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泰确有远大卓识，在云南督学期间，就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到土司横征暴敛，互相仇杀，有时甚至公然抗命不尊，和中央对立，严重妨碍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安定等问题，于是毅然上奏，提出了文武结合、恩威并施的改土归流政策，建议有计划有步骤地改派流官，逐步废除土司的特权，最终废除土司制度，建立中央直接控制的行政制度，以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雍正皇帝认为很好，采纳了鄂尔泰的建议。
鄂尔泰文武双全，意志坚定，行事大刀阔斧，谋事粗中有细，于是雍正皇帝任命鄂尔泰为改土归流政策的主要实施者。
鄂尔泰不负重望，用了五年时间，在云贵高原大展拳脚，取消了世袭土司制，打击不法官吏，抑制恶霸豪强，解放土民，设置州县，派遣流官，增加兵营，修建城池，兴办学校，推行科举，改革赋税。五年功劳，使西南改土归流基本成功。
鄂尔泰知人善任。在西南改土归流时，哈元生本是一个小吏，因讨伐立知府有功，屡立战功。鄂尔泰向皇上极力推荐他，几年间哈元生便升至云南提督。张广泅本为按察使（隶属于总督、巡抚），因改土归流有功，被鄂尔泰荐为湖广总督。
鄂尔泰对人的观察特细，对人的评价深审远识。譬如鄂尔曾说：“哈元生虽勇敢，少近残刻，止可备调遣，不足以资帅。”后雍正任命哈元生为扬威将军，去讨伐苗乱，果然因失败被革职。
鄂尔泰评价张广泅说：“胸襟颇开阔，立志颇坚定，但明敏强干，犹属见事办事，若夫先筹全局，次扼要领，不遗细琐。而一视繁难，张广泅心能知及，而尚未能了了（不终事之意）。”后来张广泅在乾隆朝初任云贵总督，镇压苗民起义有功；到了乾隆十一年任川陕总督，在进攻大金川之战中，失误军机，被乾隆帝处死。
鄂尔泰曾说：“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糊涂。”
大学士张廷玉都深为叹服评论说：“最有味，宜静思之。”
所以，在雍正皇帝搞祥瑞时，鄂尔泰奏报的“祥瑞”最多，似乎是取雍正皇帝的欢心，其实也即“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糊涂”的意识在起作用，在驱动着他故意而为之。为此，大理府刘知府奚落他，说：“我眼里大概有沙子，我怎么看不到卿云呵。”
鄂尔泰听了并不在意，反而嘉赞刘知府公直，向雍正推荐，这就表明他不糊涂了。
到了雍正十年（1722），鄂尔泰被召回至京，受封为保和殿大学士，居首辅地位，出任经筵讲官，国史、实录、明史三官总裁；二月里，又被封为一等伯。七月，因西北两路用兵不利，雍正又命鄂尔泰督巡陕甘，经略军务，后又巡视北路军营。到了雍正十三年，贵州台拱地区新设州县的土民叛乱，鄂尔泰因事变发生，以对改土归流布置未受，筹虑未用为由，而自责请罪，雍正于是削其伯爵，给假养病。三国时诸葛亮讨伐魏，以错用马谡而自责削职，博学的鄂尔泰分明是在学诸葛亮啊。
鄂尔泰精忠皇帝，居官革职，专心为国，深得雍正信任。雍正死后，鄂尔泰受遣命辅政。乾隆初，又与张廷玉等一起总理事务，加至太保。乾隆十年以病解职，当年以六十五花甲之龄去世。
皇帝与臣下无所谓私交，但在雍正和鄂尔泰之间，有着私交成分，雍正三年冬，鄂尔泰陛辞往云南赴任，正值身体不适，雍正命他乘御舆前往，鄂尔泰于途中折奏行程和已恢复健康，雍正获悉后说：“朕与卿的关系非一般的君臣关系。”
