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而后行
每个帝王的处世作风是不一样的，雍正的才能、性格给他的政治道路带来了重大影响，使其施政，特色鲜明。
雍正处理事务，非常认真。即使是细微之处，也能明察秋毫，常能发现臣下的疏忽大意，草率从事或掩饰之处。
雍正元年（1723），年羹尧上一奏折，大学士已经议论回复；后蔡铤有同样内容的折子上奏，大学士没有察觉，呈交雍正，雍正注意到了，批评他们“漫不经心”。
有一次，署理浙江总督蔡桂上奏折说明侦稽甘凤池之事，雍正批示：
“前几天已奏过。今天又照样抄誊上奏，这是什么意思？”
上奏人忘了这是重复奏报，但日理万机的皇帝对其前折倒是印象很深。
雍正办事之小心处处可见。
他说：“朕于政事，从来不惮细密，非过为搜求也。”
可见，他不是挑大臣们的刺，而是他本身办事认真精细的习惯，并不一定要臣下和他一样紧张忙碌。
雍正不许官员设立戏班，原因是多方面的。怕他们贪污腐化，耽于朝政，败坏风俗，则是首先考虑的。担心“以看戏为事，诸务俱以废弛”。
由于官员们办事拖沓，因循迟延，加上个别怠惰早退，使雍正极为恼火，于是命令他们每天到圆明园值班，日未出时就要到宫门，日落后才能下班。
雍正每日召见大臣，议决事情。当西北两路用兵时，一日面见军机大臣数次，晚上也要召见，他看官员的本章、奏折，认真、及时。今天的事今天了，是雍正的风格。
如在河南巡抚田文镜三年四月十七日奏折上来批，询问年羹尧向河南运送资财的去向和河北镇总兵纪成斌的为人。五月初六日田文镜回奏报告说已派人了解年的问题，并谈了对纪的印象。四月十七日至五月初六日，头尾算上才十多天，他们君臣的笔谈。就进行了一个来回。
五月二十六日，田文镜进一步上奏说明年、纪二人的情况。雍正阅后，在朱批中又问及道员佟世磷的为人。同一天，田文镜还进呈了一谢恩折，雍正也写了朱批，到六月十三日，田文镜就见到这份朱批了。田文镜随后于二十一日向雍正奏报了佟世磷的问题。这其中总共十六天。
开封到北京的路程来回三千二百里，这些奏折，都由田文镜家人呈递，不可能像驿站传送公文那样，可以日行达三四百里，四五百里，所以这些天，主要是路上来回占用了。
雍正一收到奏折马上批阅，随即发出。他常以不过夜的态度看臣下的折子，因而很快掌握了各方面的情况。并不因为是些平常的事情而拖延，可见行政效率之高。
对雍正事无巨细均亲自处理的作风，有些大臣不以为然。认为雍正胡子眉毛一把抓，希望人君不要亲理政务。
雍正对此辩解说，他是效法康熙六十余年的勤政精神，并且强调自己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不可稍图暇逸。
他说：“如果大家都效忠为国，努力做事，奏章再多，我个人也乐于阅览，并不觉得是一件辛苦的事。如果众人都苟且颓唐，导致政务废弛，一天没有一份奏章，我心里倒是忐忑不安。”
处事果断
雍正认为“毫无定见，天下无可办之事”，这是对做事不果断者的批评。处理事情果断，不以偏见看人，这是他的处世准则。
雍正性格刚毅，他对一件事情的利弊，一旦有所把握，就作出裁决，力求达到目的。
雍正五年（1727），雍正朱批指出浙闽总督高其倬办事优柔寡断，于是写了一段话来训勉他，雍正这个批示不仅道理讲得极透彻，比喻用得很好，文字很是优美顺畅，逻辑性强。全文如下：
“现汝办理诸务，必先将两边清理精详，周围弊效讲透彻，方欲兴此一利，而又虑彼一害，甫欲除彼一害，而又不忍弃此一利，辗转游移，毫无定见。若是则天下无可办之事矣。夫人之处世如行路，然断不能自始至终尽遇坦途顺境，既无风雨困顿，又无山川险阻，所以古人多咏行路难，盖大有寓意存焉。凡举一事，他人之扰乱阻挠已不可当，何堪自复犹豫疑难，百端交集，如蚕吐丝，以缚其身耶！世间事，要当审择一是处，力行之，其余利害是非，概弗左盼右顾，一切扰乱阻挠，不为纤毫摇动，操此坚耐不拔之志以往，庶几有成。及事成后，害者利矣，非者是矣。无知阻挠之辈，不屏自息矣。今汝则不然。一味优柔不断，依违莫决，朕甚忧汝不克胜任，有关国家用人之得失，奈何！奈何！”
