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之际，佛经中的“卍”有时作“卐”，写法不一，有些混乱。唐慧琳《一切经音义》提出，应以“卍”为准。逆时针方向的卍和顺时针方向的卐，在西藏是有区别的。藏传佛教以卐为吉祥标志，将卐写在庙门、墙壁及其他器物上。卍则是苯教崇奉的符号，藏语称卍为“雍仲”，意为“坚固”。苯教认为卍含有“固信不变”的意义，将卍写在庙门、墙壁、经书和宗教画卷上，有些地区的藏民，在逝者的额上画一个卍字。苯教徒是以左旋的逆时针方向，藏传教是以右旋的顺时针方向，围绕着寺院、佛塔、神山、圣地巡礼的。卍和卐，表示苯教和藏传佛教的不同巡礼方式。苯教是类似萨满教的原始宗教，以占卜吉凶、祈福消灾、请神驱鬼、除病解厄等为主要活动。
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卐字还是卍字，其实都是吉祥如意的表示。“卐”并非是纳粹的独创，是灾难的代名词。这个被佛教徒视为吉祥和功德的具有神秘色彩的符号，只是被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盗用并扭曲了本来的意义，将“卐”字左旋或右旋45度做了他的党旗标志。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一个黑色“卐”字。希特勒对他的设计非常满意，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象征”。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后来，希特勒还为他的冲锋队员和党员设计了“卐”字臂章和“卐”字锦旗。
而希特勒为何要用“卐”字作为纳粹党旗的标志呢？至今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说是根据纳粹党名设计的。纳粹党的意思是“国家社会党”，在德文中“国家”和“社会”的字头都是“S”，两个字头交错重叠在一起，就形成了“卐”字形状。不过，佛家“卍”是金色，纳粹“卐”是黑色。
另一种说法是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恩提出的。佩恩认为，希特勒从小就有一股崇拜权威、追求权力的强烈欲望。小时候，他家附近有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修道院的过道、石井、修道士的座位以及院长外套的袖子上都饰有“卐”字标志。希特勒崇拜院长的权势，把“卐”视为院长权威的象征，
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像院长那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佩恩认为，这是他后来选用“卐”字作党旗符号的原因。
还有一种说法是，希特勒受到一个名叫“新圣堂骑士团”的反犹组织的影响。这个组织认为，日尔曼人是雅利安人的后裔，雅利安人是最优秀的民族，必须保持其纯洁的血统，世界才有希望。这与希特勒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个组织的发起者是一个传教士兼占星家，他为希特勒占卜，预言他日后将是震撼世界的人。听了这些话，希特勒很振奋。这个组织的标志符号就是“卐”字。希特勒认为“雅利安人放弃了血统的纯洁性，因此丧失了他们在天堂为自己创造机会的地位”。而要恢复神族的神力就要清除异族。所以，他在后来设计党旗时，选用了这一符号，同时狂热地追求“种族纯洁”，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排犹运动。
希特勒咨询过一位汉学家，得知天然标志“卍”来自中国。于是，1930年，他派出浩大的由纳粹学者专家组成的伪装考古文化部队以飞机作支持，徒步登上佛教摇篮西藏。在那里，他们果真发现在佛教中普遍使用“卍”这个符号。
这一颇具神秘色彩的“卐”字符号，曾使无数纳粹党徒为之疯狂，他们聚集在这一旗帜下干尽了坏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战败，这一标志也随即被粉碎。但是，在2000年11月，一位英国记者却在离柏林110公里处的一片丛林中从高空拍到了一幅用树木组成的“卐”字这一法西斯标志。它是由48棵与周围不同树种的树组成的，长度和宽度均为60米，线条分明，标志明显。这48棵树属落叶松，周围都是四季长青的针叶松，春夏两季它们没有区别，但每到深秋和初冬，落叶松的叶子逐渐变成黄色，一个黄色的“卐”字符号便凸显出来了。据查，这是希特勒活动猖獗时，一个法国乡下的土财主特意栽种的。照片一经刊出，立即引起人们的抗议，纷纷要求法国政府立即将其铲除。法国法律也不允许在任何场合公开展示纳粹党标志，所以，这个由树木组成的纳粹标志很快就被清除了。
