱写了许多慷慨激昂的反美爱国诗篇，他的诗集有《怒火熊熊》（1964）等。
1970年“三·一八”以后，柬埔寨人民进行了5年民族解放战争，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根据真人真事创作了许多革命故事。如小说《妈妈的牺牲》，以1967年三洛农民暴动和1968年1月西北区武装起义为背景，描写一个贫苦农民的一家在祖国的解放事业中英勇牺牲的故事。此外，还有以金边学生运动为题材的小说《达姆彭的红心》（1976）等。
现代泰国文学
泰国现代文学从1932年资产阶级维新政变的前夕开始。这时期，泰国一批留学欧洲的青年崇尚欧洲文化，大量评介和改写莎士比亚、果戈理等人的作品，从中吸取精华，使泰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泰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泰国的政治情况与其他东南亚国家多少有些不同。它自19世纪末一直处于“缓冲国”的地位，保有独立的国家形式。所以，它的现代文学的开创，不是针对反殖民主义统治等内容，而是以反专制制度、要求民主政治为旗帜的。
在泰国早期现代文学作品中，西巫拉帕（1905~1974）的作品为数最多。他原名古腊·柿巴立，1924年开始创作活动，仅1928年~1929年间就创作了近10部长篇小说。他的长篇小说《男子汉》（1928）很有影响，作品摒弃了以王公贵族生活为题材的旧传统，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描写一个出身卑微、品德高尚的有志青年，依靠个人奋斗取得的成功，以及围绕几对青年的恋爱故事，有力地批判了封建贵族的等级观念和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表现了新生知识阶层的愿望。
此外，阿卡丹庚亲王（1905~1932）描写贵族家族没落的长篇小说（生活的戏剧）（1929），女作家多迈索（1905~1963）描写青年人反抗封建礼教的长篇小说《她的敌人》（1929）等作品都反映了当时泰国社会新旧思想的冲突，以及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与理想。
1932年6月24日，资产阶级维新政变，废除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后，泰国现代文学开始进入评论家们称为泰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作家们以揭露社会黑暗、反对专制独裁和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为主题，创作了大量不同体裁的作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西巫拉帕的《生活的战争》（1932）和《一幅画的后面》（1937）。前者写一对情人因地位不同而离散的故事，揭露社会的卑污和人们的伪善。后者写一个青年与一个贵妇之间的爱情悲剧，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另外还有高·素朗卡娘（1911~）描写一个被拐骗到城市的农村少女，迫于生计，沦落烟花巷的长篇小说《妓女》（1937）；社尼·绍瓦蓬（1918~）探讨人生与爱情的长篇小说《失败者的胜利》（1943）和迈孟敦的《常胜将军》（1943）等，都堪称优秀之作。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50年代初，泰国文坛相当活跃。进步作家除了继承战前现代文学传统，积极进行创作外，还针对当时出现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提出“为人生的艺术”的口号，引导战后文学健康发展。这时期，在文坛上享有盛名的，除西巫拉帕外，还有克立·巴莫（1911~）等一批重要作家。克立·巴莫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兼文学家、翻译家、戏剧家和政论家。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历史小说《四朝代》（1953）。作品借描述一个皇族妇女的一生经历及4代王朝的历史变迁，反映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泰国上层社会的现实，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20世纪60、70年代，泰国的两位女作家吉莎娜·阿索信（1931~）写的长篇小说《人类之舟》（1968）和《夕阳西下》（1972）以及索婉妮·素坤塔（1932~1983）写的《他的名字叫甘》（1971）以其较高的思想和艺术成就，获得了东亚文学奖，同时，也为现代泰国文学增添了光辉。
现代越南文学
现代越南文学，由于受到法国殖民主义和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摧残，发展缓慢。在20世纪30年代初，只有几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文学团体，如“自力文团”等。其创作内容也只局限于提倡个性解放和要求恋爱自由。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才出现了一批比较成功的现实主义小说，如阮公欢（1903~1977）的短篇小说集《男角四卞》（1935）、《金枝玉叶》（1934）、《两个可怜虫》（1937）和长篇小说《女教师阿明》（1936）、《一片好心》（1937）、《最后的道路》（1938）等。《最后的道路》描写当时农民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反抗地主与高利贷者残酷剥削和压榨的斗争，曾被认为是接近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吴必素（1894~1954）的代表作《熄灯》（1939）反映了农民被残酷剥削的境况，深刻揭露了地主阶级贪婪、腐朽的本质，被公认是越南抗战前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
