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全书共294卷，另有《目录》、《考异》各30卷。周时始创，明代废止。日历，是由史官根据起居注或时政记等所记杂事，稍加润饰汇编而成的资料书。唐顺宗时所创，明以后废止。实录是在新皇帝即位后，由国史馆根据前一皇帝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重新汇编，撰修成的前皇帝言行及一代大事的编年史长编。自北凉刘昞《敦煌实录》创体，唐以后成为定制。东华录，清乾隆间蒋良骥创体，是根据实录和其他档案、公文、邸报所写的朝廷大事摘要。起居注、实录等官修编年体资料书，虽不无讳饰篡改，但因其篇幅浩大，材料详明，因而有着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
编年说短长编年体史书以事系日，以日系时，以时系年，这种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的叙事方式，容易使人看清事件之间发生的联系。但历史事司马光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于熙宁三年（1070年）出知永兴军（今陕西省西安市）。第二年退居洛阳，花费15年时间主编《资治通鉴》。件自酝酿、发生至结束，往往延及数月乃至数年，编年体史书诸事杂陈，从中难以稽一事之首尾；记人物活动时，更难详其来龙去脉。为此，自《左传》起，就用追溯往事或带叙后事的方法，以弥补这一缺陷。这种方式，实际上已有纪事本末的记叙手法。此外，这种体裁以时间为中心，对人物生平、典章制度和文化的叙述过于简略割裂，年代不明的事无法落笔，因此，后来才有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出现。
最伟大的编年体巨著北宋司马光主编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
司马光自幼好读《左氏春秋》，喜辑旧事以成编。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司马光呈《历年图》五卷。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该书涵盖周、秦二朝。宋英宗看了很满意，于是下令在崇文院内设置书局，供给笔墨、并准许他借阅皇家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藏书。司马光邀请了刘邠、刘恕、范祖禹为助手，这些人都春秋铜镞是当时著名史家，可谓一时之选。其中刘攽负责两汉史，范祖禹负责唐代及五代史，魏晋南北朝归刘恕。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加入编修队伍，负责检订文字。
《资治通鉴》编修工作艰巨，在撰写前由天文学家刘羲叟编订正确年历，作为全书的骨干。助手分别搜集资料，编成长编，然后由司马光综合全书，再由司马康检订文字。《资治通鉴》所用的资料，正史有十七种，参考的野史、谱录、别集、碑志等杂史有三百多种，加上龙图阁等藏书，可见资料之丰富。
《资治通鉴》写作时间花了十九年，从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开始，一直到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才完成。此书完成后两年，司马光逝世。
中国传说人物壁画
中国最早的神话传说，是氏族部落的来源及其祖先神化的故事。西周到战国，就是中国占史神话演进变化的时期。汉代则把它历史化、定型化。而到唐朱，许多学者如刘知几的《史通》又对许多古史提出质疑。图为佛教壁画中出现的古代神话伏羲和女娲的形象图。《资治通鉴》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一直到公元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是书"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在横跨中国十六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通鉴》于叙事之后，皆有附论，共一百六十八篇。此外，还撰著了《资治通鉴考异》与《资治通鉴目录》。
《资治通鉴》书名为宋神宗所定，取意金边白玉杯
该杯直口平唇，杯口内外镶金一周，制作造型精美，体现出隋代精湛的玉器制作技术。"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资治"意谓帮助，"通"则意谓博通古今，"鉴"则有引为借鉴之意。
《资治通鉴》规模宏大，叙事详明，考订精严。但是，《资治通鉴》着重于政治与军事，对于经济方面记载不多，至于文化、艺术、宗教谈得更少。杜甫这样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学地位低于杜甫，司马光却把他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收录进去。明代严衍熟读《通鉴》，著有《资治通鉴补》，列举通鉴有七病，即漏、复、紊、杂、误、执、诬。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二人被并称为"史学两司马"。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致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致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清代王鸣盛认为："此天地问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中国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断代编年史。原本九百八十卷，今存五百二十卷。
杜佑与《通典》善本