19世纪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说：“姿势及符号语言似乎是原始的东西，是发言分明的语言的姐姐……进化了的二者仍然不可分离。”的确，姿势语言或说肢体语言以及符号语言，和发言分明的语言就像姐妹一样，总是相伴而行的。即便人类步入数字化时代，计算机语言普及时，姿势语言和符号语言也没有消失。在时间的隧道里，以远古中走来的“卍”、中国的太极、古埃及的甲壳虫之类的符号，都释放过或还在释放着能量，它们对人类文化产生过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因而，我们不能一味责怪误解历史中的一些符号，要有一点怀疑精神，追宗溯源，讨回“卐”字原本所具有的神奇魅力，而不是仅仅纳粹将之留给人类的心灵阴影和所带给人类的灾难了。
玛雅文明消失的背后
玛雅文明的消失被视为千古不解之谜。为了揭开它们神秘的幕纱，世界上许多科学家孜孜不倦地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而如此高度发达的文明为何突然间消失，又成为学者们探讨的焦点之一。
1840年，约翰·劳埃德·斯蒂芬斯，这位非常受欢迎的游记作家，在造访了科潘遗址之后这样写道：“所有的一切都是谜，神秘而令人捉摸不透的谜。”斯蒂芬斯先是骑着骡子，然后改划独木舟，最后又穿过洪都拉斯的雨林地带。他一心想找到已经不复存在的古代玛雅的城镇。在随后的三年中，他踏遍了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发现了40多处遗址。正是在这些地方，在丛林的深处，散乱地分布着许多宫殿和金字塔，以及许多刻着象形文字的碑石和雕塑。斯蒂芬斯认为，所有这些，显然都源于某种卓越的文明。
那些追寻斯蒂芬斯的足迹而来的考古学家们也大多接受了这一观点。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
数系中的“0”这个符号的发明和应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者从玛雅文化的研究中发现，至少在公元前4—前3世纪，玛雅人已应用了“0”这个数学概念；而且，玛雅数系的特点是20进位的，在石碑中竟出现了有长达11位的大数字。例如，在计时上，玛雅人有一个称为阿劳东的单位，就相当于23040000000个日。这样巨大的单位，只有在测量星际距离和星际航行时才需要到。因而，玛雅的数系被人们誉为“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每个民族一般都有一个纪元。罗马帝国的纪元以它的建立为起点；希腊以第一次古奥林匹克竞技为起点；基督教国家则以耶稣的诞辰为起点。但在玛雅的传说中，他们有好几个纪元，每个纪元都是以地球毁灭性破坏的结束为起点的。玛雅的最后一个纪元开始于公元前3113年，这正是他们在中美洲定居下来的日子；玛雅的上一个纪元开始于公元前11000年，那时正好地球上冰河期结束；再往前推，他们还有三个纪元，每个纪元的时间都要以几十万年或几百万年来计算。
玛雅人的历法也非常精确。他们精确地计算出太阳年的长度，即一年为365.2420日。这是16世纪的欧洲殖民主义者望尘莫及的。因为，那时的欧洲，普遍使用的还是粗糙得多的恺撒历。不仅如此，玛雅人还制定了太阴历，算出了金星公转一周的时间，并找出了纠正太阳历和太阴历积累误差的方法。
尽管玛雅人有如此精确的太阳历和太阴历，但他们却十分珍视一个由13个月组成一年、每个月为20天的奇怪日历。显然，连中美其他土著群体都知道，这种260天为一年的日历是毫无使用价值的，他们都有比这奇怪日历更符合年月、四季、昼夜运转规律的日历。一些杰出的考古学家据此认为，
玛雅社会等级分类：从右到左分别为官员、武士、贵族与祭司玛雅人或者至少他们的统治者，已经具有了高度的智慧。
西尔韦纳斯·莫利和埃里克·汤普森分别于1946年和1954年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到了玛雅人。根据他们的描绘，玛雅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这两位杰出的考古学家发现，在玛雅遗址的周围并没有明显的防御工事的遗迹。莫利和汤普森由此认为，玛雅曾是一个宗教王国，其中国王兼任祭司，他们终日苦思冥想着宇宙中的数学问题。这种思考偶尔也会被前来送食物的农夫打断，而这些农夫都依赖于他们的智慧。
刻在墓碑上的数字，也为我们提供了玛雅文明消亡的时间。在科潘被记录下来的最后一个日期是公元820年，其后玛雅人的其他一些城市也都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先后消亡了：纳兰霍亡于849年，卡拉科尔亡于859年，蒂卡尔亡于879年。消亡原因是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题。
一些学者试图从环境方面寻求答案。例如，莫利就认为，玛雅人为了得到更多的耕地，不断毁林造田，直至最后他们用尽了他们所有的土地。也有人认为，原因在于玛雅的农夫耗尽了他们的耕地。还有人提出了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或持续的干旱作为解释。另外，也有人归因于疟疾和黄热病。