雍正性格的刚毅果断，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决策果断。
如实行摊丁人地，又如诺岷倡议耗羡归公，最先都遇到大臣的强烈反对，但正是雍正的极力坚持，才全面推行。
雍正在推行新政策和整顿吏治期间，罢黜了许多不称职官员，同时破格提升了不少人才，别人批评他“进入太骤，退人太速”，但他对此毫无顾忌，坚持到底。正是雍正的坚毅才使得他的许多重大的社会政策能延续下来。
雍正少年时代就有性格不定的倾向，忽喜忽怒，性格暴躁难以控制。
康熙说他喜怒不定，教训他要“戒急用忍”，雍正把父亲的教诲置于床前，每揣摩思考，以“动心忍性”。
后来，他认为自己已界而立之年，尽心行事，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喜怒无常，特向父亲说明，并请求不把当时的谕旨记载在档案里。康熙同意了雍正的请求，说这几年来他确实没有这种情况了，可以免于记载。
雍正是在努力改变他的急脾气，如在储位斗争时，雍正大搞佛学研究，大概也有动心忍性的意思。当上皇帝后，在给李绂的朱批中写道：
“朕经历世故多年，所以动心忍性处实不寻常。”
对待官员，雍正更是喜怒不定，让手下官员个个胆战心惊。“伴君如伴虎”，此话不假，更不说天性暴躁的雍正了。
如雍正对福建陆路提督丁士杰原是赏识提拔，后因小事遭到雍正的破口大骂，过了十几天，雍正又重新夸奖起他来。雍正喜怒无常的性格由此可见。
清史专家冯尔康这样概括雍正的性格：雍正的自信心有助于他的坚强果敢，但是自信太过，作为皇帝，就容易阻塞言路，影响了政治的改良。
雍正的刚愎自用，当时朝中颇有微词，说他“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者”，“群臣莫能矫其非”，“为人自圣”，等等。
有人说雍正听不进不同意见，不能采纳大臣的建议，这也有一定依据，但不完全符合事实。其实，雍正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还是勇于承认的。
如雍正四年九月，甘肃巡抚石文焯为了禁绝私钱，建议在甘肃开炉铸钱。雍正最初朱批不允。但不久，雍正就改变了态度。
他写道：“禁私钱一事，如果真有利于民，就去办吧，朕可能过去考虑不周，现在准奏了。”
承认自己原来考虑不周全，对于一向圣明的皇帝来讲，的确难得。这样，雍正很自然地把事情改过来。
雍正标榜自己说：“朕并非圣人，怎能没有过失，有错即改，这是明智之举呀！”
雍正是个为政务实的君主，不可能事事都文过饰非、刚愎自用。但他确实有许多过于自信而匆忙行动的措施。大概是由于改革心切而又未能动员各方力量所致，他的勇于认错也多少弥补了这点不足。雍正时代因为雍正鲜明的个性而打上强势改革的印记，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既往不咎策略
雍正上台后，面临的事情很多。那时，许多地方官吏还有一种靠隐瞒田产来逃避税收的办法。对此，明察秋毫的雍正自然也不肯放过，将其作为整顿世风的内容之一。其办法十分高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清查隐田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隐田的涉及面很广，从普通百姓到地方头面人物、官吏乃至朝廷大员，都有隐瞒田产的情况，如果要全面清查，难度太大。另外，由于当时各级官吏在为官的同时。也多置有田产，在官官相护的封建时代，若清查整个官僚集团的田产，势必会引发朝野上下的不满，但若只清查民间的田产，势必又会引起整个社会对官僚集团的反对情绪。