雍正作主，将鄂尔泰的哥哥鄂临泰的女儿配给允祥之子弘皎，当鄂尔泰折奏谢恩时，雍正说他最信任的就是允祥和鄂尔泰，今既奉旨联姻，正可互相交往，“彼此规谏，以报朕知遇之恩”。对鄂尔泰的家事，雍正也表示关切，在雍正五年五月初十日鄂尔泰的奏折上批阅，他“默祝上苍厚土、圣祖神明，令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平安如意”。八月初十日鄂尔泰奏称，到云南后，连得二子，已有五个儿子，感谢皇上的祝愿和赐福。雍正说他的祝愿出于至诚，“今多子之愿既应，其他上苍必赐如意也”。
九月十六日，鄂尔泰在奏折中写道：“（皇上）爱臣谆笃，臣之慈父：
勉臣深切，臣严师。”雍正说是“字字出于至诚”，又在朱批中告诉他，在庆贺五旬圣诞的宴会上，因没有他出席，特将亲自尝过的食物寄往云南，就如同君臣对席了。当鄂尔泰经略陕甘期间，雍正命内大臣海望为之建设官邸，赐给用物。治成，雍正亲为检查，嫌不精好，责令海望重办。鄂尔泰回京，进入新宅，雍正又亲书“公忠弼亮”匾额赐之。雍正如此酬忠，鄂尔泰亦发感恩图报，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纵观鄂尔泰与雍正相处，凡十三四年，彼此互信，和谐融洽。以此可证明鄂尔泰是雍正一生最为依重的属臣之一。
做人讲大义
雍正用人信任之，重用之，留下了君臣相宜的美谈。
李卫，江苏铜山人。康熙二十五年（1686）生，五十六年捐资为兵部员外郎，两年后升户部郎中。
据说当时有一亲王管户部事，每收钱粮一千两，加收平余十两，李卫谏阻不听，乃置一柜蓄其钱，外写“某王赢余”，置于底下，把某王搞得非常难堪，乃停止多收。因此被雍正看重，即位便任李卫为云南盐驿道，二年升市政使，三年任浙江巡抚，四年兼理两浙盐政，五年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七年加兵部尚书衔，复加太子少傅，十年内召，署理刑部尚书。
寻授为直隶总督，终雍正之世留居此任。
清朝的户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赋税、财政收支。郎中是部里主管某项的司长，有实权。李卫在户部时可能是掌赋税的。
《诗》上说：“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怯不求，何用不臧。”
意思是说：“你们这些当官的不知廉耻，没有德行，不嫉妒不贪求，还用做这不善的事吗？”李卫的此举，表示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李卫心地坦荡，勇于任事。曾奉旨奏议治河事务，对齐苏勒为河务总督提出异议，请求雍正寻访深知黄河水利、实有经济头脑的内行人去治理河务。
李卫也曾奉旨论用人，比如，他曾评价值部侍郎张伯行，说：“清廉可嘉，但不能搞筹综理，密于小而疏于大，是以多被群奸蒙蔽而不知。”
又论户部尚书赵申乔，说：“于钱谷吏治无一谙不练精详，但其精神止用于分厘毫忽之间，及重大有关系之处反多有出入未受。”
李卫论人论事毫无顾忌，性直无私，是一位慷慨耿介之士。
李卫兼管浙江盐务时，政绩可嘉。当时，盐霸横行，盐官与私贩勾结，官盐流人私贩。李卫控制官盐向私贩走私，同时降低官盐价格，让百姓由吃私盐改吃官盐，夺回食盐市场，显示了经济头脑。同时，他还组织武装力量与盐商斗智斗勇，使混乱不堪的浙江盐政得以肃清。
在其为浙江巡抚期间，打击贪官污吏，清查积欠，治理海塘，发展生产，使浙江的经济走在了诸省前列，与田文镜的一味搜刮的做法明显有异：仁慈为政，保护人民，打击豪强，济危扶困，赈灾救难，很受老百姓的拥护。调任直隶总督后，有一次李卫去南方办事路过浙江，老百姓又见到了李卫，立即奔走相告，说李总督又回来了，前来迎接的人们排了十余里。
雍正十一年（1733），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须鄂尔奇犯法，当时为直隶总督的李卫不顾鄂尔奇的哥哥鄂尔泰位高受宠，毅然密奏鄂尔奇坏法营私，紊制乱民。后来李卫又再次具折奏参鄂尔奇，雍正皇帝命允礼审查，终把鄂尔奇革职。