汤普森的理论是：某个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可能来自墨西哥中部或墨西哥湾沿岸地区），进入了位于尤卡坦半岛的玛雅人最北部的一座城镇，并推翻了那儿的统治者。汤普森认为，与其说这是一次军事侵略，不如说是一次文化侵略。它颠覆了玛雅人在当地已确立起来的政治和宗教秩序。这一情况向南蔓延，反过来又导致了玛雅农民的暴动。这些农民曾经对祭司权贵们俯首帖耳，但他们却不愿向野蛮的入侵者进贡。
的确，有一些证据可以支持汤普森的理论。在尤卡坦半岛上的一些玛雅人的城镇中，发现了一些来源于10世纪的带有墨西哥中部风格的橘黄色的陶罐。随后，又在那里陆续发现了一些墨西哥湾沿岸风格的建筑。但问题在于，并没有任何遗迹，能够说明玛雅人的中心地带的南移曾受过外来的影响。至于陶罐和建筑，它们可能来源于和平时期的商业活动。即使能证明外来者曾入侵北部地区，陶罐和建筑上的日期也不足以说明这种入侵是发生在玛雅文明消亡之前还是之后的。外来者也很可能只是在玛雅的统治者已经撤离的情况下，填补了一个空白而已。
尽管如此，由于缺少其他更可信的观点，汤普森和莫利的看法仍继续主导着玛雅学术界。直到20世纪60—70年代，语言学家们终于能够解读古代玛雅人的单词和数字之后，情况才有所转变。参照译出的文本来看，汤普森和莫利关于玛雅文明消亡原因的解释存在许多漏洞，而这些文本也彻底改变了学术界关于玛雅文明的看法。
这些主要都是由迭戈·德·兰达所做的工作。兰达是一位方济各会的传教士。他于16世纪50年代访遍了玛雅城镇的各处遗址——这比斯蒂芬斯的探访活动几乎早了300年。兰达做过一些初步的尝试，想把玛雅人的符号和字母联系起来。这些尝试都不正确，但他的思路却是对的。可惜，兰达是一个狂热的传教士而非学者，在确信他所收集的玛雅人的书中所载的只不过是些“关于邪恶的迷信和谎言”之后，他将它们付之一炬。
只有四本书逃脱了西班牙传教士的破坏，并在热带雨林的潮湿的环境中幸存下来。其中一本后来被存放于柏林国家图书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图书馆发生火灾，这本书几乎也化成了灰烬。幸运的是，一位名叫尤里·克诺索洛夫的苏联战士从火中抢出了它，并将它带回家乡。然后，在远离汤普森的思想影响的情况下，克诺索洛夫开始了研究。1952年，他宣称自己破译了密码：玛雅文字既不全是字母，也不全是数字和图像；克诺索洛夫认为，事实上它是音节和单词的组合。
一些学者逐渐开始质疑汤普森，并接受了克诺索洛夫的观点。当1975年汤普森去世时，人们已经能够理解玛雅人的语法和句法，学者们可以着手翻译玛雅人的作品了。
通往圣甬道上的雕刻
1966年，有人根据已认出的这些玛雅文字，试译了奎瑞瓜山顶上的一块玛雅石碑。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它竟是一部编年史。编年史中记有发生于9000万年前，甚至四亿年前的事情。可是四亿年前，地球还处在中生代，根本没有人类的痕迹，因而有人认为玛雅文明是“魔鬼干的活儿”。
此外，要做的工作很多，因为幸存下来的不仅仅只是四本书，还有刻绘在石碑上、玛雅人的陶罐上以及城墙上的成千上万的文字。这些东西一经译出，就动摇了由莫利和汤普森所提出的玛雅人的形象。在一座座墓碑上，翻译者们看到了关于战争策略、血腥的战场以及残忍的以被俘的敌人献祭的详尽的描述。人们看到的再也不是爱好和平而又富有知识的祭司阶级了；事实证明，玛雅的统治者，都是些好战的武士，而大部分文字都记载了他们在战争中取得的胜利。
考古学家在摆脱了汤普森和莫利观点的束缚之后，发现了更多的证据，它们向我们展现了玛雅人的穷兵黩武。例如，在蒂卡尔曾发现一些长而狭窄的壕沟和土埂，它们可能曾被用作护城河和胸墙。在拜肯也发现过这种曾用于防御的城墙；在卡拉科尔，人们曾发现建筑物上有烧焦的痕迹，还曾在一座金字塔的地板上发现一个未埋葬的儿童。在博南帕克曾发现过许多栩栩如生的壁画，过去人们认为，它描绘的是某种宗教仪式，而现在则将它们看作是对真实的战争场面的再现。
考古学家们确立了玛雅人的穷兵黩武的新形象之后，就可以为其文明的消亡寻求新的解释了。阿伦和迪亚娜·蔡斯在伯利兹发现了武器，他们认为，玛雅各个城邦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最终摧毁了玛雅文明。阿瑟·德玛雷斯特在圩堤玛拉北部的一次发掘中发现了成堆的被砍下的人头，他也由此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估计大约在公元820年前后，那儿的玛雅人曾锐减到以前数量的5%。
德玛雷斯特认为：“像波斯尼亚瘟疫一样的战争最终断送了玛雅文明。”
除此之外也发现了一些新的证据，导致以环境因素来解释玛雅文明的消亡的古老观点重新又流行了起来。1995年，古气候学家在研究尤卡坦半岛中部的奇彻坎努博湖底的沉积物时，发现在公元800—1000年这一时期的沉淀物中，硫酸的含量很高。硫酸只有在湖水很少的情况下——通常是在干旱时期——才会沉到湖底。戴维·霍德尔和他的同事认为，这一时期可能曾发生过严重的干旱，造成庄稼欠收、饿殍遍野、疾病盛行，这些都是导致玛雅文明消亡的祸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