1942年，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被中国国民党扣押后，在狱中用汉字写下的充满革命理想和乐观主义精神的100多首诗，是越南文学史上的瑰宝。这些诗篇极大地鼓舞了越南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意志。
从1946年法国重新占领越南到1954年抗战胜利，文学艺术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家和作品。如阮辉想（1912~1960）歌颂北山人民起义事件的剧本《北山》（1946）；描写抗战初期革命战士英勇抗敌的剧本《留下来的人》（1948）；元鸿（1918~）的《火炉》（1946）；南高（1917~1951）的《边界纪事》（1951）；屠繁（1912~）的讽刺诗集《口碑》（1950）和刘重庐（1912~）的小说《第三战区》（1949）等等。素友（1920~）的诗集《越北》是一部反映越南人民为独立而战的优秀诗作。
进入20世纪70年代，则出现了描绘新时代的新人形象的作品，如友梅的《领空》（1971~1974）、勇河的《金星》（1974）等。
现代印度尼西亚文学
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生于20世纪20年代，分成无产阶级反帝文学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文学两大派。
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反帝文学的代表作家是马斯·马尔戈（1878~约1930），他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是《宫廷秘史》（1914），之后又写了小说《疯狂》（1915年？）、《大学生希佐》（1919）和诗集《香料诗集》（1918）。由于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倾向，因此作者遭到多次监禁。
《自由的激情》是马斯·马尔戈的代表作。小说描写一个出身土著官吏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因不满荷兰殖民统治下的黑暗社会现实，去寻求真理，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深刻地指明殖民地人民要获得独立自由，必须掌握革命的理论。作品正面塑造了为民族解放而探索、奋斗的早期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对印度尼西亚革命文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另外，鲁斯丹·埃芬迪（1903~1979）的诗剧《贝巴沙丽》（1928年？），借用神话人物揭露殖民者面目，号召人们奋起斗争，也是较有影响的无产阶级反帝作品。
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文学流派中，耶明（1903~1962）和萨努西·巴奈（1905~1968）最先采用十四行诗体写诗，是现代诗歌的开拓者。他们通过歌颂祖国河山，缅怀民族历史，来表现民族主义精神。在小说领域里，麦拉里·西雷格尔的《多灾多难》（1920）和马拉·鲁斯里的《西蒂·努尔巴雅》（1922）以其反封建习俗、要求婚姻自由的主题，赢得了广大读者。此外，穆伊斯（1890~1959）的小说《错误的教育》（1928），是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揭露种族歧视和殖民教育给印度尼西亚民族造成恶果的作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0年代，印度尼西亚出现了全国性的文化月刊《新作家》。经常在此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作家被称为“新作家派”。
在小说方面代表人物是主张“艺术是社会的镜子”的小说家尔敏·巴奈（1908~1970）。他的代表作《枷锁》（1940）是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揭示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虚伪生活和颓废思想。作品通过一对夫妇由于私欲和虚荣心引起矛盾，分手后才从过去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的故事，说明个人欲望的束缚如同枷锁一般，表现了30年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面貌。