李卫自出仕以来，不讲情面，勇敢任事，持之以恒，不改初衷，是清朝一位刚方大臣，雍正看重的即是他的这一品质。
李卫任职云南布政使时，云南官吏多奏参他以气凌人。恃才傲物，粗鲁无礼，受人馈赠。鉴于此，雍正在李卫奏折上充满爱护之意地批道：
“你今后待人要和气，不要再收他人的赠物了。”哪知李卫并不领情，凭着一腔耿介之气，偏做糊涂。曲解皇帝批奏，又奏折反驳雍正皇帝，说：
“若稍避嫌怨，万难整顿，唯有谨遵礼法，不敢任性，亦不敢做出格的事。”见他说得满有道理，雍正皇帝也没奈何，终还是信任他并重用提拔如故。
雍正对李卫的教育是多方面的，也是持之以恒的，打开《朱批谕旨》
中的《李卫奏折》，可以翻到很多。李卫就任云南盐驿道的第一批奏折，雍正在批谕中讲，对他的忠诚勤敏没有顾虑，所不放心的是“尔以少年锋锐之气，而兼报效情殷，爱于上司僚友中过于强教自用，致招恃恩犯纵之讥”。要他一定以“廉能”待人，避免“以气凌人之咎”。但是李卫恃才傲物，对上司粗鲁无礼，有人密参他私下称呼总督高其倬、巡抚杨名时为“老高”、“老杨”，在自己执事牌子上书写“钦用”字样，还偶尔接受他人礼物。
雍正怕他分不清刚直与傲慢的区别，又对他说道：“做人不能太气盛，办事也要原则，你应注意个人修养才对。”据袁枚记载，尹继善评论过鄂尔泰、田文镜和李卫三个“模范督抚”。一天，雍正召见督臣尹继善，问他在督抚当中该向谁效法，尹继善思考了一会儿，应声回答，因论雍正历年来表彰的三总督：“李卫，臣学其勇，不学其粗；田文镜，臣学其勤，不学其刻；鄂尔泰大局好，宜学处多，然臣亦不学其愎也”。袁枚给雍正时期许多人物作传记，诗论不全允当，他写尹继善之廷对，颇有戏剧性，疑有加工成分，未必尹继善如此看待三位前辈。但其论李卫，确是人木三分，可为定评。雍正因李卫之勇，戒其之粗，不因过失而弃人才，正如他同鄂尔泰论用人中所说，对有缺点的人才借之、教之，对李卫，就是这种思想和方针的实践。
雍正大概知道，当朝之世，少不得李卫这样的人，离了这种忠义之臣，可又去哪里找。像李卫这样的人，雍正能容得下。
教子成龙有学问
雍正教子有方，宽严有度，绝不放纵子孙做不法之事。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雍正不好声色，后妃少，因而子女也并不算太多，即位前后二十年来他的八个后妃共给他生了十四个儿女，又多夭折，这十四个儿女中长到成年的儿子只有四个，即：齐妃李氏所生的弘时，孝圣宪皇后所生的弘历（乾隆），懿贵妃耿氏生的弘昼，谦妃刘氏生的弘瞻。
雍正的成年儿子，弘时最大，康熙四十三年（1704）生，雍正即位时二十岁，弘时为人放纵不法，他的祖父康熙不喜欢他。雍正也不喜欢，所以没有被封。雍正五年，雍正以弘时真“性情放纵，行事不谨”，对弘时严行惩治，削除宗籍，弘时随之死亡。
雍正皇帝的另一个儿子是弘昼，康熙五十年生，比乾隆小三个月。弘昼也很聪明，颇受雍正的喜爱。雍正八年（1730），雍正派弘昼去曲阜参加文庙的修缮典礼，开始办一些政事，雍正十一年，弘昼被封为和亲王。雍正十三年，雍正派弘昼和弘历（乾隆），与诸大臣一起去负责苗疆事务。弘昼是雍正生前信任之人，但弘昼没有保持好晚节，在雍正死后参预朝政，极其骄横，只因为一点小事就在庙堂之上殴打顾命大臣。
早在康熙六十年，雍亲王（当时雍正还是亲王）的年贵妃生第八子福惠，自小得到雍正钟爱。
福惠的妈妈年贵妃是雍正宠爱的人。可惜年氏命短，雍正三年末在其兄年羹尧被赐死十个月后死去，那时福惠才五岁。雍正对福惠很宠爱，到福惠六岁时，雍正在给福惠改名上就反复推敲。福惠七岁时，雍正就忙着给他分配属下。八岁时，福惠也死去。