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杜佑18岁就进入官场，历经玄、肃、代、德、顺、宪六朝，仕宦60年。这些任职履历使他对唐朝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典章制度非常熟悉，《通典》由杜佑撰写编纂，正可谓得其宜者。《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李焘（公元1115～1184年），字仁甫，四川眉州人。李焘是唐朝宗室曹王的后代。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李焘考中进士，任华阳主簿，调任雅州推官。后任荣州知州，又改任潼川府路转运制官。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任兵部员外郎兼礼部郎中。十年（公元1174年）七月，久旱不雨，李焘上疏要求皇帝避正殿，减御膳，征求百官意见，孝宗皇帝很快采纳实行。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春天，李焘上书要求致仕，皇帝没有答应，数次派人看望病情。病愈后，任敷文阁学上，并以此致仕。诏命颁下时，李焘十分欣喜地说："大事了结了。"口授上皇帝《遗表》说："臣年已七十，死不为天，所恨报国缺然。愿陛下径远以艺祖（赵匡胤）为师，用心以昭陵为则。"卒年七十岁。
王公贵族聘娶场面
这幅《聘礼行迎图》是出土于湖北江陵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漆画。马车在当时属于高档交通工具，一般只有王公贵族才有资格使用。李焘博览群书，特别熟悉宋朝的典章制度。他仿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例，断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迄于宋钦宗赵桓靖康元年，记北宋九朝长达一百六十八年的历史，定名《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除正史、实录、政书之外，凡家录、野记，广征博采，校其同异，订其疑误，考证详慎。作者本着"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原则，凡记载不同者，则两存是说，时附彩绘浮雕奉侍图该彩绘浮雕描绘了唐代宫廷奉侍场面，图中女子均手执食具，裙裾飘舞。身形动作都颇有韵律。己见，以注文标出，与《通鉴考异》相类。李焘搜集材料时，"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该书自宋孝宗隆兴唐代百姓麻鞋图为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带有鞋带的麻鞋，编织精细。在古代穿鞋制度非常严格，只有贵族才可穿华丽的绸缎刺绣鞋，而平民和奴隶只能穿草鞋和麻鞋。元年（公元1163年），至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分四次上进。淳熙十年，重编定为九百八十卷，并上《举要》六十八卷，《修换事总目》十卷，《总目》五卷，总计一千零六十三卷，前后历时四十年。《长编》记述详赡，史料丰富，为研究辽、宋、西夏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
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清毕沅撰。毕沅（公元1730～1797年）字襄蘅，一字秋帆，号灵岩山人，江苏镇洋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湖广总督。博通经史小学金石地理之学，著述颇盛。
毕沅以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并从宋、辽、金、元四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叶隆礼《契丹国志》及各家说部、文集约百数十种书中取材，凡四易稿，历二十年而成。全书史料完备，记述详明，文字简要，并仿《资治通鉴》体例，本文下分注考异。其中北宋部分较精，元代部分较为简略。
《续资治通鉴》上与《资治通鉴》相衔接，即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共411年，是一部较完备的宋辽金元编年史。
典制体的创体及发展
典制体的源头典章制度通史的出现，是史学发展进程一定阶段的产物。
从学术源流上说，纪传体中有志书一门，盖导源于《尚书》。司马迁的《史记》首创"八书"，记载礼、乐、律、驯豹图墓室壁画唐代皇家墓室中的这幅驯豹图，构思奇异，引人入胜，显示出唐代画家的卓越绘画天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等相关内容；班固《汉书》作有"十志"，备录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雅致的沏茶用具唐代这一唐代晚期的茶壶，制作精良，质地温润，其用途说明了当时荼文化正处于一个煎茶与点茶交替的时期。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各项典制。由于这些"书"、"志"仅为纪传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酣畅言之，且难以观其演进变化之迹，故多所不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典制体通史应运而生，它是在历代正史"书"、"志"和唐代刘秩《政典》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杜佑开创典制体《史记》以后的纪传体史书，都是断代史，其中列"志"记载各朝典章制度，但篇目、记载各不相同，且多限于一代，很难看出历代制度的沿革变化。因此，开元年间，刘知几的儿子刘秩就曾编《政典》三十五卷，记载历代的政治制度，"大为时贤称赏"。这一时期，还有《唐六典》记及制度的沿革，但均仅为"一时之制，非长久之道"，难以反映历代制度的因革损益，诚如梁启超所言"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缺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宋本《建康实录》《建康实录》由唐代许嵩撰，六朝史料集。全书二十卷，已残缺，记载着建都建康（今南京）的吴、东晋、宋、齐、粱、陈历代史实，为后来考证六朝作确切引证。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唐人杜佑正是顺应了文献通考正续合编清嘉庆刊本史学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而开创了典制一体。