因上述原因，雍正采取了让社会各界自首隐田，既往不究的办法。就是说，假毒口你有隐瞒田产逃避官府税收的行为，官府允许你自首，并同时不再追征你以往逃避的赋税了，但你必须以自首隐田这一年起，开始以田亩数目向政府纳税赋。雍正还承诺，对于官吏从前失于考察的行为，也不予追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当时，由于官绅勾结的情形非常严重，以至于全国各地都有许多隐瞒田产的情况。假如要追究官吏以往的过失的话，势必会使他们不敢认真执行这项政策，反会使他们竭尽全力隐瞒事实，并借此掩盖自己的劣绩。
不追究各级官吏以往的过失，才能保证他们认真执行这项新政策——给官吏一个自新的机会，给隐匿田产的人一个改过的机会。
这可谓是先礼后兵。自首隐田政策实施后，雍正就不客气了，他逐渐加大了打击力度，对拒不自首隐田、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人，按隐匿罪给予了相应的惩罚。如江西监生周作孚指控族人欺隐田地六百余亩，结果反倒查出他本人也有二百多亩田产欺隐未报。于是雍正下令没收了周作孚的隐田，同时向他追收往年的钱粮。
对于官绅勾结隐瞒实情拒不上报的情况，雍正也给予了相应的惩罚。
如唐县隐田多达五百七十万亩，该县知事却隐瞒不报，被雍正查出后，没收了所有隐田，并追罚往年钱粮，知县本人也被革职查办。
全国各地自首隐田的政策实行之后，虽然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仍有许多田产隐匿未报。为此，有些地方官建议落实清丈工作，即重新丈量土地。四川巡抚马会伯就曾向雍正奏请：“随着人口增加，该省垦田日多。隐匿太多，而且民间因土地纠纷所引起的诉讼也在激增，因此要求重新清丈，以解决上述问题。”
为此雍正指出：“清丈乃系必不可行之事，视乎其人，因乎其基本斟酌万妥，然后举行一二处。”
其意是说：这件事是行不通的，不过如果有合适的人选，再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细细斟酌研究出完善的方案，然后尝试着搞一下试验还是可以的。
从雍正的这番话看来，他是方方面面都想到了，但他仍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也就是说，他有尽人事，听天命的意思。
雍正六年，雍正终于采纳了四川省的建议，派遣给侍中郎高维新等前往四川督察办理清丈土地的工作。事实果然不出雍正所料。由于地方上某些清丈官员借机勒索、受贿，结果被原本就不乐意清丈的地方头面人物抓住了把柄。于是，那些地方绅士开始借机反对，并鼓动起那些有少数隐田的地方民众共同反对清丈工作。这样，整个四川省的社会局势就动荡不安了。在个别地方还有人拉起旗帜，聚众闹事，数千人围攻清丈官员。如忠州等地的杨成勋、王可久等人也暗中运作准备聚众抗议，结果被地方官发觉，杨成勋自缢身死，同伙陈文魁、王可久、杨成禄等被缉拿归案等等，不胜枚举。
在发现四川严重势态后，雍正只好停止了这项清丈土地的工作，并命四川巡抚减少了额粮较重的一些州县的田赋，及时地进行了安抚工作。
情况变了，工作方针就得变化，由此看来，雍正此举是非常明智的。
既然实践证明此事不可为，及时勒马回头而不为，也为上上之策。虽然清丈政策以失败而告终了，但由于他及早地停止了这一政策，却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局面的形成。
做人不能太傲气
雍正自律：做人“切忌恃才自傲”。
雍正皇帝有许多宠臣，但宠而不娇，最终结局或被杀，或不用，善始善终的很少。
在这很少的人中，怡亲王允祥就是其中的一个。允祥，康熙帝第十三子，敬敏皇贵妃雅氏所生，小雍正九岁。雍正八年死，享年四十四岁。