雍正有四个女儿，懋嫔来氏生长女和三女，没有长大就死了。年妃生四女，也早夭。齐妃李氏，是在雍正诸妾中侍奉雍正是早的人，为雍正生第二女。该女子康熙五十一年下嫁星德，受封为郡主。享年不久，康熙年间去世，雍正继位后追封他为和硕怀格公主。
到做皇帝时雍正已没有了女儿，就把二兄的第六女，十三弟的第四女，十弟的第一女养于宫中，后来都封为和硕公主。
其实雍正继位前后，只有四个儿子，一个被他赐死，一个到雍正十一年才出生，是个“老生儿”。这样，用得着教诲的只有两个同岁的儿子。
雍正又无女儿，基本上是不受儿女们的牵累，又有张廷玉、朱斌、蔡世远、福敏为他的两个儿子做老师，使得雍正身边清静，腾出精力一心扎入国家政务，所以雍正的儿子弘历（乾隆）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也给雍正增添了不少光彩。
做人讲诚信
雍正虽然身为一国皇上，却力戒“傲”与“虚”，注重在诚信上做文章。
雍正即位以前过着和其他皇子一样逍遥的生活，主要是读书学习，游历四方。本来皇太子和皇帝的位子，和他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他既不是老大，也不是正宫皇后娘娘的亲生子。假如一切就这样顺利发展下去，康熙老死，允扔即位，而他过完富贵平安的一生，默默无闻地死去。可偏偏会出现太子允扔被废，诸王争位以至于发展到手足相残的程度。当时，康熙面对这种形势急病深心，一病不起。
据史料记载：“康熙病倒后，拒不服药，唯求速死。”由此可以想像康熙当时的郁闷心情。
这时，雍正和三阿哥允祉再次表现出他们的过人之处。两人来到康熙的病榻前，苦苦相劝：“父皇你这么消瘦，又不看医生吃药，这样耽搁下去，一国臣民百姓往后可依赖谁呢？”
康熙被他们的话打动了，之后两人又进一步说：我们虽然不通医术，却愿意冒着被杀的危险请求您看病，这病你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当然，这种强制是康熙最乐于接受的，因为他从中看到了雍正、允祉的一番孝心。
恰恰就是这一份孝心，使雍正和允祉受到康熙的赏识。
康熙病好后，立即为雍正和允祉加官进爵，并当着满朝文武表扬了他们。
不仅如此，对自己的兄弟，他表现出一个出家人普度众生的胸怀。
允扔第一次被废时，大阿哥允褪、八阿哥允撰是储派实力人物。在当时的情况下，雍正根本无力与老大、老八抗衡。同时，假如老大，老八中任何一人被立为太子，对雍正都是不利的。因为他们一旦被立为太子后，就再难被扳倒了。因此，雍正暗中采取支持允扔的立场。
支持允扔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康熙是在盛怒之下废除允扔的。因此。废除允扔不久康熙就有了反悔之意。雍正摸透了康熙的心思，采取了支持允扔的策略。这样，他就不露痕迹地获得了康熙的好感。另外，由于当时太子成了众矢之的，除雍正之外，几乎所有皇子都对允扔落井下石。
而雍正支持允扔，让他有感激之心。
康熙将允扔禁固之后，开始起草《废太子告天书》，将写好的文章让允扔看，允扔看了后说：“我们的太子位是父皇给的，父皇要废，何必告天？”急于夺取储位的大阿哥当即就把允扔的话回报了康熙。致使康熙大怒，并传口谕：“做皇帝乃是受天之命，这种大事，岂有不告天之理，允扔不孝，以后他的话不必上奏了。”
于是，允程将康熙谕旨传达给允扔，允扔担心被亲兄弟陷害，因此再三求告：“父皇若说我别样不是，事事皆有，唯弑君一事，我实无此心，须代我奏明。”
众皇子对允扔的求告多半无动于衷，唯独雍正力排众议，极力坚持替允扔回奏，而康熙听了回奏，非但没怪罪雍正，反而认为他这样做是顾念父子手足亲情，因此对雍正加深了一层好感。
其实，暗助允扔，就有可能得罪其他兄弟，这样的傻事雍正是不会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