“新作家派”的代表诗人有阿米尔·哈姆扎（1911~1946）和阿斯玛拉·哈迪（1914？）。他们的诗歌都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但风格不同。哈姆扎的诗集《相思果》（1941）和《寂寞之歌》（1937）主要表现恋情、乡愁、绝望等凄婉低沉的感伤情调；哈迪的《夙愿何时酬》（1932）等诗篇热情豪迈，充满了反对帝国主义，要求独立的战斗激情。
1942~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期间，印度尼西亚资产阶级作家大多创作“双刃文学”，即把为“大东亚战争”效劳的一刃和为民族主义的一刃结合起来。这时，作家的创造受到了一定的限制。1945年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其文学也进入了现代时期。除普拉姆迪亚以外，乌杜依·达唐·宋达尼（1920~1979）也比较著名。他创作的剧本有《笛子》（1948）、《饭店之花》（1948）、《阿瓦尔和米拉》（1952）等，内容多写对前途怀有希望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揭露社会上的种种不合理现象。他的长篇历史小说《丹贝拉》（1949）是当时的的优秀之作，描写的是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班达人民反抗荷兰东印度公司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的斗争。
1950年“人民文化协会”成立后，许多新老作家，如普拉姆迪亚、乌杜依等，都写出了不少反映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人民文化协会”中有影响的诗人是班达哈罗·哈拉哈普（1921~）。他早期的诗集《沙丽娜与我》（1939）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1956年发表的诗集《来自饥饿和爱情降临的地方》，以铿锵有力的诗句表达了革命人民坚强的斗争意志，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在人民文化协会以外，代表民族主义者的诗人西托尔·西杜莫朗（1924~）和代表“最新一代”的诗人、作家阿伊普·罗迪等，在50年代也颇有影响。
现代马来西亚文学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到来，在印度尼西亚文学发展的影响下，马来西亚文学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50年8月，马来西亚作家哈马扎（1927~）、马苏里（1927~）、马斯（1924~）、罗斯美拉（1927~）、季米·阿斯马拉（1921~）等在新加坡成立了“五十年代作家行列”，亦称“五十年代派”。他们的宗旨是“发展和提高马来亚文化与文学”，“进行文学革新”。他们中的多数是在“为社会而艺术”的口号下从事创作活动，其作品大多反映战后马来亚社会的贫困和劳动人民的怨恨，同时也表现革命者争取国家独立的决心，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因而有“被压迫者文学”之称，在马来西亚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十年代派”的作品以短篇小说和诗歌居多，著名的有克里斯·玛斯的短篇小说集《前仆后继》（1963），乌斯曼·阿旺的短篇小说《心声》（1963）和诗集《浪潮集》（1961）、《刺与火》（1967）、《天边》（1971），马苏里的诗集《时局的色彩》（1962），克里斯·玛斯等9位作家的短篇小说合集《鲜花怒放》（1959）等。
在“五十年代派”作家之中，哈马扎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他的作品如长篇小说《家是我的世界》（又名《私生子》，1951）偏重于艺术技巧，有唯美主义的倾向。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政府推广马来语，鼓励文艺创作。在“五十年代派”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新作家。他们的作品大多描写底层社会的贫困，帝国主义的奴役以及现代建设和种族融合等。
1958年以后，马来西亚语言图书局举办文学创作竞赛，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阿·萨玛德·赛义德的长篇小说《莎莉娜》（1961）是一部获奖作品，它的出版标志着现代马来西亚文学走向新的繁荣。小说描写一个少女被日本帝国主义者侮辱而沦为妓女的遭遇，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恶。作者获得“文学战士”称号，并于1979年在泰国获东盟文学奖。夏嫩·阿赫玛德的长篇小说《满路荆棘》（1966），描写一个9口之家的农户遭遇天灾的痛苦经历，作品获得文学奖，作者亦获“文学战士”称号。其他获奖的长篇小说还有哈山·阿里（1928~）的《流浪汉》（1964），阿雷纳·瓦蒂（1925~）的《环》（1965）、《人质》（1971），伊卜拉欣·奥玛尔（1936~）的《偏僻的村庄》（1964），卡蒂佳·哈西姆的《白鸽又在飞翔》（1972），阿卜杜拉·侯赛因（1923~）的《连锁》（1971），安哇尔·里查万（1949~）的《艺术家的最后光阴》（1979）等等。
这时期的短篇小说有18家作品选集《对抗》（1968）和17家作品选集《奖》（1972），汇集了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的作品60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