典制体史著无论在内容还是方向上，均与前人所撰正史中的书、志及政典有别。杜佑所撰《通典》，作为最早系统叙述历代经济、政治、文化等典制的一部通史，"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开了这一史体编撰之先河。此后宋代郑樵的《通志·二十略》、清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相继而起，被后人合称为"三通"。在其影响下，又有各种断代典章体史的出现，由此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典章制度史系列。
杜佑著《通典》，旨在"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强调人事应当适应时势，"随时立制，遇弊则变"。
南宋货郎图
郑樵《二十略》详细记录了有关食货方面的史实，这些资料为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最为准确的资料。图为南宋李嵩所绘的货郎图。图中的小商贩走在街上，其担子由有着各种日常所需的食货，生动再现了南宋时的街头一景。《通典》两百卷，分为九类，即食货典、选举典、职官典、礼典、乐典、兵典、刑典、州郡典、边防典。在体例上以事类为中心，九典之中，再细分子目，叙述了自传说时代黄帝至唐玄宗时代重要的典章制度的沿革发展，尤以唐代为详，是中国第一部典制通史。《通典》九门，以《食货》为首，而《食货》又以田制为先。虽说历代史书都有"食货"，但把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历代土地关系的变革，放在典章制度的首位加以叙述，则是《通典》的独创。这充分显示了杜佑的史家卓识，同时反映出他已意识到物质生产、经济状况对政治、文化的制约乃至决定作用。基于此，《通典》将赋役制度、选举制度、官僚系统、封建礼乐、兵制、刑法、行政地理、对外关系等逐层展开，从而比较清晰地展现出封建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诸架构。
郑樵的《通志》南宋郑樵所撰《通志》两百卷，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中《二十略》占全书四分之一，是全书的精华所在。郑樵主张"会通"，即"会"各种学术文化，"通"古今之变。他提倡"实学"，强调"核实"，反对任情褒贬，指斥五行相应说。
郑樵原意并不在作典章制度史，他本拟著一部从秦汉以前至当代贯通古今的通史。故《通志》是一部纪、传、表、志俱全的大型纪传体通史。他取名《通志》，其实就是通史之意。郑樵力主编写通史，反对断代为史，以见"会通之义"。但郑樵《通志》的纪传部分仅是删录袭用诸史旧文，并无多大价值；其有价值的部分，仅在《二十略》。
郑樵自渭："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郑樵的话未免夸大其词。其实《二十略》中，天文、地理、艺文、礼、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灾祥等十略，前史已有立目；器服略属礼的内容，基本上本于前史书、志及《通典》。都邑、氏族二略，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首先主张立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郑樵由此受到启发，其内容则为新增。至于六书略、七音略、谥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昆虫草木略等七略，以往旧史殊未涉及，确乃郑樵独创。但不管如何，郑樵《二十略》融会古今书志的丰富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综合整理，又极大地扩充了记事范围，尤以文化史方面的内容最为充实，有因有创，确实别有心识，用力很深。后人评论《通志》，公认全书精华唯在《二十略》。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其平生之精力，全书之菁华，惟在二十略而已。"
春秋战国时期的弩
弩是由弓发展而来的射远兵器，由弓、木质弩臂和铜弩机三部分组成，其命中率比弓大大提高。在《文献通考》中，马端临对"兵偶"有所研究，其中就对春秋时期的兵器，如弩作了考证。《通志》问世不久，《二十略》即有单刻别行，自元明迄清，绵延不绝。后世习惯于将《通志》与《通典》，以及元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
马端临继往开来元代马端临所撰《文献通考》，是继《通典》之后又一部典制体通史。从学术发展的脉络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与杜佑的《通典》有着更多学术上的继承性。马端临对《通典》评价极高，认为它"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称它"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但同时也指出，"时有古今，述有详略"，《通典》所述，在时间上仅止唐天宝间，"天宝以后盖阙焉"，内容方面也有缺陷，即"节目之间，未为明备"，"去取之际，颇欠精审"。因此，他要"效《通典》之成规"，在整体结构上以《通典》为基础，加以继承发展。白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对于《通典》原先没有论述的经籍、帝系、封建等门类，则"采摭诸书以成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