雍正继位后，命允祥总理事务，封怡亲王。雍正后来回顾说：“为政之初，阿其那包藏祸心，扰乱国事，隆科多作成福，揽势招权，这都是亲王的不和引起的。”
雍正继位之初，允礼（康熙第十七子）反对雍正，是允禩集团中的成员。
康熙逝世那天夜里，隆科多护送遗体回京在西直门外遇见了允礼。隆科多告诉他雍正继位之事，允礼听了大惊失色，慌忙回府，也不去接驾。
雍正继位后，罚允礼到遵化守卫康熙的陵墓。允祥则规劝允礼服从雍正，允礼表示了后悔之意后，允祥就向雍正奏称：“允礼居心端方，乃忠信亲上、深明大义之人。”
允祥极力保举允礼，请求雍正能够重用和善待允礼。雍正也采纳了允祥的意见，于雍正元年，封允礼为郡王，命其管理藩院事。《诗》有所谓“此令兄弟，绰绰有裕。不令兄弟，交相为愈”之名。是说如果善待兄弟，和睦相爱，家境就好，如果不善待兄弟，就会兄弟相害。这真是如同允祥所说的一样。《诗》中还谓“兄弟既翕，和乐且湛”，意思是说兄弟们在一起和气快乐情谊深厚，这也是允祥的心愿。
雍正初即位，总是惊恐回顾，以为到处都是纂位之人，所以用苛多，用亲用善少。在这种情况下，允祥的作用不可低估。
怡亲王允祥为人谦恭逊让，每逢赏赐，都表示辞让，允祥被封为怡亲王，雍正提出按照自己当年封雍亲王时的规矩，赏允祥白银二十三万两。
允祥坚辞不受。雍正强迫其接受，允祥只得接受了一半的赏赐。
春秋时大臣多辞赏，怡亲王允祥可见是深明春秋大义。
后来，雍正封允祥的儿子为郡王，允祥仍坚辞不受封，说：“我有很多的兄弟都不是郡王，却封我儿子为郡王，当侄子的怎么能越叔伯而为郡王？”
由此又可见允祥的兄弟情谊可说是很深厚的。他为自己有很多兄弟不是郡王而难为情。阻止自己的儿子受封为郡王，不是明理之人，也是做不到的。
徐茂功把兄弟看得比子孙重要，允祥也有此心。
雍正初即位，年羹尧去主持青海军事事务，隆科多妒忌年羹尧，从中加以阻挠。允祥就向雍正进谏说：“军旅之事，即已委任年羹尧，应听其得尽专内情之道，方能迅速成功。”
雍正听允祥谏言，于是青海的平定迅速成功。
雍正初年，雍正所作出的许多重大的决策都是由允祥负责执行的。允祥主持户部，全权负责清查亏空，敢于得罪达官显贵。
雍正七年。允祥担任军机大臣，参与进攻准噶尔部的军事部署。雍正朝后期，允祥又逐步从国家政务中解脱出来，给皇帝当大管家，负责皇宫的大小事务，并统率圆明园的御林军。雍正皇帝深为依重他，称赞他是：
“自古以来，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可惜允祥寿夭，于雍正八年即英年早逝。
尊重朝中大臣
雍正曾说“鼓舞群束之气概，令人人知向前”。可见他的英雄气派，这与他善待大臣的心胸是分不开的。
在雍正所依重的朝臣中，鄂尔泰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鄂尔泰，满州镶蓝旗人。康熙十九年（1681）生，三十八年中举，二十一岁为御前侍卫。官场并不得志，到康熙五十五年才补为内务府府员外郎，终康熙之世居于此职，为此心中很是不快乐。四十二岁时作诗自叹：
“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
他又在《咏怀》诗中写道：“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
他后来知遇雍正，为一代名臣。
鄂尔泰为人处世刚直不阿。还在雍正为皇子时。曾叫鄂尔泰为他办事，鄂尔泰以“皇子直毓德春华。不可交给外臣”，拒不承应。正缘于此，雍正继皇帝位后，马上召见他，赞赏地说：“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命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也。”
